《矛盾论》解决了我们工作中的矛盾

时间:2022-07-24 07:16:40

《矛盾论》解决了我们工作中的矛盾

我当生产队长已经好多年了。按说,经验越多,工作应该越搞越好才是。可是不然。越干好象问题越多。到了一九六三年春耕的时候,问题就暴露得更明显了。我和队委委员的关系越来越不好了;地主分子朱兆余,也猖獗起来了,把养的猪鸡放出来啃队里的庄稼;入春以后,社员吵架的事也多起来。对于这些情况,我心里急得象热锅上的蚂蚁似的,想扭转,但收效不大。脑袋被问题、矛盾、困难装满了。不久,大队党支部书记找我谈、了话,帮助我分析情况,并要我好好学习学习《矛盾论》。我过去只知道闷头工作,学习很差。现在头脑里装满了矛盾,一听说《矛盾论》,自然很愿意读一读,从里边找一找解决矛盾的路子。真没有想到,一学果然灵,不但解决了我一脑袋“矛盾”,而且生产面貌大大改变——战胜了严重的旱、涝、病、虫四大灾害,由减产队变成了增产队。下面我就谈谈自己的一点学习体会。

告诉我们,在复杂的事物中,如果有很多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个是主要的,抓住主要矛盾加以解决,其他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了。那么,当时我们生产队的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呢?我考虑,全队几十户人家,组织起来闹生产,总得有人领着干。可是,我们队委会首先就没有团结好,怎么能把大家拧成一股绳!队委如果团结一致,生产就不会搞不好,邪气就不敢抬头。这样即使有了其他的矛盾,也容易解决。但是怎样解决队委之间的矛盾呢?又说:在矛盾的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是次要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改变了,矛盾的性质就改变了,事物就向前发展了。联系党支部书记和我的谈话,我感到过去队委之间不团结,主要的责任在我。因为,我过去办事主观,好独断独行。别人提了意见,我还不虚心接受,反而认为是他们和我闹别扭,转 过来斥责别人。有时候还摆队长架子,觉得自己是一队之主,有决定权,所以不去主动团结别人,反而要求别人服从自己。如果我的思想作风转变了,队委之间的矛盾就可以解决了。于是,我在队委会上作了认真的全面的检讨。大家比较满意。有的队委也检查了自己的缺点。

通过这次检讨会,队委会又在新的基础上团结一致了。接着我们又研究了队里存在的问题。大家摆了很多矛盾。我们感到,队委会不团结的问题解决之后,替其他矛盾的解决创造了前提。但在解决其他矛盾的时候,还应分清主次。因为一个主要矛盾解决之后,在次要矛盾中,又必有一个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影响和决定着全局,必须从中抓住这个新的主要矛盾加以解决。如此不断抓住主要矛盾,才能使矛盾不断得到解决,推动事物发展。通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首先必须澄清社员的思想,统一认识,然后才能把力量集中在发展集体生产上。因为当时在社员中有很多“鬼”话在流传,影响社员与生产队干部,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团结。这些“鬼”话从那里来的呢?复员军人、队委委员秦志远说,“一切‘鬼’话都是从张桂兰那里传出来的。”张桂兰是正在劳动改造的朱江的老婆,她近来和地主分子朱兆余接触频繁。这样一分析,大家明确了,在我们面前存在的矛盾有两种,一种是敌我矛盾,一种是人民内部矛盾,而敌我矛盾是主要的。为了弄清事实,我们又分头到群众中作了调查研究,结果证明我们的分析是不错的。于是,我们把情况反映给大队党支部和公社,经领导上批准,召开了社员大会,摆事实讲道理,揭发了张桂兰和朱兆余的破坏活动,明辨了大是大非,提高了社员的阶级觉悟和政治警惕性。

斗争了张桂兰和朱兆余,统一了社员的思想和认识,对生产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劳动出勤人数从百分之六十,很快上升到百分之九十左右。但是,从当时的生产任务来看,还需群众拿出更大的干劲才行。而当时有一部分社员,特别是有不女,还热心于搞家务,对集体生产不够关心。因此,这个问题就成了当时的主要矛盾了。怎样解决这个矛盾呢?队委分析了一下,觉得这是人民内部矛盾,应该采取说服教育的方法,提高社员的觉悟。人的因素第一,社员的觉悟提高了,就能出干劲,搞好生产。根据这样的认识,队委会决定组织全队社员学习的著作。针对有些人怕吃苦怕困难,就学习《愚公移山》。有的人生产上懒散疲塌、马虎草率,爱说怪话,就学习《反对自由主义》。有的人缺乏集体观念,自私心重,就组织大家学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并结合着忆苦思甜,进行了新旧社会对比,有破有立,大大提高了社员的觉悟。有些过去不大上工的妇女,如朱发英、孟兰英等,后来天天出勤,并动员其他妇女上工。为了把劳动力组织好,队委会又根据大家的意见,采取了定额包工的办法,更好地安排了全队农活,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一九六三年夏秋两季,先后遇到了虫灾、风灾和旱灾,秋收前后,又遇到了水涝。但是,群众的干劲起来了,坚持不懈地进行了抗灾斗争,使受灾面积从百分之八十,缩小到百分之十五。全年产量,比原定计划仍略有超过。

一九六三年的经验,使我们找到了一条发动群众搞好生产的途径。一九年,我们又根据大学的精神,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继续组织社员学习著作,在水灾严重的情况下,使三麦增产了两千多斤。稻田由于种的早,肥料准备得充足,也获得了丰收。全队全年的粮食总产量,比一九六三年增加了一万多斤。目前,经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干部社员的社会主义思想觉悟,有了更大的提高。我们决心在过去的基础上,乘胜前进,夺取一九六五年的更大丰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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