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改革的文化困境

革开放30多年，从解放思想到大力发展商品生产，从突破“一刀切”、“大锅饭”的分配格局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取向的确立，中国经济发展创造了快速增长的奇迹。从技术上来讲，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已基本完成。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配置资源的基本方式已经从政府计划转变为市场机制；其次，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以后，中国经济日益融入全球经济一体化，市场经济地位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认可；第三，党的“十四大”报告提出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意味着市场经济在中国最终取得了政治上和话语上的合法性地位。

尽管如此，人们在议论中国社会存在的诸多亟须解决的问题时，还是有意无意地将它们归咎于经济改革的不完善，不彻底，甚至不正确。人们既感受到市场经济的效率优势，又时时挑剔市场经济的不尽如人意，“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这种现象几乎与改革开放形影相随。笔者以为，形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一方面可能与政治体制改革需要加快推进有关，另一方面显然还有更深层次的其他原因。

经济学方法论中的

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

当下中国社会的焦虑，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贫富差别拉大，腐败现象加剧，民主进程缓慢，环境状况堪忧。对这些问题的剖析，基于经济思想方法论的角度，笔者梳理出社会焦虑的若干特点：对经济改革的机会主义理解，对市场机制的理想化期待，对改革进程的建构性诉求，对改革方向的民粹化助推。这些特点不仅流露在草根民众的情绪宣泄中，而且在决策层、学术界也有不同程度的观点表达，可见是一种值得思考和分析的文化现象。市场经济得以有效运行的方法论基础是个人主义，而上述社会焦虑的特征恰恰都具有方法论整体主义的色彩，可以认为，当前中国社会的普遍焦虑反映了市场经济与整体主义文化之间的冲突。

经济学方法论是人们在研究社会经济问题时所采用的理论原则和技术路径，它可以从多种角度加以区别：在逻辑上，有演绎和归纳之分；在范围上，有宏观、微观之分；在角度上，有历史考察、制度分析和数量研究之分；在范式上，有规范和实证之分；在哲理上，有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之分。其中，个人主义或整体主义方法论具有基础性意义。

奥地利经济学家米塞斯对经济学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作过如下阐述：“一切行为都是由一些个人作出来的。一个集体之所以有所作为，总是经由一个人或多个人作些有关于这个集体的行为而表现出来的。一个行为的性质，决定于行为的个人和受此行为影响的多个人对于这一行为所赋予的意义。”“因为在各个成员的行为之外，绝没有一个集体存在”，“所以要认识整个的集体，就得从个人行为的分析着手”。从这种方法论出发，人们坚信经济运行应当由每一个行为主体参与的自由竞争来推动，他们注重保护私有权力，强调法治规范的市场经济制度比政府的干预更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他们肯定企业家的创新，认为企业利润是对企业家承担风险的合理回报，断言社会经济只有在汇集、处理分散在个人的各种知识的基础上，通过试错才能达到资源配置的逐步优化，这种渐进的发展同时也有效地避免了风险积聚，因而是可持续的。

经济学方法论的整体主义包括三层含义：（1）社会整体大于其部分之和；（2）社会整体显著地影响和制约其部分的行为或功能；（3）个人的行为应该从自成一体并适用于作为整体的社会系统的宏观或社会的法律、目的或力量演绎而来，从个人在整体当中的地位（或作用）演绎而来。秉持这一方法论的经济学家大都主张政府在宏观上主导经济的运行，他们强调社会的价值重于个人，沉溺于行动，熟悉和偏好行政干预的办法，对社会经济的分析和评价基本上集中于分配的可接受度，即结果的公正公平，认为政府干预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可控性，减少不确定性，是实现长期繁荣的人类理想的必由之路。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面是

整体主义

经济学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对西方经济学理论流派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不仅如此，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中国学者运用这种经济学方法论评价本土的传统经济思想资料。当时马寅初认为：“中国自古，闭关自守，固无国际贸易之可言，故学者之思想，集中于农本主义，而国家之政策，亦以农本主义为对象。其思想，其政策，无一不有全体主义之色彩，视整个中国为一单位。政府不但干涉私人之事业，其直接有关于国家经济之事业，且由政府经营之。”这表明，经济学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对古、近代中国的经济思想也具有内在的规定性。

在中国的文化源头，个人主义和整体主义的思想因素是并存的。先秦时期，儒家宣扬“和而不同”，“和”是对多样性的肯定，“同”倾向于单一性。那时，个人关心自身利益的本性也得到普遍承认。强调个体的价值，就意味着国家在经济事务中不能行使过度的干预，因此《老子》提出：“太上，下（不）知有之；其次，亲之预（誉）之；其次，畏之侮之。”民众不知道有国家政府的存在，这是社会的最好治理状态，个体才有高度的自由。西汉的司马迁把政府的经济政策分为五等：“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这类主张具有方法论个人主义的色彩。

但在主导面上，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整体主义的特点。就经济思想而言，针对自利人的基本假设，另外两种经济主张的影响更大：一种是对这种人性进行根本改造，即把理想社会建立在消除人们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基础上；另一种是把这种人的本性纳入实现国家利益的轨道。就前者而言，形成于秦汉之间的大同理想具有代表性，此后，否定私有观念和制度成为中国古代解决社会危机的主流思路之一。后者的论述更多，而且每每转化为国家的实际政策。例如，商鞅从名利论出发，提出并推行了“利出一空（孔）”的政策，即由统治者来规定人们求富的途径——农战，所谓“治国之举，贵令贫者富，富者贫，贫者富，富者贫，国强”。

北宋王安石推行的变法以打击兼并势力为重点，在注释先秦典籍《老子》时，他说过这样的话：“背私，则为公；尽制，则为王。公者，德也；王者，业也。以德，则隐而内；以业，则显而外。公与王，合内外之道也。”这是他对统治者和决策者提出的人格标准，也是分析社会问题和制定变法措施的基本出发点，这里所谓的“公”就是富国强兵的整体利益，“私”就是在他看来与国家利益相冲突的民间经济的增长。从国家利益出发，滥用政府的权威，迷信行政干预的效果，这就决定了王安石变法必然具有整体主义方法论的特点。

到了近代，虽然西方的自由竞争学说已传入中国，但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中国学者对古典经济学的不满日益增强，在思考如何使民族经济摆脱外国侵夺、实现快速发展的问题时，人们选择的也大多是具有整体主义方法论特点的国家体制。

理解奥尔森定律

以方法论整体主义为导向的经济运行，集体行动是其主要特征。人们为什么组成集体？是为了增强抵御特殊压力的能力，从而获得单靠个人行动无法获得的安全和利益。这种历史现象也催生了一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行动的整体总是具有比个人行动的个体更为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然而奥尔森指出，一般认为，由具有相同利益的个人所形成的集团，均有进一步追求扩大这种集团利益的倾向，但这种论断是根本错误的。“实际上，除非一个集团中人数很少，或者除非存在强制或其他某些特殊手段以使个人按照他们的共同利益行事，有理性的、寻求自我利益的个人不会采取行动以实现他们共同的或集团的利益。”这就是说，由具备理性的个人组成的集体，其行动通常不可能产生增进公共利益的效率。他的推导过程是这样的：由于人都是理性的，个体行动需要获得相应的激励，但在集体中，由于建立“选择性”激励成本昂贵，个人行动的成果作为公共产品被平均分配，于是集体中普通个体往往选择懈怠和“搭便车”，也就是说，在现实中，集体中个体的积极性一般和这个集体的规模成反比。

不过，全面理解奥尔森的这个定律，也可以推导出另外的结果。例如，在特殊的外部压力下（如军事行动、抵御自然灾害等），集体中的个人会把个人的最大利益和集体的最大利益视为一体，根本无瑕考虑是否有别人分享自己的努力。因为有理性的个人知道，在激烈的战斗或救灾中，任何有损于取得胜利的动机和行动，都将危害自己的根本利益（生存）。在人类社会经济前现代化时期，特殊压力经常出现，这决定了集体行动常常成为那时人们的共同选择，也有助于理解整体主义何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面。

此外，经过引申的奥尔森定律还有几个值得注意的理论含义。首先，当我们了解了特殊压力可以促使集体行动有效的机理以后，要防止人为地制造特殊压力以维持集体行动体制的情况。

其次，根据经济学关于人及其行为的假定条件，集体中的普通个体不再具有为增进集体利益而努力的积极性，他们往往会选择“搭便车”，但集体中的特殊个体却具有为维持集团存在下去而努力的激励。因此，特殊个体获取比普通个体更多的报酬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合理的。在一定范围内，这种报酬差别体现了“选择性”的激励，但在大规模的集团里，由于监督成本和其他原因，“选择性”的激励往往形成一种特权和对集团利益的侵夺，而特权和侵夺反过来进一步使集体中的普通个体减少为增进集体利益而努力的积极性。

第三，与此有关，长期依赖集体行动会助长人类自身的弱点。在哈耶克看来，“计划者们允诺给我们的所谓经济自由恰恰是指免除我们解决我们自己的经济问题的麻烦，以及是指这种事情常常包含的选择可以由别人为我们代劳了。”这会使某些美德退化，如“独立和自力更生，个人的首创性和地方的自我负责，成功地依靠自愿的活动，不干涉邻人事务和宽容异端，尊重风俗习惯和传统，以及对权力和权威的适度怀疑。”

经济改革中的文化转型

由于方法论整体主义已经融入国人的思维模式，成为大多数社会成员自觉或不自觉的价值取向，要从主导性的整体主义行为偏好转变为同时兼容方法论个人主义十分不易。文化具有延续性和坚固性特点，传统是人们认为既安全又节省成本的行为方式，因此市场经济所赖以建立和有效的方法论个人主义往往被忽略，甚至遭到排斥，发展中出现的问题可能被误判。

例如，当我们把贫富差别的扩大视为市场竞争的不良后果时，自然而然要求政府出台干预措施，殊不知，造成收入分配严重不公的真正原因恰恰是国有经济的特殊地位和无限政府的权力存在，不打破体制垄断，不约束特权利益，改革方案必然难产，即使出台，也是隔靴抓痒。再如，的治本之策是完善民主法治，同时规范市场经济的有序竞争，如果仅仅依靠思想教育，自我监督，回避基础制度建设，势必成本巨大，顽症难除。显然，不从文化转型的高度透视社会乱象，就会自相矛盾还振振有词。对国家权力的迷恋，对政府干预的依赖，对集体行动的习惯，对公共福利的奢望，这些基于整体主义文化的社会诉求都是在深化改革的名义下提出的。

同时，整体主义思想方法有着理性建构主义的支持。欧克肖特认为，理性主义政治（理性主义的技术化、工具化）已经造成了近代以来人类文明的种种问题，它相信自己制定的计划是最好的，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它预言人类可以用理性来控制、设计、监视社会和政治生活的一切方面，进而保证人类可以在自己的生活中达到完美的境地，于是，它也就给予了种种政治和社会的乌托邦以巨大支持，使人类固有的追求完美的理想得以付诸实践。显然，这种政治理性主义和经济学上的整体主义方法论是密切相连的。

由此可见，在我国，要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所面临的除了技术、资金或人才等方面的制约，还有文化观念上的转型困难，即从主导性的整体主义行为偏好转变为同时兼容方法论个人主义。这种转型一定程度上具有世界意义，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过程。（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