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幸福国民肖像

二零一零年的五月，在浓雾和白雪、阳光和绿甸并存的阿尔卑斯山区，我用镜头叩开几十位寻常瑞士人家门，倾听他们的点滴幸福哲学。相对于瑞士人的低调甚至保守的生活方式，完成幸福肖像的过程犹如从公共电车上直接跳入一条幽谧的密道，曲径通幽，在主人的指引下，瞬时抵达幸福的后花园。理性安稳的金色山口快车以分秒为单位开往固定的站点，而后花园的喃喃自语却把我带入无边的梦境。

瑞士多农夫、多山泉、多奶牛、多绿野仙踪。几个世纪以来，无数迁客骚人，远如卢梭、尼采、雪莱，近如黑塞、爱因斯坦、卓别林、奥黛丽赫本、舒马赫等，他们都在到过这片阿尔卑斯脚下的土地之后，驻足不前。他们或在美好小城里偏安一隅，或选择归隐山林，安享晚年，俨然一幅幅陶渊明式的士大夫水墨山水卷。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理念，与此暗合。

教师、面包匠、理疗师、油漆工、工程师、小客店老板、家庭主妇⋯⋯哦，我却将镜头对准了一些最普通最不起眼的瑞士人。他们或挥汗如雨在坊间劳作，或泛起小舟遨游山水，呈现给我多元的生活形态和兴趣爱好，但是在安宁、家庭、亲情等字眼上万流归宗。幸福即自我满足。两千多年前，瑞士以南一位叫做亚里士多德的哲人所诠释的幸福定义，至今仍然适用。

我在瑞士的一个朋友对我说：在瑞士，什么都是像被隐藏的，比如瑞士银行里的钱，除了个别人，谁都不知道那是谁的钱。大家都不愿意去碰触，固守秘密。这是这个国家几百年养成的一种传统习俗，且是赖以生存的传统。作为一个中立国，国家的意志被一种无形的、不亢不卑的力量驱使。这种精神，在过去几百年里，遮蔽了这片土地上的人们，躲过了无数次弥漫四周的硝烟战火，人们得以谋幸福。

瑞士伯尔尼郊区，一位叫Eva的妇女褪下身上的衣服，身着比基尼泳装跳进自家一个22摄氏度的游泳池里。“你感觉幸福么？”我傻傻地问她。“你看呢？”她的身体浸泡在略微发愣的水里，脸上却是一片安详神色。Eva是在一个乡村诊所里担任精神理疗师，她并不介意在我的面前已经不再饱满的肌肤。在经历了几年的高物质发展阶段，一部分中国人也许应该从物质上的精神满足慢慢地转移到寻求内心寄托上来。这往往和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没有太直接的关系。人们也许还记得最近英国首相卡梅隆在英国提倡国家调查加入英国公民的幸福指数，但事实上一个实实在在的国民幸福指数(GNH)是由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一个发展中的国家不丹王国提出的。

当我们重新回到关照内心，幸福是一个永恒的定量。

“我坐火车，有的人尽量选择和火车前进的方向相同的位置，我无所谓。我喜欢向前看，也喜欢向后看。”

铁路工程师 (比尔湖)

Christian Moy

Christian Moy很惬意地使用瑞士的各种交通工具。他每天骑十几分钟自行车到火车站，坐火车十几分钟，下车再坐汽车3分钟到达办公室。汽车仅在周末使用。只需20分钟的车程，他就可以到乡下的别墅去住。他和一个朋友共同出资买了这艘小游艇，春夏只要天气好，他都会和妻子Mary一起到比尔湖上轻松一下。Moy告诉我，知道吗？一个出生在瑞士钟表匠家庭的叫做卢梭的家伙，晚年从法国逃亡到这里，写下了《忏悔录》的某些片段，并描述这里是他一生中度过的最幸福的时光。

巧的是，Mary小时候在比尔湖附近的一个欧米茄钟表车间里做过简单机械的装配工作。比尔小镇是瑞士著名的钟表之都，大名鼎鼎的瑞士斯沃琪集团，总部就设在这里。

外交官（伯尔尼地区)

Pierre Combernous

Pierre 现在是瑞士驻突尼斯大使，之前曾任多国外交使节。他对东方文化极其喜欢，曾在亚洲多次旅行，夫人是印度人。他总能想起孩提时代阅读带给他的乐趣。父亲为解答报纸上的纵横字谜游戏，把头都快埋进那本1899年版的Andrees Handatlas大图集里了，而他自己经常钻在被窝里看那本翻烂了的Hammonds Atlas地图，杰克伦敦的法语版绿皮系列，以及从同学家借来的《丁丁历险记》。

后来，他喜欢上读历史书、地理志、传记、文学、侦探小说和鸟类科普。但他的最爱，还是从1968年开始就没有中断过阅读的法国评论报《鸭鸣报》（Canard Enchaine）。每周等待一份报纸从法国邮寄过来，是他恪守几十年的老传统。Pierre 说，这份报纸一直采用特殊的油墨印刷，他一闻就能从众多报纸中分辨出来。

泥瓦匠(伯尔尼地区比尔镇)

Mario Fracasso

在比尔小镇火车站，Mario开着自己漂亮的工程小卡车来接我。Mario是个意大利移民，父母都是意大利人，在他三十来岁的时候，他和父母移民到瑞士。对于瑞士，他已经适应了这里的生活。

瑞士不是一个典型的移民国家。在法语区很难买到一些意大利的食品，馋一些家乡的吃食怎么办？Mario说，他会设法让朋友从那边邮寄过来。油漆的工作要求对色彩比较敏感，我问他，“工作的时候，什么色彩是你最中意的？你怎么看待瑞士的红色？”“红色太激烈了。我更喜欢用灰色来代表我心中美好的颜色。”好一个不一样的答案啊。既不瑞士，也不意大利。

物流经理(Interlaken)

Beat Wirth

Beat Wirth是个多才多艺的老头。闲下来打发时间的副职，是瑞士民间剪纸艺术家，也是瑞士当地民乐民间组织的负责人，同时他也是一个很棒的音乐家。他扛着这把锯琴，访问了很多国家。他说，这种锯琴，必须在空旷的地方演奏才好听，能听到山雨欲来的壮观，也能闻见鬼哭狼嚎的阴凉。这种音色，让我想起金庸武侠里描述的情景。

面包店老板(Thun小镇)

Peter Galli

Peter Galli对自己的面包店很自豪。从他爷爷几十年前在镇上开第一家面包店算起，到他已经是第三代了。现在他在镇上开了3家分店，包括一间专门的巧克力作坊。能够把祖业发扬光大，他感到很幸福。

问：这么多种面包，你最喜欢吃哪一种？Peter毫不犹豫地选择辫子面包。这种巨大的面包在德文里叫Zopf，瑞士人15世纪就开始食用。至于为什么要做成辫子的形状，传说是因为当时的寡妇往往会在丈夫去世的时候，剪下一段自己的头发作为陪葬品，后来就演变成了这种形状的面包。传统上，礼拜日早上一家人会围着桌子食用这种面包。

巧的是，我见到Peter的那天，也是一个礼拜日的早晨。Peter的妻子在旁边帮忙，她的身躯有点肥硕。我很羡慕她，有一个会烤很好吃面包的男人陪伴一生，胖一点反而是她可炫耀的资本。

旅馆老板（Brienz地区)

Peter Huggler

Peter是个老嬉皮。老头戏称第二任妻子是old girl，她比他还大2个月。他在牙买加工作过一段时间，形容自己是从牙买加来的共党分子。

老头活得很感性，他总是做些让人猝不及防的决定。有一次，他和一个朋友说着说着，突然决定去旅行，两个人买了机票就出发了。另一次，和孙子去伦敦，过了几天，老头和孙子说，我们开车回去吧，顺便看看巴黎。然后就往回走了。路上找了家酒店，孩子们嫌太吵，又换了一家。第二天醒来，开窗一看：天哪，是一片墓地。

艺术家(比尔镇)

Yolande Favre

Yolande是一个自由职业工作者。她既是一个艺术家，又是一个理疗师。她对自己的第二个身份更加自豪。她说，她喜欢到处旅行收集各种花花草草，然后把它们带回家。在秋天的某个周末，约上姐妹们到山沟里去架上一口大锅，熬制做理疗按摩需要的药汁。

鞋店销售员 (Courtelary地区)

Francine Jenni-Lanz

Jenni的家坐落在伯尔尼郊区一个叫Courtelary的小村子里。我到的时候，她开玩笑说很可惜她的马都“休假”去了。其实它们是被饲养员领走吃草去了。她不像一个传统的瑞士人，虽岁数不小，依然一副朋克打扮。门口摆放着一架拉斯维加斯风格的彩灯闪烁的弹子机，旁边是一架三角钢琴。两样东西就这样不协调地放在一起。几只肥胖的猫咪在地上慵蜷着睡懒觉。

家庭主妇( Bertenberg地区)

Monica Post

Monica出过车祸，在医院躺了2年，刚出院不久。她很开心的样子。她说她的名字的姓是Post，“邮局”的意思。她有3个孩子，有6个孙子，很幸福。

人事经理(伯尔尼)

Werner Ritschard

Werner Ritschard在联邦政府担任人事主管。在遇到他的妻子之前，他是位坚定的不婚主义者。他的妻子大学里学的是政治经济学，在联邦政府里专门负责给第三世界国家提供贷款，对远东国家有浓厚的兴趣。他甚至以为她爱上了东方，在他们在伯尔尼郊外的小别墅里，摆放着好几本东方旅行的书。他们计划在未来几年去东方旅行，当然，包括中国。

家庭护工 (因特拉肯地区)

Katharina Reifler

Katharina所住的村子，就坐落在瑞士著名的少女峰脚下的因特拉肯地区，她只要稍稍仰起头，就能看到被白雪覆盖的山顶。每年都有世界各地的游客，乘坐小火车到达海拔3454m的欧洲最高火车站，鸟瞰阿尔卑斯山脉。Katharina算是“生在福中知道福”，她尽情享受雪山绿地清水这些大自然的恩惠。她家对面是一家小型农场，主人是她的好朋友。新鲜的蔬菜和牛奶几步可取。她不喜欢现在在瑞士颇为流行的nordic walking―― 一种用雪杖支撑的健步方式。她觉得没有束缚的自由行走，对她来说更为合适。因为，“我是乡下人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