柔情一生四合院

北京的四合院是我60年人生中最重要的居住场所。

我的童年居住在西城区东旧帘子胡同10号。那是一个由两层小楼围成的四合院，院门口有两个石墩子，高高的门槛，沉重的红色大木门，不算太宽的门道；院落呈长方形状，一个公共自来水管和一个公用厕所。院内有7户人家，总共有40多口人，有普通工人、教师，还有大学的助教，在我的记忆中大家的关系非常融洽。白天，大人们去上班，孩子们去上学，老人们在家中操持家务。到了下午四五点钟，院子里开始热闹起来，锅碗瓢盆的碰撞声、悦耳的歌声、清脆的读书声，交织在一起是那样地和谐，那样地温馨。我们小孩子在一起跳皮筋、跳房子、做官兵捉贼的游戏，跑啊、跳啊、笑啊，真是太开心了。大家相处得像一家人一样。

1959年的夏天，痢疾肆虐，院中当时有7人被感染，其中我家就有5人。我当时高烧不退，又拉又吐。下班刚到家的妈妈看到这情景，二话没说背起我就往医院跑，楼上的张妈妈也放下手中的活儿，在后面扶着我，一起把我送到了医院。大夫说如果再晚点来恐怕就没命了。我被收下住院。后来我的一个弟弟一个妹妹还有姥姥先后被送进医院。还有一个只有1岁的小表弟由于是慢性痢疾，也在家吃药治疗。爸爸妈妈每天除了上班就是往医院跑，家里一个3岁的妹妹没有人照顾。邻居李叔叔一家便把妹妹接到家中住，与我们隔离，才躲过了这一劫。正是邻居们的无私相助，才使我们一家人从病魔中挺过来。那是火热的年代，一人有难，八方支援！

1976年震惊中外的“唐山大地震”拉近了我们之间的距离。地震的那个夜晚闷热异常，我睡不着，在床上翻来覆去。突然，“地震啦！”的喊声打破了寂静的夜空。喊声是从西屋叔叔的口中发出的。我们迅速地从床上爬起来，顾不得穿衣服，相互招呼着往外面跑。刚跑出屋门，就听到“哗”地一声，东屋的山墙塌了，砖头砸向我家的窗户，玻璃破碎了，大小砖头飞进我们家中。更可怕的是砖头、土块把我们刚刚跑出的门堵了个水泄不通。如果这喊声迟一步，我们家人的命运是难以预测的，这可真是救命的一喊啊！地震后的第一天，大雨倾盆，大家没处躲，我的父亲手巧，就帮助他们各家搭起了抗震棚。我们院比较小，就把搭好的抗震棚让给了有病的东屋奶奶，其他家则把抗震棚搭在大街上。你挨着我，我挨着你，中间只隔着一块布帘，地震棚不仅是我们的避难所，还是充满友情的小窝棚。

1979年，我搬进了赵登禹路122号院。这个院子最大的特点是树多，有丁香树、枣树、核桃树，还有柿子树。尤其是到了秋天，果实成熟的季节，院里便呈现出一派丰收的景象。打枣了，摘柿子了，年轻人手举着竹竿，架好梯子，骑在树干上，站在屋顶上，小孩子和女人们端着脸盆，扬着头，盯着他们手中的竹竿，随着“叭叭”的响声，枣、核桃便从树上纷纷掉在地上，碰在身上。大家叫着、喊着、跑着、笑着、弯腰捡着，装满了大大小小的盆。摘下来的柿子是金黄的，各家各户都把它码放在窗台上，漂亮极了。孩子们便会急切地希望它早日变软，上学前，放学后，他们都会用小手捏一捏，一旦发现能吃的就迫不及待地拿到水龙头下冲一冲，撕开一个小口，用嘴使劲地嘬，甜甜的、稠稠的汁水就流入口中，那叫一个美。

我在这个四合院中结婚、生子、娶儿媳妇，住了将近30年。我喜欢这里的环境，更喜欢这里的街坊们，全院共有7户人家，北屋老太太一生没有儿女，到了老年行动不便，遇到打水、倒垃圾，院里不管是谁看到了都会跑过去帮忙；院里的树多，落叶也多，家家户户都会拿起扫帚来打扫；下雨了，晾在外面的衣服便会有人帮忙收起来；客人来了，主人不在便会有人把客人让到自己家里沏上茶；脚崴了，家里又没人，便会有人给你送水送饭；生病了，便会有人陪你到医院打点滴……

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四合院关起门来就是一家人。我熟悉它，热爱它！

（责编：辛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