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与吴越

1905年9月，著名反清志士吴越为揭穿清廷“预备立宪”骗局，在北京前门火车站谋炸出洋五大臣而英勇献身，孙中山为其写下的“爰有吴君，奋力一掷”祭文，已传遍五湖四海。而他与皖籍历史名人、中国共产党早期主要领导人陈独秀的交往，也是中国革命史上的一段传奇佳话。

吴越，字梦霞，1878年出生于安徽枞阳高甸一个清贫的书香世家。其父吴尔康是一位私塾教师，吴越8岁丧母后就随父就读。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深得乡亲们赞许。

1920年，吴越在堂兄吴汝纶的推荐下考入保定高等学堂。吴汝纶是清末著名学者、桐城派后期作家，曾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他对吴越的影响很深，特别是他的教育救国思想，深为吴越所推崇。在吴汝纶的教诲下，吴越在积极完成学习任务的前提下，开始倾力创办保定两江公学。两江公学开课后，吴越担任了国文教员。

时，吴越受康有为、梁启超的影响，曾一度倾心于康梁的维新改良学说。进入保定高等学堂后，他开始接受新思想、新教育，潜心阅读了章太炎、邹容等人的进步书籍，逐步认识到救国图存，必须首先坚决清政府，中国再不能走改良主义的道路。吴越开始深恨康梁之说“误国害人”，思想上转而倾向革命。他决心要以陈天华为榜样，必要时以身殉国来唤醒民众。由此开始，吴越把暗杀看作进行革命的主要方式。为此，他改字“孟侠”，以示自己仗义行侠的志向。他还利用两江公学教员的有利条件，广泛结交革命党人，开始进行革命活动。

1903年的一天，吴越和同窗好友、安徽同乡的马鸿亮、金慰农、金燕生等相伴从保定南归省亲，路经上海。按照临行前同学张啸岑提供的革命党人行踪线索，拜访了当时在办《国民日日报》的安徽同乡陈独秀。也就是从这一刻开始，吴越与陈独秀在救国救民这一共同志向的基础上结下了深厚友谊。

陈独秀与吴越第一次相见时，正值安徽革命志士广泛进行资产阶级革命思想宣传活动，以唤起民众，共同清政府的反动统治之际。当时，陈独秀充满革命豪情，意气风发，纵论时事，谈锋甚健，极喜怒哀乐之雄。吴越对他一见倾心，大有相见恨晚之憾。两人“食则同桌，卧则同榻”，推心置腹地谈了几个昼夜后依依惜别。

不久，吴越参与了黄兴、杨笃生（亦名杨守仁）、张继、蔡元培等发起的军国民教育会，吴越还被任命为保定支部长。由于陈独秀很早就与蔡元培、黄兴等革命党人有联系，因此，吴越以后的革命活动便更加紧密地与陈独秀联系了起来。

1904年，安徽桐城潘赞化以考察北洋警察名义，到保定进行革命活动。潘赞化和吴越、张啸岑等朝夕聚谈，交换南北革命人士对时局的看法，商讨革命举措，他还转达了陈独秀的意见：“要努力唤醒广大群众起而救亡，救亡就必须清室的腐败统治，同人等进行革命，要能谨慎而不怯懦，要有勇气而不急躁。”对于好友陈独秀的意见，吴越甚为赞同。

这年秋天，杨笃生遵照著名革命党人赵声的嘱托，由北京赴保定，帮助吴越共同组织北方暗杀团，准备以暗杀来打击清廷，以牺牲来唤醒民众。杨笃生到达保定后，与吴越商定，北方暗杀团的第一批成员由吴越、金慰农、杨醒余、马鸿亮、金燕生、张啸岑6人组成。第二天深夜，在举行了庄严的歃血入盟仪式后，北方暗杀团在两江公学翠竹轩内成立。随后，他们决定把掌握兵权的清政府大臣铁良作为主要暗杀对象。吴越还把自己的革命思想记录下来，汇集成一篇万言书――《暗杀时代》，其中包括《暗杀主义》、《复仇主义》、《揭铁良之罪状》、《杀铁良之原因》、《预计杀铁良的效果》、《敬告我同志》、《敬告我同胞》等12篇文章，表达了他为国锄奸的耿耿丹心和舍生取义的铮铮铁骨。

1905年6月，吴越因母亲生病，回皖省亲，途经芜湖，他便第二次拜访陈独秀。自上次一别，吴越与陈独秀一直是书信往来，难得一见。想着即将见到自己一向敬重的好友陈独秀，吴越激动万分。而吴越的到来，也使得陈独秀高兴异常。寒暄完毕，他们便在芜湖长街科学图书社楼上，缜密地研究了吴越的暗杀计划。在此之前，陈独秀曾应章士钊之邀，赴上海加入了由杨笃生发起成立的暗杀团，对暗杀有了一定的了解。

陈独秀首先对吴越《暗杀时代》一书给予了充分肯定，他在勉励吴越尽力实现其爱国排满的初衷时，告诫吴越道：“我一向主张用武力清朝，只是行动要小心。”吴越说：“好在我没有妻子儿女，只有老父亲有些舍弃不下。这次我回桐城，上了一趟龙眠山老家的坟山。”“不可胆怯，也不可粗心，行动前要作缜密考虑……”送吴越出门时，陈独秀还一再叮咛吴越，担心着好友的安全。吴越走后，陈独秀动情地书写了一副对联：“推倒一时豪杰，扩拓万古心胸”。

只是世事难料，陈独秀与吴越的这次短暂相见，竟成为他们的永别。

1905年，中国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维新舆论遍及朝野。为了缓和革命气氛，愚弄人民群众，清廷放出“预备立宪”的空气，并派镇国公载泽、户部侍郎戴鸿慈、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商部右丞绍英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清廷的这一骗局，极易蒙蔽群众，松懈斗志，影响革命运动的发展。为了戳穿清廷的这一骗局，吴越同杨笃生商量，准备以炸死五大臣来唤醒民众，粉碎清廷阴谋。

9月24日，载泽等出洋大臣拟从北京前门火车站前往天津出洋。火车原定十点钟开行，后因端方迟到，推延半个小时。前来送行的王公大臣及其侍从甚多，车站内外人员繁杂拥挤。吴越天刚亮时就怀揣炸弹来到正阳门车站，他原准备尾随五大臣乘上海轮后再引爆炸弹，与他们同归于尽，但因他身穿学堂操衣，被警卫阻拦不准进站。吴越急中生智，去附近衣帽铺买了一套官差所穿戴的无顶官帽及布靴，化装成跟班模样才混入站内。

进站后未及歇气，吴越便直奔五大臣所在车厢而去。不料，他谎称载泽侍卫的身份被识破，为恐事情败露，吴越急忙从怀中取出炸弹，用火柴燃着引信，准备把炸弹向车厢内掷去。不曾想此刻列车已经发动，车厢砰然相撞，随着一阵剧烈震动，炸弹被震落在他的脚下，并且迅速爆炸。吴越当场壮烈牺牲，五大臣中的绍英伤了右股，端方、戴鸿慈受了轻伤，载泽在慌乱躲藏时擦破了头皮。车站一时大乱，负责掩护吴越撤退的杨笃生和张榕见事已至此，忙趁乱离去。

几天后，在安徽公学教书的陈独秀听到北京火车站有人刺杀五大臣未遂，刺杀者当场身亡的传闻后，大吃一惊。他立即想到了好友吴越。陈独秀随即以隐语致书在保定高等学堂读书的张啸岑：“北京店事，想是吴先生主张开措，关于吴兄一切，务详告。”急切惦念之情，跃然纸上。

不几日，张啸岑即给陈独秀寄来吴越的两部遗著：《暗杀时代自序》和《意见书》。张啸岑还传来了烈士赴难前曾留下的遗言：“若遇难，将上述书转交杨笃生或陈仲甫。”看着烈士遗物，回忆起吴越的音容笑貌，从不轻易落泪的陈独秀泪如泉涌。悲愤难抑的他在《甲寅杂志》一卷四号上盛赞吴越是“有道德、有诚意、有牺牲的精神，由纯粹之爱国心而主张革命”的人，并将《意见书》节录刊载于《安徽俗话报》，使烈士的思想得到了广泛的传播。

1910年，陈独秀转任杭州陆军小学历史、地理教员。他在与文化界知名人士刘三(季平)、沈尹默、马一浮、谢无量等以诗酒相娱，抒发诗情，畅怀吟愫时，还常忆及吴越。回顾革命前尘，追怀并肩战斗过的战友，对死者的悼唁，令陈独秀深感世事沧桑，人生梦幻。思及吴越，他禁不住潸然泪下，怆然吟出《存殁六绝句》：“伯先京口夸醇酒，孟侠龙眠有老亲；仗剑远游千里外，碎身直捣虎狼秦。……”

后来，陈独秀又将吴越遗物寄往上海交由蔡元培保存。1912年5月26日，蔡元培在北京桐城试馆为吴越举行的追悼大会还说：“烈士死难后，有陈君（独秀）寄一皮包至上海，内有西式外套1件，此系烈士之遗物。当时系赠陈君（陈独秀）与杨君(杨笃生)，以为纪念。”蔡元培此时的话语，或许是对吴越与陈独秀深厚友谊的最好见证。

吴越的牺牲和刺杀五大臣活动的失败，也使得陈独秀对中国革命的进行方式有了更加理性的思考。他开始放弃暗杀这一革命方式，转而寻求以实际行动来唤醒国人的革命意识。不久，陈独秀主办的《安徽俗话报》因刊登了一则反英消息，被地方当局勒令停办，他便离开芜湖，再次留学日本。再后来，陈独秀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领导了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与联手创建了中国共产党，将中国革命带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当然，这都是后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