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舍与儒家文化

摘要：童年少年时代的生活环境、家庭教养、文化熏陶，培育了老舍精神世界中的儒家文化因子。老舍不仅以儒家的“仁”“礼”思想、道德准则去审视人、描写人，而且将他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庸”思想渗透到笔下人物的思想行为。儒家的生命价值观也成为老舍笔下人物的精神追求和行为表现。

关键词：老舍；儒家文化；仁；礼；中庸；生命观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862X（2014）01-0170-007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精神文化体现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思想、品德和精神风貌。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一直影响着中华文明的进步与发展，一直传承在中华儿女的血脉和精神世界之中。老舍，这位最具儒雅风范的作家，其思想及创作均蕴涵着较浓郁的儒家文化精神特质。

一

儒家文化思想最早进入老舍的精神世界是在其童年和少年时代。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生活环境、家庭教养、文化熏陶，培育了老舍精神世界中的儒家文化因子。首先，童年和少年时代的生活环境培育了老舍精神世界中的儒家文化因子。老舍生在北京，长在北京，他说北京“是整个儿与我的心灵相粘合的一段历史”，“我的最初的知识与印象都得自北平，在我的血里，我的性格与脾气里有许多地方是这古城所赐给的”。[1]北京是五代，悠久的历史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深深蕴藏在皇城的每个角落，深深影响了世世代代人们的思想行为，即使是满族入关后，“八旗弟子”的行为方式、风俗俚情浸透到市民阶层的生活中，也丝毫动摇不了传统儒家文化的深厚积存，更何况满汉文化合流后的北京文化，仍然保持着儒家文化的精神风态。老舍在“二十岁至二十五岁之间”还“几乎天天看见”像《离婚》中的张大哥式的人物：“他永远使我羡慕他的气度与服装，而且时时发现他的小小变化：这一天他提着条讲究的手杖，那一天他骑上自行车——稳稳的溜着马路边儿，永远碰不了行人，也好似永远走不到目的地，太稳，稳得几乎像凡事在他身上都是一种生活趣味的展示。”[2]这种“稳”、“太稳”的气度和文化心理，正是儒家文化中“合和”、“中庸”观念的体现。这种“稳”、“太稳”的文化环境自然会培养出老舍温文尔雅的儒雅风范，使他没有向潇洒浪漫方向发展。

其次，老舍早年的家庭教养也培育了他精神世界中的儒家文化因子。老舍说他童年的生命教育来自他的母亲，母亲把她受传统文化思想影响的那一面传给了他。“把性格传给我的，是我的母亲。母亲并不识字，她给我的是生命的教育。”[3]她教会了老舍好客、爱花、爱清洁、守秩序、正直、温厚的性格，她节俭朴实、吃苦耐劳、尊老慈幼、助人为乐和重道贵义的传统道德品质与行为规范也传给了老舍。除了母亲的“生命教育”，还有一个在他脑海里永远抹不去的是他的父亲为保护皇城而牺牲的家国情怀、民族精神，这也是对老舍进行儒家文化精神的“生命教育”。《老舍自传》中有这样一段话：“自从我开始记事，直到老母病逝，我听过多少多少次她的关于八国联军罪行的含泪追述。对于集合到北京来的各路团民的形象，她述说的不多，因为她，正像当日的一般妇女那样，是不敢轻易走出街门的。她可是深恨，因而也就牢牢记住洋兵的罪行——他们找上门来行凶打抢。母亲的述说，深深印在我的心中，难以磨灭。在我的童年时期，我几乎不需要听什么吞吃孩子的恶魔等等故事。母亲口中的洋兵是比童话中巨口獠牙的恶魔更为凶暴的。况且，童话只是童话，母亲讲的是千真万确的事实，是直接与我们一家人有关的事实。”“我不记得父亲的音容，他是在哪一年与联军巷战时阵亡的。他是每月关三两饷银的护军，任务是保卫皇城。联军攻入了地安门，父亲死在北长街的一家粮店里。”[4]对八国联军侵略罪行的痛恨，对父亲为国捐躯精神的永久记忆，一直是培育老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的儒家文化精神的主体内涵。

再次，老舍早年接受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教育尤其是儒家文化的熏陶。据老舍在《宗月大师》一文中的记述，因为家贫上不起学，是宗月大师刘寿绵资助他上了改良私塾，而后又上了公立小学。在私塾和小学主要接受的是儒家文化教育，除熟读四书五经外，还喜读《三国演义》、《水浒传》、《施公案》、《三侠五义》等古典小说。儒家的经典著作以及这些小说中所宣扬的儒家传统思想，对老舍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老舍小学毕业后先考入祖家街市立第三中学，半年后因经济困难退学，后来才考入花费少的北京师范学校。北京师范学校偏重教育与国文，校长方唯一先生的“字与文造诣都极深，我十六七岁练习古文旧诗受益于他老先生者最大”[5]。这样，老舍在北京师范学校期间所受的教育，更加固了他在私塾和小学所受的儒家文化教育，增强了他的儒家文化精神。

二

老舍深谙儒家的“礼”、“仁”道德观，他不仅在思想和行为方式上讲“礼”行“仁”，而且以“礼”和“仁”的道德标准去审视人、描写人。老舍也受了“五四”运动的影响，“五四”使他“体会到人的尊严，人不该作礼教的奴隶”，原先尊崇孔圣人的心灵也发生了变化，“变得敢于怀疑孔圣人了”。[6]这使他在创作中对儒家的文化思想尤其对旧的“礼教”作了批判，对愚昧落后、因遁守旧、随遇而安、苟且偷生等国民劣根性作了批判，但在批判中留有温情，留有对儒家文化思想的眷念成分。老舍用道德的眼光去审视人、描写人，形成了他作品中的“坏人”与“好人”的对立系列。在《老张的哲学》中，他把“坏人”形象老张、蓝小山钉在道德败坏的耻辱柱上，揭露批判了老张的封建买卖婚姻、纳妾思想和行为，否定了蓝小山打着“西法恋爱”旗号而把女人当的思想和行为。从《老张的哲学》开始，在以后的小说中出现的“坏人”形象，大都是道德败坏者，像《赵子曰》中的欧阳天风、《离婚》中的小赵、《月牙儿》中的胖校长侄儿、《鼓书艺人》中的张文，都以欺骗、玩弄的手腕对待女性，制造了女性失身的悲剧。应该说，老舍对这类道德败坏者“坏人”形象的批判是不留温情的，而对受传统文化思想影响的老人形象的批判，则留下了对儒家文化思想的眷念成分。像《老张的哲学》中的赵姑母，以对社会道德、家庭伦理、种族繁衍负责的精神对待儿女的婚姻，她从传统的“礼教”出发，认为儿女婚姻大事必须由父母决定，“儿女的爱情就是对于父母尽责”，她不允许侄女李静“有什么心目中人”，反对李静嫁给王德，“因为他们现在住在一处，何况又住在自己家里。设若结婚，人家一定说他们‘先有后嫁’，是谓有辱家风”。老舍在小说中还特别提示：赵姑母“她也自对于李氏祖宗负责任，不但对于一家，就是对于一切社会道德，家庭纲纪，她都有很正气而自尊的负责的表示”[7]58。正是基于社会道德、家庭伦理、对祖宗负责的处世立身准则，她才那么辛辛苦苦为李静操心，规劝李静嫁老张救叔父，并且还与王德母亲商量对策，要其管束王德，收敛所谓对李静的自由恋情。老舍尽管对赵姑母的思想行为带有几分讥讽：“有我们孔夫子活着，对于赵姑母也要说‘贤哉妇人’！我们周公在赵姑母的梦里也得伸出大指夸道‘贤哉赵姑母’！”[7]159但讥讽中也含有对赵姑母的热心善良、讲“礼”行“礼”、对祖宗负责精神的眷念。正因为有这种眷念的成分，才使这位老太太显得那么可爱而不可厌。同样，王德的母亲也在儒家的礼教传家思想规范下，给王德娶了陈姑娘。王德娶了能洗能做能操持家务的陈姑娘后，安心做活，“现在他不是要为自己活着了，是要对妻子负责了”[7]192。王德对妻子、对家庭、对祖宗负责而形成的和谐静穆的婚姻形态，既顺应了王德母亲的心愿，又适应了儒家“礼”和“仁”的道德行为规范。

老舍说：“中国是天字第一号的礼教之邦。”[7]129他所塑造的老人形象尤其是老太太形象，大都像赵姑母那样讲规矩、讲礼节，热心维护家庭伦理、祖宗纲纪。《离婚》里的马老太太，不仅守着儿媳妇一起过安稳日子，而且还关心、照顾老李家的大人小孩。张大嫂一方面劝说李太太要看着老李，不要让老李向“浪漫”方向发展，她的话多入情入理：“大妹妹，您是乡下人，还不知道大城里的坏处。多了，无穷无尽；男女都是狐狸精！男的招女的，女的招男的，三言两语，得，勾搭上了。咱们这守旧的老娘们，就得对他们留点神！”[8]204另一方面，她又去劝说老李，说老李你娶了一位俊俏小媳妇，又安稳，又老实，“又有一对虎头虎脑的小宝贝”，可要“快快乐乐的过日子”。张大嫂自称是“守旧的老娘们”，而她守的正是儒家文化中的家庭伦理、道德规范，厌恶的是城里那些“狐狸精”式的男女乱“勾搭”，有伤社会风化。从作家的情感表现看，老舍对这类讲规矩、守礼节的“守旧的老娘们”，多怀有温情。发展到《四世同堂》，对讲规矩、守礼节的钱老太太、天佑太太、马老寡妇等，则更多的是赞赏，不仅赞赏她们恪守家道、遵守礼法，而且高扬她们的爱国情操、民族精神。

在老舍笔下，除了那些“守旧的老娘们”讲规矩、守礼节，还有一些中年男女也讲究规矩礼节、行仁尚义，堪称道德模范。像《四世同堂》中的祁瑞宣即是儒家文化教养下的长房长孙形象中最理想的道德典型，他的思想行为处处体现了孝悌恭亲、信义和平的儒家精神风范。韵梅是贤妻良母式的人物、道德美的化身。尽管她的举止不大文雅，服装不大摩登，说话做事总离不开家长里短，但在国难之中，她一心操持全家大小事务，忍辱负重，艰辛耐劳，老舍赞扬了她敬老抚幼、任劳任怨、朴实善良和温顺厚道的美好性格。当这种忍辱负重、勤苦耐劳的韵梅走进《正红旗下》即化为大姐形象，老舍对大姐更怀有赞扬、欣赏深情：她把“全家的饭食、活计、茶水、清洁卫生”全包下来，她越努力，婆婆越给她增添活儿，受了委屈“可不敢对丈夫说，怕挑起是非。回到娘家，她也不敢对母亲说，怕母亲伤心”[9]192。大姐又是极讲规矩礼节的女人，她“在长辈面前，一站就是几个钟头，而且笑容始终不懈地摆在脸上”[9]197，装烟、端茶、递水，忙个不停，从来不敢多说话。《正红旗下》还有一位“熟透了的旗人”福海二哥，更懂规矩更讲礼节，行仁仗义，言谈举动，均让人称赞，“他请安好看，坐着好看，走道儿好看，骑马好看，随便给孩子们摆个金鸡独立，或骑马蹲裆式就特别好看”[9]207。福海二哥的思想行为不仅满载着旗人风范，而且满汉合流后，他更有着崇尚汉文化的儒雅风范，老舍特别写了这样一段文字：“当他看到满汉文并用的匾额或碑碣，他总是欣赏上面的汉字的秀丽或刚劲，而对旁边的满字便只用眼角照顾一下，敬而远之。”[9]07这哪里是写福海，简直是夫子自道，它深深融入了老舍对儒雅文化的赞赏情感。

三

老舍不仅以儒家的“仁”“礼”思想、道德准则去审视人、描写人，而且又将他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中庸”思想，渗透到笔下人物的思想行为之中。“中庸”在孔子那里是作为实现仁与礼的最佳方法，是一种施行仁与礼的行为方式。“中庸”所规范的人的行为准则，一是过犹不及，不偏不倚；二是以和为贵。“中庸”所规范的这两方面的内容，老舍均具备了，他是一个讲道德、守秩序、正直善良、亲和仁爱、“合和”中庸的人，而“中庸”的老舍则描绘出一批“中庸”式的人物形象，以表达对儒家文化的眷念。

要论老舍笔下“中庸”式的人物形象，首推《离婚》中的张大哥。张大哥恪守儒家的“中庸”之道，凡事只要经过他的心灵滤化，一切都会显得不偏不倚、折中公允、平和稳重、井然有序。小说一开头就用幽默的笔调介绍“张大哥一生所要完成的使命：作媒人和反对离婚”。他很会说媒，他“全身整个儿是显微镜兼天平。在显微镜下发现了一位姑娘，脸上有几个麻子，他立刻就会在人海之中找一位男人，说话有点结巴，或是眼睛有点近视。在天平上，麻子与近视眼两相抵消，上等婚姻”[8]149。张大哥的“天平”实际上是他所用的调和矛盾的“合和”工具，在他的天平上，从来没有将麻脸的姑娘说给漂亮标致的小伙子，因为那样就会失去平衡，就会闹矛盾、闹离婚，而张大哥一生就反对离婚。青年男女只要结了婚，组成家庭，就得好好过日子，绝对不能离婚。当他发现老李对自己的婚姻不满，怀有“浪漫”的诗意，于是立即叫老李把太太从乡下接来，接来后，他又那么热心帮助老李租房安家，培养老李与太太之间的感情。经过张大哥一番劝说、调解、合和，再加上老李“诗意”追求的破灭，最后老李没有离婚，带着太太回乡下去了。已婚的家庭经过了一番“离婚”的风波后，谁也没有离婚，一切归于平静，实现了家庭的平衡和谐。老舍以婚姻为中心审视人与家庭的关系，让人看到张大哥在处理婚姻问题上所显现的儒家“中庸”规范：“凡事经小筛子一筛，永不会走到极端上去；走极端是使生命失去平衡，而要平地摔跟头的。张大哥是不喜欢摔跟头。他的衣裳、帽子、手套、烟斗、手杖，全是摩登人用过半年多，而顽固老还要再思索三两个月才敢用的时候的样式和风格。”[8]151他的“气度与服装”以及“稳稳的溜着马路边儿”的生活趣味，“稳”、“太稳”的气度和文化心理，都是儒家文化中的“合和”、“中庸”观念的体现。可以说，走“中庸”之道，成了张大哥的人生经验。

如果说《离婚》中的老李一家是在克服了“离婚”风波后走向“合和”平静的，那么《四世同堂》中的祁家则在民族灾难中表现出“和为贵”的生命形态。在“四世同堂”的祁家，祁老人以行“善”施“爱”的精神对待子孙们；瑞宣对祖父、父母尽孝，对两个弟弟尽兄长关爱之情，瑞丰闹分家，他则以“合和”的态度对待之。他与妻子韵梅，虽然在文化素质上存在着差距，平时和她没什么共同话语，但韵梅的善良温顺，默默坚忍地操持家务，贤妻良母式的美好性格，使他对妻子也怀有关爱之情，夫妻之间显得和谐、安稳。祁家除了瑞丰当了小汉奸与家人不和外，整个家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和谐的，这就让英国人富善感到奇怪，作品写富善的体验：“看到祁家的四辈人，他觉得他们是最奇异的一家子。虽然他们还都是中国人，可是又那么复杂，那么变化多端。最奇怪的是这些各有不同的人居然住在一个院子里，还都很和睦，倒仿佛是每个人都要变，而又有个什么大的力量使他们在变化中还不至于分裂涣散。在这奇怪的一家子里，似乎每个人都忠于他的时代，同时又不激烈的拒绝别人的时代，他们把不同的时代糅到了一块，像用许多味药糅成了一个药丸似的。”[10]216富善不理解的，是儒家“和为贵”的中庸思想，把一个家庭一个院子糅在一起，“糅成了一个药丸”。

儒家讲中庸尚合和，主要是指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创造整个社会的和谐。老舍在审视人与社会的关系时，认识到人与社会的不合拍，社会对人的戕害造成人的生命悲剧。老舍不仅写了市民人物的人生悲剧，以表现对社会的批判精神，而且也写了市民人物对和谐社会的理想追求。在老舍看来，“和为贵”不单指人与人之间的“和”，还要社会“和”、民族“和”。《大地龙蛇》以过去 、现在和将来三个阶段全面深入地审视了国家与民族文化，实际上是一部世界“大同主义”的畅想曲。老舍将我们的民族文化分为三个阶段：过去 、现在和将来。赵庠琛代表的是旧文化（“过去”），他自幼饱读孔孟之书，少壮满怀济世之志，做官二十几年，现隐退在家。抗战兴起后，他思想上存在严重矛盾。一方面，有可贵的民族气节，随国都迁移奔跑，甚至面对强敌可以自杀。另一方面，他过分地爱和平，决不伸出拳头去打击敌人。赵兴邦是新思想、新文化的代表（“现在”），他目光远大，具有为民族牺牲的精神。他认为抗战促进了民族文化的发展。也是在他的开导下，赵庠琛思想发生转变。他们终于在文化思想上取得一致，这种一致正“隐含着新旧文化因抗战而发生的调和”，而抗战的目的，也就在于“保持我们文化的生存与自由”[11]。老舍不仅将中华新旧文化作了“调和”，而且将“调和”后所产生的“和谐”文化形态，又纳入世界文化的体系之中，进一步探寻民族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在作品的最后，老舍对文化的将来作了畅想，他认为中华民族和东南亚各民族建立友谊，几十年后将是一个天下太平的世界，是一个文化“和谐”、精神“和谐”的“大同世界”，这正是老舍的理想世界。

四

儒家文化对老舍文化思想及文学创作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既有道德准则方面的“仁”、“礼”思想，又有行为方式、为人处事之道的“中庸”观念，更有在生命价值观上的精神追求和行为表现。

儒家的生命价值观在精神和物质的关系上，虽然不反对物质的价值，但更多的强调精神优先于物质。儒家提出“君子不器”（《论语·为政》），“君子”不应该只是某一个方面的专业人才，那样就会沦为物质的工具。君子应该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而比较完美的道德要求，则是首要的。儒家追求道德的完善、精神的完美也深深地感染了老舍。如前所述，老舍不仅是一个极讲道德、追求道德完善的人，而且他还善于从道德的标准、精神的感化方面去评价别人。比如，他称赞白涤州的“肯吃亏”、坚韧要强的精神[12]；赞扬何容的古道热肠、光明磊落的品质[13]；他既高度评价许地山的学识，又赞扬许地山对朋友的那颗“爱心”[14]；他甚赞“宗月大师”的救苦救难、行善积德的美好品德，说宗月大师“以佛心引领我向善”[15]，虽说他受了佛的感化，但佛家追求道德的完善与儒家追求精神的完美是融通的。老舍称赞朋友们美好的道德品质，也是他自己所具备和追求的。

其次，儒家的生命价值观在道义和功利的关系上，强调道义优先于功利。先秦儒家在“义”和“利”的关系上主张以“义”为主。孔子曾指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义和利成为区分君子、小人的界限；孔子也分析了不言利的原因：“放于利而行，多怨。”（《论语·里仁》）如果总是依据利益至上的原则来行事，就会招致怨恨，这与君子之道是相背的。孟子继承孔子思想，认为“义”是“人之正路”（《孟子·滕文公下》），甚至可以“舍生而取义”（《孟子·告子上》）。儒家提倡重义轻利、见义勇为、舍生取义这种生命价值观，不仅浸润于老舍的文化思想之中，而且表现在他的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上。老舍重道义、讲义气，他笔下有许多见义勇为、舍生取义的人物。《老张的哲学》中的车夫赵四是一个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人物，他为保护李静而拳打流氓蓝小山；《赵子曰》中的李景纯走“教导国民”、“改善社会”的道路，他说了这样一段救国教民的话：“我常说：救国有两条道，一是教民，一是杀军阀；——是杀！我根本不承认军阀们是‘人’，所以不必讲人道！现在是人民活着还是军阀活着的问题，和平，人道，只是最好听的文学上的标题，不是真看清社会状况有志革命的实话！救民才是人道，那么杀军阀便是救民！”[16]为救民，他去刺杀军阀贺占元，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二马》中的李子荣以实干精神来为自己的民族“争气”，其行为规范更多地被扣在“义”、“礼”上面。《离婚》中的丁二爷为人行事“义”字当先，为保护秀贞不受侵害，为保住许多人饭碗，他杀死了作恶多端的恶棍小赵；《黑白李》中的黑李为保住弟弟白李的性命而牺牲自己；《骆驼祥子》中的小福子为自己的亲人不受饥饿而献身，做了暗娼。应该说，在老舍描绘的市民社会里，随时可见一些重道义、讲义气、舍生取义的人物，以这些人物的精神面貌、行为规范，彰显了儒家的生命价值信条。

再次，儒家的生命价值观在个人和群体的关系上，群体优先于个体。儒家重视“群”的存在，孔子说“鸟兽不可与同群”，荀子也认为人跟动物的重要区别即在于“人能群，彼不能群也”（《荀子·王制》）。人是不能孤立存在的，只有在人群和社会中，才能成为真正的人。人的发展也离不开群体的发展，并且与群体中其他人的发展密切相关，个人的价值体现在群体的价值之中。在老舍小说中，你很难看到张扬“个性解放”、“自我意识”扩张的人物。老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帝反封建的精神是充分肯定的，但他并不十分赞成“五四”时期的“任个人”、扬自我、“个性解放”的思潮，他在个人与群体的关系上，一直是重群体的。他小说中的青年男女，没有一个品尝到自由恋爱、“个性解放”甜头的，像《赵子曰》中的王女士，《离婚》中的张秀贞，《月牙儿》中的女主人公，《鼓书艺人》中的方秀莲等等，她们在男性打着自由恋爱、“个性解放”的幌子下，上当、受骗、失身，在恋爱婚姻方面并没有实现个人价值。当然，老舍这样描写，不是说他完全不顾人的个人价值，而是说当老舍将个人价值与群体价值放在一起思考时，他更重视群体的利益、群体的价值。像《骆驼祥子》中祥子走个人奋斗道路，他自己也逐渐发现越走越觉得孤独无力，作家还着意用车夫老马的一段话“干苦活儿的打算独自一个混好，比登天还难。一个人能有什么蹦儿？看见过蚂蚱吧？独自一个儿也蹦得怪远的，可是教个小孩子逮住，用线儿拴上，连飞也飞不起来。赶到成了群，打成阵，哼，一阵就把整顷的庄稼吃净，谁也没法儿治它们”显示群体的威力，张扬了群体价值。

儒家价值观以群体为重，群体小至家庭、家族，大到国家、民族。群体不仅要顾及家庭、家族的利益，更要顾及国家、民族的利益，国家、民族的利益是民族精神的核心，爱国主义是民族精神的支柱。老舍从小就由父亲与八国联军巷战而阵亡的事件，培育了痛恨外敌、保家卫国的朴素的爱国情感。后来在学校所受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文化精神的教育，更使他的家国观念增添了忧国忧民、救国救民的民族忧患意识和民族复兴精神，尤其是“五四”运动使他认识到：“反封建使我体会到人的尊严，人不该作礼教的奴隶；反帝国主义使我感到中国人的尊严，中国人不该再作洋奴。这两种认识就是我后来写作的基本思想与情感。”[17]因此，在老舍的文学创作中始终贯穿着爱国思想、民族情感。《二马》通过老马、小马在英国遭受民族歧视的独特感受（同时也是老舍自身的感受），表达了“国家衰弱，抗议是没有用的；国家强了，不必抗议，人们就根本不敢骂你”的民族自强意识和强烈希望中国富强起来的民族振兴精神。老舍在英国期间时时关心中国的命运与前途，他说：“我们在伦敦的一些朋友天天用针插在地图上：革命军前进了，我们狂喜；退却了，懊丧。”[18]爱国情感在国外表现强烈，回国后，30年代的小说大都以暴露、批判现实为主调，但在暴露、批判中蕴涵着忧国忧民的爱国情感、民族精神。比如，老舍虽然带着悲观意识在《猫城记》中诅咒猫国（即旧中国）“黑暗，黑暗，一百分的黑暗”，并以猫国的最后毁灭作结，但掩盖不了他的忧国之至的情感。正如胡絜青所说：“我觉得，正因为老舍是个爱国作家，在当时的情况下，忧国之至，而又找不到出路，才会有《猫城记》。”[19]到了抗日战争时代，老舍的满腔爱国热情和强烈的民族精神在其作品中表现得更加突出、更加鲜明。此间的作品一是表现为抗战而献身的民族精神。老舍此间写了不少诗篇，以抒发报国雪耻、扫荡日寇的雄心壮志和死而后已、为国捐躯爱国情感：“忍听杨柳大堤曲，誓雪江山半壁仇”（《贺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成立》）；“死而后已同肝胆，海内飞传荡寇旗！”（《谒沔县武候祠》）短篇小说《人同此心》中的三个青年学生立下共同誓愿：“愿为国家而死，争取民族的永远独立自由；我三人的身体与姓名将一齐毁灭，而精神与正义和平永在人间！” 老婆婆也满怀抗日斗志，帮助青年行刺日本兵，并对青年说：“你的心，我的心，都是一样。”[20]不仅老人、青年人抗日热血沸腾，而且儿童也奋起杀敌，“小木头人”要为被日本兵杀害的“泥人舅舅”报仇，勇敢报名参军“去打日本小鬼”[21]。《四世同堂》中出现一批为国捐躯的民族英雄、抗日战士：钱仲石，他开车故意出险以摔死一车日本兵，自己也壮烈牺牲；钱默吟称儿子“在国破家亡的时候用鲜血去作诗！我丢了一个儿子，而国家会得到一个英雄！”[10]43祁瑞全不愿作亡国奴，抛家离京，奔赴抗战前线；钱老太太为保存珍贵字画不落敌手，一头撞死在儿子的棺材上，其他几位老太太（如天佑太太、马老寡妇等）也都以不同的方式从事特殊的抗争。二是表现民族气节、“士可杀不可辱”的传统生命意识。老舍本身就具有“士可杀不可辱”的传统人格精神，他在济南时，曾担忧城被攻破，作了敌人俘虏，故下定决心“赶快出走”，一定要保住“气节”，他认为“一个读书人最珍贵的东西是他的一点气节”[22]。他在重庆时，准备敌人如果打进来，滚滚的嘉陵江就是他的归宿。《火葬》里的石队长为保住自己的民族气节，宁愿自燃麦秸进行“火葬”，也不作日本鬼子的俘虏。《四世同堂》中的常二爷进城买药遭受日本兵“罚跪”，不甘忍辱，回家后抑郁而死；祁天佑为保住正派商人的气节， 不甘忍受日伪政权强加于他“奸商”的罪名而投河自杀；小文夫妇为保自身不受侮辱，与凶恶的敌人一搏而亡。三是在家与国、尽孝与尽忠的选择上所表现出的爱国情操、民族精神。《四世同堂》中的钱默吟几十年来一直过着传统文人的安逸平静生活，在“家”的小院子里浇花、看书、作画、吟诗，可抗战烽火燃烧起来后，他便毅然决绝以往的生活方式，走出小家而顾大家，立下为国捐躯志，为抗战效力。他被汉奸诬告入狱受尽酷刑而宁死不屈，出狱后更加勇敢地作抗战宣传工作。祁瑞宣由尽孝走上尽忠的道路，他克服了在“家”的范围里“尽孝”的惶惑，“找到了自己在战争中的地位”，也走出了小家而为国家出力，和钱默吟一起作抗日宣传工作。像钱默吟、祁瑞宣身上表现出的爱国行为、民族精神，是儒家文化“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抗战年代的弘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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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老舍.老舍和朋友们·何容何许人也[M].舒济，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7.

[14]老舍.老舍和朋友们·敬悼许地山先生 [M].舒济，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21.

[15]老舍.老舍和朋友们·宗月大师[M].舒济，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16.

[16]老舍.老舍文集·赵子曰（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381.

[17]老舍.“五四”给了我什么[N].解放日报，1957年5月4日.

[18]老舍.老舍文集·我怎样写《二马》（第15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0：173.

[19]胡絜青.老舍论创作·后记[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

[20]老舍.老舍文集·人同此心（第9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146.

[21]老舍. 老舍文集·小木头人（第9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183.

[22]老舍. 老舍文集·八方风雨（第1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2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