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秀”现象的音乐社会学分析

摘要：“选秀”是中国大众关注度较高的社会现象之一。“超级女声”是中国大众音乐生活中曾发生的一个重要事件，于是，可以从音乐社会学的视角来对这一事件做一个分析，并得出结论：第一，年轻人的青想是大众音乐生活的重要内容；第二，大众传媒是创新大众音乐生活的强大力量；第三，莫明的狂欢是当代大众音乐生活的显著特征。

关键词：选秀；超级女声；音乐社会学；大众音乐生活

中图分类号：J6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111(2008)11－125－3

作者：杨建，湖南农业大学科学技术师范学院副教授/张浩，湖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副教授；湖南，长沙，410012

基金项目：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重点资助课题(XJK06ADY014)阶段性成果。

“选秀”是中国大众关注度较高的社会现象之一。“超级女声”作为一档普通的娱乐电视节目，曾不经意间为大众制造了一场持久火爆的娱乐盛宴。对这种状况人们做出了许多种解释，如商业利益的驱动、一种一唱成星的美梦、大众强烈的消费欲望与娱乐需求等等。由于唱歌是“超级女声”的主要看点，或者说娱乐的兴奋点，所以它直接关乎大众音乐生活。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超级女声”成了一个社会音乐事件，成了一个音乐社会学的话题。音乐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或某种知识体系，尽管在我国仍然处于完善与建构时期，但它为我们分析和理解“超级女声”及大众音乐生活提供了一个可能的视角。

一、年轻人的青想是大众音乐生活的重要内容

对“超级女声”比较偏激的态度是，要么认为它只是一场由商业利益驱动的炒作，要么认为它是一场空洞的叫喊和故意做作的卖弄。我们认为“超级女声”在某种意义上是一场“造梦”运动，或者说“造星”运动。“超级女声”反映的是都市年轻人的现实生活。明星梦是年轻人常做的一种梦，明星梦背后有各种社会的和文化的原因，也可以从年轻人的心理发展特点做出某种解释和说明，因而也是无可厚非的。社会要不要关怀，又如何来关怀年轻人的青想，这是一个社会学课题。能否通过“超级女声”这种形式来关怀年轻人青想，这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事实证明也是如此。

“万人逃课去报名参加超级女声”的现象揭示了现代社会一个青想无限激荡的现实，各种“环肥燕瘦的、虎头燕颔的、金相玉质的、兰心蕙质的女孩蜂拥而至，队伍排得长长的，像一条满溢青春的河流，这头系着希望的舞台，那头系着殷切的期望，为了梦想她们雷厉风行，流星赶月。”当那些年轻的女孩怀着青想在无数双眼睛的注视下放声歌唱的时候，人们不能不意识到年轻时的梦是大众音乐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它直接参与大众音乐生活的营造。基本上可以断言，如果年轻人都不作歌星梦了，“超级女声”也就可以终结了。既然年轻人的青想直接参与了大众音乐生活的营造，那么反过来说，大众音乐生活有必要，也完全有可能对年轻人的青想实施某种关怀。尽管大众音乐具有丰富内涵，具有陶冶情感的意义，有消遣娱乐的意义，有素质教育的意义，有培养音乐才能的意义等等，但当成为明星并登上舞台唱歌成为年轻的青想的时候，当这种梦想汇成滚滚洪流的时候，大众音乐生活也就不能对此漠不关心了。

当大众音乐生活试图关怀年轻人青想的时候，这涉及到一个音乐教育的话题。音乐教育是大众音乐生活的重要方面。年轻人要想成为歌星，无疑需要一定的唱歌的本领，这也是他们成为歌星的资本。但是，培养明星不是音乐教育的全部使命，音乐教育也不愿意去承担这样使命。音乐教育，特别是学校音乐教育如果本身能够举办某种“造星”的活动，诸如校园歌手之类的演唱比试、校园文艺表演、创办学生艺术团等等，也是对年轻的青想的某种关怀。另外，音乐教育应当重视培养学生理性地对待音乐、对待人生，对待事业、对待环绕在周围大众文化和从眼前飘浮逝的流行风向等等。

再回到“超级女声”的话题，“超级女声”从一开始制造了这样一种假象，就是我让你直奔明星而去，似乎成为明星就是一夜之间的事，从而许许多多的年轻女孩在这种鼓动下，开始做起了明星美梦。尽管“超级女声”已经制造了安又琪、张含韵、李宇春等明星，但是，事实上“星途”从来就不是坦途，明星梦更多的时候不是一个美丽的现实，对绝大多数的女孩来说，她们的梦想在瞬间产生，又瞬间破灭，梦醒后，她还是原来的她。当然，一个梦想破灭后，另一个梦想还会来，一个人不做这样的梦了，其它的人还会接着做。年轻人的明星梦往往表现为年轻人敢于献丑的心态与在影像媒体上暴露的欲望，对广大观众来说，则在这种轰鸣声中体验到了一种难得的审美解放。“超级女声”很好的说明了这样一种事实，年轻人的明星梦是一种巨大的，也是难得的娱乐资源。通过以上的分析，基本上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超级女声”对年轻人青想的关怀仍然是一种虚假的关怀，它也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关怀。

二、大众传媒是创新大众音乐生活的强大力量

如果说“超级女声”代表了大众音乐生活的一种创新的话，大众传媒无疑在这种创新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通过电视直播、演唱会、网络下载、报纸、广播、唱片、商品广告等大众传媒的连锁传播，再加上大众的相互感染，“超级女声”瞬间渗入到了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大众在一夜之间被抛入到一个陌生的音乐环境当中，迫使你去不得不去改变自己的审美趣味。大众音乐生活流变不居。

音乐传播是音乐社会学的重要的研究领域。“超级女声”作为一种音乐产品，其在社会中的传播必然带有浓厚的消费时代的商业气息。正像当“超级女声”关乎年轻人的青想时，对年轻人来说是一场超级幻想一样，当“超级女声”关乎商业运作时，它已经蜕变成了一场超级捞钱运动。“超级女声”的神奇之处在于它促使你去消费，使你不得不去消费。当然，这种消费并不仅仅是指对音乐产品本身的消费，因为事实上，“超女”们已经成为了牛奶公司的形象代表，已经出现在白酒、电脑、美容品广告中，并频繁在商业活动中露脸。如果你愿意掏钱看“超女”们的演唱会，也自然会愿意掏钱来买那种牛奶，也愿意边看电视，边发短信来为通讯公司创收。

文化工业与大众传媒是同等意义上的一个概念。电视是当今社会最典型的文化工业形式。“超级女声”基本上印证了电视这种文化工业的生产过程：“演播室生产出一种商品，即某个节目，把它卖给经销商，如广播公司或有线电视网，以谋求利润。对所有商品而言，这都是一种简单的金融交换。然而这不是事情的了结，因为一个电视节目，或一种文化商品，并不是微波炉或牛仔裤这样的物质商品。一个电视节目的经济功能，并未在它售出之后即告完成，因为在它被消费的时候，它又转变成一个生产者。它产生出来是一批观众，然后，这批观众又被卖给了广告商。”对此，可以这样来理解，“超级女声”这一电视节目是电视这一文化工业的 产品，而“超级女声”又生产出来许许多多为电视观众。而观众对“超级女声”的如此疯狂，又基本上印证这样的一种说法，“观众看电视这一行为，也就直接参与了把大众商品化那一行为，它为商业资本主义卖命的程度，一如装配线上勤劳苦干的工人。”那么观众收获了什么呢?也许正如霍克海默与阿尔道诺在《启蒙辩证法》一书所说的，“文化工业不断在向消费者许诺说，要用情节和表演使人快乐，而这个承诺却从没有兑现；实际上，所有的诺言都不过是一种幻觉：它能够确定的就是，它永远不会达到这一点，食客总归对菜单感到满意吧。”从文化工业这一视角来看，传媒对大众音乐生活的创新中暗藏着几分现代生活的异化。

值得一提的是，借助媒体的力量，特别的电视直播的力量，“超级女声”带给大众的娱乐新体验不仅仅来源于参赛选手，评委、主持、粉丝同样成为了难得的娱乐资源。例如，评委们带有几分刻薄与搞笑精彩语录和一些免费的甜蜜话语，就多多少少，亦真亦假的包含着某些娱乐的成份，因而也就成了它的一大看点。就这样，大众传媒在不断的推动大众音乐生活翻新花样，并提供新奇刺激。

三、莫明的狂欢是当代大众音乐生活的显著特征

“现代生活从整体上表现为主体性的丧失，价值的失落与精神家园的无处可寻。”“超级女声”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揭示出了现代生活的这些特征。“超级女声”制造了一种难以理解的社会效应，表现在无数的年轻女孩为之着魔，当然为之着魔的还有无数的观众。一时间看“超女”成了生活中比什么都重要的事情，或者一种精神寄托。“超级女声”也是现代生活中众多偶像剧的一个。偶像崇拜必然导致某种人格依附，在台上唱歌的女孩的辛酸与喜悦，甚至她的哭闹对她的歌迷来说，这一切就好像发生在自己身上。总之，超级女声使人感到，现代生活一方面显得莫明其妙的沸腾与集体狂欢，另一方面又显得令人难受的单调、无深度和审美趣味的变动不居。那么，“超级女声”到底为年轻人创造了何种具体的生活内容，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进一步的描述。

第一，酸酸甜甜。正如超级女声节目的赞助商为其产品某某酸乳饮料推出的广告语：“超级女声的酸酸甜甜就是我”，参加“超级女声”的女孩最大的收获也许就是酸酸甜甜。这种酸酸甜甜的滋味交织着展示自我的心态、成名的幻想、在镜头前暴露的欲望，还有各种无奈，伤心和洋相。超级女声的背后隐藏着一种一夜成名逻辑，这种逻辑同通过购买来实现一夜暴富是一样的，其现实的结果除了酸酸甜甜之外，再不可能有别的。

第二，想唱就唱。“超级女声”作为一档娱乐电视节目，“想唱就唱”无疑是其最大的创新之处，这也无意之中给无数的女孩提供了某种渴望已久的机会。你想唱就唱，这里没有门槛，几乎成了它的煽动用语。这不能不说是对精英电视节目的一种颠覆。同时，超级女声也是不设年龄的，只要是女人，有点嗓子就可以来唱。当然，“超级女声”瞄准的，它能够强烈吸引住的主要是那些心智尚未成熟，缺乏判断力的年轻女孩；或者说它能够强烈吸引住的更多的是那些十分注重个性张扬的年轻女孩。

第三，怪异游戏。正如一位亲历超级女声的评委所言，“超级女声的总决选是个怪异的游戏，它总是在一个选手唱得最差的时候让它安然过关，然后在一个选手唱得最好的时候把她淘汰掉。”游戏是人的一种存在方式，人是一个天生的游戏者，不仅人有游戏，世间万物都在游戏。当然这里所说的游戏不单指随意的玩耍和游戏人生的态度。“超级女声”本身是一个巨大的游戏，也很难对它的游戏规则做出某种阐明。人的游戏本性与生活的游戏特征在“超级女声”喧哗与轰鸣声中得到了某种程度的体现。“超级女声”试图展示的是一幅强调多元与差异、制造意想不到、鼓吹什么都行、瓦解“中心一边缘”两极框架、一切都似如游戏的后现代生活图景。

“超级女声”揭示了现时代大众音乐生活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莫名狂欢。这种狂欢主要是身体的狂欢，大众在强烈的感官释放与欲望宣泄中获得短暂的审美快乐。“大众在那种随意都行、‘我消费故我在’的心态中使得文化的精神平面化了，他们只会注意在身体和的狂欢中享受自己。所以大众文化一方面在与现实的联系无比紧密的同时，一方面却造成了对存在的真理的遗忘。它没有了对形而上的追问，对终极关怀的瞩望，对人类命运的深切思考。等到一切都化成了非神圣化后的‘碎片’之后，剩下的只是同一个身体的痛苦与快乐。”

罗曼・罗兰曾经这样来抨击当时的德国音乐生活：“在德国，音乐太多了。这不是奇谈，我不认为对艺术会有比其杂乱过剩更惨的灾难。音乐淹灭了音乐家。节日紧接着节日。……音乐的德国决心在音乐的洪水泛滥中淹死。”在当下中国，“超级女声”之类的娱乐洪流同样也在冲击着大众的音乐生活，有人说这是中国音乐生活的一种新的觉醒，也有人说这简直就是对音乐文化建设的一种破坏。毋庸置疑，“超级女声”是当下中国大众音乐生活中一个重要事件，也完全有理由成为音乐社会学领域的典型案例。当我们从音乐社会学的视角来分析“超级女声”时，不经意中印证了这样一种观点：“中国音乐社会学将面对当代传播技术和市场经济的挑战，在扑逆迷离的音乐社会运动现象中寻求本质规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