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要重视农村社会关系领域发生的变化

当前，我国正处在转型期。在这个转型过程中，社会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农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尤其在农村社会关系领域表现出不同于以往的新特点，对我国农村社会和农民生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当前农村社会关系领域发生的变化

(一)人情关系日益金钱化

传统的农村，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或关系，并不是为了获得经济资本、文化资本，也不是某种权力，往往只是为了维持已有的社会关系网络，对于一个祖祖辈辈都生活在乡土场域中的农民来说，关系往往要比金钱更重要。随着市场经济的推进，市场化的浪潮已经渗透到农民的生产、生活、交往等方面。在利益机制的驱动下，在城市物质文化高消费的诱惑下，在社会分配领域某些不公现象的刺激下，当代农民在价值目标上变得越来越自我、物欲、功利，他们不再是以村落熟人社会为中心的“人情、礼俗”等作为行动规则，而是以现实利益，更直接的是以现金收入作为支配他们活动的准则。利益原则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交往的一个重要砝码。不少农民“一切向钱看”，以工具性的观点来看待人际关系，把与有钱人交往或通过与有钱人交往赚钱当成了人际关系的主调，人情日益金钱化、物欲化，经济利益成了联络人情关系的重要纽带。应当说，功利交换是符合人性的本质的，但在一些农村，除了物质利益，没有什么能让农民动心的了。而不少发生在农村中的“杀熟”行为也标志着农村伦理道德的失范和人际关系的异化，人情的交往已逐渐蜕变为裸的金钱交往，“人情”作为传统“差序格局”中判别亲疏远近的基本标准，正受到“利益”标准的巨大挑战，在“人情”和“利益”的博弈冲突中，“利益”已经明显占据了上风，“人情”+“利益”的双重人际关系调节标准已经建立。经济上的互利可以使一些毫无血缘、地缘关系的人更加紧密，而经济利益上的矛盾也可以使一些有血缘关系的人越加疏远。现在农村社会，因利益之争而导致“兄弟阅于墙”、“父子对簿公堂”的现象已屡见不鲜。

(二)熟人社会关系逐渐陌生化

传统的农村社会是一个半封闭的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人们互相往来，互通有无。能够形成相互间的合作共济，强调邻里之间保持和谐的关系。可以说，关系本位是传统农民在社会互动中的基本取向。那时。村民家庭在经济上相差不多，心理上的界线也比较少。没有一家可以凭借外在势力压倒另外一家，每一个人及其一家在村庄中的人际交往就显得很重要，主观上的努力可以克服客观结构的限制，因为客观结构的制约力本身很弱。同时。在传统的社会中，中国人对自家人和外人的信任既会受先天性血缘关系的影响，也会受到后天地缘以及基于血缘所泛化出来的亲缘关系的制约。在这种模式下，同乡、同姓、哥们、朋友和家庭亲属直接构成了传统农村社会中的关系网络，从而使人们所信任的人群既包括家属、亲戚和家族成员，也包括一些与自己具有拟亲属关系的其他人。由此，中国人群中的关系网络是离“己”越近，则关系越亲密，信任感也就越强。在这种信任的基础上又形成互惠和合作的农村社会资本网络。因此，费孝通曾在《乡土中国》中指出，“乡土社会的信用并不是对契约的重视。而是发生于对一种行为的规矩熟悉到不假思索的可靠性”。但是，随着市场经济大潮的洗礼，社会流动的增加和经济收入的分化，农民开始走出村庄，与村庄外部区域发展人际关系。人们的视野更加广阔，人与人之间生产与生活的范围、内容和方式日益多元化，观念差异增大，亲密的乡亲关系正渐渐失去其社会基础，农民日益脱离其原来生活的乡村，转而在激烈竞争着的市场中培育自己的关系。村民交往的心理距离有所扩大，交往频率下降，以前以邻里为基础相互串门的社会性关系与交往逐步变少，原本单纯的社会交往方式和社会关系网络发生裂变，人与人之间隔阂加深，邻里关系趋向冷淡和陌生。同时，随着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单个的家庭离开集体依旧能够独立生存下去，家庭生产的独立性增强了。加之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减少了农民之间生产合作的渠道，人们的互助互利意识减少，产生疏离之感，农民再也找不到以往互帮互助的感觉了，还时常因一些鸡毛蒜皮、流言蜚语等琐事闹矛盾这也是当今为什么各类农业合作社难产且纠纷不断的原因之一。农户之间因经济利益发生的争执也不断增多，邻里问一旦涉及债权、宅基地、田间地角的归属等问题，往往更容易产生矛盾。尤其是在经济发展迅速的城市郊区农村，传统简单的信任割据被打破，逐渐由熟人社会进入半熟人社会甚至是陌生人社会。

(三)代际关系逐渐疏离化

传统的中国农村是聚族而居，一大家子，互依互助，生活在一个具有共同价值体系、共同文化传统积淀和维系的社会网络之中。实行计划生育政策后，家庭规模日益小型化。导致核心亲属和亲属减少，一般意义上的亲戚圈(核心和亲属统称)的规模也日益缩小，血缘凝聚力减弱，人们对亲属关系网的依赖程度极大降低。加之改革开放后村落人口的流动性加强，村落群体的边界愈益模糊，农民从原来农业生产的劳动生活方式中脱离，外出务工成了重要的生活来源与途径。尤其是年轻人长期在外地打工，原来在生活中最为重要的农耕经验对于子女来说变得不屑一顾，子辈与父辈或孙辈与爷爷辈的关系逐渐淡化。目前，随着部分家庭对耕地劳动力的需求量减少，劳动力出现了剩余，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人畜吃水问题基本得到解决，父母和家庭对子女的依赖性也在下降。另一方面。受城市观念的影响，传统的道德消弭于无形，而外出打工的兴起，村庄的凋零，这些都使传统农民为“孝”，为“齐家”，为“传宗接代”，为生活而“活着”的意义逐渐消失，也使得血缘和亲属之间在经济、生活、感情上的往来和互助往往有名无实。年轻的一代已经或多或少缺少了基于道德层面上的孝敬、尊老观念，而是过多地关注自己现实的生活，孝道由此衰落。年轻人缺乏这种价值观，日常生活成为功利性的，而对老年人的重视与否取决于其对他们过上更好的生活是否有用。当然，在代际关系中。就目前而言，一般人还会出钱供养自己的父母，但那种代际间的关系较以前平淡了不少。由于经济原因，也有不少年轻夫妻借口不赡养父母。农村传统“养儿防老”的家庭观念在现代化进程中逐渐弱化，孝道的沦落让许多农村老人的生活状况令人担忧，不少农村青壮年将养老义务视为一种经济负担，是小家庭致富路上的“累赘”和“绊脚石”。在一些农村家庭内部，由于子女多，加之经济条件不一，对赡养失去劳动能力的父母互相推诿，导致父母的赡养问题无人过问，生活无人照料。另外，子女对待父母的态度更是冷漠，很少有子女能对父母给予精神上慰藉。这种亲情上的疏离让很多农村老

人情感上得不到满足，感觉被子女边缘化。代际感情在减退，有的甚至产生激烈冲突，弱化了家庭这个社会最基本细胞的内在亲和力。

(四)交往对象渐趋多元化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交往不仅影响着生产力的创造和继承，而且和生产一起决定着社会结构。在传统社会，亲缘关系的作用是整个社会人情关系网的基础和楷模，社会交往对象一直都以血缘、地缘关系为主。由于人际交往范围的有限性，村民们除亲戚外，交往更多的就是同村的人，朝夕相处便形成了密切的联系，因此，农村社会也经常被称为“熟人社会”。现在，随着活动空间的扩大，生产环节分工程度加深，社会化服务代替了传统农户自我服务；家庭资源配置外部化，劳动力、土地、资金配置市场化，生产要素配置由家庭内部走向外部社会；农民日常生活货币化，打破了家庭自我供给边界；人际、户际交往范围扩大，交往频率增加、交往程度加深。伴随着农村社会生产方式的转型，农民的交往方式也发生了转型，家庭生产与资源配置卷入全球性的生产链条和社会分工，农民由一个家庭人转变成了社会人。在这个过程中，除了经济水平的提高外，思想观念的变化是不可忽视的。随着城市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带人农村，缩小了城乡人民思想观念、生活习俗上的差别，农村与城市隔离状态的逐渐打破，农民的业缘、地缘关系得以迅速发展，使得交往网络的重心逐渐由同质性较强的血缘、亲缘圈向异质性较强的业缘、地缘圈转移，亲属之间的联系也逐渐变得松散，随着交往范围的扩大，所接触的人增多，拥有的社会资本也就越多。尽管交往范围的大小与村民自身的性格、素质和期望等多方面的因素有关。但当代农民还是超越血缘、地缘的藩篱，突破熟人社会、身份社会和村社生活的限制，建立起了自己多元化的社会交往网络，正如萨林斯所概括的，“实物流动与人际关系的联系是相互的，某一特定的社会关系可以界定物品的既定运动，但某一特定的交易也同样能促成特定的社会关系，如果说朋友创造出了朋友，那么礼物也创造出了朋友”。朋友之间特定关系的维系是要靠某种方式来表达的，如有形的金钱、礼物等，也可以是无形的，如感情联系等。

(五)村际间关系趋向冲突化

村际指在农村相邻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社区或社会单位。相邻的村庄在传统上由于相互通婚的缘故，使地域社会的不同村落、宗族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为任何一个家庭和个人提供了一种与其他社区人们发生社会联系的可能。在这个狭小的通婚圈内，大都有姻亲关系，因此，村际间的互动是和睦、恭让、友好的。即使村际关系有时呈现出不和谐的因素，那也是可以忽略的。随着社会转型加速，村际关系裂变的因素逐渐复杂化、多样化。使村际关系裂变产生了更大范围的影响，成为更普遍的社会问题。这时期，基于潜在的利益，村落对所属集体的资源的重视程度加重，控制能力加强。一旦因土地、资源纠纷等爆发矛盾或冲突，村落就会将冲突作为条件或手段，全民动员，保卫资源，因为每个村民都想在此活动中获利。突出的表现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农村或牧区间土地或牧场以地界划分问题，如今这种问题扩大化了。典型的如乡镇企业的发展导致的村际间水源、空气污染问题：灌区村际间的抢水大战；矿区、林区、牧区的权属问题；村际间道路修建占用土地的问题等，使传统上因姻亲关系而形成的良好的人际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

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城市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进入农村，缩小了城乡人民思想观念、生活习俗上的差别，不仅有利于城乡人民的沟通和交流，也加速了乡村都市化的进程，促进了农民致富，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亟需引起重视。

二、农村社会关系变化的不良影响

一是农村人际关系的淡化，削弱了构建和谐社会的价值基础。良好的人际关系是社会和谐的基石。因为健康的人际关系，是一个人可以依赖的最重要的外在资源。古语云：行为失谐，尚可挽正；人际失谐，百事无成。只有以良好和谐的人际关系为基点，才能协调各种社会关系，化解各种现实矛盾，建设健康和谐的美好社会。同时，人的需要是多层次的，除了生理、安全的需要外，还有归属与爱、自尊和自我实现等需要。对金钱和物质的需求，是人类本性的一个部分，但并不是唯一的，人类还需要情感、理解、友谊、归属感等激励因素。但这些却因为人际关系的淡化甚至冷漠而趋于消失，那么这个社会良性运行的“剂”和防止社会超压的“安全阀”就会失控，不利于农村和谐社会的构建。

二是农村人际关系的物化或疏离。已经诋毁了一部分物质上的富裕给农民带来的幸福感。有了幸福感并不能代表这个人就有经济基础，幸福感从来不与财富划等号。农村人际关系的物化或疏离，已经使部分农民眼里只有钱，感情变得麻木。农民间的情感联系被打破了，而这正是农村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三是农村人际关系的物质化或功利化，会把农民推向更功利的边缘。目前，农民从心理上接纳了现代以“利”为基础的交换原则，而且人际交往已经退化成为一种纯粹功利的行为，这种交往本身已不再能给人带来精神上的满足。抵触了传统人际关系的精神实质，这将导致乡土社会人际交往越来越趋向物质化。

四是农村代际关系的疏离，将削弱整个农村社会的道德基础。传统的中国父慈子孝，尊老爱幼，关系和睦，而代际关系的疏离，分离了亲子之间的亲密关系，淡化了家庭成员之间的情感，使老人在空巢或独居中不但失去传统大家庭的中心地位，并且因成为子女的负担而处于家庭的边缘地位。“孝”为中华文化的精神本原，又是整个社会道德的基础。为人子女，一旦连父母都不孝敬了，那么，整个社会的道德将出现滑坡。同时，代际关系的倾斜使中国传统的家庭养老功能受到严重的冲击，由此还会影响到社会的稳定。代际关系的倾斜还对年轻一代的社会化不利，它不利于培养出具有健全人格的年轻一代。

五是加剧了部分农村社区文化的消亡。民俗存在于民间。民俗是一个自我扩展的象征符号系统，仪式则是其实现衍生递进的实践依托，布迪厄形象地称之为“仪式体操”。随着农民交往范围的扩大或外延，目前部分农村空巢化实质上是农村成人的集体缺席，加深了农村的民俗危机，许多民俗仪式如婚礼、丧礼、制作、观看、表演评论等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六是使村民利益矛盾凸显。村庄业缘型人际关系的工具化诉求导致人际关系之间经济利益和自我成分逐渐抬头，传统农村互帮互助的人际关系遭受冲击，道德观念已经很难起到束缚的作用。当出现自身利益与他人利益不一致时，农民更多考虑到的是自己的利益，而其他村民同样如此，讲利益的多了，讲奉献的少了，使村民之间的利益矛盾将凸显。随着农民更多更

深地被卷入市场化的浪潮，农村村民关系的恶化对农村社会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不仅影响农村社区的建设和农村合作行为的开展，还影响农村建设以及农村传统互助、博爱精神的传承。

七是村际矛盾潜伏着不稳定因素。目前，发生在一些村际问的械斗具有群体性、暴力性、潜在危害性和可逆转性的特点。在今天，这一问题更需要引起人们的关注，因为这种村际间冷漠下的互动潜伏着不稳定因素。

三、政策建议

可以说，市场崇拜使得当前农村在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程中，人们模糊甚至混淆了经济领域与非经济领域的界限，市场原则被不恰当地引进许多非经济领域，许多本来可以减缓人们生存与发展压力的领域，都被不恰当地推进按市场原则运作的轨道。而物化使得社会与人的生活以及人生的意义和价值被严重单一化，变得乏昧甚至是索然无味。其结果是，对一些人来说，物欲就是生活的一切，而对另一些人来说，却是郁闷与精神家园的失落，社会生活日益走向粗糙化，并不断吞噬着实现社会和谐发展的价值资源。因此，有必要引起重视。

一是要加强思想道德教育，培育一种超越传统社会差序格局下的信任和合作意识。也就是一种超越血缘、亲缘和地缘关系的相互协作和互惠规范。现代化文明的建设，离不开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尤其是孝文化。孝是一切人伦道德的根本，更是形成现代和谐人际关系的价值渊源。单纯的物质享乐不会让人真正满足，道德和文化风俗的力量是更永恒、传统的道德文化往往最具有感召力。正如艾森斯塔德所言，虽然现代社会削弱了旧传统的某些层面，然而在社会变迁的过程中，旧传统的某些层面有时会被再度提出和强调，以解决文化断层的危机和建立新的集体认同。应制定出一系列适合农村居民社会化教育的伦理道德规范，针对农村社会资本缺失的具体情况，培育一种信任、公平、平等、合作、互惠和博爱等的规范理念。以促进农村社会资本的存量，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同时，宣传舆论部门要加大精神文明及传统美德的宣传力度，挖掘农村传统文化中的精髓，用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影响和感化农民，注重弘扬家庭美德，培养家庭意识，营造尊老爱幼、和睦团结的良好风气，倡导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帮助农民树立健康、科学、文明的消费观念，扭转不良的社会风气，批判“钱”字当头，极端个人主义或唯利是图的思想，建立和谐、健康、文明的社会人情关系和乡村邻里关系。

二是加快经济发展，完善市场经济体系。经济发展是当前农村建设的灵魂和实质所在，也是农村人际关系协调的构成条件及促进农村人际关系和谐必不可少的基础。传统差序格局下基于道义的互惠已经逐渐被现代意义上的互惠互利所取代，在重构农村社会资本过程中，也必须要关注这一变化。从某种程度上讲，经济基础是农村人际关系协调的重要构成条件，而人际关系又是农村社会资本的关键因素。要为农业生产提供便利条件，最大限度地发展农村经济，并加大工业反哺农业的力度。增加农民收入，满足农民群众物质文化需求，努力减少引发农村家庭矛盾的社会因素。科学地协调各种利益关系，提倡正确的价值观、竞争观，正确对待致富、合作、协调发展等问题。建立和完善促进人际关系健康有序发展的经营机制，营造和优化人际交往环境，为构建和谐的农村人际关系奠定坚实的基础。同时，也要注意科学地协调农村各种利益关系，营造一种良好的交往环境，完善和促进农村社会人际关系健康有序发展，还要逐步完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

三是丰富农村精神文化生活，提高村民素质。农民是农村的核心，加强农民精神文化建设，就是要把现有资源和当地的民间传统结合起来，挖掘和整合资源，让深奥的理论简明化，用通俗易懂、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和传播方式来阐述深刻的道理，加大对农村优秀民间艺术团体和文娱活动的支持。培育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同时要加大各类社会文化中心建设。社会文化是一种黏合剂，文化中心是农村社区居民学习交流的平台，文化活动总是以种种微妙的方式来沟通人们的思想感情，有利于融合人们的生活方式、道德情操，培养和激发人们的群体意识和责任感。在交流中，弘扬传统的互助合作、兼容博爱精神。通过组织多种集体参与的文化活动、娱乐活动来构建村民交流的平台，增进村民的合作，从而达到协调邻里关系、村民关系的目的。

四是扶持各类乡村民间组织。要注意扶植农村思想道德建设过程中的自我教育和管理的各类组织，如红白理事会、计划生育协会、妇女禁毒禁赌会、社会道德评议会等。充分发挥这些民间组织在规范乡风民约、子女婚姻、家庭养老、邻里纠纷等方面的作用，倡导文明新风，争创新时期文明村民。

五是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要加大农民群众的监督力度，把“德治”和“法治”结合起来，制定“文明公约”、“村规民约”等规章，通过严格的科学管理，约束和制止农村居民的不文明行为。

六是建立矛盾疏导机制。和谐社会不是没有冲突。而是能够容纳冲突，并用制度化方式减少冲突。要建立健全矛盾疏导机制，运用经济、法律、精神等手段，疏通社情民意沟通渠道，反映农民心声，及时疏导各类不稳定因素，把矛盾消除在萌芽状态，维护农民利益，营造宽容谅解的社会氛围，使不利于农村社会稳定和谐的情绪和能量有顺畅的渠道释放和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