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聊斋志异》清人序跋看其在清代的传播

摘要：《聊斋志异》尚未全部完成之时，已有文人为之作序；其后清代出现的各种抄本、刻本、注评本、图咏本等都有为之作序者。通过分析清人的这些序跋，可以更好地把握《聊斋志异》在清代的传播情况，从而认识到传播环节对一部文学名著所产生的重要作用。

关键词：聊斋志异；序跋；传播

中图分类号：I207.419 文献标识码：A

一部文学作品不仅只有经过传播，被接受者接受之后才算最终完成；而且其影响的大小、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传播的情况。笔者曾有拙文《聊斋志异在清代的传播》（载《蒲松龄研究》2003年第4期）作过论述，本文拟通过分析《聊斋志异》清人序跋，对此问题再作探讨。

一、稿本序跋：肯定价值，促进传播

早在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过程中，便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和注意，其中值得重视的是高珩、唐梦赉、王士G三位名人。高珩和唐梦赉是最先为《聊斋志异》作序的淄川名人，高序作于康熙十八年（1679），唐序作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时间都在《聊斋志异》初步结集前后。蒲松龄非常重视这两篇序言，将其置于其定稿本卷首，其后各种抄本、刻本几乎都采用了这两篇序言，对《聊斋志异》的传播显然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高珩（1612-1697），明崇祯十六年（1643）进士，入清后历任秘书院检讨、国子监祭酒、吏部左侍郎、刑部左侍郎等职，与蒲松龄有姻亲关系，并有频繁交往。[1] 100 其《聊斋志异序》 [2] 从多个方面肯定了《聊斋志异》的价值。首先，对《聊斋志异》之“异”作了辨析：“志而曰异，明其不同于常也。然而圣人曰：‘君子以同而异。’何耶？其义广矣、大矣。夫圣人之言，虽多主于人事，而吾谓三才之理，六经之文，诸圣之义，可一以贯之。则谓异之为义，即《易》之冒道，无不可也。”《易・系辞上》曰：“夫《易》，开物成务，冒天下之道，如斯而已者也。” [3] 199 这就是说，“异”的作用与《易》一致，无非是将万事万物中不见不闻的“道”表露出来而已。

其次，分析了怪异之事的功能作用：

欲读天下之奇书，须明天下之大道。盖以人伦大道淑世者，圣人之所以为木铎也。然而天下有解人，则虽孔子之所不语者，皆足辅功令教化之所不及。而《诺皋》《夷坚》，亦可与六经同功。苟非其人，则虽日述孔子之所常言，而皆足以佐慝。如读“南子之见”，则以为淫辟皆可周旋；泥佛Z之往，则以为叛逆不妨共事；不止《诗》《书》发V，《周官》资篡已也。

高珩认为“怪力乱神”虽为孔子所不语，但“皆足辅功令教化之所不及”；《诺皋》《夷坚》等志怪之书，“亦可与六经同功”。

再次，对《聊斋志异》多写怪异幽冥之事作了辨析，一是怪异之事确实存在于现实生活中：“然而天地大矣，无所不有；古今变矣，未可舟胶。人世不皆君子，阴曹反皆正人乎？岂夏姬谢世，便侪共姜；荣公撤瑟，可参孤竹乎？有以知其必不然矣。且江河日下，人鬼颇同，不则幽冥之中，反是圣贤道场，日日唐虞三代，有是理乎？”二是怪异之事既然现实生活中存在，就可以成为小说的素材：“或又疑而且规之曰：异事，世固间有之矣，或亦不妨抵掌；而竟驰想天外，幻迹人区，无乃为《齐谐》滥觞乎？曰：是也。然子长列传，不厌滑稽；厄言寓言，蒙庄嚆矢。且二十一史果皆实录乎？仙人之议李郭也，固有遗憾久矣。而况勃@文心，笔补造化，不止生花，且同炼石。佳狐佳鬼之奇俊也，降福既以孔皆，敦伦更复无荆人中大贤，犹有愧焉。是在解人不为法缚，不死句下可也。”

最后，阐明了阅读《聊斋志异》的正确方法，并表明了自己愿意为《聊斋志异》辩护的态度：“吾愿读书之士，揽此奇文，须深慧业，眼光如电，墙壁皆通，能知作者之意，并能知圣人或雅言、或罕言、或不语之故，则《六经》之义，三才之统，诸圣之衡，一一贯之。异而同者，忘其异焉可矣。不然，痴人每苦情深，入耳便多儒首。一字魂飞，心月之精灵冉冉；三生梦渺，牡丹之亭下依依。檀板动而忽来，桃遣而不去，君将为魍魉曹丘生，仆何辞齐谐鲁仲连乎？”

唐梦赉（1627-1698），清顺治六年（1649）进士，为庶吉士，两年后授秘书院检讨，旋即因“上疏北阙”而“拂袖南山”，罢官归里。蒲松龄十分敬重仰慕这位同邑前辈，唐梦赉也特别同情赏识蒲松龄，两人有许多交往。[1] 121 康熙二十一年（1682），唐梦赉为《聊斋志异》作序 [2] ，该序首先对《聊斋志异》多写怪异幽冥之事作了辨析，指出大千世界，无所不有，但人们见闻有限，于是很容易少见多怪：

谚有之云：“见橐驼谓马肿背。”此言虽小，可以喻大矣。夫人以目所见者为有，所不见者为无。曰，此其常也，倏有而倏无则怪之。至于草木之荣落，昆虫之变化，倏有倏无，又不之怪，而独于神龙则怪之。彼万窍之刁刁，百川之活活，无所持之而动，无所激之而鸣，岂非怪乎？又习而安焉。独至于鬼狐则怪之，至于人则又不怪。夫人，则亦谁持之而动，谁激之而鸣者乎？莫不曰：“我实为之。”夫我之所以为我者，目能视而不能视其所以视，耳能闻而不能闻其所以闻，而况于闻见所不能及者乎？夫闻见所及以为有，所不及以为无，其为闻见也几何矣。

其次，说明人们的见闻和辨别力有所不同：“人之言曰：‘有形形者，有物物者。’而不知有以无形为形，无物为物者。夫无形无物，则耳目穷矣，而不可谓之无也。有见蚊腹者，有不见泰山者；有闻蚁斗者，有不闻雷呜者。见闻之不同者，聋瞽未可妄论也。”同时批评了那些孤陋寡闻的“小儒”：“自小儒为‘人死如风火散’之说，而原始要终之道，不明于天下；于是所见者愈少，所怪者愈多，而‘马肿背’之说昌行于天下。无可如何，辄以孔子不语一词了之，而齐谐志怪，虞初记异之编，疑信之者参半矣。不知孔子之所不语者，乃中人以下不可得而闻者耳，而谓《春秋》尽删怪神哉！”

再次，透露了《聊斋志异》早期的传播情形。序中云：“留仙蒲子，幼而颖异，长而特达。下笔风起云涌，能为载记之言。于制艺举业之暇，凡所见闻，辄为笔记，大要多鬼狐怪异之事。向得其一卷，辄为同人取去；今再得其一卷，阅之，凡为余所习知者，十之三四，最足以破小儒拘墟之见，而与夏虫语冰也。”“向得其一卷，辄为同人取去；今再得其一卷，阅之”，可见《聊斋志异》尚未结集前即已在亲友间传抄。一卷甫毕，亲友便争相传阅。

最后，肯定了《聊斋志异》的价值和其必定流传于后世：“余谓事无论常怪，但以有害于人者为妖。故日食星陨，o飞鹆巢，石言龙斗，不可谓异；惟土木甲兵之不时，与乱臣贼子，乃为妖异耳。今观留仙所著，其论断大义，皆本于赏善罚淫与安义命之旨，足以开物而成务；正如扬云《法言》，桓谭谓其必传矣。”

王士G对《聊斋志异》的传播也起到了重要作用。蒲松龄与王士G之间因为《聊斋志异》曾有多次书信往来，蒲松龄在《与王司寇阮亭先生》信中说：“耳灌芳名，倾风结想。不意得借公事，一快读十年书，甚慰平生，而既见遽违，瞻望增剧。前接手翰，如承音旨，又以东风未便，裁答犹疏……梅屋以索无期，姑缓之，中元之后日无不相寄者。蒙遥致香茗，何以克堪？对使拜嘉，临池愧悚！” [4] 140 据袁世硕先生考证，此信写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两人初次会面之后，王士G向蒲松龄借阅《聊斋志异》。[1] 195 读过《聊斋志异》部分篇目后，王士G虽然没有应允蒲松龄的要求为《聊斋志异》作序，但却对《聊斋志异》十分欣赏，并有《戏题蒲生〈聊斋志异〉卷后》题辞，曰：“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时。” [5] 这首题辞即题于《聊斋志异》原稿卷后。蒲松龄作《次韵答王司寇阮亭先生见赠》以示酬答：“志异书成共笑之，布袍萧索鬓如丝。十年颇得黄州意，冷雨寒灯夜话时。” [4] 543 王士G成书于康熙二十八年冬的《池北偶谈》采摭了《聊斋志异》中的《小猎犬》等五篇，在《小猎犬》篇末注明：“事见蒲秀才松龄《聊斋志异》。” [1] 196 几年后，王士G还对《聊斋志异》三十一篇文稿作了评点，计有三十六条批语。虽然大多是只言片语，但王士G却是《聊斋志异》的第一位评点者，比其他评点者早了百馀年。王士G地位显赫，他的以上举动毫无疑问对《聊斋志异》的传播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二、抄本序跋：“人竞传写，远迩借求”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聊斋志异》以抄本的方式在社会上传播着。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较完整的《聊斋志异》抄本，而且与《聊斋志异》的传播有着密切关系。铸雪斋为历城张希杰的斋名，而张希杰所过录的原本是济南朱氏号“殿春亭主人”的藏本。该抄本载有“殿春亭主人”作于雍正癸卯即雍正元年（1723）的跋语 [5] ，“殿春亭主人”即蒲松龄好友朱湘之四子朱翊典（亦名朱崇典）之署名 [6] 。该跋语开头即说：“余家旧有蒲聊斋先生《志异》抄本，亦不知其何从得。后为人借去传看，竟失所在。每一念及，辄作数日恶。”朱翊典所说其家“旧有蒲聊斋先生《志异》抄本”，即朱缃直接向蒲松龄借《聊斋志异》的抄录本 [1] 233-240 ，由于朱翊典当时年纪幼小，故称“不知其何从得”。这一抄本之所以失传，或许是因为朱缃去世时年仅三十八岁，抄本借阅者便乘机据为己有。可见《聊斋志异》早期是以抄本形式在亲友之间传阅，而且深受读者喜爱和重视，以至于借之不还，失之心痛。

该跋语接着说：“一日，偶语张仲明世兄。仲明与蒲俱淄人，亲串朋好，稳相浃，遂许为乞原本借钞，当不吝。岁壬寅冬，仲明自淄携稿来，累累巨册，视向所失去数当倍。”这位张仲明即曾在朱家坐馆的张元之子张作哲，随父在朱家住过很长时间。张作哲的祖父张永跻乃蒲松龄之挚友张笃庆的族弟，张永跻本人也与蒲松龄有交往。张元虽然比蒲松龄小三十二岁，但两人也有过“文酒往来”。张作哲少年时亦曾见过蒲松龄，与蒲松龄的子孙当有往来。正是由于几代人的友情，张作哲才能够将《聊斋志异》全稿从蒲家借来。袁世硕先生认为“张作哲借出的可能并非手稿本，而是一部誊录供借抄的副本” [1] 388-389 。该跋语说，张作哲借来的这部《聊斋志异》副本比早先丢失的那部抄本“数当倍”，但据袁先生考证，朱缃所抄录的《聊斋志异》已有十五册之多，与十六册手稿仅少一册 [1] 235 。或许因为朱缃抄录《聊斋志异》分三次完成，第一次抄录七册，第二次抄录八册，最后抄录一册，年纪幼小的朱翊典仅仅看到了其中的一部分，后来便不知去向，故记忆有误。这说明《聊斋志异》尚未全部完成时，已经在亲朋好友间流传开来；全书完成后，蒲家又专门准备了一部“供借抄的副本”，可见《聊斋志异》受喜爱的程度非常之高。

该跋语又说：“乃出资觅蚴檎哓铰贾，前后凡十阅月更一岁首，始告竣。中间雠校编次，晷穷膏继，挥汗握冰，不少释。此情虽痴，不大劳顿耶！书成记此，聊存颠末，并识向来苦辛。倘好事家有欲攫吾米袖石而不得者，可无怪我书悭矣。”此段话一方面说明了抄录一部《聊斋志异》的苦辛，另一方面也表示接受此前的教训，不会再轻易外借，并希望人们能够理解。这段跋语说明，在蒲松龄去世后，《聊斋志异》只有极为密切的亲友才可能借出。张作哲乃张元之子，张元曾为蒲松龄作《墓表》，并在朱家坐馆。有了这几层关系，“殿春亭主人”才可能借到《聊斋志异》。同时还可以得知，抄写一部完整的《聊斋志异》绝非易事，需要一人整整抄写十个月。正因如此，抄本主人往往不愿随便借给他人，这表明凭借传抄方式，传播范围会受到很大限制。

但是，尽管传播范围有限，希望读到《聊斋志异》的人却越来越多，正如蒲立德在《聊斋志异跋》中所说：“初亦藏于家，无力梓行。近乃人竞传写，远迩借求矣。” [2] “人竞传写，远迩借求”，说明《聊斋志异》传播的范围有所扩大，抄写者当不在少数。但是我们所能看到的、保存于今日且据手稿本直接过录的抄本不过仅有“康熙抄本”，而且还是一部残本。这说明抄本的保存十分不易，其传播也就必然有限。有些直接过录的抄本便没能流传下来，如济南朱氏抄本就是如此。至于其它“异史抄本”、“铸雪斋抄本”、“二十四卷抄本”、“黄炎熙选抄本”等等，大都是辗转相抄而来，而且一般都珍藏于家中，所以才能够保存至今天。

现藏于日本庆应大学聊斋文库的《聊斋志异遗稿》旧抄本残帙，共收文17篇，分花、月、雪三卷，“雪之卷”末有淄川孙锡嘏作于同治元年壬戌（1862）的跋语，云：“今于渐逵蒲表侄书笥中，得睹《志异》原稿一卷，舒而观焉，竟被鼠蠹伤之过半。今由残缺章幅中选择整片最佳者，仅此数十篇，装订成册，庶几以传永久，免作散纸矣。” [11] 171-172 该抄本字体与手稿本不同，虽非出自蒲松龄手笔，却出自其后裔。从该抄本已残缺不全可以推断，该抄本曾长期在亲朋好友间传阅，亦可看出《聊斋志异》早期以抄本形式在亲朋好友之间传播的情形。

三、刻本序跋：“风行天下，万口传诵”

蒲立德在《跋》中还说道：“昔昌黎文起八代，必待欧阳而后传；文长雄踞一时，必待袁中郎而后著。自今而后，焉知无欧阳、中郎其人者出，将必契赏锓梓，流布于世，不但如今已也。则且予望之矣！” [1] 这时，蒲松龄已经谢世二十五年。又过了二十五年，蒲立德“予望之”的知音终于出现了，这便是“青柯亭刻本”的主事者赵起杲。

赵起杲，山东莱阳人，对《聊斋志异》有着浓厚兴趣。根据其刻《聊斋志异》“弁言” [2] 可知刻本的产生过程：乾隆十一年（1746）冬，赵起杲从其朋友周季和处得到《聊斋志异》抄本两册，“读而喜之”，“欲访其全，数年不可得”。第二年春天，这一抄本被王闰轩“攫去”。后在福建任职时，结识了郑方坤的后人。郑方坤，字荔芗，福建人，乾隆初曾官山东兖州、沂州知府，“性喜储书”。赵起杲估计其家或许有《聊斋志异》藏本，果然不出所料。于是命人抄录正副二本，与其它抄本校对后，赵起杲认为郑本得自蒲家“原稿”。乾隆二十八年（1763），赵起杲在杭州任职，其友鲍廷博曾多次“怂恿予付梓，因徇未果”。又过了三年，因为“借抄者众，藏本不能遍应，遂勉成以公同好”。因赵起杲任睦州知府，其府衙后院有青柯亭，故世称此本为“青柯亭本”。

除“弁言”之外，赵起杲还有“刻《聊斋志异》例言” [2] ，其中多次强调了刻本与原稿本高度一致，还提到了《聊斋志异》在流传中的异名与臆改、删汰问题：

是编初稿名《鬼狐传》。后先生入棘闱，狐鬼群集，挥之不去，以意揣之，盖耻禹鼎之曲传，惧轩辕之毕照也。归乃增益他条，名之曰《志异》。有名《聊斋杂志》者，乃张此亭臆改，且多删汰，非原书矣。兹刻一仍其旧。

是编向无刊本，诸家传抄，各有点Z。其间字斟句酌，词旨简严者有之；然求其浩汗疏宕，有一种粗服乱头之致，往往不逮原本。兹刻悉仍原稿，庶几独得庐山之真。

是书传抄既屡，别风淮雨，触处都有，今悉加校正。其中文理不顺者，间为更定一二字。至其编次前后，各本不同，兹刻只就多寡酌分卷帙，实无从考其原目也。

《聊斋志异》在流传过程中确实出现过不同的名称，虽然至今尚未发现名为《鬼狐传》的抄本，但却发现了名为《异史》的康熙年间抄本。至于在流传过程中被“臆改”“删汰”，就更为普遍。即使赵起杲宣称“兹刻一仍其旧”的青柯亭刻本，也难免有意或无意地做了一些改动。“弁言”明确说道：“原本凡十六卷，初但选其尤雅者厘为十二卷；刊既竣，再阅其余，复爱莫能舍，遂续刻之，卷目一如其旧云。”“卷中有单章只句，意味平淡者删之，计四十八条。”这说明，青柯亭本在刊刻时，为了避免触犯时忌，对原作有所改动。

参与青柯亭本校雠审定的还有钱塘著名文人余集，青柯亭本《聊斋志异》卷首有余集作于乾隆三十年（1765）的序 [2] ，称：“乙酉三月，山左赵公奉命守睦州，余假馆于郡斋。太守公出淄川蒲柳泉先生《聊斋志异》，请余审定而付之梓。”由此可知，赵起杲于乾隆三十年（1765）便请余集审定《聊斋志异》。乾隆三十一年（1766）青柯亭本刻成后，余集题词序曰：

丙戌之冬，《志异》刻成，距荷殁又五匝月矣。……盖余去年在郡斋时，与先生审订是书，丹铅错列，参互考订，斟酌去留，厘成一集。今刻前十二卷皆其手定，后四卷则附存之者也。……先是：公以例言属余，会予计偕无报；及公卒之前十日，自制序文，复草例言数则，若不及待余之归也者。陈生载周，董剞劂之役者也，十日前亦先公殁。呜呼！何其奇也！未竟之绪，以文续而成之，今且竣矣。海内之士，争先睹以为快；独予中心枨触，不能无废书之叹。异日公尝戏谓予曰：“此役告成，为生平第一快事。将饰以牙签，封以玉匣，百年之后，殉吾地下。倘幽W有知，亦足以破岑寂。”岂意斯言，竟成语谶！尚当与以文遵富春，涉桐江，支H挟册，登严陵之台，招先生羁魂焚而告之。吾见南山之颠，白云溶溶，凝而不流，如来照鉴，其必先生也哉！其必先生也哉！

赵起杲将《聊斋志异》的刊行视为“生平第一快事”，在临终十日前还“自制序文，复草例言数则”。尽管赵起杲官为知府，但还要靠出版商鲍廷博出资赞助，然工未竣而病故，其弟V亭邀鲍廷博继其业始成，可见刻印这样一部数十万言的书并非易事。全书共收文425篇（比铸雪斋本少49篇，但可补其缺者5篇），篇目虽然不算完整，然而重要的名篇，都已囊括在内。与稿本相比，个别文字虽有差异，但总的来说，仍不失其原意，基本相同。

青柯亭刻本对《聊斋志异》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不断被翻刻，如乾隆五十年（1785）杭州油局桥陈氏刊本、乾隆六十年（1795）重刊本、道光八年（1828）敬业堂重刊本等等。二是成为许多评注本、绘图本的底本，如何守奇、吕湛恩、何垠、但明伦、冯镇峦等人的评注本，铁城广百宋斋的图咏本等等。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因为青柯亭本的问世，才使“《聊斋》一书，风行天下，万口传诵” [7] 1180 。

赵起杲发起刊刻《聊斋志异》似乎有着很大的偶然性，但实际上也是一种必然，这是由《聊斋志异》自身价值所决定的。当人们发现认识到某部文学作品的价值后，为了使其迅速传播，总会想方设法付诸梨枣。所以几乎与青柯亭本问世的同时，山东长山县周村出现了王金范的十八卷选刻本。该本卷首有王金范作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的“《聊斋志异摘抄》序” [8] ，云“柳泉蒲子，以玩世之意，作觉世之言，握化工之笔，为揶揄之论。……第其书浩漫，亥豕既多，甲乙紊乱，又以未经付梓，抄写传讹，浸失其旧。……辛巳春，余给事历亭，同姓约轩假得曾氏家藏抄本，公退之馀乃择其可观者删繁就简，分门别类，手抄而点Z之。几阅寒暑，始得成帙”。王金范的《聊斋志异摘抄》虽然也花费了许多心血，但从传播角度来看，这一选刻本的影响远不及青柯亭本，尽管此后又有乾隆五十年（1785）和光绪年间重刻本，但却没能广泛流传开来。袁世硕先生认为“其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如印行的数量，刻印之工劣，都会影响到流传，但是，更根本的原因，恐怕还在于其内容多有不及青柯亭本之处”。[1] 409 因为不忠实于原著，极大地损伤了《聊斋志异》的原貌，致使其成了缺少价值的刻本，这是一个重要教训。

青柯亭本及由其繁衍而出的本子影响极大，但有一缺憾，这便是它删去了若干篇章。于是各种“拾遗”本应运而生，道光四年（1824），黎阳段栗玉辑刻了《聊斋志异遗稿》四卷51篇。该刻本卷首载有刘瀛珍、陈廷机、胡泉、段栗玉的四篇序言及段栗玉的一篇例言。段氏“重抄《聊斋志异遗稿》序”称：

留仙《志异》一书，脍炙人口久矣。余自髫龄迄今，身之所经，无论名会之区，即僻陬十室，靡不家置一册。……是书流传既久，而俗坊吝于铅椠，将其短类半删去之，渐久而失愈多，殊堪恨恨。然好事者尚可广搜远绍，符其原额。己巳春，于甘陵贾氏家获睹雍正年间旧钞，是来自济南朱氏，而朱氏得自淄川者。内多数十则，平素坊本所无。余不仅狂喜。遂假录之，两朝夕而毕。后秃硕愿鞅窘糟冢殆当时初付剞劂，即亡之矣。……然欲付梨枣而啬于资，素愿莫偿，恒深歉怅。兹于道光癸未，与德州刘仙舫雨夜捉膝言及之；仙舫毅然醵金，余遂得于甲申秋录而付梓，俾遗珠得还合浦，不但为当时好事者之一快，即于风清月朗时，以杯酒酹告清曜先生之灵，九原有知，应亦大畅其未偿之愿也矣。[9] 2465-2466

段氏此序涉及到《聊斋志异》传播中的许多问题，一是由此可知，至段氏所生活的嘉道年间，《聊斋志异》传播范围已经非常广泛了，“即僻陬十室，靡不家置一册”。二是各种刻本纷纷涌现，但都对原稿有所取舍。三是段氏得到了济南朱氏抄本的雍正年间抄本，尽管不是朱氏的原抄本，因为朱氏抄本至今尚未发现，故此本亦有一定的价值。

段氏“《聊斋志异遗稿》例言” [9] 2467 又称：“是书本雍正年抄本，则未刻之前，已贵洛阳纸价矣。的系原物，断非后人剽窃。”“若《^鸟》一则，系康熙年间事，圣天子不可不出格。《白莲教》一则，明言徐鸿儒，则大兵不可不空格。意刊书之时，去此未远，不便刻入，因成割爱欤？”段氏所言极确，青柯亭本“弁言”称“卷中有单章只句，意味平淡者删之，计四十八条”，恰好可与段氏所言相验证。另外，道光十年（1830）长白荣誉辑《聊斋志异拾遗》一卷，四十一则。据卷首胡定生序可知，这些篇章得自淄川蒲氏后裔。其中《蛰龙》《爱才》《龙》“博邑有乡民王茂才”三则，不见于现存手稿本和早期诸抄本，是否蒲氏原作，尚有疑问。

四、评注本、图咏本序跋：“披隙导窍”，有裨阅者

由于《聊斋志异》是文言小说，多有典故，且部分作品涉猎真实人物及史实，为方便读者阅读，书坊推出了许多注释本，其中吕湛恩、何垠注本流传影响较广。

道光五年（1825），观左堂刊刻了第一部由吕湛恩注释的《聊斋志异》青柯亭本的注释本，卷首有道光五年（1825）梁溪蔡培序 [9] 2477 及吕湛恩自序 [9] 2476 。蔡培序称，吕湛恩字叔清，山东文登人，髻年受知于阮芸台先生，补博士弟子员。因屡不第，遂立志为《聊斋》作注，以发其抑郁之气，于道光五年书成。吕湛恩自序称，幼年即喜闻鬼狐仙怪故事，后读《聊斋志异》“如有夙缘，神与相迎，而若或引之，几至忘啜废枕”，于是萌发了为《聊斋志异》作注的想法。他“搜奇摭异，靡间寒暑，历三载而始粗就”。吕湛恩在“例言” [9] 2478 中说：“是书卷帙浩繁，无力付梓，故仅撮其典实，著为是编。”所以吕注采用“注而不释之体”，止于章句典据，词条的旨意、出处，某字的音读字义等等，而不评文字的工拙。因为吕湛恩是山东文登人，因此对《聊斋志异》中的真实人物尤其是山左人物注释尤详。“使阅者得此更无翻阅之劳”，对读者甚有帮助。此本只刊注释，不载原文。未几，魁文堂又增注补一卷重刻。至道光二十三年（1843）广东五云楼始将吕注与原文合刻，道光二十六年（1846），三让堂又重刻。吕氏注本影响较大，后来诸家坊本多采用其注刊刻。光绪初年，铁城广百宋斋和上海同文书局、鸿宝斋等又继出绘图本。

道光十九年（1839），何垠注本初刊，这是继吕氏注之后第二个注释本。该本分上下栏，上栏注释，下栏原文，卷首有沈道宽、陈元富序及何垠自序。沈道宽序 [10] 云：“江宁何地山先生以博雅之才，著作馀闲，为之考订注释，积久得若干条，刊为别本流布之。”陈元富序 [10] 云：“何君擅文思杰笔，多精言，每咏必示之，好书必竟读，最爱词。”何垠自序 [10] 称：“读《聊斋志异》，即以无注释为憾，嗣见吾友亦言，用择其一二易知者，勉为考订，游幕中岁月五，集成卷帙。”据此可知，何垠字地山，江宁人，“有博雅之才”，“擅文思杰笔”，喜读《聊斋志异》并为之作注。何垠“《注释聊斋志异》凡例 [10] ”称，其“注不嫌多，解不嫌陋”，“文义难解者，亦必详注”。以字词音义为主，较少注典故人事。何、吕两人注释，各有特点和长处，惟吕注比何注详细。道光二十年、二十六年有重刊本。以上两种注释本流传甚广，为读者提供了极大方便。

《聊斋志异》的人物刻画、情节设置、语言描写及思想情感都取得了突出成就，受到了许多评点家的高度赞美，其中王士G、何守奇、但明伦、冯镇峦四家评点影响较大。这些评点对于启发读者的阅读能够有所启发和帮助，于是书坊刊出了各种评点本。道光三年（1823）何守奇批点本问世 [11] 175 ，这是一部最早的《聊斋志异》评点本。此书是以青柯亭本为基础的评本，评者何守奇，广东南海人（生平不详）。原书前有唐梦赉、高珩、赵起杲序，赵起杲刻书例言、聊斋自志、聊斋小传，继有王士G、张笃庆、朱缃等人题辞，卷末有蒲立德跋，独未有何守奇序跋。全书共十六卷，版心下刻“知不足斋原本”，可知其底本为青柯亭本。扉页左题：道光三年新镌，中款：批点聊斋志异，右下题：经纶堂藏板。此书后在道光十五年（1835），又由天德堂重刻。

道光二十二年（1842）但明伦《聊斋志异新评》问世，这是继王、何之后又一评本。但明伦，贵州广顺人，其传见《广顺州志》。卷首有但明伦自序 [9] 2470 ，称其幼年“得《聊斋志异》读之，不忍释手”。嘉庆二十四年（1819）“入词垣，先后典楚、浙试，皇华小憩，取是书随笔加点，载以臆说，置行箧中，为友人王k堂、钱辰田两侍读，许信臣、朱桐轩两学使见而许之，谓不独揭其根柢，于人心风化，实有裨益。嘱付剞劂而未果。兹奉命莅任江南，张桐厢观察、金瀛仙主政，叶素庵孝廉诸友，复怂究布，以公同好。余亦忘其固陋，未知有当于聊斋之意与否。书成，爰记其颠末如此”。全书卷数篇目，悉依青柯亭本。该本以两色套印，墨印正文，朱印评语，十分精致，再加之评语颇有见地，故此后据之刊行的本子较多。

由于各家注评特点不同，于是出版商将各家注评合为一刻，以满足读者的需求。如咸丰十一年（1861）坊刻本，合王士G评、吕湛恩注；咸丰间坊刻本，合王士G评、吕湛恩注、但明伦评；同治五年（1866）维经堂刻本，合王士G评、吕湛恩和何垠二家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光绪十七年（1891）合阳喻j四家合评本，将王士G、何守奇、但明伦、冯镇峦四家评汇为一本，其中冯镇峦的评语是首次付刻。该本卷首有喻j序云：

《聊斋》评本，前有王渔洋、何体正两家，及云湖但氏新评出，披隙导窍，当头棒喝，读者无不俯首皈依，几于家有其书矣。……吾合冯远村先生手评是书，建南黄观察见而称之，谋付梓未果。……同治八年，州人士取篇首杂说数十则及《片云诗话》刊行，而全集仍待梓也。予于亲串中偶得一部阅之；既爱其随处指点，或一二字揭出文字精神，或数十言发明作者宗旨，不作公家言、模棱语，自出手眼，别具会心，洵可与但氏新评并行不悖。[9] 2471

该本还载有冯氏《读聊斋杂说》，据此可知，其评点时间是嘉庆二十三年（1818），比何、但两家要早，因其以抄本形式在社会上流传，故知之者较少。该本分为上中下三栏，上中栏为评语，下栏为正文。光绪末，重庆一得山房有该本重刻本。

光绪十二年（1886）上海同文书局出版石印本《详注聊斋志异图咏》，前有高昌序言曰：

《聊斋》所志，其事非尽为刑天舞戚，其人非尽属牛鬼蛇神，则其图之也，亦不必皆入禹鼎之铸奸，温犀之烛怪，不过就其事迹，模其神情，观其事传而其人亦传，此广百宋斋主人《聊斋志异图咏》之所由作也。主人以尚友为志，读古人书，必欲知其为人，爰请名手，就《志异》全书每幅各绘一图，亦既穷形尽相，无美不臻，又于每图各系七绝一首，抉海内诗人之心肝，为图中之眉目，以是游目骋怀，洵可乐也。复以旧注缀于每篇之后，检查尚恐费事，因而别出心裁，摘录于每句之下，令人一览可以了然，其用心可谓苦矣。[9] 2472

为了方便读者，书坊主人可谓煞费苦心，请画家根据每篇故事中有代表性的细节或场面各绘图一幅，有的一篇还绘制两三幅，共计444幅，每图题七绝一首。这些图与诗不仅形成了诗文并茂的艺术效果，而且其自身就是对《聊斋志异》的一种阐释与接受，可以启发读者的思路，提高阅读兴趣。该本果然受到了读者的喜爱，三年后有悲英书局仿印本，后又有上海扫叶山房石印本，并加入了王士G和但明伦的评语，各种仿印本、影印本层出不穷。

由以上论述可以看出，《聊斋志异》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文言小说的扛鼎之作，其自身的成就固然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但传播的因素也不可忽视。

参考文献：

[1]袁世硕.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M].济南：齐鲁书社，1988.

[2]原载青柯亭本聊斋志异[M].

[3]四书五经[M].长沙：岳麓书社，1991.

[4]蒲松龄.蒲松龄集[M].路大荒，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5]原载铸雪斋抄本聊斋志异[M].

[6]吴修安.殿春亭主人究竟是谁[N].齐鲁晚报，2015-02-10.

[7]冯镇峦.读聊斋杂说[G]//朱一玄.明清小说资料汇编.济南：齐鲁书社，1990.

[8]原载聊斋志异摘抄[M]

[9]蒲松龄.全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M].任笃行，辑校.济南：齐鲁书社，2000.

[10]原载何垠，注释.聊斋志异[M].

[11]袁世硕，主编.蒲松龄志[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