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劫罪适用问题简论

一、关于抢劫罪中的暴力行为的范围

刑法中使用的“暴力”是一个属概念，是抢劫罪最常见的一种手段行为，其内涵是侵犯公民人身自由权、健康权直至生命权的施加于人身的强力打击和强制行为，其外延包括捆绑、扭抱、殴打、伤害直至杀害等程度不同的侵犯人身的表现形式。可见，抢劫罪中的暴力行为，其范围很广，暴力行为有大有小、有强有弱、如何确定该暴力行为的起始范围（上限和下限），是认定抢劫罪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内容。然而要对暴力行为的范围作出划分，明确其下限始于何处，上限终于何处并非易事。目前，在一些国家的刑法里，抢劫罪中的暴力是没有下限的。不过，在大多数国家的刑法里，抢劫罪中的暴力还是存在下限的。有些国家刑法规定，暴力的下限是使他人不能抗拒或不敢抗拒。有些国家刑法规定，暴力的下限是有严重危害性，如1961年起施行的《苏俄刑法典》明确规定，抢劫罪的暴力须是危及被害人生命与健康的暴力。日本现代的刑事判例也认为，抢劫罪中的暴力、胁迫必须达到“足以抑制被害人的反抗”的程度，具体判断则应是社会上的通常看法为其客观标准适当考虑案件情况。②我国刑法没有明确抢劫罪的暴力有无下限，近年来，我国也有著述认为，只有足以危害被害人的生命与健康的暴力才能构成抢劫罪。暴力行为，未达此程度的侵犯人身而非法占有财物的行为只能构成抢夺罪。例如对实践中发生的被告人将被害人抱住而由其他被告人夺走其财物的案例，被告人乘被害人拿出钱包之机猛击被害人手臂将钱包打落在地，随即拿钱包逃跑的案例，持上述观点者认为其暴力均未达到危害被害人健康的程度，因而不应定为抢劫罪，而只能定抢夺罪。笔者认为，对抢劫罪的暴力行为的下限不应作出限制性的规定，否则容易导致抢劫罪与抢夺罪的界限不明确，而使司法实践无所适从。因为抢夺罪不以使用暴力、胁迫或其它方法为原则，其手段仅仅是“乘人不备、公然夺取”，对抢劫罪与抢夺罪之间出现一个断层，即以下限以下的暴力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行为，既不能列入抢劫罪，又不能按抢夺罪处理。我们认为，区分两罪的关键不能看暴力行为的强弱，而要看暴力行为的直接目标，是直接对财物实施暴力还是直接对人身实施暴力，此其一。其二，实施抢夺行为，被害人可以当场发觉但来不及抗拒，而不是被暴力制服不能抗拒，也不是受胁迫不敢抗拒。

关于抢劫罪中暴力行为的上限终于何处的问题也就是暴力中是否包括故意杀人的问题，一些国家的刑法明确规定，抢劫犯罪的暴行不包括故意杀人。我国刑法没有明确故意杀人从抢劫罪的暴力中排除，刑法理论界对此有不同的意见，主要有三种主张：第一种认为不包括故意杀人；第二种认为包括过失或间接故意造成死亡；第三种认为既包括过失或间接故意造成死亡，也包括直接故意造成死亡。笔者赞同第三种观点，首先，为了当场取得财物而当场故意杀人的与抢劫没有本质区别，行为人事实上是以抢劫的故意实行其行为的，故应认定为抢劫罪；其次，刑法中有关抢劫罪的暴力行为没有明文将“致人死亡”限定为过失，认为只能是过失与间接故意，则不符合犯罪构成原理；再次，将当场杀死他人取得财物的行为认定为抢劫罪，完全可以做到罪刑相适应，不会放纵犯罪分子；最后，将当场杀害他人取得财物的行为认定为抢劫罪，可以容易区分抢劫罪与故意杀人罪，避免在区分二者时造成混乱；并且将当场杀害他人取得财物的行为认定为抢劫罪，与将故意致人重伤后当场取走财物认定为抢劫罪也是协调一致的。

二、关于抢劫罪既遂与未遂的适用

关于抢劫罪的成立标准，笔者主要讨论既遂与未遂的区分标准问题，理论上对此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抢劫罪的既遂以被害人是否失去对财物的控制或者行为人是否控制了他人的财物为标准，即只要被害人失去对财物的控制或者行为人控制了他人财物的，就是抢劫既遂；否则是抢劫未遂。③另一种观点认为，在抢劫行为没有造成他人重伤或者死亡的情况下，其既遂与未遂的标准应是行为人是否取得了财物，取得财物的，为既遂；否则，为未遂。在行为人的抢劫行为造成了他人重伤、死亡的情况下，即使没有取得财物，也成立既遂，即结果加重犯没有既遂与未遂之分。④上述两种观点的分歧在于当抢劫行为既没有造成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结果，也没有造成被害人重伤、死亡的情况下，究竟是按犯罪未遂处理还是按犯罪既遂处理。

上述第一种观点是可取的，而第二种观点关于结果加重犯没有既遂与未遂之分的理由则难以成立，理由如下：第一，一种犯罪的既遂与未遂只能有一个标准，而不可能两种标准并存，否则，就会使犯罪既遂与未遂的标准陷入混乱，因此，抢劫罪也只能有统一的既遂与未遂标准。抢劫罪既遂与未遂的区分标准是什么，应根据犯罪侵犯的主要社会关系和犯罪人的目的来确定。鉴于抢劫罪侵犯的主要社会关系是公私财产所有权，犯罪人的目的是非法占有他人财物，因而，抢劫罪既遂与未遂的区分标准应是犯罪人是否非法占有了他人的财物。第二，就结果加重犯而言，只是因为犯罪行为造成了某种严重的结果而刑法明确规定加重处罚的犯罪形态，具备了加重处罚的结果并不意味着犯罪的既遂。我国刑法中规定的结果加重犯并不仅限于抢劫致人重伤、死亡这一种，例如致人重伤、死亡也属于结果加重犯，但刑法理论上一致认为罪具有统一的区分既遂与未遂的标准。第三，承认抢劫致人重伤、死亡存在犯罪未遂形态，而不是一概地构成犯罪既遂，并不意味着对犯罪人的放纵，相反，这体现了我国刑法所确定的罪责刑相适应原则。毕竟抢劫他人财物未得逞但导致他人重伤、死亡的社会危害性要小于抢劫他人财物得逞且造成他人重伤、死亡的社会危害性，对前者的处罚通常应轻于对后者的处罚，但由于我国刑法对未遂犯规定的是可以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因此，司法实践中也可以不比照既遂犯从轻处罚。那种关于对抢劫致人重伤、死亡但未抢劫财物的情形按犯罪未遂处理会轻纵犯罪的担忧是多余的。

三、关于携带凶器抢夺的认定

《刑法》第267条第二款规定“携带凶器抢夺的，依照抢劫罪定罪处罚”。《解释》第六条规定“携带凶器进行抢夺，是指行为人随身携带枪支、爆炸物、管制刀具等国家禁止个人携带的器械进行抢夺或者为了实施犯罪而携带其他器械进行抢夺的行为”。此解释具体说明了携带什么器具进行抢夺即可以抢劫罪论处，但没有说明必须是行为人使用或者显示凶器才以抢劫罪论处。反思本条款，其有客观归罪之嫌。因为：1、抢劫与抢夺是有本质区别的，一个是以当场施以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抢劫，一个是乘人不备、公然夺取财物。携带凶器抢夺虽然可能会强化作案心理，体现出行为人更大的主观恶性与人身危险性，但是它无论在主观上还是在客观上都与抢劫罪有本质区别，不能混为一谈。2、在抢夺罪中，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及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与盗窃罪、诈骗罪相仿，因此，刑法对它们予以大致相同的法律评价。若携凶器抢夺以抢劫论，那么携凶器盗窃、诈骗为什么不以抢劫论呢？3、从抢夺罪的法定刑来看，抢夺罪刑种刑度极宽,携凶器抢夺作为一种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行为本可直接适用严重抢夺罪之刑罚(3-10年有期徒刑)，而并无必要以抢劫罪论处。

四、关于抢劫罪中暴力行为的牵连犯罪的问题

抢劫罪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在非法占有公私财物时，当场使用暴力或以暴力相威胁。以暴力手段实施抢劫或在抢劫过程中使用暴力，抢劫罪中最常用的行为方式，那么，在实施抢劫犯罪过程中，使用暴力致被害人重伤、死亡时，应该如何定性呢？这明显地涉及到一个牵连犯罪的问题，按照牵连犯罪的解释，是犯罪的手段或方法又触及到另一罪名时，按照重罪吸收轻罪的原则，择一重罪处罚，那么，在抢劫过程中致人重伤或死亡的，又触及到伤害罪和杀人罪，谁轻谁重，又如何择罪呢，这个问题，也是抢劫罪中争论的一个焦点。一般来说，在实施抢劫过程中致人死亡的情况，大体上有这么几种，一是抢劫行为结束后，为灭口而将被害人杀死，这种情况是杀人行为与抢劫行为已没有内在的联系，应属于两个独立的犯罪，应分别以抢劫罪和故意杀人罪数罪并罚。二是先杀人而后见财起意才抢走财物的，这两种行为也没有内在的必然联系，也应按抢劫罪和故意杀人罪数罪并罚。三是实施抢劫后，遭到受害人的反抗，为护赃而杀人的，这应该是抢劫行为的继续，仍应按抢劫罪处罚。四是为实施抢劫而先杀人的也应按抢劫罪定罪处罚。关于这个问题，最高人民法院于2001年5月22日《关于抢劫过程中故意杀人案件如何定罪问题的批复》中也指出：行为人为了劫取财物而预谋杀人，或在劫取财物过程中，为制服被害人的反抗而故意杀人的，以抢劫罪定罪处罚。但是在抢劫犯罪过程中，为了实施抢劫使用暴力致人死亡的牵连犯罪，在实施抢劫犯罪过程中，使用暴力致被害人重伤、死亡时又触及到伤害罪和杀人罪，这种情况是杀人行为与抢劫行为已没有内在的必然联系，属于两个独立的犯罪，应分别以抢劫罪和故意杀人罪数罪并罚。

(作者通讯地址：广西南丹县人民检察院，广西南丹547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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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列席审委会制度的构建过程，也是拓展人民检察院法律监督权具体实施方式的过程。

其次，检察长列席审委会制度的构建会有效监督人民法院公正审理案件，确保法律正确实施，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由于审委会有对疑难、复杂、重大案件的决定权，因此审委会成为了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重要环节。检察长通过列席审委会可以直接、适时、有效的对审委会讨论、决定疑难、复杂、重大案件实施法律监督，确保审委会的活动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程序进行，杜绝审委会成为一言堂的可能，避免审委会决定案件只是走走过场、流于形式。通过对审委会活动实施有效的法律监督，必将促进人民法院严格依法办案，正确实施法律，案件的公正审理也就会更有保障。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是人民检察院实施法律监督权之本，对审委会进行法律监督也要以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切实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检察长列席审委会制度的构建有利于及时纠正侵犯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违法情形，确保当事人得到一个合理的判决结果，实现司法公正。检察长列席审委会，对自身的定位要有明确认识，检察长是以监督者的身份、不是公诉人的身份列席，不是把公诉观点从审判庭转到审委会去。另外，还要把握好检察长是列席，不是出席，主要功能是倾听。在实际工作中，检察长列席审委会的最终目标是保障审判的公正、恰当，所以列席不以法院是否改判作为成功或失败的标志。

最后，检察长列席审委会制度的构建有利于提高案件质量，有效降低无罪判决率，提高抗诉成功率。目前的状况，人民检察院案件人民法院无罪判决率较高；人民检察院抗诉案件成功率低。这种局面的出现，除了人民检察院自身原因外，主要由如下两方面造成：一是人民法院的审委会对案件只判不审，由于对案件缺乏全面了解，而得出不适当的结论；一是人民法院在处理疑难、复杂、重大案件时与人民检察院沟通不够，法律适用和证据规格认识不一致，从而造成较大分歧。检察长列席审委会制度的构建会有效解决这两个问题。通过检察长对案件办理情况以及支持公诉情况的介绍，审委会委员会对案件有了更全面的了解，克服了审委会委员未参加庭审的不足，也避免了法院办案人汇报案件可能带有主观性从而影响审委会委员判断情形的发生。通过检察长对案件法律适用和证据规格阐明观点、指出依据，审委会委员在讨论、决定案件时，就会充分考虑人民检察院观点的合理性，从而宜于取得趋同结论。依据对案件全面、客观的掌握，审委会更可能得出适当的决定。这样，通过检察长列席审委会制度的构建势必会降低无罪判决率，提高抗诉的成功率。检察长列席审委会制度还有很多的问题需要解决。它与现在弘扬的诉讼理念以及其他司法改革的某些内容存在冲突，比如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刑事审判权问题、诉辩权利平衡问题。检察机关担负着国家公诉的职能，公诉是监督职能的一个分支，检察长列席审委会是否打破了诉辩权利平衡。这在合理性方面还需要探讨。

（作者通讯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梧州市万秀区人民检察院，广西梧州543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