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问题的社会学视角

当前中国社会信用危机的成因非常复杂。概括地说，它是世界现代化、中国社会转型、中国文化传统三重逻辑叠加的结果。

信用是一种由立信和授信过程契合而成的社会心理状态

在日常生活中，人们往往从道德的角度来理解信用，认为信用就是一种道德素质和水准。这种理解有一定合理之处，但不全面。从社会学角度来看，所谓信用，简单地说就是“可信度”。说某个人有信用，实际上是说这个人有某种值得他人信任的素质。但这并不等于说，信用就是一个人的单方面的素质。事实上，一个人所具有的素质，只是形成信用的一个方面。一个人具有某种高尚素质，但不为人所知，或人家不认可、不相信，这个人的信用仍然建立不起来。由此可见，任何信用状态都是一个双向选择的结果。换句话说，任何信用的产生、存在和发展都同时离不开两个过程：一是立信，即试图建立信用的人向外界展示自己的某种素质，以获取信任；二是授信，即外界肯定此人的某种素质，并给予某种程度的信任。这两个过程是相互联系而又相对独立的。一方面，任何信用的建立都依赖于外界的授信，两者是不可分离的；但另一方面，一个人为建立信用所付出的种种努力并不一定能够得到外界的认可，所以两者又是相对独立的。中国传统文化比较强调立信，片面地认为“好酒不怕巷子深”，只要具有某种素质，外界的授信是迟早的事。但事实并非如此。一个工厂的产品再好，不加强宣传，不为消费者所知，或不能消除消费者的疑虑，那它在消费者心目中就仍然没有信用。简单地说，信用是一种由立信和授信两个方面契合而成的社会心理状态。

任何信用事实，实际上都是同时来自立信和授信两个方面的多种因素在一定社会情境下排列组合的结果。来自立信方或授信方的任何一个因素的改变，都会导致信用事实的改变。显然，由于影响任何一方心理的因素都非常多，这些因素之间排列组合而成的数目也是相当大的。因此，信用的形成和变化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心理过程。

我在这里强调信用是一个包含立信和授信两个过程的复杂的心理过程的目的，是想表达以下三层意思：第一，信用问题的出现，并不完全是由于立信方或授信方的素质存在问题，而有可能是双方在心理上契合不佳，用俗话说就是，双方没有对上卯。特别是在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外国人打交道时，这种问题经常出现；第二，即使信用问题是由某一方的素质问题引起的，但也不一定就是道德素质，很可能是能力、知识等；第三，既然信用实质上是一种同时杂有理性、情感甚至情绪的复杂的社会心理，那么，建立健全社会信用体系就不能仅仅着眼于技术或制度建设，以为通过对背信行为的惩罚或监控就能一蹴而就。这是因为，社会心理的转变，尤其是情绪和情感的转变，通过单纯的压制是不可能实现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体系的调谐才是关键。

信用是社会交往的必要条件和简化机制

人生在世，必须与他人发生各种形式的社会交往。但是，任何交往都是有风险的，只是大小有所不同。所以，任何人在社会交往过程中，随时都在评估他人的信用，并根据评估的结果不断调整交往的方式和深度。不过，虽然每个人都在努力地评估他人的信用，以降低可能发生的风险，但人的认知能力毕竟是有限的。因此，信用的授受并不完全是以理性为基础的，而是杂有很多感性、感情方面的非理性因素。可以说，任何信用的产生和发展都不可能是完全理性的，总是杂有非常微妙的感性的或感情的因素。在这个问题上，社会学和经济学是有分歧的。

正是由于信用状态中杂有不同程度的感性和感情成分，所以信用的授予在某种程度上就具有情感所特有的“晕轮效应”。所谓“晕轮效应”，通俗地说，就是爱屋及乌、恨屋及乌。前段时间有报刊报道，一位港商在北京三里屯遭到商贩殴打，从而使她下定决心把在北京的投资项目转移到天津。

由此可见，人的理性是不完备的，它并不能保证整个社会交往的良性运转。相反，信用才是社会交往的必要条件，是整个社会交往的前提和基础。

信用不仅是社会交往的前提和基础，还是简化社会交往的复杂性、降低社会交往成本的一种重要机制。如前所述，任何社会交往中都蕴含着某种风险，越是现代的社会，其社会交往就越是复杂，风险就越高。为了防范风险，相互间不得不花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去调查、监督和控制。如果都讲信用，一诺千金，那么事情就简单多了，效率也会成倍提高。

社会信用是社会结构和文化长期塑造的结果

信用虽然是一种社会心理，但它的产生和发展也是受到一定社会文化和社会结构影响的。

首先，不同文化和社会结构所蕴含的价值观不同，因此，在立信和授信过程中推崇的要素也各有侧重。中国文化中有着非常深厚的“德治”传统，因此在信用建立过程中非常强调立信人的道德水准，能力差一点则是相对可以原谅的。所以，在中国，道德上的污点足以终结一位官员的政治生涯。

其次，在不同社会结构和文化中，立信和授信的模式是不同的。一般来说，在传统社会中，由于社会高度不分化，生产和生活基本上自给自足，不用接触太多的人，交往范围很窄，社会流动性也很小，所以人与人之间相处的机会很多，彼此知根知底，很熟悉。这样，在社会生活中自然形成的人际关系网络就成为立信和授信的基础。双方都坚信“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立信的一方秉持“人不知而不愠”的原则，不慌不忙；而授信一方也秉持“听其言，观其行”的原则，小心翼翼。一旦考察期结束，信用建立起来，就是高度稳定的。这样一种信用是以人格信任为基础的，立基于彼此间的熟悉程度以及自然形成的交情。而在现代社会中，社会高度分化，生产和生活中必须接触大量陌生人；社会流动性很强，人与人之间交往很片面，一个人没有足够的时间、精力和机会去了解另一个人。在这种情况下，以人际关系网络为基础的传统信用体系就不敷应用了，而只能以人工构造的制度体系为基础来立信和授信。一般情况是，一个人为了证明自己具有值得他人信赖的素质，就必须取得制度所授予的某种资格，整个社会的立信和授信就立基于资格之上。比如，一个人为了证明自己的知识达到一定水平，就必须取得相应的文凭。然后，他就可以凭这张文凭到各个单位去求职（实际上是一个立信过程），用人单位就根据这个文凭决定是否录用他（实际上是一个授信过程）。

文化对立信和授信模式也有很大影响。社会学家王飞雪和山岸俊男对中、日、美三国的比较研究发现，中国人对人性具有较高的信念，但却表现出较低的信任行为。也就是说，从观念上，中国人都相信“社会上到底还是好人多”，但在具体行为上，却不轻易相信他人，处处防范。而日本人和美国人对人性不那么乐观，把人想象得比较坏，但在具体行为上，却比中国人更容易相信他人。基于这种文化差异，在中国，立信方要取得他人信任，最好的办法是少说多做，以实际行动接受考验，说多了反而被认为是“夸夸其谈”，丧失别人的信任；授信方则倾向于相信“敏于行而讷于言”，重点考察实际表现。而在美国和日本，立信方则不那么忌讳通过言语来表现自己，授信方对“夸夸其谈”也不那么排斥。

再次，在不同社会文化和结构下，对信用的供给和需求也是不同的。如上所述，在传统社会中，人际交往范围是比较小的，对生人接触得少，对信用的需求也相应较小。而在现代社会中，整个生产和生活高度社会化，高度系统化，哪怕是一件很小的事，都会牵涉很多人，其中很多人一辈子都不会见面。在这种情况下，对信用的需求自然就空前增加。反过来，在不同社会结构下，能够提供的信用产品也是有差异的。西方社会中，由于历史、政治和文化等复杂的原因，大量信用是由中立的民间组织而不是国家来提供的。比如，中国人非常熟悉的托福考试就是由一家民间考试机构组织的，它所确认的成绩（即信用资质）得到美国大学的一致承认。而在中国，长期以来国家包揽一切，社会中介组织十分不发达，自然也难以取得社会的信任，所以，大量的信用资质只能由政府来确认和提供。

综上所述，从根本上说，一个社会的信用的水平、类型和模式，是在一定的社会结构和文化下长期养成、长期发育的结果。因此，社会信用体系的顺利运行，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社会结构和文化的协调发展。如果某种社会结构和文化导致社会各个体、各群体、各阶层之间长期隔阂甚至对立，那么，这个社会的信用体系是很难运转良好的。

中国的信用困境

不可否认，当前中国确实存在着某种信用危机。对于这种信用危机，我们既不能单纯从道德上找原因，将其归结为一种道德危机；也不能单纯从技术角度着眼，认为它是制度不完善或技术不发达的结果。相反，我们必须从更深广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的高度来认识这个问题。我认为，当前中国信用危机的实质，是由于社会结构和文化的变迁，导致传统的立信和授信机制遭到破坏，而新的立信和授信机制却还没有建立起来。在这新旧转换之际，在信用问题上出现无序、失范和越轨等现象是不可避免的。当前中国社会信用危机的成因非常复杂。概括地说，它是世界现代化、中国社会转型、中国文化传统三重逻辑叠加的结果。

首先，世界范围内的现代化进程，打破了村落、社区、宗族等传统社会组织方式，社会流动范围不断扩大，社会流动频率不断提高，社会互动越来越具有片面性和暂时性，传统的以长期相处、深入了解为基础的熟人信任逐渐受到破坏。而另一方面，正如李猛先生所说，现代社会是一个抽象社会，由各种理性化的程序和制度所构成。这些程序和制度是整个社会立信和授信的基础。但由于这些程序和制度不是来自每个人都十分熟悉的日常生活，而是由一些我们不认识、不熟悉的社会精英根据普通民众所不熟悉的逻辑建构出来的，要取得普通民众的认可和信任自然是比较困难的。这样，传统的以熟悉度为基础的熟人信任已经被破坏，而现代的以程序和制度为基础的体制信任却一时半会儿还树立不起来。这中间发生的断裂，就成了当前中国社会信用危机的一个重要根源。

其次，中国传统文化倡导的是以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等五伦为中心的人伦信任。人伦信任是一种以具体的人格为基础的信任心理。在这种信任心理下，信用的建立需要经过很长时间的考验，并且局限在很小的范围内。这显然难以适应高度分化、高度流动的现代社会。

再次，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情境也是造成信用危机的重要根源。一是，信任关系的建立依赖于共同的文化价值观，而中国的现代化作为一种“迟发外生型”现代化，不得不输入大量异质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中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显然不利于信任的建立。二是，中国的现代化是一种“追赶型”的现代化，在追赶过程中，不得不以比西方更快的频度在更广的范围内进行技术、制度和政策的调整。如前所述，稳定性是建立信用的一个重要条件，调整频率过快也会导致信用危机。三是，快速的社会转型导致社会监控机制不够完善，这也为各种违背诚信原则的越轨行为提供了可乘之机。

由是观之，当前中国的信任危机，除了有道德、技术和制度方面的原因以外，还有更深刻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的原因。因此，我们在注重道德、技术和制度建设的同时，还要注意调谐社会结构和文化，不能搞“惟道德论”、“惟技术论”或“惟制度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