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学人文学科建设论文

一、从中层文学到三层文学

众所周知，钟敬文先生提出了“文化三层观”，而他这个观点是从“文学三层观”发展来的。在三层说中，上、下两层说早就有，唯中层说的观点长期有争议，被确定下来的时间较晚。中层说始于市民文学的发展。我国唐代已有市民文学的萌芽，经过宋元戏曲时代的过渡，到了明清时期，市民文学已臻于成熟，成为代表中层文学的体裁。今天，我们使用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的理论，梳理明清民间文学体裁学的历史脉络，可归纳出当时知识界对民间文学体裁的认识的一个明显特征：民歌，介于民歌和讲唱文学的时调小曲和戏曲，被分成了三类，文人学士每类都有讨论，在每类下面还有重新命名的现象，中层文学正是在这一时期加入进来，成为公认的三层文学现象之一。

1．民歌的分类与命名明代中叶发生了轰轰烈烈的文学复古运动。在这场运动中，由李梦阳等前七子领衔，由王世贞等后七子接续，对我国先秦以来的民歌归属进行重新分类。他们突破了正统诗论，指出了民歌体裁的一些新特点。李梦阳提出，正统诗歌要避免走向僵化，就要格俗，吸收民歌的优点。格俗，即孔子所说的“礼失而求之野”，就是到民间去寻找真诗。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我们看到，李梦阳的做法是，通过重新命名的方式，表现自己的主张。此外，在他命名过的好诗种类中，还都对民歌的体裁特征做了更细的分类，这使他们的文学观也成为一种社会新思想。其中，格古调逸诗，指好诗要吸收民歌体裁的品格，做到思想质料与声律建构的天然统一；物之自则诗，指好诗的创作要模仿民歌的规律，遵守实物之自则；我之情述诗，指好诗的审美要有民歌的意境，达到缘情禅喻的境界①。李梦阳的另一个思想伙伴何景明提醒说，不要忘了民歌是要唱的。何景明的家乡在河南，是民歌兼戏曲之乡。他有一次回乡，与友人把盏唱歌，竟为民歌的情词婉曲而迷狂，到了推杯停箸、一唱三叹的地步。他给民歌的分类是“情词”。但在文学分层上，他认为，民歌与上层《诗经》是有交汇的，应该是“‘十五国风’的遗响”；民歌也与中层文艺有联系，应该是“时调中状元”②。到了后七子的时代，上中下层文学都已有惯常通用的民歌分类词汇，王世贞就用“作劳之歌”“乐府”“棹歌”等词语讨论民歌，描述民歌在情感、意境、音乐和风俗上彼此契合的体裁特征。王世贞还提出，民歌有词与乐交替变化的现象，这对民歌和文人诗的发展都有推动作用。他引用王僧诚的话说，乐府民歌“古曰章，今曰解，解有多少。当时先诗而后声，诗叙事，声成文，必使志尽于诗，音尽于曲。是以作诗有丰约，制解有多少。又诸调曲皆有辞有声，而大曲又有艳、有趋、有乱。辞者，其歌诗也。声者，若‘羊’、‘吾’、‘韦’、‘伊’、‘那’、‘何’之类也。艳在曲之前，趋与乱在曲之后，亦犹《吴声西曲》，前有和，后有送也”③，他的这些观点增加了时人对民间文学体裁的重视。明代复古派的民间文学体裁观受到元代戏曲成就的影响，承认民间文学体裁的多样性，并以开放的心态予以接纳。复古派在对民间文学体裁的分类、分层和命名上，也比较靠拢民间文学自身的特征。当然，他们的目的是改革上层文学，故最初并没有全面研究民间文学体裁的准备，最后也没有取得建立民间文学体裁理论的成就。

2．时调小曲的分类和分层明清时调小曲是新兴的民间文学体裁。它汇总了元代以前的俗谣俚曲、讲唱文学和唐宋乐舞中的民间文艺特长，吸收了金元院本和元杂剧的表演经验，提高了民间文学的演唱能力和表演性。它结束了先秦诗歌散文长期独霸文坛的历史，开启了民间文学体裁灵活多样、有说有唱、散韵相间的传承特质。在分类上，小令套曲、宾白插科和身段表演在民间文学体裁的传承实践中沉积下来，成为能各自独立、又有紧密内在联系，比较依赖地方演唱传人的民间艺术体裁；同时也成为受书商青睐的出版对象。在分层上，好听与否，成为区别明清社会前后民间文学体裁影响大小的一个标准。明代的陆容、张岱、江进之和沈德符，清代的李光地、李开先和赵翼等，都参与了这场讨论①。赵翼还感觉到民歌好听有主观评价性，并与地方风俗有联系，他说：“粤西土民及滇、黔苗、倮风俗，大概皆淳朴，惟男女之事不甚有别。每春月趁墟唱歌，男女各坐一边，其歌皆男女相悦之词。其不合者，亦有歌拒之，如‘你爱我，我不爱你’之类。若两相悦，则歌毕辄携手就酒棚，并坐而饮，彼此各赠物以定情，订期相会，甚有酒后即潜入山洞中相昵者。其视野田草露之事，不过如内地人看戏赌钱之类，非异事也。当墟场唱歌时，诸妇女杂坐。凡游客素不相识者，皆可与之嘲弄，甚而相偎抱亦所不禁。并有夫妻同在墟场，夫见其妻为人所调笑，不嗔而反喜者，渭妻美能使人悦也，否则或归而相诟焉。”②在这批文人看来，时调小曲之所以不胫而走，在于它们在民间歌者看来悦耳动听，通俗好唱，并合于风俗，促进人际和谐。在文人自己看来，它可以进入上层文学，因为比起只为少数人掌握的格律严谨的正统诗词，它带有文化上的扩容性。它可以进入中层文学，因为比起明清社会大多数官民所实际达到的市民层次，它更符合其欣赏水平。它也可以进入下层文学，因为比起先秦以来流传的诗赞体民歌谣谚，它具有感官刺激的新奇性。我们看到，时调小曲接续宋元之后流行数百年的乐感文化所造成的人们对新生文学体裁的音乐化形式的敏感追求，为上中下三层社会所共同欢迎。从理论上说，乐感观念和情教观念的系统化，帮助时调小曲完成了独立的体裁建设，它们后来进入明清文艺的主潮是在所难免的。

3．民间戏曲的分类和概念明清民间文学体裁获得上中下三层社会认同的见证是内府本的出现和持续呈进。实际上，明初尚有雅、俗、胡对立之说。明万历以后至清代，变为雅俗对举。俗戏、俗艺和民间宝卷等被刻成纸介演本，送入宫廷，成为皇帝飨宴的艺术性或艺术娱乐性的乐曲系体裁。沈德符说，这些演本是由民间进献，钟鼓司（后改称“玉熙宫”）主管遴选，再向皇室提供演出的脚本③。清杨恩寿把演本分为御戏本和民间进献新声的不同归类，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④。明清通俗作家和书商共同插手商业性的写作剧本和刻印工作，推动了这种风潮。明清文人还提供信息说，戏曲演本的内容其实很复杂，里面还有外间风闻、笑话、讲唱话本、通俗小说和民间宝卷，而进献内府本和出版发行的风气，冲击了传统正统文学的等级观念，也在相当程度打破了三层文学的界限，能让三者一起被呈现，一起被欣赏和追求。明清民间戏曲体裁学的贡献是将“戏”与“曲”两个概念整合，解决了上中下文化中的任何题材都能入“戏”和入“曲”的问题。对以往以诗为曲的文学模式来说，这是一个突破。在这段历史上，唐寅、李开先和徐渭是开路先锋。唐寅向民间学习，掌握了化用故事写词唱曲的本领⑤，这样他能将自己的眼光和笔触准确地扎根到三层文化的交汇点上。李开先以乐论诗，将“情词”和“歌”两个概念扣在一起。他提出情通词，词通乐，故民间戏曲体裁有“今古同情”的艺术魅力⑥。徐渭用“情”“真”“本色”“相色”等不同概念分析中下层文艺的好处，从一位上层文化学养深厚的才子变为民间文学体裁的代言人⑦。在徐渭身后，对民间文学体裁学作出贡献的名人，还有明代的公安三袁、冯梦龙和清代的黄遵宪。上述明清文人学士大都能指出当时三层文学交汇的现象和民间文学的非正统文学价值。这样的文学分类和分层现象是在明清社会以前所没有的。当然，这时的文学转型还是在大批上层厌倦了玉堂诗词和科场失意的文人才子批评封建礼教制度的情况下形成的，这种民间文学体裁史也是以承载社会功能为主的。

二、功能载体与白话载体

“五四”时期，民俗学学科建立之初，由于西学的输入，体裁的分类成了民俗学研究的一个基本概念。民俗学者还对一些基本的体裁分类术语加以学术命名，例如，划分了笑话、谚语、谜语和其他各种体裁表现形式，这是受西方影响的结果。不过，这时的民间文学体裁仍是与明清民间文学体裁革命思想紧密联系的。但“五四”出现的另一个趋势，又改变了民俗学的行进轨道，即民间文学体裁学的发展与“五四”白话文运动相结合，强化了本土口头传统的文化性质的识别和主动吸收。明清民间文学体裁的位置在“五四”白话文运动中得到了提高。“五四”学者抓住了口语，就抓住了明清民间文学体裁在本质上作为民间文化发展形态的基本特征。“五四”学者提出，文学改革，首先要用通俗白话代替脱离实际的文言，把明清以来流行最广的小说戏曲作为中国文学史上的真正典范。胡适在《文学改良刍议》中更明确地提出，要把鄙视中下层文学体裁的思想彻底扭转过来，他说：“今人犹有鄙夷小说为小道者，不知施耐庵、曹雪芹、吴趼人皆文学正宗，而骈文、律诗乃真小道耳。”①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呼吁：“于文学史上，其自身并无十分特色可观也。元明剧本、明清小说，乃近代文学之粲然可观者也。”②他们还指出明清民间文学体裁变动的深层原因，是以“不避俗语俗字”的形式为先导，使各层次的文学作品都可以用大多数人能听能说的口语传播开去，迅速地产生文化影响。很显然，“五四”新文化运动也要由此入手，进行文化改革和变革艺术格局。明清民间文学体裁的发展趋势在民间文化考察中得到辨析和总结。“五四”学者大都精通中国传统文化，又熟悉西方文化，他们因此能自觉地把民俗作为民族共同体的文化内容来认识，把民间文学体裁作为民俗存在的文化样式来调查、探索和评述。他们还指出，那些民众喜闻乐见的民间文学体裁，如民间戏曲，正是口头传统与民间文化的深层结合。“五四”学者的这些分析，是从中国传统文化转型与民俗学发展的国际环境中，在更大的范围内，重新评价明清民间文学体裁的特征，这种文化史的眼光是闳深的。明清民间文学体裁的主题和艺术特色在穷搜精别史料中得到弘扬。明清中层文艺为明清民间文学体裁变革之大宗，然而其语言的浅俗，其部分作品题旨的模棱两可，其艺术形式的边界不清晰，也使“五四”学者在推崇其口语魅力的同时，加强了它们的文本内容、版本差异、成书过程和使用方式的考索和解说。在他们中间，有些学者要将原来整理十分零散的民间文学评述，提升为一个理论系统。有些学者要从对本国笔记史乘渊源的爬疏，到模仿外国民间故事的情节单元的制作，一一进行梳理、借鉴和比较研究。这些学者的工作都是另一番十分艰苦的学术探索。他们继承明清民间文学体裁学成绩，又开辟了民俗学体裁研究的新方向，促进建设民间文化学。将明清民间文学体裁学与“五四”白话载体运动结合的结果，使我国民俗学没有在体裁理论上完全盲目地跟随西方。它促进我国民俗学在自己的国情氛围中，追随本国上中下三层文化传统中的文化性质，开启了现代意义上的文化建设工程，为民俗学（含民间文艺学）的资料搜集和理论研究的学科化做了准备。

三、道德价值判断的历史作用与现实意义

民俗学和民间文艺学有道德价值判断的方法。在这方面明清民间文学体裁学遗产也有可重新评估之处：（1）肯定民间文学体裁中的集体情感是民众认识世界和沟通世界的方式；（2）指出情教适用于国家社会和民间社会的共同管理；（3）提醒学者通过观察民间历史观、形象构成要素和日常现实性等途径，廓清其与传统书面文学、史学和经学的边界，积累认识民间文学体裁的经验。对现代民俗学的建设来说，它的作用有两个：一是描述民众传承民间文学的世界观和社会意义，二是解释民俗学者研究民间文学的思维方式。四、结语在民俗学的研究中，民间文学体裁具有分类、概念和功能的混合特质，它是从搜集资料转为理论研究的中介形态，历来受到重视。在中西文化史上，也都在国家知识中纳入民间文学，并且都把体裁研究当做抓手。但在我国明清民间文学体裁史上，最重要的特质还是通过体裁进行的文学分类及其发挥的功能。西方民俗学史认为，从体裁分类到概念化有两个途径。一是文学的体裁分类，它是搜集资料分类的重要工具。明清民间文学体裁史也是一种我国文学分类的历史过程。但是，在我国还有另外的情况，即在我国历代国家社会知识中，都有对民间文学体裁的应用；在我国历代知识界的学问系统中，由于文史哲不分家，也又都有对民间文学体裁的使用的著述，由于这两者使用传统的存在，也使我国明清民间文学体裁的文学分类与我国传统文化的分类相关。到了“五四”时期，有了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新工具，明清民间文学体裁的文学分类的成绩，便既能成为“五四”新文学建设的基础，又能促进民俗学转向文化建设和学科建设。二是民族志分类，此指用民俗学的学术概念分析民间文学体裁的现代民俗学学术活动。西方民俗学同行的专业化进程很早，这条途径对实现他们的学术目标是适用的。但是，在我国的现代民俗学史上，这种民族志分类有对西方同行借鉴的成分，但主要是从明清民间文学体裁史中的社会功能分类转化而来的。另一方面，由于我国民俗学在“五四”时期已转向文化建设，所以还建构了另一种中国民俗学者研究民俗学（含民间文艺学）的思维方式，即民俗志分类。

作者：董晓萍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典籍文字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