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两干一稀”“白天出气”看七千人大会召开的两大原因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地委、县委、重要厂矿党委及军队的负责干部7000多人，史称“七千人大会”。关于这次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举行的规模最大的工作会议，留下了一句名言：“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这句看似俏皮的话，道破了大会召开的两大原因：一是国家处于严重的经济困难之中，特别是粮食极为短缺；二是干部群众心气不顺，许多政策落实不下去。召开这次会议，就是为了调动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搞好国民经济调整工作。正如1961年11月16日的会议通知所说：“中央希望，经过这次会议，能够总结经验，统一认识，鼓足干劲，加强纪律性，全党团结一致，一心一德，积极地，不失时机地加强各方面的工作，使当前的困难得到较快的克服，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得到顺利发展。”

“两干一稀”的背后：严峻的经济形势和粮食困难

20世纪50年代末，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如火如荼地展开。运动发动起的初衷，是要推动中国各项事业能够发展得快点、再快点，短时间内改善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的面貌，反映了曾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民站起来之后，求强求富的强烈渴望。

1957年冬季，以兴修水利为中心的冬季农业生产高潮拉开了“”运动的序幕。1958年5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简称中共二次会议），正式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会后，以追求工农业生产和建设的高速度，大幅度地提高和修改计划指标为标志的“”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当时，为了迅速实现工业化，各地掀起了大办工业的热潮。比如甘肃省，自1958年1月到3月，全省办厂1000多个；3月到5月，建厂3500个；5月到6月，厂矿数目猛增到22万个。全省出现了10多个万厂县，20多个千厂乡，50多个百厂社。平均每个乡有110个厂矿，每个农业合作社有12个厂矿。

“”在工业方面的首要表现，是钢产量指标的不断提高，并提出了“以钢为纲”的口号。从1958年5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到6月21日冶金部向中央报送的产钢计划，钢产量的指标一提再提，最终比中共二次会议提出的“二五”期末指标提高了一倍。

在农业生产上，提出“以粮为纲”的口号，要求5年、3年以至一二年达到“十二年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粮食产量指标。1958年夏收时节，各地掀起虚报高产、竞放高产“卫星”的浪潮。亩产几万、十几万斤的粮食高产“卫星”接连升空：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小麦亩产达2150斤，河南省西平县和平农业社小麦亩产达到7320斤，湖北省麻城县麻溪河乡早稻亩产达36900斤，福建省南安县胜利乡花生亩产达10000多斤，广西壮族自治区环江县红旗农业社水稻亩产达13万多斤。与此同时，安徽、河南、四川等省相继宣布已是人均粮食千斤省。

在“”运动迅猛发展的同时，化运动也迅速席卷全国。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全国农村就基本上实现了化。农民的土地、牲畜、农具等生产资料全部转归所有，房子、铁锅等生活用品也归了公。在公社化的过程中，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生产积极性受到挫伤，使全国开始出现粮食、油料、猪肉、蔬菜等生活用品供应不足的状况。

是较早地通过调查研究觉察到运动中出现严重问题，并努力加以纠正的主要领导人。从1958年11月召开的第一次郑州会议，到1958年12月在武汉召开的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到1959年2月召开的第二次郑州会议，再到1959年4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经过八九个月的紧张努力，“共产”风、浮夸风、高指标和瞎指挥等“左”的错误得到初步遏制，形势开始向好的方面转变。但是，1959年七八月召开的庐山会议，主题由纠“左”逆转为“反右倾”斗争，中断了纠“左”的进程。

庐山会议后，党和人民面临新中国成立以来前所未有的严重经济困难。为解燃眉之急，国家只好动用粮食库存。进入1960年后，粮食库存急剧减少，周转调拨极为困难，大中城市基本上是调入一点销售一点。五六月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几次发出紧急指示，要求为京津沪和辽宁等地调运粮食。据统计，当时北京的粮食库存只够销7天，天津只够销10天，上海己几乎没有大米库存，辽宁10个城市的存量也只够销八九天。9月底，全国82个大中城市的粮食库存比上年同期减少近一半。过去存粮较多的四川、吉林、黑龙江等省，也无力再往其他省市调运粮食。1961年9月8日，中央关于粮食问题的指示说：“国家周转库存比去年更加薄弱。从国外进口粮食的计划已经打满，而又没有充分把握。城市工矿区的粮食供应十分紧张，有保不住最低需要的危险。”各地只得靠减少城镇居民的供应定量、压低农村地区的口粮标准、大力提倡采集和制造代食品等办法，来渡过难关。而在农村，由于连年征购过头粮，农民的口粮也在急剧减少。尽管1961年国家从国外进口粮食，京津沪三大城市的粮食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从各省市上调粮食保障京津沪等大城市的粮食供应也困难重重，进展缓慢。

1961年11月6日至10日，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又专门就落实粮食征购及上调问题进行讨论。在这次会议上，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尽管处于两难境地，但还是接受了中央150亿斤的粮食上调任务。也是在这次会议上，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提出了一个建议，即把全国的地委书记找到北京来，开个地委书记会议，以讲透形势，打通思想，明确方针。刘少奇、邓小平表示赞成，随即向汇报了会议情况和陶铸的建议。认为，开一个地委书记会议打通思想有道理。中央对“”以来的工作是应该总结一下了，干脆把县委书记也找来，要开就开个大会，开一个县委书记以上的五级干部会议。会议的开法是总结经验，鼓足干劲。

显然，解决粮食困难，推动粮食征购是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的直接起因。在普遍吃不饱肚子的情况下，“两干一稀”也成橐恢痔厥獾挠糯。

“白天出气”的背后：干部群众心中的困惑和怨气

七千人大会除了提供“两干一稀”的物质待遇，还给与会者提供了“白天出气”的精神享受。

1960年6月，在《十年总结》中指出：对于社会主义时期的革命和建设，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要以10年时间去调查研究它。11月，中央发出关于农村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要求全党用最大的努力来坚决纠正各种“左”的偏差。1961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这几件事表明，“”运动实际上己被停止，国民经济开始转入调整的新轨道。但是，3年来造成的严重后果，使各地干部群众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想法与认识。不少人心中还产生了埋怨情绪，认为“”以来的错误，中央是有责任的。问题需要由中央作出回答，以解除人们心中的困惑；责任需要中央作出解释，以消除人们心中的怨气。可以说，这直接关系到调整工作能否顺利进行，以至全党能否团结一致迅速克服困难、继续前进的大问题。

对干部群众的心情，有着清醒的认识。1961年11月12日晚，他在听取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的情况汇报时说：“要把这次会议当作小整风。几年来中央在工作上犯了什么错误，要讲。全局观念、纪律、先整体后局部后个人，要讲。现在小天地太多，一个县也是小天地。中央的账要讲清楚。我们交了心，才能要求他们交心。”12月14日，在无锡听取江苏省委的工作汇报，讲到1962年的工作时，特别提到这次会议的事情，说：“明年要开会，开个大动员的会议。明年1月开中央工作会议，无论如何要抓好工作，争取主动。要识大体，顾大局，要加强纪律性。”“不可理不直、气不壮，不要灰溜溜。”“久卧思起，现在是起床的时候了。”这些话，体现了当时的心态，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各级干部的思想状况。

为了开好七千人大会，中共中央作了充分的准备。对此，1961年12月19日，在天津听取河北省委、天津市委负责人的汇报时说：“困难不要好久就可以克服，再有一年就过去了，还是大有希望。要弄清总的形势，开会时要讲讲形势，恐怕需要。”这里提到的会议，就是1961年12月20日至1962年1月10日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主要议题是国内外形势、1962年的年度计划和长远计划、关于改变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党的工作等问题。会议的第一天晚上，在颐年堂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开会，开头就说：“会议不要开得太紧，上午休息，下午开会，晚上看戏。白天出气，晚上看戏。”接着，又主动说起承担责任的问题：“对于过去走弯路的看法，应该首先由中央负责，然后是省委，然后才是地委、县委。我到下边一看，省委f错误主要由他们负责，也说到中央，但总是说中央总是正确的英明领导，这不符合事实嘛。这就不能真正得到经验教训。这几年的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高分配和几个大办，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养猪场等，都是中央的。虽然材料是由你们来的，但是谁叫你相信呢？谁叫你购买呢？我们头脑这个加工厂，没有了解实情。四高，几个大办，供给制，食堂，这些都是错误的，做了有损于人民利益的事，为人民服了不好的务。”第二天，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传达了的讲话精神，并谈到开好七千人大会的问题，说：“这次七千人大会搞什么？中央发了通知，主要的就是8个字：鼓足干劲，统一思想。在统一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行动。”“我们这个会实际上也就是为那个会做准备。”

1962年1月11日，七千人大会正式开始。第一阶段主要是讨论并修改由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的书面政治报告。和以往的做法不同的是，这份报告没有先经过中央常委、政治局和书记处讨论，而是直接发下去请到会者讨论。当时，分组讨论十分热烈，对刘少奇报告中关于分散主义严重存在等问题，出现了意见分歧。鉴于这种情况，提议延长会期。对此，杨尚昆在1月15日的日记中写道：“看了各小组的简报，可以看出：实际上有一种不同意反对分散主义的意见存在，而主要是存在于省级干部中间。他们的意见是：工业中有分散主义，农村中则是集中过多，不是分散主义。而工业中的分散主义又有各种理由，似乎非此不可，否则就会恢复到1957年以前，不能鼓气，而是泄气了！”16日晚，召集刘少奇、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等人开会，提出应该鼓励把不同意见充分发表出来，并决定成立一个有部分政治局委员、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共21人参加的报告起草委员会。

经过一周时间的反复讨论修改，起草委员会集中各方面意见，24日拿出了一个为各方面能够接受的报告修改稿。1月25日，刘少奇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并基本通过报告修改稿，同意正式提交大会。刘少奇在讲话中强调了七千人大会的重要意义：“现在有一个七千人大会在这里，包括县委第一书记、第二书记，还有各厂矿、各部门的同志。这样多人，要统一思想，统一认识。而从1958年以来，我们又发生这样多问题，一方面有很多成绩，另一方面有很多缺点错误，到底如何认识，这是一个大问题。要统一认识，统一思想，以至以后还要统一计划，统一行动。这是我们党内目前的关键时期的关键问题。”

1月27日，七千人大会举行全体大会。根据的意见，刘少奇在大会作报告时，不念已经起草的报告稿，而是作一个口头报告，说明和解释报告稿中涉及的一些问题。在这个口头报告中，刘少奇向全党尖锐地提出了“七分成绩，三分缺点和错误”，以及“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等问题。加上小组讨论中仍有一些地方的同志，主要是县、地两级负责人，对省委领导有意见而不敢讲。在29日的全体会议上宣布，要大家出气，畅所欲言，把话说完，趁热打铁。他说：“现在，要解决的一个中心问题是：有些同志的一些话没有讲出来，觉得不大好讲。这就不那么好了。要让人家讲话，要给人家机会批评自己。你自己不批评自己，也可以，得让人家批评你。”也就是在这次讲话中，直截了当地提出：“我相信能解决上下通气的问题。我建议让人家出气。不出气统一不起来。没有民主，就不可能有集中。因为气都没有出嘛，积极性怎么能调动起来？到中央开会，还不敢讲话，回到地方就更不敢讲话了。我们常委几个同志商量了一下，希望解决出气的问题。有什么气出什么气，有多少气出多少气。不管是正确之气、错误之气，都不记账，不打击，不报复。”在讲话中，提议延长会期，参会人员都在北京过春节，“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

的讲话和延长会期的决定，获得全场极为热烈的鼓掌。1月30日下午，在全体大会上发表讲话，着重讲民主集中制问题，并做了自我批评，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的讲话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拥护，把整个会议推向了高潮。接下来的几天，各小组会放手让大家提意见，真正发挥了“出气大会”的作用。如果地方干部不把“气”都留在北京，难免会像说的那样：“省委有省委的想法，地委有地委的想法，县委有县委的想法，各有各的想法”，怀着期待而来，带着失望而归，大会就没有达到目的，“中央提出来的精神就贯彻不下去”。

2月7日，在与会人员心情舒畅的氛围中，七千人大会胜利闭幕。总的说来，大会是开得比较成功的。它主要解决了三方面的问题：初步总结了“”以来党在经济工作中的经验教训，使全党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达到一致的认识；发扬了党内民主，开展了批评和自我批评，强调了要恢复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动员全党贯彻“八字方针”，切实抓好国民经济的调整工作，积极投入到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斗争中去。这对统一全党认识，纠正经济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克服经济困难起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