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爵士幽灵在上海

让一部分小资先爵士起来

现在，阿拉嘴上涂满了爵士血，或许是：口红。2003年5月2日晚在波特曼，看完上海爵士音乐节第一天“挪威之夜”专场，散场时一位女士问我和孙孟晋去哪儿，我们说吴江路。她质疑：“吴江路，那可是无产阶级的地方，你们去茂名路我就去。”吴江路是上海最壮观的大排档一条街，离波特曼只有一公里，的确那儿可没有红酒和雪茄，但凭什么爵士就不能和水煮鱼、猪耳朵和二锅头为伍？小姐，再来碟泡菜！对我们来说吴江路大排档就是爵士音乐节的座谈会――如果说波特曼和新天地是上海的领带和纱巾，吴江路就是背心和裤叉――在那儿你除了可以和猪耳朵讨论爵士，还可以从“走鬼”那儿买到盗版的《戏梦巴黎》和《杀死比尔》，更重要的是，可以花十元大洋买到刚刚在波特曼演过的Sidsel Andresen的唱片――Jazzland厂牌正版货。正当我美滋滋地查看刚淘到的法国Nu－Jazz名家Laurent De Wilde的唱片时，孙孟晋把我刚送给他的Dave Douglas和Joe Barron弄掉进大排档的脏水桶里，John Zorn的小号手和鼓手就这样惹了一身腥臭！OK，我爱爵士上海――哪怕它是走私和盗版以及装模作样附庸风雅的――我爱这具有中国特色的全球化！

是的，全球化并不只是波特曼和新天地。爵士在中国，在上海，究竟是天外飞仙从天而降，还是像田鼠一样从地里冒出来？让我们考察一下上海的爵士地图。在波特曼三楼的商城剧场，爵士似乎也是某种身份象征，开幕的“挪威之夜”和闭幕的Matthew Herbert大乐队专场都在这里举行，有身份人士的出席保证了爆满的上座率，外交官起立站成一排鼓掌，而观众在找那些有名的观众――比如球星谢晖――签名。时尚，是要加一点老派、一点怀旧的。因此当爵士音乐节主办者宣布“上海是中国最有爵士气质的城市”的时候，当然没有忘记打1930年代那副老牌――中国流行音乐的红桃K――有趣的是，在波特曼的背后便有一家以“蟹黄宴”著称的“三十年代饭店”，为老文人白桦、沙叶新、作曲家陈钢等所开，门口摆着鲁迅、梅兰芳等人――就差张爱玲了――的后人在该饭店吃怀旧饭的留影。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和平饭店和百乐门就是今日的波特曼和新天地。Sidsel Andresen的专场安排在百乐门，挪威女歌手的声音犹如苍老的浮云，有那么一瞬，周璇、白光等人的面孔似乎在同一个舞台上幽灵般闪现。如今，新上海滩拼命钻进时光隧道去唤醒那些美丽的女伶，陪我们一起奔小资吧！陪我们爵士，陪我们摇摆！百代唱片刚刚喊出“百代百年，重修旧好”的迷人口号，让一位英国DJ为1930年代上海女歌手那些老歌配上新潮的舞曲，赶上电子爵士的时髦。在迷幻而新鲜的舞曲节拍下，周璇对着夏日的夜空呢喃：“是纵情去爱的时候……意乱情迷。”百乐门演出结束后，Sidsel Andresen手执香烟伫立门口，烟雾缭绕中我看到她身后的海报，一张是“怀旧之夜等你喔”，一张是“五一拉动拉丁舞潮”。

五一节的新天地完全像赶集庙会，据说本地小资人士因此已经开始唾弃新天地。在法国小号手Erik Traffaz在Ark演出的同时，旁边的法国餐馆“乐美颂”正上演生香的法国风情舞。与其说爵士盛产于五星级酒店的餐厅以及小资的香闺，还不如说爵士部分地诞生于风化场所，Jazz一词和Rock＆Roll一样，本来就是的另一种粗俗而活色生香的说法。当你坐拥几十万的音响在家里耳朵发烧的时候，可曾想到你听的美妙音乐其实来自巴黎的妓院或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下等酒吧？当自认为小资的红男绿女还满足于在衡山路、茂名路的酒吧或五星级酒店的咖啡厅啃泥鸡（Kenny G），如此地道的爵士音乐节突如其来。一个不速之客。

妓院的隔壁是教堂。我是说：音乐没有雅与俗，只有好与坏之分，让你的身份见鬼去吧！挪威小号手Nils Petter Molvaer演出所在的圆顶俱乐部原本是一个东正教教堂！哈，我知道您又来了，您又要操着东正教的口吻哀叹这后现代景观信仰的沦丧。请允许我掉一下书袋，苏珊・桑塔格说：“在陀斯妥也夫斯基和大门乐队之间，如果你非要我选择，我当然会选择陀斯妥也夫斯基，但我有必要选择吗？”没错，就不能边听大门乐队边读陀斯妥也夫斯基吗？我喜欢这东正教酒吧，也喜欢它旁边的修配铺――老师傅在修一块坏表，时间乱套了，所以更好玩――我还喜欢东正教酒吧斜对面的口吃矫治站！演出结束后，我和孙孟晋就坐在口吃矫治站门口，抬头望着东正教酒吧上方肥大的月亮，由于白天在这条路上扫荡过唱片店，所以看到圆圆的月亮我想的也是该死的CD盘。继而又想到应该带Sidsel Andresen来看看这个口吃矫治站，在被她的人声实验吓跑的那些人看来，她简直是口吃症患者。但音乐，不就是诞生于语言的穷途末路？

上海爵士音乐节不只是波特曼商城剧场、新天地Ark酒吧和圆顶俱乐部，它同样延伸至吴江路大排档，以及汾阳路的爵士酒吧（Jazzy Club）。我把爵士酒吧的演出也算作音乐节的加料节目。这是继刘元在北京的CD Cafe之后中国内地又一家真正的爵士酒吧。在这里，请允许我略过和平饭店、棉花俱乐部和新天地的CJW，以及各大酒店的酒吧餐厅，是的，只有汾阳路的爵士酒吧具有爵士的精义：即兴。深夜，来自城中各处的乐手离开他们赖以谋生的场所在此聚会并即兴合作演出，不是工作，他们玩儿。

就像Wyton Marsalise每到一地演出，总喜欢在正式演出后找一个爵士酒吧接着来一场即兴的玩乐，那天晚上，Erik Traffaz和他的三名乐手在新天地演完后也来到Jazzy Club继续飚，那天一个日本三重奏在那儿，我喜欢的一位葡萄牙大贝斯手也在那儿。Erik Traffaz等人即兴先后加入，Erik和来自日本、美国的两位小号手轮番独奏竞技令人惊艳！最后Erik Traffaz走了，钢琴手和鼓手还一直玩到凌晨两点多……午夜时分告别之际，鼓手应和小号若有若无的呜咽，用鼓棒在镲片上磨出若有若无的声响，上海，似乎终于有了一点若有若无的爵士生活。

虽然电视MTV只有诺拉・琼斯，而老百姓只知道啃泥鸡，但散落在城中各个角落像野草一样生长的隐秘唱片店，仍然在强有力地通过低价的正版货搜刮乐迷的钱包并伺候他们敏感的耳朵。短短几天我就掌握了这份隐秘的上海音乐地图――我说的是唱片店――它们早就引领资深乐迷走进了ECM、Jazzland和Blue Note这些爵士品牌，认识了Terje Rypdal、Ketil Bjornstad、Sidsel Andresen、Erik Traffaz……上海爵士音乐节恰好和他们的品味和聆听体验同步。在Jazzy Club，Erik Traffaz和他的三位乐手就坐在我面前，而我刚刚在广州大沙头旧货市场花八元买到他们2003新专辑的黑胶！难以置信封套上这四个酷人从巴黎降临广州的旧货市场，又来到上海的爵士酒吧，平和而客气地和我碰杯――旧货市场万岁！岗顶万岁！广州岗顶拥有远比HMV壮观的唱片集市，而且比上海便宜一半，岗顶，多么诗意的名字。在岗顶，你可以俯视全球音乐史。从盗版到打口，从裸碟到原盘，这是地下的全球化。

当你口口声声高雅艺术，我要说中国是一个很朋克的国家，当你大呼小叫“Jazzy Shanghai”，我要说上海Jazzy的是蛮不讲理妙趣横生的Free Jazz――尽管这个音乐节没上演自由爵士――在小资和怀旧的背后，仍有一个胡涂乱抹的上海，爵士在上海滩，像几只大闸蟹一样歪歪斜斜地爬着。

让一部分滚友先爵士起来

爵士，像上海楼价一样飞涨。

和周杰伦有一拼。因为主办单位是文新集团，几乎每份上海报纸上都看到有关爵士音乐节的报道。又因为有政府背景――尤其是挪威政府的慷慨解囊――和红酒赞助，爵士音乐节似乎也成了一项城市形象工程。雪茄和红酒总是被当作爵士伴侣。广州星海音乐厅6月份请了法国爵士老将雅克・马约（Jacques Mahieux）的四重奏，但节目单上这场音乐会的名字竟叫作《霓虹灯下，和龙舌兰酒对话》，连音乐家名字都不提，似乎我们是去出席一个酒会。有家报纸拿着CD上门找同是音乐搞手的棉棉，让她边听边点评。在棉棉、卫慧等人的小说中，爵士、摇滚总是必不可少的背景音乐。不过一连五天，我都没在现场碰见久违的“棉花糖”。而一家“独家协办”的杂志炒作心切，不惜把Erik Traffaz和Nils Petter Molvaer的照片张冠李戴。这座城市正在急不可耐地往自己身上盖上血红章印――“爵士”。如同十多年前的“摇滚北京”，“爵士上海”成为新的口号，新的通往“国际大都市”和“全球化”的音乐通行证。从“摇滚北京”的底层铁血叛色，到“爵士上海”小资产阶级或伪小资产阶级审慎或矫揉造作的魅力，时代在变，虽然爵士在中国，也像小资一样可疑，但爵士，毕竟在森严的摇滚体系之外，敞开了更多灵魂通道、点到更多音乐穴位。十年前很多人把摇滚叫作“新音乐”，这进一步导致无辜的老百姓至今都习惯将流行歌以外的“另类”玩意儿统称为“摇滚”。现在“新音乐”这个称谓似乎应该留给方兴未艾的电子音乐。那么在中国姗姗来迟的爵士乐呢？能否称之为“老音乐”？

没有什么先锋，只有迟到的观众。

出于某种“向内转”的音乐深层需求，乐评人现在据说几乎集体从摇滚转向爵士，爵士近年成了音乐出版的一大热点，参差不齐的各类爵士史书和唱片指南层出不穷，值得一提的是两本品位不俗的个人爵士写作：《爵士名盘300张》（作者是上海的王昕）和《爵士派》。自由爵士味道浓郁的《爵士派》作者自号为“李爵士”，改名叫“爵士”的人不止一个，北京的摇滚吉他手魏国最近也改名为“魏爵士”。越来越多的摇滚乐手在听、在学爵士。后朋克乐队PK14的灵魂人物杨海松和他的几个滚友从北京一路开车过来上海看爵士节，不料半途车坏了，直到闭幕那天才到达，哦，爵士先生，请接受来自滚友迟到的致敬。崔健的乐队身上也一直流有爵士血，除了刘元还有鼓手贝贝，当然小号手出身的老崔也宣称他可以玩爵士，这也是为什么这位Miles Davis的崇拜者摇滚起来总有那么一点特别，尤其是近年摇滚气焰略有收敛后，在现场尤其是酒吧现场老崔将有的经典作品改编得爵士味越来越浓。

刘元也参加了此次爵士音乐节，只是和Nils Petter Molvaer的演出时间冲突我没看。他几乎成了中国爵士的独苗，如果说崔健是“中国摇滚教父”，刘元大概是“中国爵士教父”――但只是个业余的教父，他的正业还是崔健的摇滚助手。这就是中国爵士的可怜现状，玩爵士的只有那么可怜的一小撮，而在每年的北京迷笛音乐节上他们往往只是摇滚大餐前的开胃小菜。在日本横滨，我见过一个水准不俗的爵士四重奏在街头卖艺，然而在广州甚至连一个爵士四重奏都凑不齐，因此这里的爵士酒吧都名不副实，尽管名字都很好听：Blue Note、Take 5……半年前，北京的爵士贝斯手任宇清在上海开了Jazzy Club，它将和刘元在北京的CD Cafe一起承担起培养中国爵士乐手的任务，但Jazzy Club首先要战胜的，是每月六万的昂贵房租。实际上，中国乐坛迄今为止几乎还没有诞生真正的纯粹的爵士音乐家，刘元甚至没能推出过一张爵士唱片，窦唯“不一定”乐队在东方气息、小资情调和美国西海岸酷爵士之间达成了较为完满的默契，这张名为《一举两得》的双CD专辑差不多是中国目前惟一的原创爵士唱片，几乎也是第一张。不熟悉爵士乐的人对此大感新鲜，但对资深乐迷来说这只是一个说得过去的开端。从《一无所有》到《一举两得》，从摇滚到爵士，其间花了十四年。

假如说刘元是正统爵士教师爷，窦唯等人是酷爵士，那么自由爵士、前卫爵士对中国乐手来说就未免太奢侈了。刘索拉打通过中国民族音乐和爵士乐的一点点血脉，但也仅仅是一点点，她也喜欢大谈爵士――要不要干脆把她也算作“中国爵士教母”？――不过当初在美国，当自由爵士教父Onette Coleman说要帮她的时候，她竟不知这老头为何许人。刘索拉还曾在一次访谈中把和John Zorn合作的日本No Wave人声怪杰山琢爱误为女的。

十年前John Zorn和山琢爱来访在CD Cafe演出的时候，台下有中国乐手公然嘲笑这位纽约萨克斯手在瞎吹。当时在广州看John Zorn演出前我只听过他的Masada四重奏的唱片，没料到John Zorn和山琢爱径直越过中国乐迷尚且人迹罕至的爵士荒原直奔前卫极地实验绝岭。从摇滚直奔实验，对中国乐迷来说中间还没补爵士这一课呢。大家只能追悔莫及，John Zorn来得太早了，还有更多的自由爵士、前卫爵士名家：荷兰的Han Bennik、澳大利亚的Jon Rose、英国的Django Bates……你不知道吧？他们通通都来过！那个时期当人们还沉迷于烽火连天的“摇滚北京”的时候，“爵士北京”只是隐而不发的小众地下野史。爵士音乐节当然不是上海专利，在1990年代，德国人Udo等人曾在大众基金等赞助下勉力组织过多届精彩的爵士音乐节，众多欧美名家好手都来过。如今德国Winter＆Winter厂牌又被不满足于ECM厂牌的乐迷奉若神明，又被音响发烧友当作试音天碟，然而没多少人知道，Winter＆Winter当家头牌、古典与爵士并举的钢琴圣手Uri Canne也来过中国！2000年的青岛啤酒音乐节曾阴差阳错地请过他，我说阴差阳错，是因为他的四重奏专场当时只有十个观众！大友良英的新爵士五重奏好一些，观众有二十多个！

我们迟到了整整十年。2004年5月5日在上海Jazzy Club，看着Erik Traffaz和他的乐手在音乐节演出后来此继续即兴玩乐，我想到十年前在王勇新开的北京keep in touch酒吧的一幕：Han Bennik等乐手同样在参加完爵士音乐节演出后继续即兴疯玩，那长达两个钟头的疯狂现场直到将近十年后，才刚刚由香港实验电子音乐家李劲松在其Noise Asia厂牌出版。一次精彩绝伦的自由爵士现场，居然发生在十年前的北京。荷兰自由爵士教父Han Bennik展现了狂风骤雨般的鼓技，几乎抢尽其他合作乐手风头，但王勇的古筝不可磨灭，我还是第一次在自由爵士中听到古筝，这大概是迄今为止中国人在自由爵士领域留下的惟一踪迹。当然，在北京前卫乐队“美好药店”那儿，也开始散发出自由爵士的热烈气息……李铁桥的萨克斯给这支北京目前最有趣的乐队继续制造不谐和音，继续稀释这支另类乐队原本就不多的摇滚成分。“美好药店”的地下出品《2003年9月28日》虽然只是一次随意而且远远不够放肆的即兴排练，但我还是愿意称之为“The Birth of the Chinese Free Jazz”。但在摇滚都如此肤浅浮躁的时候，还难以想象“中国爵士”这个概念足以成立，爵士谈不上，更别说自由。

北京爵士音乐节已成早夭的传奇，上海爵士音乐节据说明年还会有第二届，但只是据说，谁知道呢。在一穷二白的中国乐坛，诞生和夭折一样快，一切，都只是从零开始，一切，都只是新鲜的焦渴。

新爵士：伟大的混血私生子

Miles Davis的幽灵在上海徘徊。他曾经的合作者Herbie Hancock 9月份要来上海。为什么是Terje Rypdal而不是Herbie Hancock、为什么是Sidsel Andresen而不是Casandra Wilson来参加这次爵士音乐节？这大概首先要归功于挪威政府的热心，他们急于告诉中国人：爵士乐不独美国专擅，挪威也很棒。这是一次几乎排斥了美国人的爵士音乐节，准确说应该是一次“欧洲新爵士音乐节”。

当年，ECM老板Manfred Eicher曾经对Terje Rypdal说：“我想要和美国爵士完全不一样的东西，我不要Miles Davis。”于是他得到了他想要的，挪威爵士成就了ECM，ECM也成就了挪威爵士，Terje Rypdal和Jan Garbarek分别扬弃了Jimi Hendrix和John Coltrane，开创了冷峻、悠远的北欧“冰调”。

和我三个月前在香港见过的Jan Garbarek相比，Terje Rypdal保养得不行，冷峻的酷哥已成糟老头子，演出前一天据说他摔伤了腿，这个伟大的吉他圣手坐在台上，甚至在演出中间打了一个小小的哈欠。他和Bjornstad合作了脍炙人口的《海洋组曲》，但少了Jon Christeansen的鼓和David Darling的中提琴，总觉得少了一点挪威深海的险奇酷烈。不足一小时，这两个老牌大师便草草收场。没有给两位大师级人物安排专场，主办者实在暴殄天物。但老Terje也只能自我重复了，至于Ketil Bjornstad，在近年的“Before the Light”专辑中，这位巴赫的热心演奏家也试图融入氛围采样，姗姗来迟地步入新爵士（Nu－Jazz）之门。

ECM厂牌的贝斯/提琴大师Eberhadt Weber年初在随Jan Garbarek来香港演出的时候曾对乐迷谈到：“当今的爵士乐已经没什么先锋的冲动了。”“新爵士”，这一如此俗套而含混的称谓多少掩盖了Weber指出的事实。的确，新不等于先锋，也可能只是时尚的取巧，有时候你以为跑得更快更远，但其实脚下穿的还是老先锋的旧鞋子，当然，你还是可以继续跑得更快更远，甚至可以边跑边翻跟斗。

所谓Nu－Jazz，无非涉及“电子”和“融合”两个关键词，这又何尝逃得脱Miles Davis的观念。不信你可以去问另一个挪威人，欧洲新爵士潮流的核心人物Nils Petter Molvaer。

1995年，Molvaer初踏进ECM圣地，与Robyn Schulkousky和Hastering Westward两位打击乐手合作推出专辑的时候，还俨然是小号版的Jan Garbarek，但两年后他摇身一变推出里程碑式的《Khmer》，2000年又推出《Solid Ether》，这两张广受欢迎的电子爵士佳作令ECM迷以为ECM将开创电子爵士的新领域，不料Manfred Eicher及时收手，对年事已高的ECM而言Molvaer走得太前，在ECM的经典冷调背景中他又显得太热，更重要的是，他这么玩电子玩融合未免太Miles Davis――这恰恰是ECM避之唯恐不及的，Manfred Eicher宁可融合民族音乐也不想多沾电子。

好在有更多的爵士新厂牌揭竿而起，其中翘楚正是来自挪威的Jazzland，其老板Bugge Wessltoft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之身，他的信条是“尽量不要像ECM那样的东西。”Jazzland遂成为欧洲新爵士的一大据点。Jazzland和ECM冷热相抵相宜相辅相成，上海爵士音乐节多少呈现了两种爵士美学的两极对立。且慢，仅仅是爵士吗？有滚友在网上质疑Terje Rypdal的“大师”头衔，但想听吉他狂飙炫技的人还是去听摇滚吧，Terje不是技匠，他玩的是氛围或者说奇异而浩瀚的时空感，谁说他非得是爵士？Jan Garbarek早已拒绝爵士的标签，挪威爵士的一大贡献正是屡屡突破、超逸于爵士，世界音乐？新纪元（New Age）音乐？前卫音乐（Avant Garde)?探索无极限。演出之后Terje Rypdal在接受采访时谈到了音乐的“太空感”，谈到他对发明自造新的吉他效果器的不懈热情。即便老Terje裹足不前，还有强劲的后来者，比如在ECM内部又杀出一个年轻的挪威吉他手Tore Elgaroy，他利用效果器制造了冰雪暴般的吉他音色和氛围，有异于摇滚的吉他噪音墙，当然更与爵士无关，也抛弃Terje Rypdal犹存的美妙旋律。在先锋眼里不存在什么边界。当然，Tore Elgaroy的吉他噪音墙类似Merzbow那样的电子狂人也可以制造出来。充满无限可能性的电子世界像磁场一样吸引着每一种类型的音乐。今日的音乐是伟大的混血私生子，如同Miles Davis1967年那张伟大的专辑名称所示：泼妇酿酒(Bitches Brew)。Wynton Marsalis那样的爵士“原教旨主义者“继承的只是作为小号手的Miles Davis，而包括Molvaer和Erik Traffaz在内的爵士新世代继承的是作为音乐革命者的Miles Davis融合，融合，再融合，不只是作为一种爵士流派的“融合爵士乐”，而是一种打通各类音乐血脉的豪迈气魄和博怀。

无论是小号的音色技巧，还是“混血”的气质，Erik Traffaz都神似Miles Davis，在Blue Note的第一张专辑他还循规蹈矩，但接下来的数张专辑令人眼花缭乱地融入电子采样、Hip Hop和Drum＆Bass。到了2003年的新专辑《Thu Walk of the Giant Twrtle》，虽然减去了Hip Hop说唱，却又增添了跃跃欲试摇滚的火爆律动。他们在上海现场演遍了新专辑全部作品加个别旧作。贝斯手Marcello Giuliani和鼓手Marc Erbetta表现出更多的摇滚气质，他俩似乎更多地引导着这个老牌四重奏的新方向，这两个哥们外向而刚猛，与不苟言笑的Erik Traffaz和键盘手Patrick Muller构成反差和张力。Erik Traffaz的小号如同孤高的野鹤，从容穿越Hip Hop、电子噪音、Drum＆Bass以及摇滚的熊熊火焰，最后又缓缓降落栖息，轻轻抖抖羽毛……难以忘怀他们在舞台上最后的镜头：当Marc Erbetta站起来独奏并神气活现地玩起口技，他的三位同伴面无表情一动不动地坐着……酷！

Molvaer孤身一人没带合作乐手，既要吹小号又要包办电子活儿，这使他的现场当然远没有唱片热闹，但路数是一样的：通过麦克风、效果器和采样机改变小号的音色和音长。Ambient(氛围电子)、IDM（智能舞曲，intelligent dance music）和Dub，构成了小号周围十面埋伏八面玲珑的磁场。Sidsel Andresen就站在我身边，一根接一根地抽烟，静静地看――她和Molvaer以及Jazzland老板Bugge Wesseltoft都有过精彩的合作。到最后一天，Erik Traffaz也来到波特曼，看Matthew Herbert Big Band的专场。

主办者安排上海电子新人CY和B6分别为Molvaer和Traffaz暖场也扣紧了Nu－Jazz的电子主题，CY玩IDM（Intelligent dance music，聪明舞曲），B6偏于Drum ＆ Bass……水准绝对对得起音乐节。Matthew Herbert是B6和CY最熟悉的，Matthew Herbert堪称“采样原教旨主义者”。他四年前的“采样12戒律”轰动一时，其中“不许采用鼓机及器材厂家预先编好的声音程序”和“反对利用数码模拟传统乐器的声音”这两条为电子泛滥的时代确定了必要的限制和标准，但其它诸如“反对采样已有的音乐”、“全部采样必须在乐曲完成后销毁”这样的戒律则有教条之嫌。Matthew Herbert原本是地下电子狂人，但搞了这个爵士大乐队之后他一不留神成了大明星，这是个搞事天才，12戒律也好，大乐队也好，其实都是高明的炒卖。是爵士利用了电子，还是电子利用了爵士？现在的潮流是，电子厂牌纷纷大玩爵士（比如Ninja Tune）而爵士厂牌在大玩电子（比如Jazzland），不要追问这是电子爵士还是爵士电子，法国有支电子爵士乐队干脆就叫No Jazz，不要追究谁在控股，在音乐大融合的今日，董事越来越多，股东大会越来越乱……在这里，Matthew Herbert扮演的与其说是先锋的角色，还不如说是一位马戏团的魔术师，这位英国电子怪杰背后不是前卫爵士团体，而是老得不能再老的大乐队，浩浩荡荡近二十号人。Matthew Herbert信手拈来，涉电成趣，自始至终在把玩现场的声音采样，其采样对象来自现场乐手、歌手，也来自一个茶杯、一个气球、一张报纸……撕报纸，拍照，自娱娱人，在各种媒介之间跳来跳去的令人目眩的杂耍艺术，似乎高深莫测的后现代哲学和艺术，最终还原为简单而性感的娱乐新体验，或许，Louis Amstrong该上来讲个段子，Sun Ra该上来玩一把喷火……Matthew Herbert混迹于老爵士大乐队中，好比泰晤士河多了一架千禧桥，而古老的Soho区又开了一家电舞夜店。如果你说这是先锋，我会说其实是时尚。所谓时尚，就是善用适度而少量的先锋元素，包装古物。在先锋和时尚之间，Nu－Jazz天花乱坠。

先锋艺术家或艺术见证人

Sidsel Andresen在上海爵士音乐节落泪，或许会成为音乐史上的经典轶闻。在开幕的“挪威之夜”，这位被誉为“1990年代以来最美丽的爵士女声”的歌手非但大唱挪威民谣而甚少爵士，而且还大玩人声实验，吓跑了几十名观众。演出后当主办方向Sidsel提出异议时，据说她潸然泪下。Sidsel是那种谦卑的艺术家，不是那种“给社会趣味一记耳光”的狂人，所以第二天在百乐门的专场上，她做出让步，减少了人声实验，尽管报幕者在介绍她时除了“最美丽的爵士女声”又多给她加上“人声艺术家”的头衔。Sidsel Andnesen不是Diana Krall，她从ECM跳到Jazzland，从爵士到民谣再到人声实验……她的采样电子乐手在Jazzland出过一张名字慑人的专辑《Kill Pop》，在现场这位西装革履肃立的乐手为Sidsel营造一个神秘而辽远的氛围，那些声响碎片尘埃一般，揭示了天空和大地，而另一位乐手则通过效果器将钢琴变成音色清亮的打击乐器。Sidsel犹如端坐于大地尽头的女神、女巫、农妇，她的念念有词让人想到Lanrie Anderson，她的声嗓实验让人想到Meredith Monk、Joan La Barbara和Diamanda Galas……实际上类似的人声实验绝非Sidsel专美，同在ECM厂牌的希腊女声Savina Yannatou也喜欢在歌唱中来一点人声花样。这是先锋，又何尝不古典――远古的女巫也曾发出过这样神启的声音。看哪，月黑风高，这个北欧的女巫挣破“爵士女声”的美丽枷索，从南京西路到延安西路一路狂奔，穿着小鞋摇摆不定的中国爵士乐迷们，快抓住她！

足以写进音乐史的事件还有东正教酒吧爵士演出中的布什9・11讲话。Molvaer的小号犹如废墟上一缕孤烟久久不散，此时，布什的9・11讲话突然庄严地传出。这不只是什么后现代的拼贴小把戏，当然也未必是直接的政治抗议，应该说是艺术和现实之间的一种互相警醒。别以为来自ECM的音乐家跟你似的不食人间烟火，挪威的爵士也不是成天抱着冰川睡觉。这让我想到朋友陈侗这位早就金盆洗手的前画家突然有一天重出江湖画了一张参加了一个国画展，在一派山水花鸟中，他那张画格外醒目――一张阿拉法特的肖像。在Molvaer演出前，我在东正教酒吧附近一家店买到Dave Douglas的《Witness》专辑。在专辑内页Douglas专门撰文探讨科索沃战争和正义，宣布要成为历史的见证人，并引述了萨义德的立场。和致力于犹太复兴运动的Masada乐队同道战友John Zorn一样，Dave Douglas也充满政治关怀。去年在香港艺术节上纽约多媒体艺术大师、音乐家Laurie Anderson的演出实际上也是后9・11的一阕畅想曲，至于Matthew Herbert，他的舞台影像中本来也有不利于布莱尔的内容，据说被主办者察觉而制止。然而无论是先锋艺术家还是历史见证人，对于仅仅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爵士乐迷来说似乎都过于奢侈了，顶多他们只是亟需一顿听觉的盛宴而已，那么好吧，请跳过我这篇文章，让我们踱进又一家酒吧，让我们伸手点名要杰克・丹尼和Miles Davis……让我们边欣赏这美妙的梧桐雨夜边展望上海楼价的发展趋势吧。请相信，我们的国际大都市明天会更好更爵士。突然想到，Miles Davis有一次午夜送一个白人姑娘回家，在路上一个警察看这个“黑鬼”不顺眼，把他痛打了一顿……突然想到，假如Miles Davis也在旁边，看上海爵士音乐节，他会喜欢的。

前不久德国国电舞大师托马斯・费尔曼（Thomas Fehlmann）来广州演出，我私下问他最喜爱的音乐家是谁，他说：Miles Davis，又问他最近在听什么唱片，他说：盒装的全套Miles Davis。在看完Molvaer演出后，孙孟晋带我去一个潮州佬家淘唱片，也见到一套盒装Miles Davis，蒙特勒音乐节现场全纪录，二十张。嫌贵没买。第二天在Ark酒吧，听旁边有个人唾沫横飞地谈起市面上冒出的这套Miles Davis。回到广州越想越不对，给孙孟晋打电话要他帮买那套Miles Davis，他说：还有一套四十张一网打尽的Miles Davis你要吗？

Miles Davis的幽灵在上海游荡。突然想起孙孟晋诗集最后一首诗《最后的赠送》的最后二行：

最后的抒情便是游荡

在世界成为城市的那一天

张晓舟，乐评人，现居广州，曾发表音乐评论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