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美稀土贸易来看贸易摩擦政治化的内在体制

摘要：近年来，中美稀土贸易摩擦一直存在。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国际贸易越来越多的成为发展国家间贸易的重点。由于不同利益集团利益的争夺，造成了国家与国家间的贸易争端。在这些贸易争端的背后，隐藏着复杂的政治利益，分析其政治化的原因，我们就会发现，在发达国家内部普遍的存在着贸易保护的政治市场，正是这种政治市场的存在，使得国家间利益冲突不断的呈现在其国内的各个利益团体力量对比之上。

关键词：贸易保护；稀土贸易；政治利益；政治化

中美稀土贸易存在诸多矛盾，这种贸易争端的背后，隐藏着复杂的政治利益。其实在很多方面，一国国内政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要重要的多，因为贸易政策的制定并不都是国家利益的尺度，国内不同利益之间的力量对比通常会成为政府贸易决策的重要因素。众所周知，政治因素在美国的贸易政策制定的过程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文将以中美稀土贸易为研究的缩影，从现实主义理论出发，认为国际政治和国际经济之间存在着互动机制，两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通过对美国政治的发展，来研究分析国际贸易中贸易问题政治化的内在体制，也就是分析国际贸易摩擦是如何政治化的。

一、发达国家内部普遍存在着贸易保护的政治市场

现代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自由贸易体系在经济形态上优于贸易保护下的经济体系，这是源于亚当?斯密创立的自由贸易体系。其中，亚当?斯密国际分工理论和大卫?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指出，国家间进行交换和贸易并在贸易过程中实现本国利益的最大化的基础是：贸易区域内消除国家壁垒，相互开放市场、实现与本国生产力和生产条件的优势生产最大化。但是在国际贸易发展的不同阶段，人们就会发现，国际贸易和政治利益发生着紧密的联系，并且一直伴随在国际贸易当中。从早期的重商主义到后来的工业革命时期，一直到现在经济一体化时代，贸易保护和政治利益的因素在国际贸易中如影随形，影响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可以这样说，发达国家内部普遍存在着贸易保护的政治市场。而这种贸易保护的的政治途径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方式完成：

1、贸易保护主义者寻求院外活动，通过院外活动来间接的对政府施压，从而达到政治化的层面。在中美稀土贸易当中存在着大大小小的院外活动团体，诸如名为“拯救美国制造业”的游说团体，该团体以象征美国的山姆大叔为标志。最具规模的行业游说团体活动“公平贸易制造商”，他们意识到，小的游说团体在在目标和规模上存在巨大差异，不可能达到影响国内政治和国际贸易的目的，因此他们结成类似的规模巨大的游说团体试图突破国界，在国际贸易上拥有更大的发言权。更耐人寻味的是这些团体都给自己抹上一层爱国主义的标志，他们拥有自己的“指导性”原则，即美国的贸易政策必须谨慎平衡扩大国际贸易和维持美国的自由、及经济稳定之间的关系。

2、贸易保护渗透到法律层面，影响法案的修订，企图从立法层面确定自己的既得利益。在中美稀土贸易当中，美国方面为了应对中国的稀土出口限额等措施，确保供应链安全，美国国会启动了多项涉及稀土问题的法案。就2011年而言，在111届国会期间，议员提出的具有代表性的法案主要有《2010年稀土供应链技术和资源转型法案》、《2010年稀土及关键材料复兴法案》以及《2010年稀土供应技术和组员转型的法案》。在112届国会刚刚运行之际，众议院提出《2011年稀土及关键材料复兴法案》，4月6日，众议院迈克?考夫曼再次提出《2011年稀土资源供应链技术和资源转型法案》。在不到一年的时间，美国国会提交了前所未有的涉及稀土议题的法案。当然除了纯粹的国家安全因素外，我们更应该看到这些议员身后的利益背景，比如“H?R?4866”号法案的提出者众议院军事委员会和自然资源委员会成员考夫曼，曾在军中服役几年，有很强的军方背景，而军方恰恰对稀土供应链的安全极其关注；“S?3521”号法案的提出者，参议员利萨?穆尔科斯基所在的阿拉斯加州拥有丰富的稀土资源。

3、希望通过特定的行业垄断来获得更多的利润。众所周知，稀土资源在军事方面，冶金工业方面以及高科技新材连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而美国又是这些工业方面的龙头，其作用自然不言而喻。稀土是一组同时具有电、磁、光、以及生物等多种特性的新型功能材料，是信息技术、生物技术、能源技术等高技术领域和国防建设的重要基础材料，同时也对改造某些传统产业, 如农业、化工、建材等起着重要作用。稀土用途广泛, 可以使用稀土的功能材料种类繁多，正在形成一个规模宏大的高技术产业群，有着十分广阔的市场前景和极为重要的战略意义，有“工业维生素”的美称。作为支撑国家命脉的工业的原料，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美国不会袖手旁观，从现行的美国政策来看，美国正视图通过对稀土行业的垄断来加强与中国稀土贸易中的对抗，从而减轻对中国稀土资源的过渡依赖，这也是美国国会法案提出建立储备资源的另一层意义。

二、选民、厂商、以特定产业为母体的政党和议员是贸易保护的需求者

在国际贸易的过程当中，这种贸易争端的背后，隐藏着复杂的政治利益。因为在贸易政策的制定过程中，国内的利益冲突有时比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更有影响力。更为重要的是，政策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要重得多，贸易政策的制定并不都是以国家利益为尺度。国内不同利益之间的力量对比通常会成为政府贸易决策的重要内容。

在美国，利益团体更是一种争夺有限资源的政治参与者。集团政治理论认为，社会的政治形态就是不同利益团体之间的利益之争，政府行为就是利益团体竞争的妥协结果。首先，相互竞争的政党通过将贸易政策的许诺作为工具来获得利益集团的捐献资源。在政治上表现为相互竞争的政党为了获得政治目的，即上台执政，不得不进行对议员和选民的游说，而在此过程当中，贸易政策成为政治家获得政治目的的最佳捷径。其次，贸易政策被用来作为寻求政治支持的资本。各种利益集团运用各种资源进行游说，进口产品的厂商为进口关税而游说，出口产业的厂商为自由贸易而游说。

美国的利益团体错综复杂，美国政府对中国稀土出口的反倾销是为了讨好国内那些以稀土资源为原材料的生产商和美国国会两院某些利益团体。美国各大厂商长期以来一直享受中国廉价的稀土供应，但是今年来，由于中国对稀土出口的调整，美国厂商担心不再享受中国廉价的稀土，各大厂商形成强大的工会力量来改变这种市场压力。在美国，工会往往是一个不可轻视的向政府施压的组织。以1995年美国汽车联合工会为例，为了抗议北美的自由贸易，形成强大的工会力量，对政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法国，看到的是新的事业居于首位的政府，在英国，看到的是人的权力，而在美国你却将一定会发现协会。”法国人托克维尔在《美国人的民主》中说道。在中美稀土贸易摩擦中，美国协会大抵有壮大之势，他们拥有强大的游说实力，同时，不断对政府施压，更重要的是影响政党和议员，从而在美国政治中取得一席之地，其地作用不容小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