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夜中的桥梁

李兆忠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

副研究员

近代中日关系史上,有一种人注定要接受炼狱般的考验｡在日本人看来,他们是中国人;在中国人看来,他们又是日本人｡两国关系风顺雨顺时,皆大欢喜;一旦交恶开战时,就成为被怀疑误会的对象｡而在他们,不管两国关系坏到什么程度,但凭自己的良知和力量,默默地做着有益于两国人民的事,陶晶孙(1897年～1952年)就是这样的人｡

陶晶孙这个名字在中国几乎不为人知,并且由于历史的原因,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顶着“汉奸”､“落水文人”的污名｡然而在日本知识界,他却是一个巨大的存在,是一座沟通日本与中国的不可缺少的桥梁｡一位著名日本汉学家这样评价:“陶晶孙是受日本人特别是我们这一代人最敬爱的作家之一｡从中日交流史的观点看,对日本的文学和思想给予影响的,除鲁迅而外,陶晶孙是惟一的人物｡”

1906年,也就是日俄战争结束的次年,年仅十岁的陶晶孙随父来到日本,当起小留学生｡这是一个精神世界尚处朦胧､文化人格未塑的年龄,沐浴于优美伤感､奋发进取的岛国风土,陶晶孙从小学一直读到大学｡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陶晶孙国学修养的先天不足没有得到弥补,这不能不使他的文化人格发生倾斜｡陶晶孙的日语远胜中文,日本传统艺术造诣极深,其母语写作因晦涩的东洋风格而难为中国读者理解｡尽管从血缘或者观念上说,陶晶孙毫无疑问是中国人,但从文化教养､艺术趣味上讲,陶晶孙与其说是一个中国人,不如说是一个日本人｡陶晶孙虽然是学医的,但多才多艺｡大学毕业后,陶晶孙与日本女子佐藤操(郭沫若日本夫人安娜的亲妹妹)恋爱结婚,生儿育女｡在两国交战的严酷年代里,他们顶着巨大压力,相濡以沫,坚贞不渝,谱写了一曲感人至深的超越国界的爱情浪漫曲｡

陶晶孙早期的作品沉迷于东瀛女儿国的想像和营造,在这个世界中,除了一位名叫“晶孙”的中国男性学子,几乎都是温婉秀丽的东瀛女子｡这位中国学子,性情温柔伤感,凭着杰出的艺术才能和善解人意的性格,游刃有余地周旋于日本上流社会,颇得太太､小姐和女学生的青睐与爱慕｡这些作品不经意中散发着浓郁的“亲日”(文化上的)气息｡然而,这并不意味着陶晶孙在政治上亲日,事实刚好相反,性情温柔惟美的陶晶孙,内心却有坚定的信念与强烈的正义感,这正是他日后积极参与中国左翼文艺运动､“孤岛”时期冒杀身危险担当中共秘密地下联络员的原因｡然而即使是在这种时候,陶晶孙仍然深深地爱着日本｡他写过一部反战木偶剧《勘太和熊治》,虽然没有当时流行的抗战文艺振聋发聩的战斗性,却有一种后者不具备的真实感与诚意｡显然,陶晶孙不只是站在中国的立场,同样也是站在日本的立场写这部作品的｡

博大的人类情怀,加上战争苦难的洗礼,引领陶晶孙走出狭小的东瀛女儿国,使他对日本的认识上升到理性的高度,显示了罕见的批判锋芒和预见历史的慧眼｡1950年,陶晶孙从台湾迁往日本,次年应聘东京大学文学部讲师,教授中国文学,同时开始《给日本的遗书》一书的写作｡在《落第秀才――日本》一文中,作者这样写道:“如果不回避的话,日本和德国,因一度之故,就被老师看作是落第的秀才,跟在卑微的殖民地人民后面一起干｡说是要再次努力前进,要‘再次优越’,并把其他学生挤掉,加以蔑视,老师对此要责备｡而且老师从一开始就并不允许日本再次成为强国｡”此文发表后在日本知识界引起巨大震动,而在绝笔《为了中日友好》一文里,作者对日本当局的批判更是犀利无比:“倒向西欧文化的结果就是十一年前开始的对珍珠港的袭击,好容易进入伙伴后又被列强打倒｡而如今奇怪的是,过去我国想当太监的人,自己的某处被割,被邻居唾弃,却还要学礼仪,准备贿赂,好像要出去做官了｡没有吃过苦头,再次偎靠列强的心意却显示出来｡这样就把人民大众置于鲁迅所谓的尚未实现奴隶志愿的境地｡”据说这一段话在陶晶孙的追悼会上由牧师(陶晶孙名义上是基督徒)读出时,全场每一个人像受了日本芥末的强烈刺激而为之鼻塞,其震憾力可想而知｡

日本知识界为何对陶晶孙如此心悦诚服?还是听听那个著名日本汉学家的解释吧:“陶氏对日本的批评虽然是尖锐严厉的,但这种批评扎根于陶氏的丰实教养和温良的人品,其中蕴含了对日本文化的深刻理解与爱意,使有良心的日本知识分子在焚毁的废墟中,在对侵略战争反省的基础上树立起建设新日本的决心……”

《给日本的遗书》尚未写完,陶晶孙就病故了,年仅55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