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定旧影 第11期

部级历史文化名城正定位于河北省会石家庄正北15公里，1400年以来一直是府，州，郡，县的所在地，曾与保定、北京并称为，“北方三雄镇”：源远流长的历史，给正定留下了风格独特的名胜古迹，其中最大的亮点是这里曾为全国的佛教重镇。至今古城内佛刹林立，古塔高耸，完整保存的晚唐，五代、宋、金、元、明、清，民国八个朝代的古建体系名震中外，被誉为“中国古代建筑艺术博物馆”。

本文作者张永波是一位三十来岁的中级导游，出于对古城的“真热爱”，历时十余年搜集整理出清末至民国期间正定老照片数百张。除经常被后人提及的中国营造学社发表的少量照片外，多数图片鲜为人知，尤其是一批早于营造学社拍摄的外国摄影师留下的正定图片，更为解读正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形象资料，在部分古迹消毁之后，它们便更显珍贵。在此，我们从中编选出部分老廉片刊登出来，以飨读者，并期待引起更多人的关注。

法国人拍摄版

我收集的正定老照片中年代最早者是清末“庚子之变”后第二年，即1901年一位法国人拍摄的。拍摄内容多是法国传教士在正定布教，由于当时正定天主教总堂紧邻隆兴寺，所以有少量照片反映了当时隆兴寺和正定其他古迹。

位于正定256医院的一座欧式建筑现今依然存在，只是面貌有所改观，这便是当年正定天主教总堂，更早的时候这里是隆兴寺西路帝王行宫，清朝的康熙、雍正、乾隆、嘉庆皇帝巡礼五台山或西巡过正定均是驻跸于此。康乾盛世之后，随着政权的日益腐败，社会经济凋敝，文化衰落，加上外国势力的入侵，行宫连同隆兴寺一并萧条冷落下来。清咸丰八年(1858年)法国传教士董若翰来正定布教，见面积颇大的行宫空寂冷落，回京后，便依天津条约向清廷租借此地，没想到竟得皇帝御批赏赐，就这样行宫成为了天主教堂。

光绪十二年(1886年)光绪皇帝的替僧意定和尚由京师来隆兴寺做主持。

意定，俗姓王，祖籍正定城内北门里街，兄弟4人，排行老三。他13岁时在正定北关镇海寺出家，因年幼无知，触犯寺院戒规，挨了师父一顿打后跑到北京的寺院，后来当了方丈，成为光绪皇帝的替僧。1930年病逝于隆兴寺。清宣统元年(1909年)《正定隆兴寺意定和尚功德碑》记载：1900年10月18日法军入侵正定，义和团当时在隆兴寺秘密结坛聚义，准备攻打寺旁的天主教堂。经意定和尚从中周旋劝走义和团，隆兴寺与天主教堂才得以安然无恙。意定还与法国大帅巴尧混熟并结拜成兄弟，法军撤离正定后巴尧还约意定一起同游五台山。

这组照片即为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拍摄，内有意定和尚及身着僧袍的法国大帅巴尧在隆兴寺方丈院的留影。同年底的12月31日，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西逃回京路过正定，由于行宫已被教堂占用，意定只能安排太后和皇帝住在隆兴寺的方丈院中。慈禧听说意定和尚遣散了义和团，哄走了法国兵，保正定一境平安无事，予以表彰赏赐。当时隆兴寺一片破败，大悲阁年久失修西侧屋顶坍塌，但国库空虚，慈禧也无力拨款维修，无奈之下只为大悲阁题写了一方“大慈大悲”匾额挂于阁底层算是嘉赏。

1901年的这组照片为目前所见最早的正定老照片。从中可以看到隆兴寺全景、大悲阁御书楼、完整的广惠寺华塔。另有一张照片以临济寺为中心，远景可见天宁寺凌霄塔、开元寺雁塔和元代的阳和楼，这张照片透露出的历史信息最为丰富。在文献中被前人无数次称赞的阳和楼的影像清晰可见，尽管是远景，但它比梁思成后来拍摄的阳和楼早了32年。

拍摄正定古迹旧影最为专业的摄影师，莫过于清末民初有名的山本照相馆老板山本赞七郎了。

这套出自山本照相馆的正定老照片得见纯属偶然。西安的朋友吴晓东是学建筑规划专业的，聊天中得知他的同学在日本东京留学，于是拜托他同学帮忙在日本图书馆寻找一批上个世纪20年代日本学者常盘大定、关野贞拍摄的正定老照片。没过多久，小吴说他同学在日本学校的图书馆找到了几张古塔的老照片，他发来给我让我看下是不是正定的古塔。照片转发给我，好是熟悉，四张正好是正定四塔的旧影。我以为是常盘大定他们照的很是激动，后来得知是由山本赞七郎(山本明)拍摄的，曾收录在《震旦旧迹图汇》。

有一段时间一直没反应过来山本明是谁。过了几个月，才又见到更多山本明拍摄的正定老照片，除《震旦旧迹图汇》里收录的正定四塔外，另有3张不同角度拍摄的古塔照片，以及隆兴寺摩尼殿的背坐观音、已经被毁的大悲阁内宋代壁塑的照片，好是珍贵!让我惊讶的是其中一张隆兴寺摩尼殿背坐观音的照片，竟然和我曾经在北京鲁迅纪念馆见到鲁迅书桌上的那张是同一版，这时候我才恍然大悟，1923年鲁迅先生就是在北平山本照相馆买到的那张背坐观音相片啊。山本照相馆的老板就是山本赞七郎。

这套老照片共有17张，目前珍藏在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但是照片没有准确拍摄年代，考证拍摄时间也费了一番周折。最终通过查阅山本明生平及其著作《震旦旧迹图汇》，并结合日本方面传来的资料，确认这套老照片拍摄于1907年至1912年之间。

山本赞七郎(S.Yamamto)1855年生于日本的冈山县。1882-1897年在东京开设照相馆，1895年甲午战争后来到中国，在北平王府井附近霞公府街上开设了照相馆。在东京和北平都经营照相馆的山本赞七郎，是位著名的摄影师。山本明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拍摄了很多北京的自然、人文景观，还在1906年整理出版了画册《北京名胜》。山本赞七郎拍摄的北京风光非常出名，曾被制成大量明信片或被国外介绍中国的书籍收录传播极广。山本明是个精明的商人，不但和很多王公大臣关系密切，并且和在华的外国人关系也很好，不少人找他去拍家庭或同事的合影。莫里逊遗留的照片中就有很多是他拍摄的。山本明来到中国，前期主要为清皇室服务，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时，他同小川一真、柴田昌吉、深谷驹吉等随军拍摄记录“庚子事变”，之后山本赞七郎在中国的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

从山本明拍摄的这套老照片可以看出，短短几年间隆兴寺进一步破败，大悲阁一层以上已完全坍塌，大铜佛露天，大悲阁底层基本完好的千佛和文殊、普贤部众塑壁处于风吹雨淋状态。此时大悲阁两侧的御书楼和集庆阁尚完整，天宁寺木塔顶部破败，开元寺基本完好，法船殿尚存，广惠寺花塔的四小塔塔体进一步损毁。

著名史学家、日本京都学派代表人物桑原骘藏(1870-1931年)，1907年4月由日本文部省选派到中国留学访问。他在中国的两年期间曾做过4次大的旅行，其中第二次为河南、山东之旅。从河南返京途中曾考察正定，时间是1908年5月29日。他这天日记中讲，一早自邢台出发，午后近2点钟到达正定府，住在北关外永升店。2点半徒步进城，城墙高大且坚固，然而城内

萧条，一半化为垄亩……入城北门，有光绪年间所立“古常山郡”及“汉南粤王赵佗故里”二碑。之后寻访崇因寺、风动碑、开元寺后由于阴天欲雨，狂风卷沙放弃广惠寺，冒着大风惊沙造访隆兴寺。返回客栈途中经过天宁寺看木塔。

桑原日记中对开元寺和隆兴寺所见记载很详细：“正定本有寺、四高塔，开元寺为其中规模最大者之一。然而今已零落，寺庭狭隘，堂宇窄小，仅有钟楼、砖塔以及三门楼之残余尚存其面目。而且由于寺庭缩小，三门楼今已被完全置于寺外。今已完全废圮，梁断基倾，仅二石柱孑然而立。”

对隆兴寺的描述用字最多，其中写道“如今阁(大悲阁)已破损，不蔽风雨，佛顶高高地露出屋外，四壁的天女、千佛像及阁内的壁画亦任其风蚀雨剥，岂不令人浩叹!”

最有价值的是桑原拍摄了大觉六师殿残迹照片，并有文字说明：摩尼殿南有六师殿，不过今已废圮，化为一片瓦砾。大觉六师殿因年久失修，资料显示在民国初年坍塌，但具体在那一年一直是个谜。之前也从没见到过六师殿的照片，从桑原的描述和拍摄的这张模糊的照片上看，大觉六师殿早在1908年之前就已毁，照片中六师殿前似乎还竖立着一道牌楼抑或就是六师殿南墙柱体残构，遮挡着后面的残迹，其后只可见一木构骨架。殿前正中一香炉。

正定临济寺是中国禅宗五派中影响最大的临济宗发源地。临济宗在日本影响甚大，毕生研究中国佛教的日本学者常盘大定(1870-1945年)自大正九年(1920年)开始，曾先后5次亲至中国遍寻佛教圣地研究佛教史迹。他1920年第一次来中国就先拜访以临济宗为主的正定临济寺和古城内的众寺院。他的重要著作《支那佛教史迹》、《支那佛教史迹踏查记》中开篇就介绍正定的佛教古迹。

历史上中日两国建筑文化间特定的源流关系，注定了这两方面的研究必然相互联系，甚至融为一体。日本建筑界泰斗伊东忠太和关野贞都是汉和兼治的大家，对于历史上大量吸收中国建筑文化的日本而言，其建筑史的研究，必然会溯源来研究中国建筑。事实上，日本学者也确实在中国建筑史研究上，不遗余力，做了大量的工作。19世纪20年代初，其先驱伊东忠太、关野贞等即来中国，实地考察了大量的中国古代建筑，研究成果颇丰。这不仅大大促进了日本建筑史研究，同时也影响和带动了中国的建筑史研究。当时率先调查的日本学者讽刺说中国人要想看唐代建筑只有到日本去，甚至提出应当由日本来全面调查研究中国古代建筑。受日本学者来华调查中国古建筑的影响和刺激，朱启钤老先生在京成立专门研究中国古建筑的民间组织――中国营造学社，随着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等一批中国建筑学者的加入，采用科学之方法，田野测绘、摄影，结合文献之研究。随着他们的研究成果不断在(《中国营造学社汇刊》上发表，最终赢得了国际上广泛地承认和赞誉。

由于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建筑早于中国营造学社十多年，这期间有些文物古建已毁掉，日本学者拍摄的这批照片就更显得弥足珍贵，近年来已引起国内有关学者的重视。

常盘大定和关野贞在上世纪20年代初(1918～1924年)拍摄中国文物古建老照片的基础上，2人合作自日本昭和十四至十五年(1939～1940年)先后出版图文并茂的整套12卷本《支那文化史迹))，当时在学术界影响非常大。

由于出版年代早，市面上几乎见不到此套书，偶尔可见拍卖会上拍价过十万元。可我明明知道书中有一批正定老照片，对它们的查找收集耗时近2年，也只是见到别人翻拍的一两张而已。后来还是通过远在上海的“六椽袱”创始人中的二位女士杜涓、顾怡，她俩查得在复旦大学珍藏有一套完整的《支那佛教史迹踏查记》和《支那文化史迹》。早几年她们曾在上海博物院做志愿者，开专题义务讲解中国古建艺术，由此结识复旦大学葛兆光老先生，并在葛先生的支持下于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举办(《寻访水殿烟寺――中原石窟寺图片摄影展》。这次又得葛兆光教授的帮助，方才从复旦图书馆查阅此书。杜涓姐整理出这套老照片后专门刻录出一张光碟快递给我，由此方得见此套正定老照片真容。这批照片共计30余张。

从这批老照片中看到的大悲阁内大佛前须弥座上供奉的四壁菩萨后来均被毁或被盗，北宋小式木构精品转轮藏里面的挂轴佛像、经柜，垂花间悬挂的镜面及一些柱子上的木雕蟠龙，待到十多年后中国营造学社调查时都已不复存在。

1930年朱启钤在京创建中国营造学社，他发轫于中国建筑学者在美国庚款资助下于1929年开始的关于((营造法式))的系列主题讲座，后渐成气候，从松散的个人学术讲座发展成有组织的学术团体。

营造学社成立之后，以天安门内旧朝房为办公地点，营造学社内设法式、文献二组，分别由梁思成和刘敦桢主持，分头研究古建筑形制和史料，并开展了大规模的中国古建筑的田野调查工作。从1932年至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之间的短短5年中，学社成员以现代建筑学科学严谨的态度对中国大地上的古建筑进行了大规模的勘探和调查。他们先后调查了中国137个县市，1823座各类古建殿堂房舍，详细测绘建筑206组，绘制了测绘图稿1898张，拍摄了大量珍贵照片，至今仍然有着极高的学术价值。从这一角度讲中国营造学社作为一个民间学术团体，对中国传统建筑研究和保护所作出的贡献是空前绝后的。

中国营造学社1933～1935年曾先后3次来正定调查测绘古建筑。1933年4月梁思成携莫宗江首次来正定；11月梁思成、莫宗江再次赴正定调查，这次，林徽因一同前来，梁思成在这年的《中国营造学社汇刊》第四卷第二期上发表《正定调查纪略》文中附正定照片77张；1935年刘敦桢携陈明达、赵法参踏查正定古建，之后发表《河北古建筑调查笔记――1935年5月3日一5月20日》正定部分附照片16张。中国营造学社致力于中国古建筑调查研究最为透彻深入，梁、林、刘等先后赴正定调查、测绘、摄影，成为影响至今的正定古城文物古建筑保护研究的必备文献。

1937年因抗战爆发，梁、刘离京后，测绘资料及照片(含底片)存入天津麦加利银行，另在营造学社(故宫西朝房)留存一套照片，麦行的学社资料完全被水患所淹，底片全部被毁，朱启钤抢救了部分照片，又将学社留存的全部照片翻拍了一套做底片，并把一些重要的建筑照片翻拍后复印2份寄给梁思成和刘敦桢各存其一。目前仅知学社测绘资料及拍摄照片多尘封于清华大学。1999年经梁思成遗孀林洙整理出版((中国古建筑图典》四卷本，学社测绘古建资料未发表照片一部分首次得以面世，书中收录正定照片共计56张。近年，清华大学建筑学院也曾公布一批学社未发表资料照片小样，经笔者统计正定部分照片有431张。除少量有重复不计外，营造学社正定拍摄的照片已超550张。

1933年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来正定考察时，梁思成曾于隆兴寺转轮藏阁外檐铺作(即斗拱)下留影一张，林徽因亦曾在正定古城拍摄下3张个人照片留作纪念。

正定开元寺钟楼是国内保存年代最早的一座唐代

钟楼，这年深秋初冬时节当梁先生携夫人林徽因再次走进开元寺时，初次见到如此古老的木构建筑的林徽因更是在“诗意”和“画意”之外感到一种“建筑意”的。她仿佛听到那建筑“无形中都在诉说，乃至于歌唱”，于是她独自爬上钟楼的梁架，体察那粗壮的木结构，并调皮的在钟楼梁架那硕大的斗拱铺作之上照相留念。那样一个美貌才女一袭旗袍，弯身微倾，头顶椽架，脚踩梁枋，手扶斗拱，脸上绽着微笑，当几十年后再去看这张照片，那个永恒定格的快乐，依然能够感染每个观者。

每次去开元寺站在钟楼内，我都会刻意抬头去看一眼那巨大的斗拱以及它托起的简洁梁架，我想我是在追寻前人的足迹，感受“在广影恰恰可人中，和谐的轮廓披着风露所赐予的层层生动的色彩”。

民国时期拍摄正定文物古迹的另一位专业摄影师是赫达・莫里逊(Hedda Morrison1908～1991)。她是一位德国籍女摄影家，老莫里逊家的儿媳妇。赫达・莫里逊娘家姓哈莫(Hammer)，生于德国南部的斯图加特，父亲是个出版商，或许是出版业务总归与摄影有些瓜葛的缘故，赫达在十多岁时就有机会开始摆弄一架照相机，由此影响到其后一生都对摄影发生执著的兴趣，并最终成为摄影大家。赫达・莫里逊的家人曾送她到奥地利因斯布鲁克的医学院攻读医学，但不久她就说服家人，改到慕尼黑最早开办的一家摄影学校学习，从此开始了摄影师的生涯。

赫达24岁那年(1933年)偶然在一份摄影杂志的广告上发现，中国北京的一家德国人开设的哈同照相馆正在征招一名会讲英、法、德语的女摄影师。她认为这个职位非己莫属：她会操这三种语言，她的施瓦布地区的出身――在德国这个地区的人以刻苦耐劳著称，而且她还是个女性――估计老板的算盘是可以少付些薪水。结果不出她所料，北京的照相馆相中了她。

那个年代的中国，对于一个德国年轻的单身女性来说，实在是个遥不可及的地方。在她只身离开德国前来中国的时候，家人对她的远行多少有些担心，送给她一把防身的手枪和一把雨伞，然而她却在东去航行的船上将它们扔到大海里，随身仅有的重要物品就是一架禄莱福莱的双镜头反光相机。其后13年里赫达都在北京度过，就是靠着这架相机，骑着一辆自行车跑遍北京的大街小巷、名胜古迹，拍摄下如今大多已经荡然无存的旧日景物，留给后人嗟叹其珍贵价值的照片。

她在哈同照相馆里管理十几号中国伙计，京城里无拘无束的生活使她渐渐喜欢上这块陌生土地上的人们和文化。她在京城里的生活尽管并不富裕，然而却甘之如饴。5年之后的合同解约之后，照相馆的东家深知她的手艺高超，唯恐她另起炉灶夺了生意，于是力逼她回德国。而这时的赫达已经被京城和中国各地的人文风景所吸引，执意要留在中国。经过友人的帮助，终于如愿以偿。后来她的生活也曾相当拮据过一段，但随着她的摄影技术被认可，客户逐渐向她订购各类有关中国的专题照片，她就这样在京城里开始了新的生活。

1940年她与阿拉斯泰・莫里逊相识结婚。阿拉斯泰在中国出生，他的父亲就是有名的英国记者乔治・厄内斯特・莫里逊。乔治・莫里逊曾经周旋于以洋务著称的士大夫之间，如张之洞、李鸿章、袁世凯等人，后来还曾入袁世凯帐下。当年京城里洋商云集而繁华于世的王府井大街就曾以英里逊命名，可见其风头之劲。赫达・莫里逊嫁入这样的家庭或许对她日后的眼光不无助益，尽管此时乔治・莫里逊早已离华，赫达・莫里逊仍旧以独立的人生态度在中国生活。1946年，随着中国内战的加剧，莫里逊夫妇决定离开中国，次年11月移居沙捞越，一直到1966年离去，在此期间她曾经为马来西亚政府担任摄影工作。1967年之后移居澳大利亚的堪培拉。莫里逊夫妇离开中国之后，中国的大门再次向外部世界关闭，直到30年后重新开启。此后，赫达・莫里逊曾经两度回到她阔别30多年的京城。

赫达・莫里逊在生命的最后20多年里一直住在澳大利亚。1991年，在她逝世后的第二年，其夫根据她的遗嘱将用作展览的照片和许多珍贵的南亚青铜器、藏书等捐赠给她最后定居的澳大利亚博物馆(POWERHOUSE MUSEUM)，而将1933年至1946年13年里她在中国所摄的一万多张底片、六千多幅照片，以及29本影集全部赠予哈佛大学的哈佛――燕京图书馆。另外她在1950年至1958年间在南洋各地拍摄的照片则赠予美国康奈尔大学，如今收藏在大学的克劳赫图书馆的善本及手稿部。

赫达・莫里逊大部分的作品原先都是作为他人著作的插图，例如乔治・凯兹(George Kates)的《丰腴年华》(The YearsThat Were Fat)一书就选用了赫达・莫里逊的摄影作品，而她自己最重要的摄影集是1985年由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洋镜头里的老北京》、《Travels of a Photoguapher in China1933-1946》。通过查阅赫达-莫里逊的摄影作品年谱可知她1934年曾在正定拍摄。美国哈佛图书馆公布的赫达1933～1946年在中国拍摄照片中正定部分有些照片注释说明有误，由于有的古迹在照片拍摄之后的岁月里已毁，无法查明具体出自正定哪处寺院。经笔者整理，仅对现存的文物古迹进行对照改过，其他未动。这批照片拍摄内容是：开元寺门口上马石一，开元寺砖塔力士照九，开元寺全景(塔，钟楼，法船殿)一；临济寺澄灵塔一，佛像一，菩萨一，佛像经文拓模一；隆兴寺大悲阁宋塑壁普贤变三，转轮藏前木雕弥勒佛二贴(注：现隆兴寺天王殿中金代木雕弥勒佛原来位置在转轮藏前)，大铜菩萨二(注照片显示铜菩萨之上大悲阁殿顶毁后盖一高长小顶似碉堡)，香炉局部一贴，康熙御碑亭一(后可见御书楼)；广惠寺花塔三；天宁寺木塔二，石狮三，残大殿琉璃鸱吻一，大钵磬二，共计35贴照。

赫达・莫里逊拍摄的这组照片中标注为临济寺的佛像、菩萨、佛像经文拓模以及隆兴寺大悲阁内宋代塑壁均已毁，原标注为天宁寺香炉经考证是隆兴寺文物的大钵磬，现存隆兴寺摩尼殿内，其上铸有铭文，已残破。

与正定古建筑及老照片结缘

张永波

做导游讲解正定古城最初是因为喜欢旅行的缘故吧，从没想过自己会坚持下来，已然超过十年。

河北是文物大省，文化底蕴深厚。在省会石家庄做导游，从一开始就注定我的讲解需要深深的烙印上与文物古迹知识有关的印痕。我是从正定和赵县两座古城开始的我的职业生涯。正定和赵县都是以文物古建闻名的，也是让我投入精力最多的。生活给我打开了一扇佛光折射下的古建艺术之门。懵懂的进入，困顿中的迷茫，知识的积累，人生阅历的丰富，我的导游之路一步步逐渐向前：清东西陵，山西晋祠，五台山，大同云冈等都成为自己经常带团讲解的地方。

现在想起来真是庆幸当初在正定古城的三年学习生活，正定尤其隆兴寺木构古建筑群对我的吸引力日久弥深。为了能讲解好正定古建筑，当年一个人常常泡在书店或省图书馆。捧着从省图借阅的《梁思成全集》，像翻阅天书一样一点点去认识了解学习读懂梁公编撰的《清工部营造则例注释》和《营造法式注释》，读不懂就抱着书跑到隆兴寺望着一座座大殿出神的盯着看，直到发呆。

几年导游之后，我对古建筑越发痴迷，性情也越发好动，只要有时间就会背上行囊一个人在河北、山西寻访古建。2007年当我加入“六椽袱”民间古建组织以后才发现：原来不只是我孤独一人在跋山涉水苦苦寻觅，有一批准确的说是一个小群体，大家从事不同的工作，来自不同的城市，凭一份对古建的热爱完全自费，不计得失，利用业余时间不遗余力地去各地调查古建筑。彼此之间自称“椽子”或“凉粉”(即“梁粉”。梁思成、林徽因的粉丝)。“地冻天寒看庙，阴风瑟瑟拍照。地图老汉指道，孤村相向狗叫”。由于绝大部分的古建筑散布在僻远的山乡农村，这段顺口溜便成为“椽子”们野外调查的真实写照。

沿着中国营造学社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等一代大师的古建调查之路去寻访，正定是不能错过的。近几年，随着海外一些图书馆或研究机构将一批清末民初外国人在中国拍摄的玻璃干板老照片底片数码技术化后，正定的部分老照片也慢慢浮出水面。收集整理出这些正定旧影老片，考证它们的拍摄年代，以及拍摄者的背景便成为我实地古建考察之外投入精力最多的一件事。几年的耐心和坚持，终能小有收获，这其中离不开“六椽袱”的多位朋友无偿的帮助与支持。

今天，六椽袱的椽子已经增加到70多人，野外调查之外，椽子们去博物馆义务工作，举办古建筑专题讲座和摄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