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馈社会:财富积聚的价值归宿

内容提要：以理论纬度、实践纬度、全球纬度的“三维模式”，从深入研究财富积聚和财富回馈在价值取向方面的差异性出发，全面探析当前我国财富主体的社会认同困境与深层生成机理，及时提出作为财富主体的社会责任与时代担当，有力证成回馈社会是财富积聚的价值归宿与终极意义的全新时代命题。

关键词：回馈社会；财富积聚；价值归宿

中图分类号：

B82-0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15）03-0035-05

DOI：10.13483/j.enki.kfyj.2015.03.008

目前，理论界关于财富伦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财富与伦理的内在关系、财富伦理思想的历史演变、财富伦理的发展态势、财富伦理与社会管理、财富伦理与道德发展以及财富伦理的现象分析等方面的研究。财富积聚和财富回馈问题是财富伦理的重要内容，在财富两极分化的流变社会，使用财富的价值取向将深刻影响社会的发展走向。纵观国内学术界对财富积聚和财富回馈的价值取向的差异性研究还处于理论探索阶段，学术成果不多，产生的影响也不大。因此，深入系统地研究财富积聚和财富回馈的价值取向的差异性和作为财富主体的社会责任，是当前迫切而重要的时代命题，意义深远。传统意义上，对财富积聚和财富回馈的价值取向容易采用统一简单的价值标准，从而造成了对财富价值判断的含糊不清，这不利于财富伦理的科学研究和财富价值的正确定位。在当前大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进程中，我们必须对二者的价值取向的差异性进行科学厘清和准确界定，以正确引导财富主体和社会各阶层树立积极健康的财富观，有力推动社会的整体文明和进步，在全社会范围内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一、财富积聚和财富回馈价值取向的差异性

研究财富积聚和财富回馈问题，应该秉承纵深的历史视阈。回到财富的源起，揭示事实的本真，寻求问题的答案。财富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财富积聚是一种社会历史现象，但并不是说人类社会一诞生就意味着财富积聚的起点出现。寻找财富积聚的历史逻辑起点首先应该提及劳动。随着人类的祖先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生产实践过程中，适应能力和创造能力的日益提升，劳动的技能和本领不断增强，劳动成果日益丰富，除去满足日常的生活需要以外，还出现了一些剩余产品。应该说，劳动创造了财富，并且为财富积聚提供了现实基础和必要条件。人们在生产实践中因各自不同的需要，用剩余的产品相互交换，满足自身的需求。这样，剩余产品就被贴上了原始的财富标签。私有制的出现，使人类拥有了真正意义上的财富，财富的观念开始生成，财富积聚的欲望也日益增长，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人类财富积聚的进程，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因此，财富积聚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更是生产力不断进步的标志性成果。

研究财富积聚和财富回馈问题应该秉承辩证的哲学思维，科学厘清财富与道德之间的关系。理论上讲，财富积聚过程应该符合道德要求和规定，财富积聚应该是合法的过程，符合人类德性的要求。也就是说，财富积聚的过程应该具备道德基础和道德支撑，不能违背道德标准，丧失起码的道德底线。在生活实践中，财富和道德的关系显得错综复杂，充满诸多历史谜团有待揭开。从人类历史发展的总体趋势透视和财富积聚的历史进程分析，一般情况下财富积聚和人类的整体道德水准是呈正向关系的，即财富积聚的不断丰富有助于提升人们整体的道德水平。但财富积聚本身是一把双刃剑，有的时候会出现“二律背反”现象，财富积聚的极大丰富并不一定带来道德水准的提升，甚至会导致道德滑坡现象。由于历史发展进程的复杂多变，在特定的历史发展时期或阶段，财富积聚的丰裕程度与整体道德发展水平会出现一些背离现象，在财富积聚主体上会出现违背道德行为的发生。“人在更大程度是利己的，但不乏同情心，会被他人的不幸所打动，这两种本能共存在个体中，很多常常以为的文化与本能的冲突，其实是本能之间的冲突。”可见，财富积聚本身对于道德发展具有的双重效应，是财富积聚主体本能的反应与内在的冲突。历史发展已经反复论证：财富积聚的丰富既可以促进道德境界的不断提升，从而提升整个社会的道德发展水平；但同时也有可能成为不道德行为发生的诱因和借口，并且为一些不道德行为的发展蔓延提供便利，创造机会，搭建平台。因此，财富积聚只是道德发展的必要条件，并不是充分条件。从必要条件向充分条件的转变，依赖于人们对待财富积聚的合理态度和价值选择。财富本身并无道德可言，如何对待财富则有道德意蕴。从古到今，人们对财富积聚与道德发展二者的价值理解主要有三种代表性的观点：其一，把财富积聚作为万恶之源，他们认为世界上所有恶的产生都跟财富的出现紧密关联，他们主张财富虚无主义，淡化财富的价值，仅追求内心精神世界的满足；其二，把积聚财富作为人生的终极意义和价值所在，把财富积聚的丰裕程度视为成功的唯一标志。他们崇尚财富，极力追求财富，甚至为了占有更多的财富而丧心病狂、不择手段、无法无天；其三，把财富积聚作为正常的人的生产实践活动，他们认为财富本身并无善恶、美丑之分，财富的善恶与否取决于人们对其采取的行为方式和使用态度，也就是说，财富本身是一个中性词，但财富积聚和财富回馈则带有一定的道德色彩。马克思曾尖锐地指出，资本来到世间，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主义财富积聚的过程始终渗透着不道德的血液。古往今来，人们都将以不择手段谋取财富视为不正当的行为，是违背道德要求的恶行，对此持批判态度；而对于“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这样的财富积聚行为是持肯定态度的，是整个社会层面所倡导的道德行为。可见，对于财富积聚和财富回馈所呈现的道德问题探索，人类一直在不断深入探讨，在社会层面也逐步形成了一定的价值评判标准。财富积聚主要解决效率问题，财富回馈主要解决公平问题。政府通过运用行政权力和掌握的财富，能够对社会财富合理分配以及化解社会矛盾发挥日益重要的作用，从而促进社会和谐与社会公平的实现。我们认为，财富本身并无道德因子，但在财富如何获取和如何使用的过程中则呈现出善恶即道德取向的问题。财富积聚和财富回馈是两个不同的行为过程，其道德评价和价值导向存在一定的差异性。

（一）财富积聚的价值取向

财富积聚的价值取向和价值评价应该从财富主体和社会层面两个视角分析。就财富主体而言，财富积聚的过程是努力证明并实现自我，促进自身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过程，是辛勤劳动合法致富的过程，体现财富创造实践性原则和社会公平正义的法则。经济利益最大化是财富主体追求的价值目标，但物质追求并不是其唯一的价值目标，财富主体的价值目标体系是多元的，但财富积聚为其实现其他的价值目标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实现自身更好的发展。财富积聚过程不仅全面证实了人的实践本质，更为重要的是它作为实践载体有力促进了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德性作为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重要内核，是其获取更多财富的必要条件，必然影响其财富积聚过程的道德规定。就社会层面而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富积聚得以日益膨胀，财富积聚两极分化严重，造成人们对于财富的态度悄然变化，也出现两极分化的态势：一部分人开始羡慕财富，为了财富铤而走险，丧失德性；一部分人仇视财富，做出一些不道德甚至违法违纪的可耻行为。其实，人们仇视的不是财富本身，而是获取财富的无德行为以及拥有财富后的恶行。这两种极端都是不可取的，也是不应该在整个社会层面倡导的。在日益成熟完善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财富积聚必须建立在合法合理的前提之上，体现公平公正的道德秩序。只有合法合理、公平公正的财富积聚行为才能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才能有力促进社会的和谐稳定，才能真正建立起健康有序的财富伦理秩序。

（二）财富回馈的价值取向

财富回馈与财富积聚是两个不同的过程，其价值取向和价值评价存在较大差异。从一定意义讲，财富的创造与积聚源起于财富主体的辛勤劳动，但本质上来源于社会。因此，财富最终必然要回归社会。财富回馈的价值取向与评价同样应该从财富主体和社会层面两个方面分析。就财富主体而言，财富应该在增值中不断实现价值，财富如何使用要考量实际收益，其中既包含经济收益，也包含社会收益，力求收益整体最大化。财富如何使用完全取决于个人的意愿和情感，不带有任何外在强制性和社会政策约束，当然个人所形成的价值观、道德观和财富观在这一过程中将发生较大的作用，将直接或间接影响财富使用的具体方式。就社会层面而言，整个社会对于财富主体寄予更多的社会责任和道德要求。因为，财富主体首先是社会中的重要一员，必然要受到社会财富观的制约和影响，其财富消费行为也将无形中受到社会道德与法律调节的制约。在这种情况下，财富回馈行为就不再是纯粹的个人行为，而是社会行为的体现，更是道德行为的彰显。社会对于财富主体赋予了更多的道德必须和道德期许，社会期盼财富主体更多的善，对于其恶往往给予更多的关注、更深层的质疑和更尖锐的批判，因而对于财富主体的道德要求有极致的趋向。向善是一种社会价值导向，无论是西方的道德规定，还是中国传统仁爱思想的道德文化，都一致推崇和赞许这种善的行为，这实际上就是社会整体的价值导向，个体的价值取向必须遵循这样的道德操守，财富主体也不能例外，财富回馈社会，让更多的人受益，这就是一种善的举动，是道德的行为。因此，财富主体的社会慈善和公益行动往往会被社会赞许。当然，这样的行为不能附加一些商业目的，必须是纯公益的，否则就会被质疑，长此以往，人们一旦司空见惯，产生心理定式，出现抵触甚至敌对情绪，如此反复叠加就会产生道德冷漠，公益之路的社会认同和全面推广必将异常艰辛。从社会秩序而言，财富的分布两极化是不正常的现象，必须通过一定的规则、政策和必要的制度加以协调和消解，以建立起较为平衡、体现公平正义的财富分布格局。社会的协调是为了财富的合理分配，需要财富主体的主动参与，发挥财富的社会反哺价值，这实际上也是社会对于财富主体给予的内在规定和道德制约。

二、财富主体社会认同困境的多维探析

研究财富积聚和财富回馈问题，应该切入鲜明的时代境域。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度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纵深推进，我国的财富积聚迅速增长，财富总量引人瞩目，在全球产生了中国震撼。但同时也带来一些实际问题，财富两极分化日益加剧，贫富差距不断拉大，贫富鸿沟难以消解，这已经成为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主要矛盾；时代造就了一批富人阶层，社会财富的绝大部分被一小部分富人占有，但也同时衍生“炫富”、“仇富”、“为富不仁”、“富而不善”、“富不过三代”、“劫富济贫”等社会发展阵痛。个别富人的社会行径与社会公众的原本期许产生了很大的反差，个别富人没有很好地担当起他们的社会责任，对社会缺乏怜悯、同情、爱心和公德，缺乏道德底线思维甚至出现道德沦丧现象。这些关于财富的不健康的社会现象受到社会的普遍关注，并围绕一些时有发生的代表性新闻事件不断形成社会舆论热点，持续发酵，影响深远，已成为我国当前社会不可回避的问题之一。社会对于财富主体给予过高的道德要求，而在现实生活中，富人群体的整体道德水准并不足以让人满意，这是一个尴尬的道德困境，原因是多方面的。

（一）财富的合法性遭到质疑

极化的贫富差距态势之所以被社会各阶层普遍关注，不仅仅是因为它的存在影响了社会整体的和谐稳定，更在于它的形成过程违背了社会主义公平正义的法则。社会存在的“仇富”心理，其实并非仇视财富本身，而是对于获取财富的不义和获取财富后的不仁的仇视；也并非基于贫富差距而产生的对富人的仇视，主要表现为人们对富人巨额财富的来源和增值方式是否合法，是否道德的质疑，其实那些依靠勤劳和智慧获得财富的人们依然受到尊重。让社会公众对一些富人仇视的真正原因是，一些快速致富的富人并不是通过正当的途径而是依靠特殊的关系、歪门邪路甚至是腐败和犯罪。富人必须将自己的财产纳入合法与道德的轨道，其财产才可能受到尊重，并被社会普遍承认。改革开放以来，一些富人的财富并非通过合法手段和正常渠道获取，不仅先富，而且超富，这样的财富如何能赢得公众的尊重和认可。一些富豪榜竟然成为“犯罪榜”、“腐败榜”和“堕落榜”，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财富积聚过程和方式的无序性、非法性。通过非法途径暴富的富人，严重败坏了富人群体在社会公众中的道义和价值认同，引发了社会公众对整个富人群体的否定、仇视甚至愤怒。事实上，社会公众仇视的正是那些通过非法手段聚敛的见不得阳光的财富。

（二）富与恶现实中纠缠不清

物质决定意识。理论上讲，财富积聚的增多，理应可以有力提升道德境界。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但在财富积聚的成果中，对财富的无休止的占有往往成为不道德行为产生的诱因。现实中“第一桶金往往是罪恶的”说法就是一种价值判断；在财富积聚的过程中，已有的财富也有可能成为不道德行为的手段和工具，为之不断地索取财富提供条件和机遇。在财富占有后的表现却让人失望、寒心。比如，原四川首富刘汉涉黑案件震惊全国。我国目前的富人群体绝大部分是改革开放以后靠着时代机遇富起来的一代，从贫困到富裕转变得太快，面对突如其来的巨额财富显得无所适从、不知所措，无论是心理上还是生理上都没有准备好，理性健康的财富支配观尚没有形成，导致一部分富翁在物质上是当之无愧的富翁，但在精神上却是名副其实的“负翁”。在其巨额财富的使用支配上，一部分富人缺乏冷静和理智的态度，热衷于炫富式消费，挥金如土，纸醉金迷；一部分富人放松自身的道德伦理底线，沉湎于灯红酒绿，吸毒，包养“二奶”“小三”，生活堕落，道德败坏，影响极坏；一部分富人凭借财富优势获取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仗势欺人，欺行霸市，谋财害命，伤害无辜。有关富人的诸多负面报道，充分暴露了一些富人身上客观存在的素质缺陷和人格危机。“仇富现象”的出现，是有复杂的现实生成土壤的，集中反映了普通公众的价值诉求和情感取向。现实生活中，绝大部分人都在辛勤劳动，希望通过自身的付出获取更多的财富，对靠真才实学、艰苦创业而起家的富人其内心也在学习模仿。因此，社会公众本质上并不是仇富，而是仇恶。一些富翁热衷于社会公益事业，在他人危难之际慷慨解囊，还是令人尊敬的、受人崇拜的。但现实生活中，一些恶往往和富有形或无形地纠缠在一起，一些富人的不良表现直接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社会公众自然也就从仇恶向仇富转变，不断叠加了他们的仇富心理。

（三）富人群体社会责任缺失

社会责任是每一个社会公民的义务，富人群体当然也不例外，相反，因为富人群体拥有绝大部分的社会财富，在推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社会期待富人更多的善行、更多的社会责任担当。当富人拥有较为可观的个人财富时，社会总希望他们能多承担一些社会责任，多做一些慈善公益事业来回报社会，让社会中更多的人分享。财富回馈社会成为富人群体社会责任体现的重要内容，也无形中成为评价富人善恶的标准的极致即以财富回馈的多少为重要的衡量指标。把财富不断地回馈给社会，对于富人群体而言当然是善举，值得在全社会大力提倡，这股道德风尚，引领社会文明进步。中华民族以礼仪之邦文明世界，行善积德、乐善好施、扶危济困、团结互助的优良传统传承发扬至今，这也是当前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众人既被比尔・盖茨创造巨额财富的神奇所吸引，更为他580亿美元的全部财产捐出的慈善义举所折服，其人格魅力获得的社会敬重远远超越了财富自身。拥有巨额财富的人不少，但能做到如此境界的人却不多。他把财富回馈社会视为自己的神圣责任和义务，他希望通过这样的财富使用方式引领全新的财富伦理观即舍自己之财，成天下之善。财富回馈社会，造就了财富崇高的品质，绽放了道德的光辉。财富源于社会，财富必将归于社会，这正是财富积聚的正道。令人遗憾和悲哀的是，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催生出一批富人，成就了一批造富神话，但却没有成长出一样多的慈善家。突出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吝捐”。我国的慈善榜与富豪榜严重倒挂，“富而不善”相当普遍，“凡人善举”却蔚然成风，形成鲜明的对比和反差。二是伪善。一些富人从事慈善事业往往附加一些商业目的，或者用慈善事业来包装自己。真正的善举是发自内心的愉悦，而这种功利性很强的作秀行为本质上就是伪善，是与慈善事业的本真背道而驰的。如何创造财富，用什么手段来实现财富，财富怎么使用才能真正体现其价值，中西方在这些方面的认识存在较大的差异。在西方发达国家，人们创造财富的理念是通过合法的手段，通过生产力的不断提高来实现财富的创造。而在中国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财富积聚理念呈现多元化、复杂化的态势，一些富豪“一夜暴富”的神话是通过非法、非道德的手段来实现的。在西方基督教的教义中，拥有巨额财富的人死后是不能升入天堂的。这种宗教理念经过几百年的提炼和丰富，逐渐演化成一种财富使用理念，即把创造的财富回馈社会，而捐款就成为回馈社会的一种最有效和常态的手段，所以在西方出现比尔・盖茨、巴菲特等一批富豪捐出巨额财富也就不足为奇。而在中国社会急剧变革和深刻转型时期，社会功利性增强，人心变得浮躁，价值日益虚无，财富成为衡量一个人成功的主要标志。财富决定地位，赋予了其神秘的权力色彩。财富是身份的象征，是保持这种特权的利器。因此，大部分中国富翁不愿意捐出自己的财富，既有财富占有的私欲作祟，也由财富使用的逻辑思维决定。

三、财富回馈社会理念的生成培育

研究财富积聚和财富回馈问题，应该秉持宽广的国际视野。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和做法值得学习和借鉴。西方的“散财之道”提醒世人：世界上除了发财致富，还有许多更为重要、更有价值、更有意义的事情可做。西方发达国家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推动了财富回馈社会方式的不断创新。其中，基金会模式就具有代表性，值得推广。在我国，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比西方发达国家晚，水平和层次也较低，但已具备一定的条件和基础，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一）社会转型期的现实深层需要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深水区，社会深刻变迁，改革深度转型，与之而来的是各种问题和矛盾开始凸显。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贫富差距逐步拉大，两极分化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和和谐，成为一些社会事件的诱因；社会功利主义盛行，道德滑坡，信仰缺失，价值迷失，物质至上，物质不断丰裕的同时并没有带来精神的富足，相反一些人却变得精神虚无、堕落；社会阶层分化，富裕和贫困呈现极致态势，社会仇富思想土壤深厚，阶层之间的对立甚至是对抗加深；社会矛盾和问题增多，新城镇化带来的新市民问题、人口老龄化引发的养老问题、社会流动带来的留守儿童和老人问题、医疗保障问题、生态环境问题等等，纷繁复杂的社会问题仅仅依靠国家和政府解决是远远不够的，也是不能全面覆盖的，这就需要更多的社会公益组织和力量的积极参与和全面介入。“在国内企业实力不断增强、社会责任意识日益被唤起的同时，必须强化政府、非政府组织、消费者、社会公众等相关利益主体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外部推力，以形成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良好动力机制。”目前，对社会公益服务的需求日趋旺盛，现实需要也十分迫切。当传统的福利制度改革和运行举步维艰，新的运行模式和组织体系必然出现并不断发展。社会问题的真正解决需要社会的合力参与和构筑，政府应该发挥组织、协调和引导的作用，加强社会公益组织的建设和管理，使之健康成长。

（二）财富支配观的时代悄然变迁

现代基金会的兴起和发展，离不开最基本的物质基础即财富积聚，社会公益事业的发展和推进，也离不开物质条件的支撑和助力。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的社会财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积聚，巨额财富逐步积聚在一小部分人手中，造就了一批前所未有的富翁。巨大的财富积聚在极少数富人手中，如何使用和支配这些财富，也成为富人们思考的问题。现实中，财富的使用和支配无非有以下几种路径：一是财富投入生产，但财富再生产的风险性较大，投资不一定就会有满意的回报；二是财富用来自我消费，但奢侈的生活并不一定带来快乐，同时会引发社会不满，相反增加了不安全感；三是留给后代，但“富不过三代”的古训让人警醒，物质财富很有可能害了自己的子孙，一些“富二代”炫富、吸毒、让社会不安，也让富人重新考量接班人事宜。“富家子弟没有被惯坏而仍然恪尽社会职责的固然有，但不是常规，不肖子孙是多数。所以与其留给子孙以财富，不如留给他们家族的荣誉。”财富来源于社会，社会创造了条件才有可能积聚财富，因此最后必将回归社会，这是财富积聚的价值归宿。受到西方一些慈善、公益思想的影响，我国一些富人开始步入慈善和公益之路，也开始在传统的财富观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有所突破，随着富人阶层的思想觉醒和社会公益组织的发展壮大，我国的社会公益事业必将蓬勃发展。财富支配观的悄然变迁，必将有力推动财富价值的最终回归。

（三）新富人阶层的思想逐步觉醒

改革开放造就了一批新富人阶层，民营企业家在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出现，是新鲜事物，发展时间不长，积聚的财富也不多，还无法和美国的大企业家相媲美。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是草根出生，基础薄弱，背景不深，一般都是从基层的乡镇企业起步。一般来说，这一新富人阶层因历史原因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文化程度也普遍偏低，思想意识传统保守，现代观念不强。私有经济在特定历史时期生长于夹缝中。但而随着社会的承认和政策的好转，引来了私有经济事业发展的黄金时期，也成就了他们的财富人生。新富人阶层从内心感激国家和社会，感谢时代和机遇，因而乐于感恩社会、奉献社会、反哺社会。经过三十多年的成长和洗礼，我国的企业正逐步向国际化迈进，民营企业家也逐渐树立起现代的思想观念，社会责任感正逐步增强，从原来个别分散的个人道德追求迅速发展为社会群体普遍接受和认同的价值观念，并真实体现在实际行动中。在一些重大灾难和社会事件面前，凝聚了他们的爱心，释放了他们的温情，彰显了他们的担当。新富人阶层面对社会的诉求和期许，表达了他们的温情和责任，加上公民道德意识的日渐养成，社会风气的逐步好转，都为我国公益事业的成长和发展创造了条件，提供了契机。社会责任的不断提升是新富人阶层思想觉醒的重要标志。观念的觉醒和意识的顿悟，是社会公益事业成长的力量支撑。社会公益事业的兴起和发展是时展的需要，代表社会进步的力量，有无比顽强的生命力，必将在艰难的条件下生根发芽，茁壮成长，结出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