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平仲《珩璜新论》传统文化及其思想个性

提 要北宋孔平仲笔记《珩璜新论》，得到后人较高评价，如《四库提要》言其“考证旧闻，亦间托古事以发议，其说多精核可取”。孔平仲“长史学”，在读史过程中，将史料中一些有悖传统文化的人事摘录下来。这些“记录之文”（宋赵希弁《读书杂志》）反映了作者的思想个性。

关键词珩璜新论；传统文化；思想个性

作者简介刘蓓然（1968―），女，井冈山大学庐陵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硕士？熏研究方向为两宋庐陵笔记文献整理与语言研究。（江西吉安 343009）

基金项目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二五”（2012年）规划项目“两宋庐陵文人笔记语言研究”（12YY22）

《珩璜新论》（四卷），又名《孔氏杂说》或《孔氏野史》，北宋孔平仲著。《四库提要》题《珩璜新论》云“本名《杂说》，后人推重其书，取贯佩之义，易以此名”。 关于是书内容，衢本《郡斋读书志》曰：“论载籍中前言往行及国家故实贤哲文章，亦时记其所闻者。”《四库提要》评：“是书皆考证旧闻，亦间托古事以发议，其说多精核可取。”今《全宋笔记・珩璜新论》点校言：“此书内容主要为考证旧闻，订正史实，如正史笔记、诗文逸事、通俗词语等，皆有涉及。”这些评说足见此书有较高文献史料及语言价值。作者在评说考证“前言往行”时有选择性，而这种选择反映了孔平仲的思想个性。本文仅从传统文化角度略作整理以窥一斑。

一、取名、字不避讳史例

中国古代名字有严格的避讳。避讳制度起于周朝，《礼记・曲礼上》明确“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 至秦始皇建立君主专制制度后，避讳更是趋于繁苛，甚至形成法律。避讳不仅有相同的字，还包括同音字，甚至连讳字的四声字均不能使用。然在那种近乎苛刻的社会背景下，仍有人敢违逆传统。孔平仲在通读大量史料基础上，将他们罗列出来，如：

王羲之子徽之，徽之子桢子；王允之子之，之子肇之；王晏之子之，之子陋之，三世同用“之”字。胡毋辅之子谦之，吴隐之子瞻之，颜悦之子恺之，两世同用“之”字。（卷一）

陈垣在《史讳举例》卷五第五十三节“南北朝父子不嫌同名例”，也举了王羲之一家的名字皆用“之”，认为“此南北朝风也”。陈寅恪在《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中例举王羲之、王献之父子同以“之”为名，而不以为犯嫌，又举简文帝的例子，简文帝字道万，其子又名道生、道子，说“六朝人最重家讳，而‘之’、‘道’等字则在不避之例，所以然之故虽不能详，可能与有关”。孔平仲应是较早注意此种现象，并加以指出。同卷又记：

韩愈为李贺作《讳辨》，持“言在不言徵”之说，故父名仲卿，未尝讳焉。晋曹志者，植之子也，奏议武帝云：“植不强”，不讳“植”字，三国之时，犹不讳其君，《吕岱传》张承与岱书云“功以权成”，是斥孙名也。（卷一）

曹植父子、张承吕岱皆魏晋名士，他们崇尚自由，不拘礼法，鄙视名教，个性独立。唐代韩愈为大诗人李贺因父讳“晋肃”而不被取进士鸣不平，作《讳辨》抨击道：“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孔平仲将这些不避讳的历史人物搜罗一起，虽不加评说，实寓褒贬于字间，含蓄表达了他对魏晋名士特立独行个性的欣赏与肯定，对避讳这种陈规陋习的反对。

二、帝王专用词泛用史例

中国古代有森严的等级制度。人有尊卑贵贱之分，不同身份地位的人，有着相对应的用语称谓。如“龙”是皇权的象征，百姓不得滥用，南宋曾敏行《独醒杂志》记蔡元长尝荐毛友龙，皇上召对，问曰：“龙者，君之象，卿何得而友之？”孔平仲从史料中发现不少例子，作为帝王的专名“龙”平民皆可用，既可自譬，也可赞誉他人。即：

龙不独以譬君德，凡有德者，皆可以龙言也。诸葛亮，嵇康皆号“卧龙”；孔融荐祢衡云“龙跃天衢”，袁宏赞武侯云“初九龙盘，雅志弥确”；《樊英传》注“安帝徵隐士策文云使难进易退之人，龙潜不屈”；许邵、许虔，汝南平人，人称平渊有二龙焉；唐乌承与兄承恩，亦号“辕门二龙”；阴谓贵人曰“亢龙有悔”，经譬外戚之家。如此之类甚多，然则龙不止于君德矣。（卷一）

“万岁”一词，约始于战国，盛行于秦汉，本是人们喜庆的欢呼语，如《战国策・齐策》记冯谖替孟尝君烧掉债券，“民皆呼万岁”。秦汉以后，臣子朝见国君，拜恩庆贺，以呼“万岁”，遂成为帝王之代称。但人臣亦有称“万岁”的，孔平仲举 “援酾酒享军士，军士皆伏称万岁”（《后汉书・马援传》）。

“君”指封建帝王、诸侯。《说文・口部》释“君，尊也，从尹发号，故从口。古文君，象君坐形。”《仪礼・子夏传》：“君，至尊也。”《注》：“天子，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书・大禹谟》：“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孔平仲却指出“人臣得称‘圣君’‘贤君’，晋曹摅，一县号曰‘圣君’，《薛宣传》∶属县各得‘贤君’”。

在史料中孔平仲还发现“敕”“端拱”“垂拱”等本是帝王诸侯专用词，在不同朝代都曾平民泛用过，与古代森严的等级制度相违背，这不仅说明词汇社会意义的变化性，也反映了孔平仲的平等意识，平等首先应体现在言语词汇自由使用上。

三、取名、字不合传统史例

中国古代人有姓、氏、名、字，号。姓以别婚姻，氏以别贵贱。秦汉之前，姓和氏在不同场合使用，汉代以后，姓氏不加区分，姓氏合一，统称为姓。而“名”则须遵循一定的命取原则，否则就不合礼，如《左传・桓公六年》记？押“九月丁卯，子同？穴即鲁庄公？雪生，……公？穴鲁桓公？雪问名于申全需？穴鲁国大夫？雪，对曰？押‘名有五：有信，有义？熏有象，有假，有类。’” 取字要等到男女成年，古人命字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①同义反复。如屈原名平字原，②反义相对。如朱熹字元晦；③连义推想。如岳飞字鹏举。 从以上三类可以看出，字与名有密切关系，字往往是名的补充或解释，互为表里，故《白虎通义・姓名》曰：“闻名即知其字，闻字即知其名。”但史上却有对此要求不屑者。如：

汉孔安国，字安国，晋安帝名德宗，字德宗，晋恭帝名德文，字德文，会稽王名道子，字道子。乃至《北史》慕容绍宗、冯子琮、魏兰根，《南史》蔡兴宗，唐郭子仪、辛京杲、戴休颜、张孝忠、尚可孤、孟浩然、颜见远、田承嗣、田绪、张嘉贞、宇文、李嗣业，皆以名为字。（卷一）

孔平仲列举了汉、晋、南北朝及唐各个时代，上至帝王将相，下及文臣武夫，汉族、外番人皆有名、字同者。孔平仲的例举并非为考证其原因，而是出于对取名、字行为不在乎世俗要求的肯定。

四、衣冠礼俗不避嫌史例

中国丧服曾以黑色为主，如《左传・僖三十三年》：“子墨衰……夏四月辛巳，败秦师於肴，获百孟视明、西乞术、白乙丙以归。遂墨以葬文公。晋於是始墨。”从周代开始，丧服开始使用“素服”？穴素衣、素裳、素冠等？雪，《说文・系部》：“素，白也。从糸，取其泽也。”《礼记・郊特牲》：“素服，以送终也。”《史记・刺客列传》记“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然孔平仲在史料也发现了古人衣着行为敢于犯忌触讳的现象。如：

昔人不以白为嫌，郭林宗遇雨，巾一角垫。（《后汉书・郭林宗传》）注云：“今国子学生服巾，以白纱为之。”晋谢万著白纶巾，山简著白接，皆不嫌白也。今之流俗不用皮革羽毛之类置柩中，至用楮带木笏。王死，刘以犀林麈尾置棺中昔人未有此禁忌耳。？穴卷二？雪

头巾是汉末魏晋十分流行的一种首服，《宋书》引《傅玄子》云：“汉末王公名士，多委王服，以幅巾为雅。是以袁绍、崔钧之徒，虽为将帅，皆著缣巾。”白冠是在丧葬特定场合的穿戴，不管材质是绢丝葛布还是羽毛，都是不合乎礼仪的。孔平仲指出“昔人不以白为嫌”，如晋时谢万（《晋书・谢万传》）、山简（《晋书・山简传》）就敢于触讳而著白冠。又中国古代丧葬礼仪对于随葬之物有明确规定。《释名・释丧葬》云：“送死之器曰明器，神明之器异于人也。”所谓明器，是专为随葬而制作的并无实用价值的各种器物的模型？熏 所用原料多为陶、瓷、竹、木、石等。孔平仲亦指出“今之流俗不用皮革羽毛之类置柩中”，而东晋刘在王的棺柩中放置犀柄麈尾？穴见《世说新语・仙逝》？雪，以其独特的方式表达对至交故去的衰悼。孔平仲“托古事以发议”，表达他对刘率真任性、不拘礼法、对朋友真挚情谊的称赏。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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