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与《色·戒》

年来，电影看得越来越少了，看了几部，都很失望。直到不久前在电影频道偶然看到《萧红》，才真正让我感动、震撼。对我而言，这是近年来唯一一部电影。

想起前几年，我曾在课堂上批评《色·戒》。课后有同学建议：“老师，您看了再说。”我于是看了《色·戒》。看完之后我告诉同学：“《色·戒》只有‘色’，没有‘戒’。问题就出在热血青年扮演者王力宏身上。”

此话怎讲？《色·戒》的故事，大家都知道，是导演李安根据张爱玲的小说改编而成，讲述一个女革命者王佳芝，为刺杀汉奸易先生，深入虎穴，做了汉奸的情人，在人性与革命性，欲望与理想，色与戒之间徘徊挣扎的故事，最后，壮志未酬身先死。本来这是一个很惨烈的故事，可是，由于冲突双方比对悬殊，戏剧从一开始便失去了悬念。

戏剧的“剧”，原本是指一只老虎遇上一只野猪，有冲突，才有戏。在王佳芝心里，原本冲突足够强烈：一方面要刺杀汉奸，救国救民；另一方面，又不慎堕入人性和欲望的陷阱。而召唤前者的，就是王力宏扮演的那个热血青年，也是王佳芝与组织的联系人；后者的化身，则是梁朝伟扮演的汉奸易先生。而一见王力宏这位“白马王子”，瞪着一双空洞的大眼睛，一副无辜又无助的样子，王佳芝还能有什么别的选择？我想，无论是导演或演员，但凡对腥风血雨中的残酷斗争，对崇高的革命理想，民族危亡时挺身而出的热血青年有半点理解，一丝体验，也不至于演成这样。这当然不能全怪演员，从选演员的这个细节，即可看出导演李安先生对于大陆与革命有多了解，又是怎样理解的了。我想，这电影里的革命者有多苍白，革命者背后的组织有多阴暗，正反映出这位导演先生对历史的认知有多苍白，对革命的心理有多阴暗。而不久前，也正是这位大导演，不经意间说了一句：“大陆近年没什么好电影。”他的话让我想起《马太福音》中说：“为什么看见你弟兄眼中有刺，却不想自己眼中有梁木呢？”

言归正传，我本来只想说《萧红》的。看了电影《萧红》我开始相信，仍有电影工作者，在这片土地上默默创作、耕耘，他们传承先辈的精神，从每一个细节流露出我们民族善良的光辉，承受苦难的勇气，不怨天，不尤人，“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意志和决心。尽管这一切，不是《萧红》这一部影片所能承载的，可是《萧红》连着萧红，连着《生死场》、《呼兰河》，连着北中国、南中国，连着苦难民族的抗争、泪水与呼喊，而希望正在其中。

正如鲁迅先生在《生死场》的序言中所说：“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我想，《生死场》如此，电影《萧红》也是这样，它在一个庸庸碌碌的时代，唤醒了我们沉睡的意志和血液之中的奋斗精神与高尚情怀。这样的人，这样的精神与情怀，原本属于我们，我们原本是这样的。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还不知道这部电影的导演是谁，演员叫什么名字。这个创作集体给人的印象是：我们的名字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部作品本身。的确，我想对他们说，这部《萧红》看似波澜不惊，却真正惊世骇俗，久违了，这份震撼与感动！

看看电影里萧红与生俱来、连着江河大地的痛苦与哀伤；日本飞机投下的每一颗炸弹，都落在她心上——生活中，她总有些心不在焉，不时要买份报纸看看，或是站到窗前凝神沉思。而直到她生命结束（1942年，年仅31岁），抗战还没有胜利。早在1938年的《寄东北流亡者》中她就这样写道：“沦落在异地的东北同胞们，当每个秋天的月亮快圆的时候，你们的心总被悲哀装满，想起高粱油绿的叶子，想起白发的母亲和年幼的亲眷……敬希珍重，拥护这个抗战，加强这个抗战，向前走去。”尽管电影《萧红》没有提到这一段，但影片中的每一个细节，几乎都被这种情怀、这种悲愤所笼罩浸染。

看看萧军骨子里的沧桑，沧桑之中透出的气宇轩昂——演员和原型都是这样！听听他们在洪水中撕心裂肺的呐喊，看看他们的相互寻找、紧紧拥抱，贫寒中的相互激励，绝望中的坚强挺立，我不由得从心里感叹：久违了，纯洁高尚的亲人，苦难的同胞！而我“一时冲动”写下这篇文章，原本只是为了向萧红、《萧红》致敬——

向演萧红的女主角致敬——久违了，如此美好的中国女性！让人想起阮玲玉饰演的《神女》。她们都在抽烟，抽烟时都略显沉沦、颓废，但透过烟雾，人们依然可以看见明亮的目光，感觉到她们内心的崇高与圣洁。而所有这一切，让有良知的人都感到不安与羞愧，想要改变些什么，或是自身，或是世界，哪怕点点滴滴！

而再看《色·戒》。在我看来，这部电影唯一的亮点就是汤唯。汤唯绝对是个好演员，她在影片里不停地哭泣，像是在说：“你们都这样，我有什么办法？”的确，我怀疑女主角的原型——革命烈士郑苹如——当时周遭的环境，也没有王佳芝四周那么黑暗。郑苹如身边还隐藏着仁人志士；而“王佳芝”身边，只有对历史无知无畏的人，他们为了炫耀个人的一点小聪明，不惜亵渎烈士的鲜血，将民族的苦难、血泪和屈辱，拿来媚俗，拿来“做文章”。

其实，《色·戒》从张爱玲的小说开始，就设置了一个陷阱，假设了一个荒谬的前提，即一位女革命家与她立志要除掉的汉奸之间，会产生肉体的依恋与感情。稍有良知与基本情商的人都不难判断，这个前提根本不成立：一位甘愿抛头颅、洒热血的崇高革命家，对于汉奸的身心，连同他身上散发的一切气息，必充满深切的厌恶和恶心。可想而知，郑苹如烈士当时忍受了怎样的屈辱与磨难，而这与王佳芝在被摧残之后，嘴角露出的那一丝笑容恰恰相反。

戏剧有一个原则：“印象就是事实。”而无论道理怎么说，《色·戒》给人的印象就是：汉奸也是人，大家都一样。何况易先生那样老成持重，深不可测，王佳芝欲罢不能也在情理之中。正是这种“印象”与“情理”，真正令人忍无可忍。难怪先烈郑苹如的胞妹郑天如要站出来，发表公开声明，怒斥他们演的是“小电影”，不应将沉迷的王佳芝与真实的郑苹如混为一谈！而如此愤怒的抗议，早已湮没在无数看客对于《色·戒》的各种津津乐道声中。这怎不令人悲哀、寒心？

言归正传，还是说回我们的《萧红》。我想说，在这个时代，《萧红》这样的作品弥足珍贵。尽管它传递的只是微光，但这微光，连着“五四”以来，中国文学与中国精神的本源和大光明。在这个时代，我们真正需要扪心自问，正本清源，以自身的良知来判断一切，并从自身的血脉中，重新发现原本属于我们的高尚情怀。果真如此，我们就不会没有希望。反之，丧失了自身的价值判断与文化传承，置自身的尊严与民族伤痛于不顾，一心瞄着国际大奖，不仅为异族耻笑，国人不耻，艺术本身，也必陷入泥潭。

想起法国诗人波德莱尔曾说：“有的女人，让人一见就产生占有她的欲望，而她呢，却让人宁愿在她的注视下，静静地死亡。”我想，人各有所好，萧红显然是后者，是我所崇敬的。如此高贵的女性，唤起人们的，不是什么欲望，而是真正让人情愿在她的注视下，静静地死亡。

我之所以将这两部电影对照来说，是因为它们给人的感受截然相反。看完《色·戒》，我只想推窗换换空气，出门晒晒太阳，以散尽片中残留的一种挥之不去的晦气与污浊。

而看完《萧红》，我就想走进阴暗潮湿的陋巷，去每一间阁楼危房，去拥抱其中的贫穷和苦难，只因萧红、萧军在那里生活过、相爱过、奋斗过——哪怕只是他们的身影，他们的气息，满屋都是清澈的空气、绚烂的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