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象《庄子注》的圣王理想及其政治关怀

时间:2022-07-17 06:10:46

郭象《庄子注》的圣王理想及其政治关怀

[提 要] 郭象《庄子注》的宗旨在于发明圣王内外冥合即内在精神自由与外在政治事功高度统一的人格理想。联系西晋后期君弱臣强、政治动乱这一时代背景,此一圣王理想无疑寄寓着郭象对现实政治的理性反省,也折射出遭逢乱世的清正士大夫渴盼圣君明主与太平盛世的精神祈向。

[关键词] 内圣外王;独化;玄冥之境

[作者简介]李 进(1967—),男,北京师范大学史学博士,井冈山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习道家思想文化。(江西吉安 343009)

本文系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一五”规划项目“郭象玄学研究”(10Zx09)的阶段性成果。

据其自述,郭象《庄子注》之旨归在于“明内圣外王之道”(《庄子序》),发明圣王人格理想。本文拟对郭象圣王人格理想的思想意蕴及其现实关怀作一探讨,或有助于对郭象玄学的认识。

郭象《庄子注》大抵围绕“独化于玄冥之境”(《齐物论注》)的核心命题而展开,立基于“独化”说而推衍其“玄冥之境”论。

“独化”说的主要涵义为“物各自造而无所待”(《齐物论注》),即天地万物各依其自身内在条件、原因或根据成为其自己,而非任何外在主宰使然。“独化”即“自造”,亦即“自然”、“自化”、“自生”、“自尔”。天地万物既自生自化,必有其自身内在的条件、原因或根据,后者郭象称之为“性”或“自性”:“物各有性,性各有极,皆如年知,岂?尚之所以及哉”(《逍遥游注》);“天性所受,各有本分,不可逃,亦不可加”(《养生主注》)。作为事物的内在规定性,“性”也是必然性的“命”或“理”:“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谓之命”(《寓言注》);“夫物皆先有其命,故来事可知也。是以凡所为者,不得不为;凡所不为者,不可得为”(《则阳注》);“理有至分,物有定极,各足称事,其济一也”(《逍遥游注》)。天地万物各不同,自然,万物各自的“性”、“命”、“理”也各不相同,但正是由于这各自不同的“性”、“命”、“理”,天地万物才呈现出“独化”的状态。在郭象看来,天地万物之凭其“自性”或“命”、“理”而“独化”的状态,乃是一种幽深玄妙的境界,郭象称之为“玄冥”或“玄冥之境”:“世或谓罔两待景,景待形,形待造物者。请问:夫造物者有邪?无邪?无也,则胡能造物哉!有也,则不足以物众形。故明众形质自物,而后始可与言造物耳。是以涉有物之域,虽复罔两,未有不独化于玄冥者也。故造物者无主而物自造,物各自造而无所待焉,此天地之正也”(《《齐物论注》》);“卓尔独化,至于玄冥之境”(《大宗师注》。

“独化”论当然不是在探讨自然界或客观世界的知识问题,而是为其人学提供一本体论前提,为人的存在确立一最高原则,提供社会政治与个体生命的终极价值。[1]在郭象看来,既然“独化”、“独化于玄冥”是天地万物普遍的本真存在状态,那么自然也是社会政治的理想状态:“神器独化于玄冥之境,而源流深长也”(《庄子序》);自然也是人生的理想境界:“人……卓尔独化,至于玄冥之境”(《大宗师注》)。前者是就人的群体存在即社会政治而言的,后者则是就人的个体存在即人生而言的。

就人的群体存在而言,郭象“独化”的观点,一如《老》《庄》之“自然”,落实于社会政治的层面,无疑是对民众政治主体地位的确认:“圣人无心,任世之自成也”(《缮性注》);“所贵圣王者,非贵其能治也,贵其无为而任物之自为也”(《在宥注》);“天下皆得自任,故似非明王之功”(《应帝王注》)。“自成”、“自为”、“自任”的主体均指向民众,其意犹民自治,即近、今世所谓“民治”、“民主”。民主政治大体可分为直接民主与间接民主两种模式:前者由人民直接行使权力治理国家,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合一;后者由人民选举、委托并监督其人行使权力治理国家,人民即政治权力的主人成为被统治者,民选代表则成为统治者。郭象对民众政治主体性的强调,并不是主张无君论的直接民主,而是主张间接民主,即由民众推选统治者尤其是最高统治者,实行民意政治:“天下乐推而不厌,乘万物而无害也”(《人间世注》);“千人聚,不以一人为主,不礼则散。故多贤不可以多君,无贤不可以无君。此天人之道,必至之宜”(《人间世注》);“夫时之所贤者为君,才不应世者为臣,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卑,手自在上,足自居下,岂有递哉!虽无错于当儿必自当也”(《齐物论注》);“若夫任自然而居当,则贤愚袭情而贵贱履往,君臣上下,莫非尔极,而天下无患矣”(《在宥注》);“明夫尊卑先后之序,固有物之所不能无也”(《天道注》);“臣妾之才,而不安于臣妾之任,则失矣。故知君臣上下、手足内外,乃天理自然,岂真人之所为哉”(《齐物论注》);“天下若无明君,则莫能自得。令之自得,实明王之功也”(《应帝王注》)。

“夫君人者,动必乘人,一怒则伏尸流血,一喜则轩冕塞路。故君人者之用国,不可轻之也。”(《人间世注》)鉴于最高统治者对社会政治的运作起着关键性的作用,郭象特别重视对君道“无为”的阐发。在道家思想传统中,“无为”作为民“自然”的逻辑要求,主要系针对统治者尤其是最高统治者而言,既是政治的最高准则,更是人君的政治道德,其要义在于“圣人常无心,以百姓心为心”(《老子》章49),即权力的道德自律——人君体道成德,尊道贵德,尊重人民的政治主体性,自觉消解一己的私欲,依据人民的意愿行使权力治理国家,施行民意政治。郭象对君道“无为”的理解,颇能得其精神:

所贵圣王者,非贵其能治也,贵其无为而任物之自为也。(《在宥注》)

夫能令天下治,不治天下者。故尧以不治治之,非治之而治者也。(《逍遥游注》)

在上而任万物之自为也。以有为为累者,不能率其自得也。同乎天之任物,则自然居物上。(《在宥注》)

夫与物冥者效群物之所不能离也,是以无心玄应,唯感之从,泛乎若不系之舟,东西之非己也。故无行而不与百姓共者,亦无往而不为天下之君矣。以此为君,若天之自高,实君之德也。(《逍遥游注》)

要之,郭象“神器独化于玄冥之境”的政治哲学,其学理蕴涵与《老》《庄》民“自然”君“无为”的政治理念无有二致,俱以圣王“无为之治”即间接民主之民意政治为政治理想、太平盛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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