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长的“过渡期”

“考研上瘾”综合征

刘惠打算向X大学发起第三次进攻。“本来已经放弃了，可我妈妈还是坚持要我考研，另外我自己也一直不甘心。”刘惠目光炯炯，神情坚毅。

2002年，刘惠考入北京A大学英语系。从山西一个偏僻的村庄来到这个繁华都市，自豪和自卑交替滚过她的心头。“在村子里，我是数一数二的优秀生，可到了这儿根本显不出。而且我的英语口音太重了，一切都得推倒重来。”除了心理上的落差，刘惠还不得不面对窘迫的经济状况。全家靠父亲打零工为生，还有一个正在读初中的弟弟，刘惠一方面申请了助学贷款，一方面寻找各种兼职的机会。“刚来北京时我连公车都不知道怎么乘，还被黑中介骗过几次。”刘惠做过校对、翻译，更多的则是家教。“可以说这四年大学都是靠自己读下来的。”

对刘惠来说，也许毕业后直接工作是更为实际的选择，但在考研风潮的影响下。她最终决定试一试。“大四一年基本上没什么课，班里80％的同学都在复习准备考研，找工作的同学反而显得有点另类。”刘惠一直觉得英语专业比较弱势。希望通过跨专业考研“镀金”，来转变未来的发展方向。深思熟虑后，她把宝押在了x大学金融系上，“大学期间没怎么接触数学，金融专业考‘数4’(研究生入学考试中难度较低的数学考试)，补起来相对容易些。”X大学是全国知名高校，门槛自然比A大高出一大截。不过刘惠从未考虑过考本校的研究生，虽然那样要轻松得多，“只要过了国家线就成”。“既然决定放手一搏就要一步到位。”刘惠说。

整个大三暑假，刘惠都在马不停蹄地做家教赚钱，她要提前筹到下半年复习期间的生活费。等她全身心投入学习时，已比竞争对手慢了半拍，随着复习的深入，她反而越来越没把握。“政治、英语还好说，专业课和数学都是从头学起，只有短短4个多月时间，怎么分配都不够用。”

2006年1月，刘惠的第一次考研毫无悬念地以失败告终。当时刘惠并没有太大的遗憾，“至少我试过了”，接下来的毕业论文、告别仪式和招聘会很快转移了她的注意力。仓促而忙乱地离开校园后，刘惠迎来了她的第一份工作――在上地一家网络游戏公司作英语客服。

刘惠踏踏实实地过起了上班族的日子，与同学合租房间，每月还学校500元贷款，再隔三岔五给家里寄些钱，2000多元工资用得紧巴巴的。一年后，刘惠被提拔为业务主管，薪水也升了一级，然而这些职场喜讯还是没能留住她，刘惠辞职了。

同学朋友都对她的举动颇为不解，而刘惠却是“蓄谋已久”了。“我还是放不下考研的想法，毕竟去年复习时间太短，我想再试一次。”母亲对她再次考研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虽然我母亲没什么文化，但她是个特别执着，特别有想法的人，她希望我把目光放长远，站在更高的起点上。”工作似乎只是个铺垫，当积蓄能够勉强维持到第二年考研时，刘惠便毅然开始了新一轮的备战。

这次复习完全是背水一战，刘惠干脆搬家到X大学附近，每天朝八晚十到X大上自习。毕竟已经工作了一年，重新回到学习状态谈何容易?最初的日子，刘惠不得不与各种负面情绪对抗――焦虑、浮躁、自我否定……复习期间，她还在教室里结识了一些和自己情况相似的“社会考研人”，大家资源共享，彼此鼓励。慢慢地，刘惠找到了感觉，“效率越来越高，这种目标明确并为之奋斗的心态非常奇妙，整个人像一团火一样熊熊燃烧。”然而，不愉快的小插曲偶尔发生，有段时间X大开始禁止校外人员占用自习室，刘惠只好办了个假学生证混进去。“不管怎么样，只有在学校里复习才有气氛。”

2008年1月19日、20日，刘惠参加了她的第二次研究生入学考试。走出考场的一瞬间，她的心猛地一颤，说不清是解脱还是失望。三个月后，成绩出来了，刘惠以几分之差再一次与X大学失之交臂，她没有申请调剂其他院校。

刘惠用“不后悔”三个字给考研的日子作了总结，然而下一步怎么走?她陷入了迷茫。为了弥补半年来的亏空，刘惠以最快的速度找了一份客服工作。枯燥的日常程序很快又令她蠢蠢欲动，“不知我算不算有‘研究生情结’，反正我始终无法放弃这个梦想。我已经爬到了半山腰，真的不想功亏一篑。”刘惠按照当下流行的方法，把考研的优势和劣势分别列在纸上，经历了无数次思想斗争，她鼓足勇气告诉周围的人，“我还是不死心。”

刘惠重蹈覆辙――用工作“养”考研，这样的模式还要持续多久?何时才能回归稳定的工作或学习当中?当有人对她现在的生活方式提出质疑时，刘惠就会辩解“我正在向理想过渡”，在这漫长的过渡期里，她努力着，徘徊着，却迟迟无法到达彼岸。这是理性的目标吗?我们还要为这种不确定性付出多少代价?

漂泊是我的常态

“我习惯了这种漂泊的感觉，至于下一站是哪儿我也说不清。”肖雷盯着地面，仿佛在自言自语。傍晚6点的北京，夕阳悬挂在远处高大的建筑上，他的话很快淹没在五道口嘈杂的声浪里。

从2002年大专毕业到现在，肖雷换了不下10份工作，“长则一年，短则三天”。肖雷是沈阳人，所学专业是美术设计，第一份工作他就干了老本行，在当地一家杂志社作美术编辑。半年之后，肖雷的忍耐达到了极限，“重复、琐碎、薪水低”三大罪状成了他辞职的原因。从此，肖雷跟美术设计的缘分画上了休止符，转而追求更具“自由度和挑战性”的职业。

接下来的一年半，肖雷闪电般进行了“三级跳”，涉及行业从钢材到体育再到装修，都是做业务员，“因为不想老在办公室里窝着”。这些工作始终无法令肖雷满意，恰巧一个朋友打算到北京搞餐饮，他毫不犹豫地跟了过来。

2004年初，24岁的肖雷满怀希望来到北京，期待这个城市能帮自己实现创业梦想。然而在朋友开的小饭馆呆了仅仅两个月。肖雷便决定离开，“学不到什么东西，这么耗下去不是个事。”为了能“开拓眼界”，肖雷开始在北京各个招聘会上摸爬滚打，断断续续接触了几家公司之后，他终于在一家大型饮料公司落了脚。

这是肖雷干得最长的一份工作。起初只是普通的业务员，负责望京一带食杂店的产品供应、维护和陈列。慢慢受到上级重视，转而负责比较重要的王府井、西单一带。半年后，肖雷被提拔为主管，待遇方面也达到了他从业来的顶峰，“成长了一小步，但压力也很大，任务压得比较重。”按正常状况，肖雷的发展应该说非常明朗，随着资历的增加会一步步踏上区域经理的位置。然而，他还是没能保住胜利果实，一次会议中因观点分歧而跟上司大吵一架，肖雷愤而辞职。

事后肖雷很后悔，但事情已经无可挽回。“不高兴就不干”，这似乎成了他工作中的逻辑。“现在想想，我调整心态的能力不是很强，潜意识里总是给自己一些理由去退缩，依赖换一个环境来改变现状。”肖雷这样分析自己。

接下来，肖雷又频繁地辗转于不同的行业，大多浅尝辄止。其间，他曾到天津和广州做过短期停留，但终因种种原因又回到了北京。肖雷苦笑道：“可能跟我性格有关系，比较善变，换工作换成一种惯性了。”

随着年纪的增长，每一次变化对肖雷的触动越来越大，“情绪上非常失落，无价值感，觉得很失败。”另外，高频跳槽导致薪资总是在低水平徘徊，这些都让肖雷开始反思自己的工作模式。

2008年，从一家洗发水公司辞职后，肖雷决定结束自己的打工生涯，进行独立创业。他在五道口开了家专卖盒饭的小店，名字就叫“漂泊盒饭”。“这也算是我的一个写照。”肖雷笑着说：“前6年的经历是一个过渡，都是给今天打基础。”而“漂泊盒饭”会不会成为下一站的过渡?肖雷笑而不答。

“漂泊”是自由的代名词还是责任缺失的另一种表达?从一份工作到另一份工作，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过渡期在无限延长，终点究竟在哪里?是终点太遥远还是我们始终不愿意停靠?

合租，尴尬的分享

卫亿亿平均每隔3个月就要搬一次家，这次她干脆直接搬回了母校。虽然已经阔别3年，可当踏入寝室的一刹那，卫亿亿还是倍感亲切。所谓的寝室其实是学校为了创收，将宿舍楼的空房间出租给了校外人士。20平米的房间里摆放着3张上下铺，每张床月租360元，免水不免电，算下来也不便宜。为了保证安全，租床位的校外人士要由本校学生做担保，卫亿亿因为从该校毕业而免除了这道手续。

即刻，5个陌生人成了卫亿亿的室友，大家表情都淡淡的。各干各的，也不怎么说话。卫亿亿对此情此景早习以为常，不用费脑子记住对方，也许明天再看时对面就已旧貌换新颜了――这种地方总是保持着高速的流动性。

不过住进学校后，卫亿亿还是踏实了许多，回顾这3年的租房经历，简直是“不堪回首月明中”。刚毕业那年夏天，学校正在翻修，出租的床位全部撤掉了。卫亿亿不得不焦头烂额地在工作单位附近寻找房子，只有一个要求，“越便宜越好”。最后，卫亿亿在展翠园小区找到一处价位尚可的去处。这是一套位于一层的两居室，中间人从房东手中整体租下，简单改装后再分租出去，从中谋利。尽管看到阳台上和储物间里都被“二房东”安排了床位，卫亿亿还是交了钱，300元／床／月，这已经是她能够找到的最低价格。

屋内极为闷热，潮湿，被褥简直能攥出水来，“我都怀疑北京是不是也开始出现梅雨季节，潮得能把风湿病都勾出来。”卫亿亿无奈地说。9个人共用卫生间，几乎每时每刻里面都有人，抽水马桶和淋浴的声音充斥着耳朵。“谁都想多用多占，一个月水电气费算下来都有七八十。”晚上12点后，依然有人进进出出，客厅里的电视也哇啦哇啦响个不停。有的合租者似乎没有正当工作，行为诡秘，有人一见卫亿亿回来就大肆向她推销保险，令她避之不及。卫亿亿尚未住满一个月就赶紧走人。

经过短暂的调整，卫亿亿终于和大学同学在芍药居找到一间各方面都比较理想的房子。4人合租两居，1500元／月，这是卫亿亿住得最长的一次，“有整整半年”。忽然一天接到房东电话，声称自己的亲戚要来。房子得收回。卫亿亿她们只得无条件搬家，后来得知房东不过是略施小计赶走房客，简单装修后，房租立马涨了一半。

最令卫亿亿郁闷的是在东大桥的一次租房经历。2005年夏天，她和同事租下一位房东老太太自住房中的一间。当初商定好房租为850元／月，水电费全包，但老太太总是把水电控制得很严，有时洗澡勤了点都会让她唠叨半天。这令卫亿亿她们感到很不自在，便提出提前搬走。老太太不同意，扣着押金不退。回想当时的情景，卫亿亿一脸难堪，“老太太70多岁了，而且也算我们违约，本不想过于纠缠。但850元押金对我真的很重要，扣完各种保险我一个月挣的钱不到2000。当时真有点急了!”双方的吵闹惊动了居委会，老太太气得高血压都犯了。最终的结局颇像电影片断――老太太悲愤地把钱甩过来，卫亿亿拾起散落一地的钞票和同事狼狈离去。

后来因为工作变动、室友不和、中介纠纷等原因，卫亿亿多次搬家，她说，“我像一只丧家之犬，每当我拖着铺盖卷从一处转移到另一处时，就觉得自己一文不值。”已经毕业3年，卫亿亿还是选择回校住宿舍，“说起来脸上挂不住，在社会上混了这么久还是没什么起色，本以为过渡一两年就会有所改善，可过渡来过渡去还不是一样?是我太无能，还是过渡期太漫长?”

“我想有个家?不，我不奢求，只要能有一点独立的空间，能享受片刻的安静，就可以了。”

摧毁信心的究竟是这难挨的“过渡期”还是我们自己?当我们被迫处于它的阴霾之下时，应该如何调整心态?也许我们有能力改变现状，只是这种力量受到了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