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级浙商的“脸谱”(中)

温州商人的合作精神是怎么来的

温州文化兼有对外开放性和对内收敛性的特征，而温州人的族群归属感很强。通俗地说，就是温州人同乡观念很强，温州人之间做生意特别容易成交。温州人内部的这种互相认同感丰富了社会资本，降低了交易成本。这些群体性人文取向，使得温州企业家资源的发现和流动成本较低，弥补了信用缺失和制度不足等要素制约下缺损市场的效率问题。这是温州人打遍天下的秘密武器之一。其渊源来自于温州悠久的民间传统。

以血缘为纽带的家族文化在温州民间得到较好保存。有着血缘和亲缘关系的亲属，可以凭借相互之间的信任关系来降低彼此的交易和监督成本。在温州早期的产业扩散和创业者生成过程中，亲属的资助往往是其从事冒险性经营的最基本的资金来源。

因而，一个人在某一行业经营成功，往往会带动整个家庭乃至整个家族从事这一行业。在温州农村，不仅有许多专门从事第二、第三产业的“专业户”，而且有许多从事同一行业的“专业家族”。尤其在产业群落形成的初期，这种以血缘和亲缘关系为纽带的产业扩散现象更是屡见不鲜。

由于温州农村各姓氏聚族而居现象十分普遍，有的村庄几乎所有住户都属于同一家族，因而上述这种产业扩散在空间分布上就表现为地域专业化特征十分明显的产业布局。当然，随着产业传播链的延长，从事同一产业的家族相互之间的血缘关系也就越来越疏远了。

除了血缘、亲缘关系外，朋友之间的合作在温州产业群落形成过程中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而且由于朋友之间的合作往往难以持久，因此反而推动了产业的扩散，促进了产业群落的形成。20世纪80年代初，温州农村尚处于产业初创时期。由于农民手头的资金实力有限，难以独立创业，因而多是与亲友共同出资合伙办厂。

区域集聚规模效益的产生，使得区域内部的市场进入变得较为容易，但是对外部潜在竞争者而言，则是一种无形的市场进入壁垒。企业家资源的生成网络是产业分布的“骨架和神经”，企业家能力分布的强弱和辐射范围决定了产业分布的走向和范围。当企业家生成能力和传播辐射力递减至边际效益为零时，这就是产业群落的边界。

由于这些网络的生成基于宗族家族等“五缘”关系，因而呈现明显的封闭性：一是网络以外的人群进入成本很高，二是网络以外的产业也难以进入。其结果是导致温州商人的合作圈子的窄定位，以及产业转型和升级的困境。这是封闭性网络文化导致的副作用。

无宁不成市

在外界，温州商人往往被视为浙商的代表。确实，浙江人里面，温州人走得最远，在全球的分布最为广泛。但温州商人只是浙商的其中一支，浙商内部各个板块差异性较大。因为温州商人许多读者比较熟悉，本文重点描述浙东甬商（宁波帮）的特征和内涵。

浙东古来就有以商为业、以商为荣的风气。宁波帮形成于明朝万历至天启年间，鼎盛于“五口通商”之后，“无宁不成市”的说法驰名海内外，是历史上的著名商帮，也是现代浙商的主要历史源头之一。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宁波人迁沪经商者达40万人,他们所经营的工商企业分布极广，在许多行业中占有重要地位。20世纪初为甬商的鼎盛时期，20世纪中叶，宁波帮的重心逐渐移向海外。包玉刚、董浩云、王宽诚、安子介、邵逸夫、陈廷骅、曹光彪、李达三、顾国华、孙忠利、包从兴、赵安中等著名宁波帮杰出代表，便是业内叱咤风云的著名人物。

民国时期的上海，宁波帮是首屈一指实力强大的商帮群体，其中尤以金融和航运两业在沪上独占鳌头。以上海总商会为例，自20世纪初创建以来，即由宁波籍严信厚、周金箴、朱葆三、李云书、宋汉章、虞洽卿、傅筱庵等商界领袖主持。至于其他商业团体、同业公会组织的领导人亦多为宁波帮企业家所控制。据1936年《上海工商名人录》统计，在沪工商界名人1836人中，宁波人有453人，占四分之一；又据同年有关资料统计，上海238家民族资本工厂的创办者中，由宁波人开办的企业有50余家，约占五分之一。（《中国近代工业史》）此时，驰誉海内外的宁波帮已为世人所瞩目。

甬商的崛起，得益于宁波深厚地域文化的支撑与滋养。宁波依山濒海，三江交汇，钟灵毓秀，自古为人才密集之地。宁波人既有依山民族坚忍刚毅务实稳健的性格特征，又有海岛港湾民族开拓进取奔走冒险的精神。因此造就了甬商诚实守信、开拓创新、与时俱进的商帮精神传统，对今日之甬商也形成了巨大的影响。

敢为天下先

宁波地区的地域特征和历史人文传统，再加上生存压力所迫，推动了宁波人“出门经商”的步伐。于是，宁波商人的足迹开始遍及五湖四海。古代的甬商――“明州商帮”――早就敢于北上日本、高丽，南下东南亚、阿拉伯海，驰骋国际商贸舞台；近现代宁波帮敢于参与激烈的海内外商贸竞争，他们中的一些人善于学习并掌握西方人的先进经营管理技能，造就了香港、上海、天津等城市的许多产业“亮点”；当代的“新甬商”则更善于走南闯北、开拓新领域，创造了许多奇迹。

甬帮商人不仅具有艰苦勤奋的品格，亦富有开拓冒险之精神。“冒险之性又岛民所特具饥驱寒袭，迫而之外，航海梯山，视若户庭。”（民国《定海县志》）甬商与徽商都出身于地狭民稠之域，他们都不愿株守本乡，因而四出经商，但甬人在商海风涛中敢于冒险，勇于开创新兴的工商领域。《鄞县通志》说，“甬人具有冒险性，都习海善航，以是与西人接触较早”，受西方资本主义经营思想影响亦深，所以“甬人以商著称，国中凡新旧企业，几莫不占相当之地位”。

甬商既不同于“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旧式商人，也不同于商业资本与高利贷资本相交结的徽商。以典当、盐、茶、木等行业著称于世的徽商，其经营方式多墨守成规，他们尤多举族经商，以宗族近亲为骨干，依托朝廷专利，世代相传，在积财以后，大多用于置田宅，兴祠堂，修族谱，而很少将资金用于扩大再生产。

相反，甬商致富后大多投资于新兴行业。如欧美轮胎侵入我国后，沙船业衰落，甬商即转而经营轮航业；19世纪末，甬商意识到钱庄不久将被银行所淘汰，使开始插足银行业。

甬商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创造了中国近代史上工商业的诸多第一――宁波商人朱葆三、虞洽卿在我国筹建起第一个新型航运公司，于20世纪30年代成为国内最大的民营航运企业；叶澄衷、严信厚、朱葆三等于1897年创办了我国第一家银行――中国通商银行；1905年朱葆三、严信厚等又创办了中国第一批保险公司之一的华兴保险公司；1920年，虞洽卿、盛丕华等创办了第一家由华人开设的证交所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朱葆三创办了我国第一家信托公司――中易信托公司。另外，他们还率先创办许多专业银行，如中华劝工银行、棉业银行、百货商业银行、日夜银行、煤业银行、女子商业银行等等。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甬籍金融家善于开拓创新的精神风貌。

另据《上海的发端》等资料统计，自清末至1930年间，在沪35种民营行业（银行、交易所、航运、化工、染织、毛纺、水泥、仪器、灯泡、电表、钟表、五金、医药、印刷、烟草、南货、西服等）的“沪上第一”，均由宁波帮企业家首创。

精神领袖王阳明和甬商文化

甬商价值观形成的主要影响因素，来自于浙东学派思想持久而深入的浸润。浙东学派一个突出特点是鲜明的经济伦理观，如“新四民”、“工商皆本”、“国家不可病商以滋弱”等主张。这些经济伦理观的出现与当时的社会大环境共生共荣，一方面，是浙东大地重商的社会风气促成了这些有别于传统农耕文化的思想认识；另一方面，这种具有启蒙意识的经济伦理观，又反过来引导促进了浙东地区工商业活动的与时俱进和发展壮大。

首先发难、批判传统“四民”论的，就是明代浙东学派的领军人物王阳明。王阳明的实践精神与成就事功的价值观，是清代学术及浙东学派“经世致用”的本源。他的学说思想体现了浙东学派的鲜明精神气质和特征。王阳明因此被视为甬商的精神领袖。

阳明心学极力反对把伦理道德变成僵死的教条，反对用“天理”来束缚人的思想和行为，更反对那种言行脱节、口是心非的恶习。他要求人人随事磨炼自己的良知，强调“慎独”，纠正了自宋、元以来知与行、道德要求与实际行为相脱节的弊端，真正使“知”和“行”达到统一。

王阳明在《节庵方公墓表》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新四民”论：“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其尽心焉，一也。”王阳明明确否定了儒家经济伦理的理论核心――等级制思想，指出士、农、工、商只是社会分工不同，即“异业”而已，在至关重要的“道”的面前，应该处于完全平等的地位，所以应彻底破除社会上“荣宦游而耻工贾”的世俗风尚，大力提倡“四民异业而同道”的经济伦理。余英时对该文有极高评价，认为这是“新儒家社会思想史上一篇划时代的文献”。

事实上，对于工商业及其从业者在社会经济中地位的认识，并不局限于宁波地区和该地士人学者的探索，整个浙江地域都有此类重商主义的思想认知和行为倾向。这在“重农抑商”意识形态占据绝对统治地位的时代，具有重大启蒙意义和现实导向价值。这也是浙商大面积出现，在各地市均有高密度分布的先天性原因。

稍后的黄宗羲以其时代先觉的眼光，在传世之作《明夷待访录》中提出了民主制度的设想，而且对“工商皆本”思想进行了重大的升级。黄宗羲不仅认为四民一道，而且坚决反对把“末”等同于工商的观点。他认为，那些为社会生产和人民日常生活服务的亦即“圣王”所要鼓励和招徕的一般工商业，绝对非“末”，而是和农业一样的“本”。

而浙东文化中“尊德性”、“立诚信”、“重实践”（德贵于行）的优秀传统，又造就了宁波帮诚实经营、务实创新的经营方针，推动了宁波商帮自身的发展，成为宁波商帮在海内外发展壮大的重要原因之一。宁波商家有谚语、名言，如“宁可做蚀，弗可做绝”，“信誉招千金”，“浇树浇根，交人交心”等，就是这种文化传统在经商与为人方面的具体体现。

早期甬商亦是草根出身

诚如宋代大儒王应麟（著名的传统文化经典《三字经》据传为其所著）所说：“甬上其民复存大禹卓苦勤劳之风，同勾践坚确慷慨之志，力作治生，绰然足以自量。”宁波商人坚强之性格，主要养成于早年艰苦生活的磨炼。从家庭出身来看，宁波帮与徽帮相比，差距十分明显。宁波帮崭露头角之时，徽帮已经成名日久。彼时的徽商大多出身于名门世家或书香门第，自幼接受儒家教育，已经以“儒商”驰名。

而早期的宁波帮商人大多出身贫寒，仅读过几年私塾，文化程度较低。他们自幼背井离乡，既无背景依傍，又无学历资产，以―介学徒身份为创业起点，白天勤奋学艺，早晚练习算数、补习英语、攻读商业尺牍，脚踏实地，白手起家。

早期宁波帮代表人物朱葆三14岁丧父后只身去沪学艺谋生，在协记吃食五金店当学徒时想学英语，但付不起3元钱的夜校补习费，只好向邻近店铺一位读夜校的学徒“补教”，将每月省下5角月规钱给那位学徒权充“学费”，从而学得了“洋泾浜”英语。

甬商四德：智勇仁信

诚信是经商者的基本品格。少年叶澄忠拾金不昧的故事曾以《诚实的孩子》一文在民国时期编入课文。有一天，14岁的叶澄忠摇着舢板在黄浦江上向洋轮收购杂货，有位英商洋行经理乘坐他的舢板时把一只皮包遗忘在船上。叶澄忠发现包内有数千美元及戒指、手表等贵重物品，他急人之所急,一直停船等候,直到夕阳西下,失主才赶来寻找。洋商见包内原物一件未少，内心十分感动，立即将一叠钞票塞到叶的手里，以表示感谢。叶澄忠硬是不收，说“做人理应如此”，说毕开船离去。事后洋商帮叶澄忠开设了一家五金店，并提供货源，成为叶的合作伙伴。而日后叶澄忠成为上海“五金大王”。

“非诚信不得食于贾”，宁波商人乘承这一古训，艰苦创业。以钱庄而言，它与银行的最大区别在于信用贷款。甬帮钱庄以信誉卓著而闻名全国，其庄票不仅在全国各地通用,并获得外商的认可。“虽一纸万金，西人皆乐受之，视为无限信托。”（《宁波闲话》）钱业领袖秦润卿说，钱庄“资本多寡，无关宏旨，全恃合伙人之身家信誉如何为断”。（《五十年来上海钱庄业之回顾》）确是至言名理。

又如与宁波商人钱庄有关的民信局（又称民局，类似邮递局），“民局为宁波人之专业，资本甚大，信用亦佳，凡一经民局保险之信札，内中银钱汇票，倘有遗失等情，一概由该局赔偿。”（《中国钱庄概要》）

宁波人历来注重实效，不爱空谈，崇尚少说多做，埋头苦干，不事张扬，低调务实。改革开放初期，当很多地方还在为姓资姓社争论不休的时候，宁波人却把争论先搁到一边，真抓实干实践“以经济建设为中心”；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人们还在为到底是学“苏南模式”还是“温州模式”举棋不定的时候，宁波人已经无声无息地开始对乡镇企业进行了改制，奠定了民营企业的主体基础；21世纪初，当大部分地方正如履薄冰地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革的时候，宁波的国有企业改制已经基本结束。如今甬商的杰出代表，如雅戈尔的李如成、杉杉的郑永刚、方太的茅理翔、帅康的邹国营等都是浙商群体里的著名人物。他们与前辈一起，为浙商赢得全国和世界声誉作出了独特贡献。 

杨轶清――“浙商”探路人

杨轶清，提出“浙商”概念第一人。先后任职传媒集团、知名企业集团高管。现任浙江工商大学浙商研究院副院长、浙江省浙商研究会执行会长。同时担任5家中国行业领先企业的独立董事或常年顾问。迄今已出版5本“浙商”主题专著，包括2000年出版的《财富与未来――走近浙商》，该书首次提出了“浙商”概念；2003年《浙商制造――草根版MBA》，“草根浙商”说法即为该书率先提出；台湾版《MBA没有教的创富之道》则是台湾出版的第一本研究“浙商”的专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