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植物文化演变与士人阶层的关系

论文关键词：植物文化 演变 中国传统文化 士人阶层

论文摘要对我国古代植物文化的演变历程做简要的梳理和规律性总结，进而揭示出士人阶层与植物文化的关系。

我国古代植物文化是以植物为载体对传统文化的一种表达。在其漫长而复杂的演变历程中，植物文化体系得到了不断地完善，并逐步实现从“实用型”向“精神型”的转向。这一文化演变的主要推动者，当属于中国古代社会独特的知识阶层—士人阶层。正是他们用我国传统文化的思想之链串起花木植物，演绎出不同时期植物文化的景象，书写着具有我国传统话语含义的植物文化。

1我国古代植物文化的演变

植物文化是指“在漫长的植物利用历史过程中，植物与人类生活的关系日趋紧密，加之与其他文化的相互影响、相互融合，而衍生出了与植物相关的文化体系m ,。该体系包括物质层面:植物认知、栽育和利用等与人类物质生活息息相关的文化，还包括精神层面，即透过植物这一载体，反映出的人类审美情趣、文化心态及哲学意识等。我国古代植物文化自诞生伊始便融合了这2个层面，其后伴随着社会科技、经济和文化的发展，植物在人们能动地关切、利用和赋意下实现了自身文化体系的完善，并表现为从物质向精神的飞跃。

1.1先秦—植物文化的发韧期我国植物文化发韧于先秦时期，并呈现出如下特征。

1.l1基于实用价值的植物物质文化层面的内涵最先被人们挖掘和记载。先秦时期人们对植物的认知主要是从其实用价值开始的。比如:在食用方面，梅—“若作和羹，惟尔盐梅”(《尚书·商书·说命下》);菊—“夕餐秋菊之落英”(《九歌·礼魂》);在造物方面，松—“祖徕之松，新甫之柏，是断是度，是寻是尺，松桶有易，路寝孔硕。新庙奕奕，奚斯所作”(《诗·鲁颂》);竹—“此诸侯夫人劳卿大夫，故无案直有竹黄，以盛案栗”(《仪礼·聘礼》)。由此可见，这一时期所形成的植物文化是朴素的、直观的实用型文化，它主要与当时人们的物质生活相关。

1.1. 2植物文化精神层面的含义萌发。继植物实用价值被挖掘之后，其审美价值与比兴功能也逐渐被人们认识。以荷为例，“彼泽之破，有蒲与荷。有美一人，伤如之何?……”(《诗经·陈风·泽破》);“制董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楚辞·离骚》)。这些信息表明，荷在先秦已成为人们审美的对象，并且与人确立了“美人香草”式的类比、隐喻关系。

1.1. 3我国古代植物文化体系的雏形已然萌生。春秋战国时期兰文化的勃兴标志着我国古代植物文化体系初步形成。据史料载，当时兰事兴旺，普及深广，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民风—“士女秉兰”(《诗经》)，生活—“疏兰为芳”(《九歌》)，礼仪—“大夫执兰”(《周礼》)，祀神—“春兰秋菊”(《礼魂》)，政治—“芳若芝兰”(《荀子》)等等}z7。此外，一些标志性事件的出现，如孔子赞“兰为王者香”;勾践“种兰诸山”;屈原“滋兰之九蜿”、“纫秋兰以为佩”，又进一步使我国兰文化的精髓发生了质的飞跃，同时为兰文化未来的发展奠定了体系与范式。

1. 2汉魏六朝—植物文化的成长期汉魏六朝是我国历史上引人注目的时期，这期间社会生活历经了大一统的鼎盛以及分化后的动荡，而整个文化领域却呈现出异常活跃的景象。宗白华先生评价汉末魏晋六朝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3]”我国植物文化正是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中，汲取了充足的养分，开始了它的成长之旅。

1. 2.1注重总结植物特性、栽培及利用方面的规律，与植物相关的专著相继公诸于世。西汉《祀胜之书》作为我国最早的一部农书记载了植物靠接的方法;西晋稽含撰《南方草木状》较为详尽地记述我国早期的岭南植物，尤其该书对植物独创性的分类已成为植物分类学史上的里程碑;东晋戴凯之的《竹谱》记载了70多种竹子，是我国最早的专类谱;后魏贾思腮《齐民要术》记载了许多宝贵的农耕经验，堪称我国农学方面的巨著。这些成就反映了先民对植物认知和利用水平的提升，同时为植物文化后世的发展与兴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2.2进人观赏领域的植物开始增多，植物审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照和提升。在汉朝，上有武帝重修上林苑，栽种数千嘉卉，下有官僚富商争建私园，点缀奇树名葩，植物审美活动在上层社会蔚然成风。在魏晋，陶渊明结束了菊自屈原以来近40l)年的消歇，并赋予之坚贞不屈的人格和悠然自适的清环。菊自此以定式化的“陶菊形象”走进士人阶层的视野、心中。南北朝时期，我国植物世界中的两朵奇葩—牡丹和梅花正式进人观赏领域。关于牡丹，《酉阳杂姐》载“牡丹，前史中无说处，惟《谢康乐集》中言‘竹间水际多牡丹”’。关于梅，《挑湖和梅诗序》记“南北诸子……，梅于是时始一日以花闻于天下”。

1.2.3植物与多种文化发生融合，其文化体系进一步成熟。譬如:在宗教文化中，荷既是道教中的“道瑞”之花，又是佛教中“著而不染”的圣物。在人文风俗方面，重阳节人们饮菊酒和赏。此外，植物与还音乐、绘画、医药、文学、饮食等诸文化发生融合，这些都是植物文化体系走向成熟的标志。

1. 3唐宋—植物文化的繁荣期唐朝是我国古代社会的鼎盛时期，政治、经济、文化都呈现出蓬勃的发展。继唐之后，宋代社会尽管有些衰弱，但唐文化的余泽和惯性仍使其社会文化在快速前行。与这种趋势相一致，植物文化在汉魏六朝的基础上有了相当大的提升，并进人空前的繁荣期。

1. 3.1唐宋植物文化的繁荣首先表现为一种多客体、长周期和社会化的特征。植物文化的风靡并不是以单一客体展开的，除了耳熟能详的牡丹、寒梅，还有紫薇、菊、竹、荷等植物备受人们关注，而且这种关注也不是片断式的驻留，而是长周期的体悟，譬如起于隋的牡丹热能一直延续至北宋。另外，唐宋植物文化热的参与主体呈现为社会化的特征，如:“京城贵游尚牡丹，当花开时一节，京师车马如狂，以不耽玩为耻”「“〕;“梅天下尤物，无问智贤愚不肖，莫敢有异议。学圃之士，必先种梅··…”is;。

1.3.2对植物世界更高层次的把握和体认。唐宋时期，人们认知和栽艺植物的水平已远远超越前代。如果说以前人类活动是对植物世界被动的认知和利用，那么唐宋时人们已可依据自身需求对植物进行能动地改造。关于这一事实，仅从唐宋流传下来的众多植物学著作中便可管窥一斑。植物审美出现比德化的倾向。人们种树艺花不再是物色才用之好，而是君子胸襟、雅人情怀的体现。由此，一些历史上曾为名人贤士青睐过的植物如兰、菊、松、竹再获尊崇;一些原先的自然芳菲之物如梅、荷也被谱出新意，如:苏轼的梅、周敦颐的莲。植物文化体系精神层面在这一阶段得到前所未有的关照，正实现着从“审美”向“品格”的转向。个别植物已成为时代精神的表征。牡丹之于唐，寒梅之于宋都是最为贴切的写照。牡丹的雍容艳丽、神采外放，代表了唐代勇于进取，开张扬厉的时代精神，而梅的淡雅、婉约则与宋朝阴柔内敛的心态相契合。植物与时代精神的结合标志着植物文化正步人最高境界。

1.4明清—植物文化的跌宕发展期明清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最后阶段，社会运行模式较为动荡，社会经济趋势渐渐向弱。受之影响，我闰植物文化的发展也步人了跌宕起伏、缓慢发展的轨道。

在此历程中，有值得后人肯定的辉煌成就，如明清两代学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植物学科的相关知识做出了最为系统和全面地挖掘和总结，其表现为植物著作的激增，数量之多堪超唐宋;明和清初的植物商贸产业也进一步隆兴，植物引种和栽艺技术日臻完善。然而，些许的辉煌已无法照亮当时正在步人暗淡的植物文化体系。明代以来，人们对植物审美及精神层面的挖掘已无新意，许多关于植物文化含义的论说及成果多为“结穴”之作。到了晚清，由于腐朽的统治和西方入侵，植物与花卉的生产萎缩、技艺停滞、品种散失，士人已无暇于植物意义的挖掘与创作，至此植物文化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阻碍，日显衰落。

2中国古代士人与植物文化演进的关系分析

在植物文化演进的各个历史时期，士与植物文化之间始终维系着一种持久而密切的互动关系。士人们的思想和言行就像画笔，不断地勾勒出中国植物文化盛衰流变的轨迹。反之，日益丰富的植物文化又为士人在“出处仕隐”的迷茫中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树立了人格的坐标。

2.1士人阶层是推动我国古代植物文化演变的重要力量任何文化的演变或进化都需要一定的驱动力。“人是文化的适应方式和创造过程的选择者和实施者，人的需要是文化进化的根本动力”[6]。基于这一逻辑，我国占代植物文化演变的动力自然来源于古人对植物的需要，具体可分为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在我国古代植物文化的众多缔造者中，能够同时有这2种需要，并且能一心为之努力的，较为典型的阶层就应是士人阶层了。

2.1.1士人阶层是我国古代社会文化的创造者和占有者。

士人善于探究规律总结认识，当他们一旦关切某一事物的时候，往往能为之著书立说。我国自古就是农耕大国，植物与人们物质生活的关系十分密切，农本思想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所以，植物世界不可能不受到士人阶层的关照。尽管“士”不像“农”那样常年躬耕土地，与植物世界有着直接且持久的接触，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对植物的关切，反而使其能够从外在的一个更高的平台上对植物世界加以审视和体认。我国大多数的植物学典籍几乎都是出自士人之手，譬如:西晋秸含撰写《南方草木状》，后魏贾思舞撰《齐民要术》，唐王方庆撰《园庭草木疏》，宋欧阳修撰《洛阳花木记》，明王象晋作《二如亭群芳谱》，清吴其溶撰《植物名实图考》等等。就是这样，士人阶层不断总结并创造出宝贵的植物认知、栽艺及利用等方面知识，进而丰富了我国植物文化体系的物质层面的内涵，同时为其演变夯实基础。

2.1.2在古代士人是处于皇权和百姓之间的中间阶层。他们怀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坚持以仁义道德的标准协调统治者与民众间的利益关系。然而，统治者强大的集权制度却对士人阶层构成绝对的制约，这使得他们很难凭借直接和积极的方式履行使命。为了在“道统”与“正统”的冲突中把持个j胜的独立，士人们纷纷诉求于精神家园的建构。植物文化由此获得士人阶层的深切关照，并逐渐脱离基于物质层面的实用性挖掘，转人物色审美、品格比兴的精神探索。这种探索是横向的，诗词歌赋、绘画工艺、园林品赏等形式都在士人心智的引领下与植物结缘。从此，植物文化与传统文化诸多支流发生了融合汇通，其演进发展亦有了新生的源泉动力。精神探索又是纵向的，“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于时序”￡’〕，每个时代都有其自身的心理或精神，士人阶层对此把握最为贴切，他们在植物文化的塑造过程中会自然而然地为之刻上时代的印记，如春秋兰文化、唐代牡丹文化、宋代梅文化等。这些印记构成了植物文化成长的年轮，并为其体系的丰富注人了“时新”的内涵，其演变发展由此获得了可持续、源源不断的推动力。

2. 2植物文化在其演变过程中完成对士人阶层的反塑造

2. 2.1植物文化对士人的反塑造。我国古代士人阶层在植物文化的创造过程中，也在潜移默化地接受着植物文化的反塑造，比德于花木、与植物为友的现象极为普遍。春秋时期孔子有感于植物的自然属性，成为提出“君子比德”观点的先哲。他曾说过“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也曾感叹过“芝兰生于深林，非以无人而不芳”(《孔子家语·在厄》);东晋陶渊明归隐田园，以“篱菊”精神畅神怡情;宋代周敦颐自比于《爱莲说》中“中通外直”的君子之“莲”;清代张潮在《幽梦影》中曾总结过“梅令人高，兰令人幽，菊令人野，莲令人淡，春海棠令人艳，牡丹令人豪，蕉与竹令人韵，秋海棠令人媚，松令人逸，桐令人清，柳令人感”;清代陈继儒亦曾指出“昔人有花中十友:桂为仙友，莲为净友，梅为清友，菊为逸友，海棠名友，酚糜韵友，瑞香殊友，芝兰芳友，腊梅奇友，桅子禅友”(《小窗幽记·集绮》)。这些植物的文化意象都是最初成形于士人，反过来又作为固定的情感符号或人格范式，塑造着后代的士人们。

2. 2. 2反塑造的理论基础。

2. 2. 2.1植物能够实现对士人的塑造是基于我国古代天人关系的一元论哲学。从老子的“道法自然”再到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些思想无不在尽力强调人与自然的本质同一。“传统哲学思想始终是传统精神的灵魂，在这样的精神浸润下，一代又一代的古人，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往往把具有生命力的花木当作是与动物、人类在本质上是一致的自然之物，它们都是天地孕育出来的，都与天地同呼吸，共命运”(s7。当人们承认植物具有与人相通的属性时，植物文化也就相应地具有了人格塑造的可能。

2. 2. 2. 2植物文化对士人进行塑造是一个先收后放的过程。植物最初作为自然之物的时候并不具备人格及社会属j性，在接受了人们心智的塑造之后，植物开始脱离其自然物象，并同特定的文化意义建立起某种稳固的联系。这一联系经过社会的接受和认同进一步得到强化，渐渐转变为固定的文化符号。当植物成为文化符号的时候，它对士人的塑造活动也就从此展开了，并且随着时代的变迁，其承载的文化意义会更加丰富，影响会愈加深远。

3结语

从文化研究的视角看，我国古代植物文化演变是一个极为复杂的问题。若分别任由“植物”和“文化”的定义延展，植物文化演变路径则何止千万条。面对如此丰富多元的话题，为了提炼出规律性认识和不使研究完全迷失于感性材料的追索中，笔者从植物文化的塑造群体人手，并选择了“士”这一有代表性的阶层为切人点，试图探明我国古代植物文化演变的核心轨迹，同时亦对士与植物文化的关系做了初步的梳理。尽管这些探索可能是粗浅的、不成熟的，但笔者仍希望植物文化研究能够引起学人们更多的关注，希望其研究不只停留于原初对单一植物文化的叙述中，而是能够力求对我国古代植物文化体系及其演变规律做出整体、深层次地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