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增长的五个原因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出现了一个值得关注的模式：政府、央行和国际金融机构不得不不断下调增长预期。除了极少数例外，全球经济和单个国家的经济预测都出现了这一现象。

这个模式造成了真正的伤害，因为过于乐观的预期推迟了提振增长所需的措施，从而阻止了经济的全面复苏。预测者需要找到真正的问题。幸运的是，随着后危机时代经验增长，一些缺失的细节正清晰起来。

首先，财政干预能力――至少在发达经济体中――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美国财政部前副部长法兰克・纽曼（Frank Newman）在其新著《摆脱国民债务》（Freedom from National Debt）中指出，一国的财政干预能力应通过考察其总资产负债表，而非其债务（属于负债）占GDP（属于流量）比重这一传统方法来评估。

依赖传统方法导致了错失机会，特别是在生产性公共部门投资完全可以收回成本的情况下。基础设施、教育和技术方面的投资有助于推动长期增长。它们能够增强竞争力、促进创新、提振私人部门回报率、催生增长和就业。即使是大手笔的投资，其成本也无需大幅增长即可抵消，特别是考虑到当前极低的借贷成本。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研究表明，这些财政乘数――被预测者忽略的第二大因素――随基本经济条件的波动而变化。在产能过剩（包括人力资本）、结构极具弹性的经济体中，这些乘数比此前认为的更大。

比如在美国，结构弹性刺激了经济复苏，帮助美国适应长期技术变化和全球市场力量。相反，在欧洲，结构变化面临阻力。欧洲的财政刺激或许仍是合理的，但结构僵化会削弱财政刺激对长期增长的影响力。如果欧洲辅以旨在增加弹性的微观经济改革，其财政干预将更为合理。

预测之谜的第三个方面，是金融市场行为和实体经济行为的分化。若只从资产价格判断，你会觉得增长已经进入繁荣期。但显然并非如此。

这一分化的一大原因，是极端宽松的货币政策。旨在提振增长的货币政策向金融市场注入了大量流动性。但资产价格的飙升，是支撑了总需求，还是改变了财富分配，还不得而知。同样不清楚的是，当货币支持取消时，资产价格将如何变化。

第四个因素是政府质量。近几年来，政府滥用权力为执政精英、他们的支持者，以及各种特殊利益群体牟利的例子层出不穷，给监管、公共投资、服务和增长造成了消极影响。

管理好公共服务、公共投资和公共政策至关重要。能吸引和激励高技能公共管理者的国家，可以获得傲视同侪的表现。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总需求下跌的幅度和持续期比预期的要大，部分是因为就业和中位收入一直落后于增长。这一现象在危机前就已经存在，家庭债务水平高企又放大了它在危机爆发后的冲击力。收入分配底层75%的人群收入停滞，是一个特别巨大的挑战，因为这抑制了消费、破坏了社会凝聚力（因而也破坏了政治稳定和效率），并降低了跨国流行性，特别是那些在公共教育落后的地区。

有些时候变化发生的速度超过了个体和系统的响应能力。眼下就是这样一个时期。由于新技术和全球供应链的变化，导致劳动力市场供给的调整跟不上需求的变化，劳动力市场无法达到均衡状态。

这不会是永久现象，但转型将漫长且复杂。大幅提高世界经济生产潜力的因素，要对收入分配的不利趋势负很大责任。数字技术和资本抹去了中等收入岗位，或使其离岸化，造成劳动力供给过剩，而这恰恰导致了该人群的收入停滞。

要更有力地应对上述问题，需要认识到挑战的性质，并愿意直面挑战，应大力投资于关键领域――特别是教育、医疗和基础设施等领域。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是一个艰难的时刻，各国必须动员资源帮助人民度过转型期。

这意味着收入再分配和确保基本服务的供给。即便遏制不平等性和促进代际机会会造成一些边际无效率、减弱一些激励，那也绝对值得。基本服务――如教育和医疗――的公共供给，也许永远不如私人部门替代方案高效;但在高效率会造成排斥和机会不平等的领域，公共供给并非错误。

我们希望对这些和其他因素重要性日渐清醒的认识，能给2015年的政策日程带来积极影响。

作者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为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现为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胡佛研究所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