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僻处可有人行

毕飞宇的《推拿》关注的是日常生活中最容易被人忽视的盲人群体。在他的笔下，人们看到盲人需要的不是健全人的同情和关爱，他们需要的是来自健全人世界对他们的尊重。他们认为，尊严是比生命更为重要的东西。

毕飞宇的长篇小说《推拿》以盲人为写作对象，首次将处于偏僻角落的盲人放在主角的位置。他是人们口中的瞎子、残疾人和弱势群体，但他们和普通人一样，也有七情六欲，也有对理想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他们也在为了成功而奋斗着；他们走过人生道路的每一步，都比普通人艰辛和谨慎。他们需要的不仅仅是别人口中夸赞的一句“自食其力者”，更不是别人的宽容、理解和关爱；他们需要的只是一份与正常人无异的尊重。毕飞宇曾说：“我一直渴望自己能够写出一些庄严的东西，庄严，同时还宏大。庄严而又宏大的东西一定是充满尊严感的。”《推拿》正是这样一部充满尊严感的文学作品。

一、尊严

《推拿》聚焦于盲人推拿师的日常生活，这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虽然看不见这个世界，但受到了这个世界太多的刁难和不友善。他们比普通人更渴望得到别人的尊重，同时比普通人更加自尊、自重、自强、自爱。毕飞宇在小说中刻画了一幅盲人群像：沙复明、王大夫、泰来、小马、张一光、都红、金嫣、小孔等。这些盲人性格鲜明、个性迥异，他们都是作家笔下最爱的那个主角，没有侧重，所以毕飞宇将他们的名字作为每一章节的章名，在属于自己的章节里，他们就是掌握自己命运的主宰。现实社会纷繁复杂，人物关系交叉纵横，但是这些盲人始终坚守着最后的底线――对尊严的牢牢捍卫。

在小说的二十一章里面，以“王大夫”名字命名出现的章节达六次之多；他的每一次出场，都是尊严的一次自我展示。王大夫的尊严是和金钱牢牢地联系在一起的。当王大夫还在深圳做推拿的时候，他的弟弟结婚了。弟弟并不希望一个瞎子出现在他的婚礼上，所以并没有及时通知王大夫；但为了能够得到他的红包，弟弟又在结婚的前夕告诉了他这个消息。弟弟的行为严重伤害了王大夫的自尊心。对于弟弟的疏离，他“像病了一样，筋骨被什么抽走了”。为了捍卫自己的尊严，王大夫将本打算汇过去的五千块变成了两万块钱打了过去，“兄弟一场就到这儿了”。这里面既有赌气的成分，也有捍卫自己尊严的意味，金钱成了王大夫“报复”伤害者的工具和武器。也许对于健全人、正常人来讲，他们还有其他方式去反击这种伤害。但是，金钱是盲人能够反击的唯一手段，也是王大夫获得尊严的唯一途径，其他盲人亦是如此。王大夫拼命地推拿，拼命地在正常人身上赚钱，其实是从正常人那里赚取自己的尊严。

当王大夫的弟弟因而无力还债时，王大夫用刀划向了自己的胸脯，以血抵债。虽然他装着两万五千块钱，但这钱是王大夫“要捏三千三百三十三只脚”才能赚回来的。金钱在这里已经与王大夫的生命连在了一起，王大夫流出的血化解了这次家庭危机，但是“他王大夫再也不是一个‘体面’的人了”。因为这两万五千块钱，他在今天成了“一个十足的地痞，一个不折不扣的人渣”。王大夫的自尊自爱和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尊严因为金钱而再次倒塌。王大夫从医院包扎回来时，他那闯了祸的弟弟却躺在沙发上啃苹果。当王大夫将藏在冰箱里的钱塞进裤腰带的内侧时，“钱贴在王大夫的小肚子上。一阵钻心的凉。砭人肌肤。钱真凉啊”。这里的“钱真凉啊”有着深层含义：一方面，是对尊严失去的心凉，这是王大夫划开自己的胸脯省下来的钱；虽然这钱还是自己辛辛苦苦挣来的血汗钱，但是用自己的鲜血换来的金钱使自己失去了体面和尊严；另一方面，是对骨肉之情淡漠的悲凉，自己豁出性命救了亲弟弟，但弟弟不仅对自己不闻不问，反而心安理得、理所当然，甚至对自己的命运产生了不满，弟弟是这样控诉他不公平的命运的：“你们为什么不让我瞎？我要是个瞎子，我就能自食其力了！”这是怎样的荒谬与讽刺！生理健全的弟弟羡慕身为盲人的哥哥，这里的健全人弟弟反而成了命运的弃儿，成了社会中的弱势群体。作家毕飞宇的态度是鲜明的：也许和我们平时的认知不同，残疾人比正常人更看重尊严，他们甚至比某些健全人活得更有尊严。

与王大夫先天性的失明不同，张一光是在三十五岁的一次瓦斯爆炸后成为盲人。在三十五岁之前，张一光一直在为家庭努力奋斗着。没了眼睛，他的一切责任就都结束了，他不再是妻子的丈夫、孩子的父亲、父母的儿子，“为了这个家，他已经鞠躬尽瘁，连双目失明的补偿金都贡献给了家里”。现在他得到了自由和解放，他“要在黑暗的世界里茁壮成长”。他将一切责任和义务都抛弃掉，他剩下的日子里都是为了满足自己在三十五岁之前身为一个健全人所没有享受过的一切欲望。他开始抽“贡品”香烟，他“是以皇上的心态抽完这支香烟的”；他拿着自己每个月的工资去洗头房，他必须嫖满八十一个女人。“书上说过的，每一个皇上都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总共是八十一个。等他嫖满了八十一个女人，他就是皇上，起码也是个业余皇上。”张一光在抽烟和中幻想着自己高高在上的地位，这是一种伪尊严，甚至只是个人的自我放纵。张一光抛弃了对社会和他人的责任而空谈尊严，这就不可能称其为尊严。在对尊严的定义中，尊严就是权利和人格被尊重，只有被人尊重才有尊严。反观张一光，现在“他只是一头猪。对他的老婆来说，他是一头被骟了的公猪，对他的矿主来说，他是一头没有被骟的公猪”，连洗头房的小姐都笑了。他没有王大夫那样的责任感，更不会为了家庭而付出性命，当他抛弃了自己在社会中的责任和义务的时候，他也就不能称之为人，因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他斩断了自己的社会关系，也就失去了做人的权利，更不用谈“尊严”二字，他只是一具活着的“尸首”。

二、歧视

正常人对残疾人的歧视，有时是以关爱、理解、宽容、慈善、强调的名义展现出来的，在这些关爱、宽容的背后其实隐藏着更为深层的地位上的不平等、话语权的不平等以及心理上的不平等。对残疾人的关爱，实际上是这样的一种心理反映：我是强者，你是弱者；我是正常人，你是残疾人；我可以做到这些事，你不可以做到这些事……由此产生的优越感体现在行动上，就是对残疾人的各种关爱、宽容和强调。当人们对残疾人产生同情之心时，实际上已经将自己放置在了一个比他们更高一级的位置上，这就是一种歧视。

人们会要求健全人、正常人取得事业上的成功与生活中的美满，但是对于残疾人，却只希望他们能够自食其力。“自食其力，这是一个多么荒谬、多么傲慢、多么自以为是的说法。可健全人就是对残疾人这样说的。在残疾人的这一头，他们对残疾人还有一个称呼――正常人。正常人其实是不正常的，无论是当了教师还是做了官员，他们永远都会对残疾人说，你们要自食其力。自我感觉好极了。就好像只有残疾人才需要自食其力，而他们则不需要，他们都是现成的，只等着他们去动筷子；就好像残疾人只要自食其力就行了，都没饿死，都没冻死，很了不起了……健全人永远不知道盲人的心脏会具有怎样剽悍的马力。”这是小说中的盲人沙复明对自食其力的强烈批判。为了向健全人证明盲人并不比他们差，沙复明要当老板、开一间自己的推拿中心；沙复明每天都在为了“原始积累而努力”，他“要把他的旗舰店开到一类地区去。他要把他的店一直开到鼓楼或者新街口”。正是在这样的愿望与奋斗目标刺激下，沙复明终于靠着自己的双手实现了梦想，成了健全人口中的“沙老板”，实现了与健全人的平等对话，甚至连一些健全人如前台的高唯、杜莉以及做饭的金大姐都成了他手下的一名员工。

然而貌似平等的背后，却始终潜伏着整个正常社会对残疾人的偏见和歧视。这种偏见和歧视是源自人类的潜意识，是人类最真实想法与感情的流露，即使是身为残疾人的盲人推拿师，当他们看到比他们更惨的人时，也会不自觉地表现出自己的同情和关爱。然而，这是身为被同情者最不愿意看到和得到的，他们不需要被关爱、被照顾、被人时时刻刻强调着自己的身份；只有当人们把那些残疾人纳入普通人中，将他们视作与我们身份平等的对话个体时，才能真正实现对残疾人的尊重和关爱。

都红正是这样一个被健全人和盲人关爱、同情的弱者，她最后的出走也是对整个社会不合理体制的反抗。都红虽是盲人，但是她对音乐有着异乎寻常的天赋，仅用了三年时间，她的钢琴考试就达到了八级。但是一台向残疾人“献爱心”的大型慈善晚会断送了她的音乐梦。在这次晚会上，都红被安排演奏巴赫的三部创意曲，因为紧张，她的“演奏效果连练琴时的一半都没有达到”，在演奏完毕准备接受现场观众的质疑和责骂时，“掌声却响了起来，特别的热烈，是那种热烈的、经久不息的掌声”。都红瞬间知道了，“她这样的人来到这个世界只为了一件事，供健康人宽容，供健全人同情。她这样的人能把钢琴弹出声音来就已经很了不起了。”现场的观众都仅仅只是把都红看作一个失去了光明的瞎子，却没有给予都红作为一名钢琴演奏者应有的尊重。都红只是他们体现自己同情与关爱的一件道具，都红的所有行为只是供他们产生感动与同情的一种方式手段；而作为社会人的都红的想法、情感、尊严却无人理睬。所以，都红对健全人的关爱与同情产生了深深的抗拒，她已经看见了这种关爱、同情背后的不平等，这是健全人对残疾人的一种施舍，健全人在他们身上获得了一种情感宣泄，而这种情感宣泄与对其他动物的情感并无二异。

所以，都红逃离了健全人的世界，她成了一名盲人推拿师。在一次事故中，都红的大拇指被压断了，作为一名推拿师，失去了大拇指就相当于失去了自己赖以生存的立身之本。推拿中心的这些盲人得知此消息后，再次在都红的面前上演了献爱心的活动。都红的自尊没了，她的尊严没了。“她的后半辈子只有靠人家了，一辈子只能生活在感激里头。都红矮了所有人的一截子，矮了健全人一截子，同样也矮了盲人一截子。”都红自以为躲藏在盲人的世界里就不会再有所谓的同情和关爱，但是当灾难降临的时候，她又再次成了别人眼里关爱同情的对象，只是这次不再是健全人而变成了与自己有着同样身份的残疾人。这是都红所无法忍受的，她“对报答有一种深入骨髓的恐惧。她只希望自己赤条条的，来了，走了”。她再次从自己的同伴那里感受到尊严被践踏，她再一次受到了伤害，身心俱疲，她已无处可逃。她没有愤怒，只有对人类深深的悲哀。

三、孤寂

相比于健全人，盲人更愿意呆在自己熟悉的环境里，他们不愿意接触新的世界、新的事物；他们看不见这个世界，因而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深深的不信任感和恐惧感，因为他们不知道新的世界对他们来说是友好还是伤害，所以他们更多地将自己封闭在自己的内心里。他们比健全人更小心谨慎地去面对这个世界，这个世界的话语权并不掌握在他们的手里，他们的一言一行都需要健全人去作出评价和认同，因而他们比健全人更懂得人心的险恶，他们不轻易向一个陌生人吐露自己内心真实的想法，他们倔强而固执。他们的价值观与世界观都是建立在健全人的世界中，却没有几个人会去真正关注这些盲人的世界。一旦他们的价值观认同与这个世界出现了分歧，他们会立刻退回到自己的内心世界，将自己牢牢封闭，以免受到外界的伤害，所以他们比健全人更加孤寂。

小马在九岁那年出了车祸，从此他的世界完全陷入了黑暗。他开始变得沉默，即使是在和同伴的交往中，他也是沉默的。“后天盲人的沉默才更像沉默。仿佛没有内容，其实容纳了太多的呼天抢地和艰苦卓绝”，生活对他来说，“就是控制并延续一种重复”。在车祸中，他不仅失去了眼睛，还失去了自己的母亲，因而他将自己封闭在自我内心世界中不愿脱离，没有玩伴，时间成了他最好的玩具，他的世界里不再有白天黑夜、日出日落，只剩下“咔嚓――咔嚓”，“与时间在一起，与咔嚓在一起，这就是小马的沉默”。然而，一次意外的与嫂子小孔的身体接触，小马不再沉浸于时间玩具中，“有一种幼稚的、蓬勃的力量”开始刺激着小马，小马对嫂子小孔产生了某种爱恋，这种爱恋一方面来源于小马童年时期母爱的缺失，是恋母情结的一种再现；另一方面，是对于小孔异性身份的某种好奇。在两种情感的刺激下，他在一次推拿后搂住了小孔，“他把嫂子箍在了怀里，他的鼻尖在嫂子的头顶上四处游动”。这既是一次对母爱的找寻，也是一次对异性的探寻。这种好奇很快被恐惧所代替，嫂子小孔是王大夫的未婚妻，小马的这种做法已经触及了最基本的道德底线。但是对于小马来说，他并没有这方面的认识，也没有人告诉他应该怎样释放与宣泄这种情感，他是整个盲人群体中的一员，他没有自我的价值观去面对即将到来的狂风暴雨或是和风细雨。“为了确认自我，小马想从鱼群当中脱离出来。然而，不敢。离开了他的鱼群，他只能独自面对无边的大海。他不敢。离群索居是怎样的一种大孤独？他不敢。离开？还是不离开？小马在挣扎。挣扎的结果给小马带来了绝望，他气息奄奄，奄奄一息。”最终，小马不辞而别，x开了推拿中心，小孔最后也没有来得及告诉小马，她“真的一点也没有恨过他”。交流的贫乏与语言的贫瘠最终切开了他们之间的联系，孤寂再次回归到了他们的世界中。

即使如沙复明，他一直活跃在健全人与盲人的中间；但是一次吐血住院，当医生问及其他人有关沙复明大吐血的预兆时，竟无一人了解。“王大夫的心窝子里头突然就是一阵凉，是井水一样的凉。自己和复明，自己和他人，天天都在一起，可彼此之间是多么的遥远。说到底，他们谁也不知道谁。”他们把自己都牢牢地封闭在一座孤岛之上，虽然天天接触，但是他们都并没有完全放开自己的心扉，他们对整个世界依然是陌生而恐惧的，他们的内心依旧充满了孤单与寂寞，他们不敢去接触外面的世界，他们也不愿外面的世界去探寻自己的内心，他们都是“一个会说话的洞，一个能呼吸的洞。一个自己把自己挖出来的洞，一个仅仅使自己坠落的洞”。这不仅仅是残疾人的问题，也是整个健全人世界里存在的问题，从这里出发，毕飞宇表达了一种普遍的人性，也是对普世价值的一次热烈呼唤。

四、结语

作家坚持诉说自己的宏大梦想，并且坚信文学话语的魔力终将把他们的梦想植入现实。毕飞宇的《推拿》看似在讲述盲人的日常生活，但这又何尝不是健全人所经历的生活？从某个意义上来说，健全人也是这个世界的“盲人”，当我们在同情和关爱盲人的时候，别人又何尝不是在同情与关爱我们？整个社会都需要重新认识自我尊重和对别人的尊重，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真正充满尊严感的世界。

（云南民族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