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上司求爱,我被“办公室软暴力”逼疯了

邹野是安徽一家广告公司的职员，因为拒绝上司的求爱，她在办公室里遭遇了一场奇特的“非暴力”围剿：同事们相约聚餐，从没有人叫她；无论姐妹们在一起聊得多欢，只要她一插话，大家顿作鸟兽散；她去找领导沟通思想，领导总是没完没了地和别人商谈工作。办公室里弥漫着一种怪怪的味道，她走到哪里，空气便在哪里凝固。没有人和她说话，没有人给她笑脸，甚至没有人批评她，她成了办公室里的空气，明明飘浮在那儿，别人却看不见她。她开始害怕上班，害怕见到同事，害怕走进写字楼，直至患上严重的工作恐惧症。2006年8月，邹野一纸诉状将上司和公司告到法院，要求被告承担她的全部治疗费用，并赔偿精神损失费3万元。9月18日，邹野约见笔者，讲述了她被“办公室软暴力”伤害的经过……

无穷烦恼缘于拒绝上司求爱

2005年7月，我从安徽师范大学毕业后，在一家知名的广告公司谋到一份设计师的职位。上班第一天，设计部主任曹天带我大致参观了一下公司，并把我介绍给其他同事：“邹野是新来的，以后你们一定要多关照她，可不能因为她是新人就欺负她！”一位女同事马上插话：“主任，你也太偏心了吧？我刚来的时候，你怎么没这样关照我啊！”一句话说得我面红耳赤。

在以后的工作中，曹天从不掩饰对我的关心，处处照顾我。曹天对我的关心绝对不像上级关心下级那样简单，他似乎对我有什么企图。慢慢地，有人开我和曹天的玩笑，这让我很苦恼，因为曹天不是我想追寻的那个人。

一个月后，我接到了进公司以来的第一个设计任务，为一家食品公司新开发的产品设计整套宣传方案。我知道，像我这样的新手，能接到这么重要的一个案子，肯定有人在背后帮我，直觉告诉我，那个人就是曹天。虽然心里溢满了喜悦，但一想到是曹天帮的忙，心里就高兴不起来。

我所设计的方案让客户非常满意，公司领导对我刮目相看，我知道曹天功不可没，他给了我很多指导。大家提议为我庆祝一下，我自然不好拒绝。

约定的庆祝地点是“新世界”歌舞厅。曹天最后一个到，他手里捧着一束鲜花，全是玫瑰，我知道玫瑰代表爱情，他不会当众向我献花吧？我的担心不是多余，他果然径直走到我跟前，把花递给我：“恭喜你。”虽然他把“恭喜你”三个字说得平平淡淡，但同事们却一个劲地起哄：“主任，别不好意思，把想说的话说出来，你要是不说，我们大伙儿可替你说了。”曹天“嘿嘿”地笑着，那样子仿佛他真有话要对我说。曹天暧昧的表情纵容了我的那班同事，他们闹得更凶了，有人让音响师换了一支舞曲，把我硬往曹天的怀里推。我不愿扫大家的兴，也不愿让曹天尴尬，所以勉强和曹天跳了一支舞，然后借口身体不舒服，提前离开了舞厅。

第二天下班后，曹天约我到一家茶社喝茶，我一口答应了。我想借这个机会跟曹天说清楚，让他断了念头。见面后，曹天就拿出一个精美的盒子：“邹野，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希望你不要拒绝。”我接过盒子，打开一看，是一条白金项链。

“对不起，曹主任，这个礼物太贵重了，我不能要。”

曹天见我的样子十分严肃，知道我不是假意推脱，加上昨天晚上我提前回家，他可能已经猜出我的不高兴，于是试探着问我：“昨天同事们的话你不要太当真，我们公司优秀的男士很多，如果你看上谁，可以请我给你做媒，怎么样？”

我知道，这个时候只有把话说绝了，才能断了他的念想。“我找对象的要求不高，但年龄不能太大，比我大三、四岁还凑合，再大我就不能接受了。”我知道曹天比我大八岁，我说这些话的目的就是让他知难而退。但我又怕伤了他，说完这番话，我像一个犯了错误的孩子，忐忑不安地站在曹天面前，不敢看他的脸。

曹天沉默了一会儿，突然叹了一口气，对我说：“这件事，咱们以后再聊。”

我以为，对于我的拒绝，曹天尽管很失望，但并不生气；却不知道，正是由于我的拒绝，我以后的日子便不再有阳光。

走进办公室就像走进冰窟

自从我拒绝曹天后，曹天便不再跟我说话，我跟他打招呼，他也不理我，好像没看见我一样。

2005年11月一个周五的下午，曹天兴致勃勃地来到我们的办公室：“今天我请大家去歌厅唱歌，晚上家里没事的跟我走，刘倩，你有空吗？李雨？张兵？……”我们办公室总共有7个人，曹天一个个点名问他们去不去，唯独不问我。

细心的刘倩似乎看出了一点什么，小声地问我：“邹野，你去不去？”我摇摇头，又点点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去，曹天根本没有邀我；不去，同事们肯定会瞎猜。思来想去，还是咬咬牙，决定厚着脸皮去。

曹天很活跃，跟好几位同事唱了歌。有人提议要我跟曹天唱一首《广岛之恋》，并不由分说地把我推到曹天跟前，我不好扫大家的兴，也想改善一下跟曹天的关系，于是接过话筒准备演唱，谁知曹天却突然说：“我嗓子不太舒服，不想唱了。”一句话，让所有的人都把目光投向了我，因为从开始到现在，曹天一直在主动邀请别人唱歌，为什么偏偏轮到我时嗓子就不舒服？我静静地坐在歌厅的一个墙角里，看着同事们闹腾，心里感到异常孤独。

大概是12月中旬吧，我因为生病跟公司请了三天假，我怎么也没有想到就是这三天的时间，让我在公司的处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后来我才知道，我没去上班的那几天，曹天召集设计部的人开会：“我们部有些新来的职员，才取得一点成绩就不知道自己是谁了，这是很不好的现象，我希望大家不要跟坏学坏。”为了让同事们疏远我，他还把设计部的人一个个叫进办公室谈话，至于谈话的内容，没有人告诉我。曹天虽然只是设计部主任，但由于他在公司里参了股份，加上他在合肥的广告设计界颇有名气，这使得他在公司里说话的分量不同于其他的部门主任。

病好去上班的那天，我进办公室的时候正好看见李姐在倒水，就热情地跟李姐打招呼：“李姐，早上好。”没想到，李姐怪怪地看了我一眼，“哦”了一声就走了，弄得我百思不得其解。

不仅李姐，其他同事也在有意回避我。我去找刘倩借直尺，明明她不需要直尺，但她偏偏说自己要用。以前我工作上有不懂的问题，王勇总是自告奋勇来教我，可这一次我无论问他什么问题他都说不知道。下班的时候，李姐提议一起去吃韩国烧烤，并说餐费实行AA制，有人立即接过话：“我们办公室6个人，每人出20元，120元够我们好好吃一顿了。”6个人？难道我不是人？我诧异地看着那个接话的同事，不明白他是什么意思。谁知他根本不看我，别人也不看我，仿佛我根本就不存在。他们6个人说说笑笑地下楼去了，把我一个人丢在办公室，刚才喧闹的办公室一下变得安静起来，静得怕人，静得让人喘不过气来。

突然之间，我觉得自己被遗弃了，一种致命的孤独吞噬了我的灵魂。

第二天，我强撑着去上班，但办公室里依然冷冰冰的，每个人的面孔都是冷冰冰的，我找不到一丝一毫的温暖，好像一个人被丢在荒岛上。

我开始害怕上班，害怕走进办公室，害怕见到办公室里的每一个人，但我又不能不去上班，毕竟，找一份工作不容易，何况我的薪水不算低。我知道这件事肯定和曹天有关，但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取得他的谅解。

“办公室软暴力”让我得了“工作恐惧症”

2006年3月7日，我鼓足勇气走进曹天的办公室，希望能和他好好谈一谈，可他却装着没有看见我，故意把别人叫进办公室，没完没了地和那个人谈工作。我孤零零地待在一边，站也不是，坐也不是，泪水在我的眼眶里打着转转，我强忍着，不让眼泪掉下来。厚着脸皮一直等到中午12点，以为到吃饭时间那个人肯定会走，这样我就有机会和曹天谈话了。谁知12点一到，曹天竟然挽着那个人的胳膊说：“今天中午我请客。”说完便起身收拾桌子，直到这时，他仿佛才发现我站在他的办公室里，不冷不热地对我说：“对不起，我要关门了，有事下午说吧。”

羞恨，委屈，愤怒，一齐向我袭来，我差一点晕倒在曹天的办公室。我不断地对自己说：“坚强一些，坚强一些！”可我坚强不起来，身子仿佛有千斤重，我摇摇晃晃地走出曹天的办公室，泪水夺眶而出……

晚上回到家里，母亲看出我的情形不对，问我怎么了，我再也忍不住了，一头扎进母亲的怀里放声痛哭。我把几个月来所受的委屈都告诉了母亲，母亲非常气愤，说要找曹天理论，我知道这种事情理论不出什么结果，摆到桌面上说，曹天所做的一切并没有违反公司的规定，而且很多事情根本就说不清楚。

实际上，我的工资待遇没有因此而受到影响，手头上的事情也不多，曹天很少安排什么，大多数时间里，我基本上是个闲人。事情越少，我在办公室里越是坐不住，别的同事没事的时候可以开心地聊天，我却没有这个权利，因为没有人跟我说话。工作对我来说就是一种煎熬。

2006年5月27日，曹天突然给我发来一条短信：“不管我做什么，都是因为我爱你，希望你重新考虑我们之间的关系，等你回话。”如果说刚来公司那会儿，我对曹天尚有一份敬重之心，现在，连这份敬重之心也没有了，我不能欺骗自己，也不能欺骗他，所以我明白无误地告诉他：“曹主任，你很优秀，但我一直把你当上司看，我想你一定会找到比我更适合你的人，让我们做个好朋友吧。感谢你在工作上给予我的帮助，我一定努力工作，报答你对我的深恩。”

曹天没有给我回信，晚上，他突然打电话叫我到办公室详谈。我有心不去，又怕曹天会加倍报复我，只好约了一位朋友陪我去，让他在办公室门外等我。

谈话只进行了二十分钟，曹天对我很规矩，话说得也很直白：“你说的没错，也许你并不是最适合我的人，可全公司的人都知道我在追你，你拼死不答应，让我这脸往哪儿搁？”我现在才知道，他这样做不全是为了爱情，更重要的是为了维护自己的脸面！

难道为了顾及他的脸面，我就得接受他的爱情？我当然不能答应这样的求爱。这次谈话没有取得任何进展，反而使曹天更加恨我。临走的时候，曹天狠狠地看了我一眼，那目光像刀子。

第二天，我很早就醒了，却不敢上班。随着时钟慢慢指向8点，我的心情变得越来越紧张。对我来说，不上班就是人生最大的幸福，真希望时间就这样停止。但时间不会停止，我也必须去上班。

办公室里还是那几张老面孔，我挤出笑脸，和每个人赔着小心，却得不到他们的回报。快到中午的时候，办公室里的人忙完了手头的工作，开始讨论买房子的事。这是一个让所有的人都感兴趣的话题，大家聚在李姐的办公桌前争论不休，气氛异常热烈。受这种气氛的感染，我也加入了他们的讨论：“要说买房的事，我有发言权，前段时间我爸妈想换房子，我替他们到市场上转了一圈……”我的话还没有说完，有几个人便离开李姐的办公桌，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了。大概只有一分钟，甚至不到一分钟，所有的人都散了，刚才热热闹闹的讨论会，由于我的加入瞬间被瓦解。每个人都不说话，大家都闷着头干自己的事，只有我一个人还留在李姐的办公桌前。我站在那儿，竟然没有勇气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短短六、七米的路程，我却使出了吃奶的力气。天啊！我究竟怎么了，难道我是异类？怪物？

我跌跌撞撞地离开办公室，跌跌撞撞地下楼，跌跌撞撞地跑回家。母亲被我的样子吓坏了，问我要不要上医院，我摇摇头，扑倒在床上，用被子蒙住头，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

从那以后，我再也不敢去上班，甚至不敢上街，只要一走近写字楼，我就浑身哆嗦。为了治我的病，母亲带我去了好几家医院，还看了几个心理医生。心理医生说我患了工作恐惧症，吃药不管用，要慢慢进行心理疏导。不久，公司以旷工为由，解除了我的聘约。

2006年8月6日，母亲陪我来到律师事务所，在律师的帮助下，我将曹天和公司告到法院，要求法院判令公司恢复聘约，承担我今后的治疗费用，并赔偿我的精神损失费3万元。曹天听说我要告他，买了很多东西到医院来看我，并表示今后一定尊重我，不再让我难堪。9月6日，公司领导亲自到我家“拜访”我，还给我送来一张新聘约。

9月15日，我从法院撤诉。虽然重新获得了工作，我却不敢去上班，我不知道，事隔两个月后，当我重新走进办公室时，会有怎样的面孔在等着我；我也不知道，这辈子还能不能找到工作的快乐。

针对此事，安徽省社会工作者协会刘冰教授认为：

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办公室软暴力不仅存在于企业单位，也存在于机关事业单位，受害人不仅有女性，也有男性。由于办公室软暴力表现形式比较隐蔽，在法律上不好定性，受害人也难以举证，所以很多人在遭受办公室软暴力后束手无策，要么忍气吞声，要么愤而辞职，但对施暴者而言，这两种做法都没有震慑作用。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伤害行为和伤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难以认定；二是精神伤害的程度不好衡量，赔偿额度也没有硬性规定。但近年来，随着白领工作人员的增多和社会工作节奏的加快，办公室软暴力的爆发频率越来越高，有关部门应引起重视，仿效西方国家制定《精神伤害法》，对各种精神伤害作详细的分类和量化，使软暴力受害者在索赔时有法可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