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士精神的孱弱

【摘 要】古代的“士”文化对中国历代文士产生了较大影响。积极入世便成为文士精神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闻一多先以批判的态度阐释了“贾岛现象”的产生及原因。可以说，贾岛现象的产生正是文士精神孱弱的一种外在表现。

【关键词】闻一多；唐诗杂论；贾岛现象；文士精神

中国史上有一个源远流长的“士”阶层，这一阶层鲜明地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特性。中国“士”文化的传统自先秦以下虽屡有转折，但大体上并没有中断，曾“对中国文化传统中无数真实的‘士’发生过‘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鞭策作用” [1]。下面以《唐诗杂论》中谈及的贾岛现象为例，谈谈对文士精神的认识。

一、文士精神概说

“士”的传统虽然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但这一传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概略地说，“士”在先秦是“游士”，秦汉以后则是“士大夫”，但是在秦汉以来的两千年中，“士”的发展又可以进一步划成好几个阶段，与每一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思想各方面的变化遥相呼应。秦汉时代“士”的活动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以儒教为中心的“吏”与“师”；魏晋南北朝时期儒教中衰，一些道家“名士”（如嵇康、阮籍等人）和佛教高僧（如道安、慧远等人）鲜明的体现了“士”的精神；隋唐时代的诗人、文士如杜甫、韩愈、柳宗元、白居易等成为当时“社会良心”的代表；宋代儒家复兴，范仲淹所倡导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文士风范，成为以后“士”的新标准；乃至于明末清初的顾炎武提倡“文须有益于天下”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既然文士精神在中国史上是一个逐渐发展的过程，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个体会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差异，那么文士精神的发展脉动相应的也会呈现出不同的风貌。进一步深化对这一脉动中富有代表性的人物及现象的认识，对文学研究具有积极的意义。

二、《唐诗杂论·贾岛》对贾岛的评价及启示

闻一多的《唐诗杂论》，从整个文化研究着眼，着力探讨了唐诗发展的环境，诗人创作的特点与其生活环境、文化氛围的密切联系。闻一多透过文本剖析活的社会，《唐诗杂论·贾岛》篇便是其中的代表。

《贾岛》一文开篇便写道：“元和长庆间诗坛动态中三个较为有力的趋势，老年的孟郊哼着五古咒骂世道人心……但是贾岛、姚合却领着一群年轻人远远地居于禅房或是廨署里，或为各人的出路或为个人的癖好，做一种阴黯情调的五言律诗” [2]（P32），这就给全文定下了批判的基调。接着闻一多便摆明了态度：“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呢？老年中年人忙着挽救人心，改良社会，青年人反不闻不问，只顾躲在幽静角落里作诗，这现象现在看来不免新奇，其实正是旧中国传统社会制度下的正常状态。” [3]（P32）

闻一多把贾岛生活的环境形象的比喻为“一个走上了末路的、荒凉、寂寞、空虚，一切罩在一层铅灰色的时代” [3]（P34），贾岛早年又曾出家为僧，出世超尘的经历，养成了其“属于人生背面的，消极的，与常情背道而驰的趣味” [3]（P33）。这种评论其实并不是太苛刻，因为闻一多的评论并不止于贾岛，而是超越贾岛，把批判的矛头对准当时中国社会惰性的现实。

闻一多重视生活对文学的重大作用，他曾称赞田间的诗是“时代的鼓手”，并说：“他所成就的那一点，却是诗的先决条件——那便是生活欲，积极地，绝对的生活欲。” [3]其实生活欲可以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积极的，一种是消极的。积极的生活欲，表现为积极的入世精神和向上的生活热情，以天下黎民苍生福祉为己任；消极的生活欲，则在现实处处碰壁的生活过程中，退守自我的拙院小居，抱守残缺。而悲剧的诞生正是要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贾岛的一生或许是个悲剧，或许并不完全是。

詹福瑞先生在《寒士的低吟——贾岛诗歌艺术新探·序》一文中，有一节是这么写的：“贾岛虽然生在北京，但生不逢时，身在唐代，而不是现代……虽为寒士阶层，但贾岛深受儒家积极入世建功立业思想的影响，有着强烈的济世情怀。正因为这样，一边做着和尚，一边干谒名门，努力寻找机会。而且一旦还俗，则义无反顾地参加科举。” [4]这便把贾岛塑造成一个富有积极文士精神的人物，和闻一多笔下的贾岛形象似乎有矛盾之处。当时的历史无从还原，但最终还是会引起我们的困惑。综观贾岛诗作，可以得出的结论是：贾岛的诗是文士精神孱弱的产物。

三、文士精神孱弱在贾诗中的表现

贾岛是中唐时期的著名诗人，对中晚唐诗人的影响很大。考察贾岛诗体现出的孱弱的文士精神，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贾岛诗的意象；二是诗人的作诗态度。

先说贾岛诗的意象。贾岛生活在“一个走上了末路的，荒凉、寂寞、空虚，一切罩在一层铅灰色调中的时代”，目之所见，耳中所染，心之所向，落诸笔端展现给世人的便是这样一股充满苦吟意味的“清新奇僻”之作。如《朝饥》：“市中有樵山，此舍无朝烟。井底有甘泉，釜中乃空然。我要见白日，雪来满青天。坐闻西窗琴，冻折两三弦。饥莫诣他门，古人有拙言。” [5]（P2）市有薪而舍无烟，井有泉而釜无粟，又遇雪不能出，其境况何等不堪。然而末句仍以安贫作结，又体现出贾岛的文人气节。而盛唐时期那种兼济天下的文士精神却很难得到再现。

接着来看诗人的作诗态度。先前的贾岛也是志存高远的饱学之士。唐人苏绛说：“公长才间气，超卓挺生，六经百氏，无不该览” [6]（P9078），只是出身低微的他偏逢乱世，久困科场，难以成就一番伟业。不能否认，贾岛是对功名有强烈渴望的人，从“立德，立功，立言”的角度来说，至少“立言”，他做到了。对诗艺的执着追求也成就了诗名，“孤绝之句，记在人口”[6] （P9078）。如其所作“二句三年得，一吟泪双流。知音如不赏，归卧故山秋” [5]（P133）一诗中所表达的，他是在乎诗名的，刻意推敲、炼字成句，正是追求诗名的佐证。可是，考察“三年得”的内容，贾岛诗却难成其大。在作诗态度上，他选择的对象大部分是无关于社会问题的个体生活，一个人退守在自我的拙院中，以一种阴暗的调子作着属于自己也属于后人的诗。

四、文士精神孱弱的原因

人们的思想、精神状态带有各人不同生活道路的印记，但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人们尽管处于不同时代、不同地理环境之中，在某些方面也还是有所相似，可能差异甚微。那么造成这相似的、具有共通性的文士精神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以贾岛现象为例，说明之。

其一，社会经济背景。安史之乱后，政治经济日趋崩溃，人们感觉到这个社会局面的动摇不安，所以创作文学时也都把脸色沉了下来，不再趾高气昂地带着欢愉的精神歌唱了。特别是人们经过一番热情的努力而无效，便不禁感到灰心与疲倦，不得不逃向诗的艺术里去享受，藉以忘忧，藉以解脱。

其二，科举制度的缺陷。唐代虽然实行了科举制度，一些寒士也凭藉科举晋身统治阶级上层，但由于制度本身的缺陷和名额的稀少，实质上并不能改变广大下层知识分子的悲惨命运。

其三，贾岛早年的生活经历。贾岛早年因为生活贫困，苦寂的禅房生活，给他的心灵蒙上了一层阴影。贾岛所在的青龙寺里纪律相当严格，“时禁僧午后不得出，为诗自伤” [7]，贾岛有诗句“不如牛与羊，犹得日暮归”为证。这一段早年的禅房经历对他作诗的整个意趣的苦吟色彩具有较大影响。

其四，贾岛自身的性格缺陷。贾岛自身孤傲邪僻的性格是其一直沉沦下僚的重要原因。据《唐诗纪事》：“岛久不弟，吟《病蝉》之句，以刺公卿。或奏岛与平曾等为‘十恶’，逐之” [8]。观《病蝉》中“黄雀并鸢鸟，俱怀害尔情”一联，其狷介习气，暴露无遗。

五、结语

中国的文士精神源远流长，贾岛现象作为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是中国文化艺术长廊中一个重要节点。贾岛本有强烈的文士精神，欲以正直自守有所作为，也曾为屡举不第而恼火，讽刺公卿，讽刺政治，对当时的黑暗政治进行揭发和反抗，但终无出路，一生贫困，终于使僻涩寒瘦的思想占了主导地位，促成了其孱弱的精神状态。幸而，这渺小的一面，不仅成就了一个贾岛现象，而且成就了一个贾岛的时代。

【参考文献】

[1]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1987：10.

[2]闻一多.唐诗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

[3]傅璇琮.唐诗论学丛稿[M].北京：京华出版社，1999：73—74.

[4]张震英.寒士的低吟 贾岛诗歌艺术新探[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3.

[5]李嘉言.长江集新校[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6]周绍良.全唐文新编[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0.

[7]傅璇琮.唐才子传校笺（第2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7：318.

[8]黄鹏.贾岛诗集笺注[M].成都：巴蜀书社，2002：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