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关条约》对近代重庆的影响

摘 要：历史上重庆处西部闭塞地区，甚被冠以蛮荒之地的称谓，导致与大陆其他地区交往本不够频繁，更别说海外国家了。针对近代甲午中日战争后签署的《马关条约》打开了重庆的大门一事，通过研究重庆地区与日本的交流状况，厘清该条约对重庆的影响，以期为研究重庆历史提供助益。

关键词：《马关条约》；重庆；对外交流

一、问题的提出

本文借用近代甲午中日战争后签署的《马关条约》打开重庆大门一事，梳理重庆地区与日本的交流状况，厘清该条约对近代中国影响，为历史教育教学提供助益。

二、《马关条约》签订背景及对重庆的影响

1.《马关条约》选择重庆的缘由

《马关条约》签订于1895年4月17日（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日本赤间关下P市马关港。根据《中日甲午战争史》记载，李鸿章当年在日本与伊藤博文进行了七次谈判，最终，在日本的强权力势下，清政府以求自保，这个条约双方签字。条约签订后，在中国社会引发强烈的反应。对中国人民来说，这不仅仅是一个深重的灾难，更是精神上的沉重打击。陈旭麓先生曾说：马关条约的签订促进了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民族认识的亟变。长期战争的失败，给人们带来了警悟以及理性的思考，各个阶层人民的民族意识逐渐苏醒，不仅是知识分子的活跃，更包括了统治阶层顽固分子对洋务的接受。重庆，作为一个身居内陆的城市，一样受到列强势力的侵入。日本要求增开通商口岸，其中就包括了长江边上的山城――重庆。细看，日本所开的城市，沙市、重庆、苏州、杭州，这其中，苏、杭是东南沿海的重要城市，经济发展较快，而沙市、重庆这两个则是内陆城市。这里面，1890年3月31日，英国强迫清政府在北京签订《烟台条约续增专条》明文规定：“重庆即准作为通商口岸”。那么日本为什么要选择这座城市开放并要求设立领事馆和工厂及输入各种机器呢？

重庆，位于嘉陵江与长江汇合口，曾一度作为西南地区以及长江沿岸的重要政治军事据点。在古代时期，由于重庆和附近地区经济发展落后于川西平原和嘉陵江中游地区，社会和文化也随之落后，常常被作为流放罪犯之地。经过隋唐和宋朝时期的开发，重庆才开始向人口密集，商业繁荣渐进。明清时期，尤其是清朝中前期，是重庆城市形成的重要阶段。明末清初的战乱导致清的“人口西迁”，大量外来人口的迁入，以及国家政策的放宽，使四川地区经济逐渐恢复发展，无论是农业、手工业，还是商业方面。当时重庆作为长江航线的重要枢纽，作为长江交流主干道和上游的商品集散中心，它所散发的这个商业网络遍布全国。同时，长久以来担任这样一个角色，重庆在商业方面就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更多的商业移民的涌入，使得重庆的农业化因素逐渐少去。因而重庆可以被定义为是一个商业城市。它在地理上具有不可比拟的水运优势，通过对两江的开发，它运用自己的转口贸易优势，在长江流域各城市中的地位逐渐提高。也正是这样在政治军事和商业方面的优越地位，使西方列强对它的注意力逐渐提高。开辟重庆市场，是他们占领西南内陆的关键性一步。这样强大的吸引力同样也使日本在甲午战胜后，要求开重庆为通商口岸。同时，在当时的国际背景下，对重庆这个重要战略性地区，各国都积极争取。19世纪60年代，英、法等国先后四次进入重庆境内探测、巡行、搜集水文航行及矿藏资料等，企图令重庆通航进而使之开埠。1867年英国提出，1981年，英国在重庆设立海关，这标志着重庆正式开埠。日本仍不满足在重庆取得的开放，并要求建立领事馆和工厂，并用片面优惠待遇取得英国已取得的特权。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出重庆的地位及其重要性。《马关条约》规定日本轮船可以“从湖北宜昌溯长江以至四川重庆府”后，从此大量的洋货得以逆川江而上，涌入四川重庆。最终实现了英国在之前并未取得的利益特权。

2.马关条约对重庆的影响

（1）商业贸易中心向综合经济体转变

从商业贸易中心向综合性经济中心转变是重庆被开放后的另一个结果。日本设立的工厂填补了重庆近代工业的空白，其中，火柴业便是一个显例。随着这些手工工场或近代工厂的大面积建立，随之带动的是重庆地区近代金融业的产生和教育、大众传播事业的兴起发展，这使重庆城市的经济功能由单纯的商业贸易中转中心向商业、工业、金融、交通等综合性经济中心以及近代科学技术和信息中心转变，呈现出日益近代化的趋势。在这样的发展过程中，重庆的城市化程度越来越高，城市人口快速扩张。飞速壮大的实力，才使得重庆最终建市（1929年）。

（2）激发民族意识觉醒

在日本势力入驻重庆时，重庆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人民的民族意识一点点觉醒，重庆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及思想文化诸方面也迎来了翻天覆地的变革。甲午后在全国掀起的维新思潮在重庆的传播更加深了文化领域的变革和思想观念的更新，重庆也因此成为四川维新思想和维新活动的中心。宋育仁就最早在重庆推崇维新变法、宣扬维新思想，为此创办了川渝第一份报纸《渝报》。1896年，宋育仁被派到重庆总理商务、矿务等事。其目的在于“保地产、占码头，抵制洋货，挽回利权”，主张“不招洋股，不借洋款，不动官款”“官归官本，商归商本，分设官厂商厂，彼此各不相涉”“官商股分开，各公司自主，商务局不过问”。《渝报》刊发了大量时论文章，疾呼救亡图存，宣传维新变法，从最初便连载发表宋育仁所写《时务论》作为该报主题。《时务论》批评洋务派官僚“舍本而逐末”，又抨击封建顽固派官僚“妨贤病能而不恤国家之急”，提出学习西方定天下之疑，统一思想定变法维新的大计。《时务论》还提出了“君民共治”的主张，推崇西方的两院制，主张改变君主专制制度，代之以资产阶级的君主立宪制度，并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人士要求实行议院制，“选士于商”参加政权。《渝报》既刊载国内的变法消息和维新主张，又在“译文择要”中刊登外国近闻和介绍西方法制、经济的文章，较广泛地介绍和翻译了关于西方及日本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方面的著作。《渝报》开阔了重庆人的视野，促使其跟上时代维新变法的步伐，广受欢迎。随后越来越多的报纸在重庆涌现。开埠既促进了重庆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提高了人们的文化素质文明水准，为重庆人文精神的近代化创造了良好的主体条件，又给民众生产、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带来了深刻变化，促进了重庆文化的近代化，人文精神亦注入新的内涵，日渐凸显出极具特色的近代色彩。

综上看来，《马关条约》中对近代重庆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社会精神面貌上都有很大的影响，重庆的近代化城市化进程中，日本的力量都很不能忽视。随着英国、日本在重庆得到的利益日益显著，美国、德国也开始在这片土地上发展自己的势力，纷纷建立领事馆，重庆由此成为列强们在中国西部地区进行经济掠夺的重要据点。重庆虽未在近代以前的中日交流中占据有利地位，但随着近代以来中国国情的转变，以及社会各方面的变迁，重庆在对外交流中的优势地位也日益显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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