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斯大林的第二份“密电”之谜

西安事变中斯大林发给中共中央的“密电”，目前所知道的有两份。第一份是西安事变次日发出的，迫使中共中央立即召开紧急会议以商讨对策。第二份是指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其著述中发表的有关内容，而学界在迄今为止的相关研究中一直含糊其辞悬而未决，甚至还有意无意地加以回避，似乎想当然地认为对这份电报的深入研究会多少削弱中共中央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所起的作用，以致这份“密电”显得分外扑朔迷离神秘莫测。其实，历史事实恰恰相反。

斯诺所说的斯大林“密电”

斯诺在其著述《红色中华散记》中，引用了他1937年11月2日在上海与宋庆龄的一次谈话后所记的日记，说宋庆龄告诉他：“在接到莫斯科的释蒋命令时勃然大怒，破口大骂，连连顿足。他们一直在打算公审蒋，并组成一个西北抗日国防政府。”宋庆龄还说，斯大林这份电报的内容是，“中共必须运用他们的影响释放蒋，否则莫斯科将把他们谴责为‘土匪’，向全世界公开批判。”斯诺接着还叙述了1938年2月5日他与一位当时“已升任省委负责人”的顾姓共产党员的谈话：“莫斯科的命令到达时，顾一直在上海。命令的措辞毫无商量余地（顾的说法），大致如此：‘立即释蒋，不然就同断绝一切关系。’”

另据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西安事变前后的》一书说：“莫斯科的电报是斯大林拍出，经上海的宋庆龄之手转给中共中央的。电文中指示，假若中共不为释蒋而努力的话，苏共将不辞向全世界宣布与中共断绝关系，并对中共以‘土匪’看待。”那么，斯大林的“密电”究竟发自哪天？

季米特洛夫16日来电的原因

要确认斯大林“密电”发出的具体日期，就必须确认共产国际的负责人季米特洛夫为何要在16日给中共中央发出电报的真正原因。

按照通常惯例，斯大林既然在13日已经致电中共中央表明了对西安事变的态度，又何须季米特洛夫代表共产国际于16日再次致电中共中央重申苏联的政策。这种看似多余反常的举措其实有其合理的原因，因为中共中央已经明确拒绝了斯大林的指示。

14日，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其中说：“我们已电知上海、天津、西安，执行下列：（一）推动人民、团体向国民揭发对外投降，对内镇压人民坚持内战，并压迫其部下剿共，不准红军及全国军队抗日之罪状，拥护西安义举。（二）推动人民要求南京罢免交人民审判。”这份电报的内容可以说与斯大林的指示针锋相对。

同一天，、、、、、、肖克、、徐海东、等联合以个人名义致电张学良、杨虎城，“表示红军及全苏区人民坚决赞助二将军领导之革命事业”，三点建议的首要点就是：“立即宣布组成西北抗日援绥联军，设立联军军事政治委员会，以张学良、杨虎城、三人为主席团，张为主席，杨、朱为副。下辖由东北军、第十七路军、红军分别编成的第一、二、三集团军，并极力争取阎锡山及其他爱国将领加入。”电报最后说：“时机迫切，稍纵即逝，倘承英断采纳，合作幸甚，革命幸甚。”这份电报明确向张学良与杨虎城表示了支持西安事变的坚定决心。

15日，、、、、林祖涵、徐特立、王稼蔷、、、、任弼时、、、、徐海东等，又一次联合以个人名义发表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政府公开电，其中坚决要求“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又致电驻莫斯科的中共代表团，请他们将这封电报转给共产国际书记处。

14、15日的电报清楚地表明，坚持政策的自主选择，并没有受斯大林13日电报的影响，但党内领导层出现了严重的分歧，难以达成统一意见而不得不以个人的名义做出重要决定，就是给国民政府的公开电竟然也以个人的名义发表。于是，不仅让莫斯科，也让全世界看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西安事变政策的自主态度，以及这种自主态度背后的巨大分歧。

由于中共中央14、15日有两份电报都是给共产国际的，季米特洛夫当然不得不立刻做出回答，这才有了季米特洛夫16日的电报，而且在电文一开始就开宗明义：“答复你们的来电，我们建议采取以下立场。”这份电报原件的开头表明，季米特洛夫16日的电报并非像以往所认为的那样，是对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后所有发给共产国际电报的统一回复，而是针对14、15两日，尤其是针对15日等以个人名义发表的公开电，目的显然是要纠正那份公开电中所提出的、与苏联政府的态度格格不入的相关政策。为此，季米特洛夫16日电报的最后一句特地强调：“收到此电后请速确认。”季米特洛夫显然急于了解中共中央在收到电报后的态度。

顺便指出，由于签署15日公开电的中共核心领导层只有与，而16日正在肤施苦苦等候张学良的飞机以便早日赶到西安，与博古没有在公开电中署名，项英留在南方，王稼祥也已经赴西安治病，这使得当时身在保安的根本无人可以商量，更不可能执行季米特洛夫的指示。因此，当时的客观条件使得不能也无法做到季米特洛夫16日电报最后所强调的“请速确认”，更何况也根本不愿“确认”。

斯大林第二份“密电”的日期

了解了季米特洛夫16日电报的背景，再探讨斯大林“密电”发出的时间就有了依据。

中共中央这份公开电虽然是转给共产国际的，但显然也是对斯大林13日电报的公开回答。电报到了共产国际手里，自然也就到了斯大林手里。由于局势危急时间紧迫，因此在季米特洛夫迅速做出回答的同时，斯大林也立刻给中共中央发出了电报，也就是斯诺所言的“密电”。当时斯大林完全明白，季米特洛夫的电报决不会起任何作用，亲自出马已经成为唯一选择，电报所用的许多粗暴言辞也是有强烈针对性的，因为在斯大林眼中，起码犯了以下“四宗罪”：

——违抗上级命令。当时共产国际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坚持政策制定的自主选择，完全背离斯大林通过共产国际既定的“释蒋”政策。毕竟，敢于公开藐视斯大林命令的恐怕只有。在斯大林眼中，显然是不顾“大局”，违抗上级命令。

——违反组织决定。中共中央13日凌晨4时致共产国际的电报中说：“为稳定并争取之部下及资产阶级计，我们站在西安事变的侧面说话，并在数日内不发表公开宣言，以减少日本及汉奸认为西安事变是共产党主动的造谣所能发生的影响。”在中共中央12月13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对会议做了这样的总结：“为了争取群众，我们对西安事变不轻易发言。我们不是正面反蒋，而是具体指出个人的错误，不把反蒋抗日并列。应该把抗日援绥的旗帜突出起来。”但事实上完全不顾上述决议，不仅马上向全世界对西安事变的公开电，而且还坚持“除蒋”政策，在斯大林眼中，显然是出尔反尔，严重违反了组织决定。

——无视组织原则。当时是党的总书记，绕开与博古，尤其是不顾总书记的意见，带头和鼓动以个人名义决定和发表中国共产党有关西安事变的重要政策，在斯大林眼中，显然是完全无视组织原则。

——挑战党的领导。在14日致张学良与杨虎城的电报署名中全部是掌握枪杆子的军事领导人，但其中党的核心领导人只有与两人。这份电报虽然不是以中共中央，而是以“红军及全苏区人民”的名义，但其内容却是实质性的行动纲领，也就决定了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的实际政策。15日致国民政府公开电的署名中虽然增加了王稼祥等人，但依然没有与博古，而且与14日的电报类似，都是掌握枪杆子的军事领导人。因此在斯大林眼中显然认为电报依然以个人，尤其是军事领导人而非中共中央的名义，不仅绕过党中央和政治局，还完全架空了党的总书记，用这种方式代表中国共产党向全世界对西安事变的政策是完全不正常的，是在用枪杆子挑战和替代党的领导。

上述斯大林眼中的“四宗罪”，表明当时斯大林认定是在用帮会作风代替党的原则，更是拉拢军事领导人在用枪指挥党，因此使用“土匪”、“断绝关系”、“公开批判”等多种粗暴字眼也就不足为奇了。很明显，由于在各自党内的地位不同，当时在斯大林与的心目中，对党这个字眼含义的认识也就难以一致。特别是斯大林当时根本不了解面临的艰难抉择：其他姑且不论，单就众多公开或隐蔽地在西安工作的共产党人，当然包括高级干部，别说公开或暗中接受苏联的主张，即使对事变的支持开始稍显犹豫或软弱，他们立刻就会身陷险境，又怎能弃之不顾。至于对两党在西安事变中各自利益的诉求，则更是大同与大异并存。

顺便指出，中共中央继的“草原密电”后短短的15个月内又发生来自斯大林关于枪与党关系的风波，显然对特别善于总结历史经验的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斯大林“密电”从其性质看，是对中国共产党的粗涉和侮辱；从其内容看，是针对所坚持的“除蒋”政策；从其逻辑看，是斯大林13日电报的升级与强化；从其时间看，是针对等中共党和红军领导人15日以个人名义的公开电。因此，斯大林“密电”到达的日期是12月16日，也就是与季米特洛夫的电报同一天。

但是，收到斯大林“密电”并受到人格侮辱的虽然面临巨大的压力，却也激起了他更顽强的斗志，历史早已多次证明决不是个在压力面前低头退却更弦改辙之人。西安事变发生后，置斯大林13日的电报于不顾，已经摸了一把老虎屁股，岂会怕再次重复。正如前述斯诺所言：根本不是惊慌失措，而是“勃然大怒，破口大骂，连连顿足。”两个“大”字与两个“连”字，生动又有力地表明决不可能就此放弃既定的“除蒋”政策。至于行动上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对共产国际不屑一顾的轻蔑回电：“勤务组弄错了，完全译不出，请即检发，至要。”这份拖延了两天的电报表面上是给季米特洛夫的，实质上也是给斯大林的，因为苏联与中国共产党不存在上下级的组织关系，根本无需单独回电。以18日的一电回复16日的两电，其隐藏的真实含意其实就是“拒绝接受”，如也回敬粗暴语言就是“滚一边去”，充分而鲜明地体现出高超的政治谋略和坚持对大政方针自主选择的个性。

这份回电是在18日发出的，也就是决定改变“除蒋”政策的第二天。必须指出的是，真正让不得不在17日放弃“除蒋”政策的主要原因决不是16日来自苏联的两份电报，而是为了红军能够在西安事变的多方博弈中实现利益的最大化。个中复杂又无奈的原因，笔者将另撰文专门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