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社会信息科学对比研讨

作者：李宗荣 韩高军 刘根辉 张凌

1（略）1.1（略）

以往许多技术人员没有对这种相关性给予应有的重视,或是将其看成枝节问题。例如,专业人员在信息系统设计、设备选择和安装以及咨询系统的发展方面通常只注意具体的技术性问题,而不太注意它们与社会的联系,这方面的问题往往由社会科学家去研究。如今,社会信息学研究已形成了一些有利于改进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的概念,社会背景、工作过程和社会-技术系统是其中的几个比较重要的概念。从理论上，他们对"技术决定论"提出质疑。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技术决定论的思想在西方国家十分流行,并成为一些国家官方和企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表现在将信息技术看成社会进一步发展的主要保证,对计算机和通信系统的投资急剧增加。例如到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的公司对计算机和电信系统的投资几乎相当于其投资总额的一半[2]。许多人坚信这种技术投资可以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管理者和专业人士也经常从技术角度提出促进计算机化发展战略的建议,例如如何使用更先进的技术,如何建立更有效的信息系统,或者如何用计算机系统代替人的重复劳动等。然而到80年代末一些经济学家注意到,国家的经济统计结果没有显示出生产力呈稳长的态势。一些管理者也发现,大量投资似乎没有使企业的生产力明显提高。这促使人们析其中的原因,并由此形成了不同看法。一些人坚持认为信息和通信技术具有许多传统媒没有的优势,计算机化可以直接和明显地提高生产力,只是目前计算生产力发展的方法不适当,一些因利用信息技术而产生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如文书工作的减少--没有统计在内。一些人认为,生产力的普遍提高不可能通过少数人对多样化计算机系统的利用得以实现,对信息技术的投入与实际需要仍相距甚远,因而不能在国家经济统计中形成具有重要意结果,唯一的出路在于进一步加大这方面的投入。另一些人则对计算机化与生产力发展之必然联系提出质疑,认为有越来越多的事实表明,计算机化战略,特别是仅仅依靠技术手段，不一定能产生预期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今天尽管不能说人们对技术决定论的信念已经彻底动摇,但是对这种思想的质疑是社会信息学研究得以兴起的重要原因。例如一些坚持"技术决定论"的权威人士认为,"网络可公众获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好的信息",而从事社会信息学研究的人士则认为,需要进一步分析"网络能够在什么时间、地点、条件下,出于什么目的和使哪些公众获得更好的信息"。这种将事物的发展置于其背景中进行研究本身说明,社会信息学研究提出了一个发展对信息技术与社会生活相关性认识的重要方面。

1．2美国社会信息学中的组织信息学近年来尽管已有研究结果表明,对信息技术的投入使一些国家和组织的生产力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但是也有研究表明,这种发展在公司之间存在较大差异。随着计算机通信网络成为政府、企业和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使这些系统更有效地发挥作用的问引题已经引起更多人的关注。如今,即使是一些计算机科学家和系统设计人员也意识到,仅仅从技术角度进行系统设计，不一定能产生良好的社会效果。例如一些系统在实验中看似很好,然而一在现实环境中,往往由于设计没有适当考虑相关的社会因素,如人们的工作方式、组织形式和不同需求,因而难以达到预期的目的。社会信息学的研究领域在不断扩大。在70-80年代,社会信息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组织方面,因为当时的计算机技术应用主要在各种类型的组织中进行,与组织的计算机化有关的各种问题,例如计算机系统对组织结构、组织行为、工作质量,以及组织的集中化或分散化趋势等都受到重视。许多研究试图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这促使一个新的科研究领域--组织信息学的兴起。组织信息学主要研究计算机化信息和通信系统在组织中的发展,包括它们的概念和设计、在组织内的有效实施、系统的维护和使用、组织的评价及其对组织中的人的影响等。近年来随着计算机通信系统进一步向家庭和社会的渗透,尤其是公众可以普遍接入因特网,于是与人们在家工作、交流、娱乐、获取信息和其他一些个人利用信息技术有关的问题日趋增多,这使社会信息学迅速成为一个涉及面十分广的研究领域。如今在美国，组织学已成为社会信息学的一个分支领域[3]。

1．3传播信息学基础上的社会信息学日本较早地研究了新闻学，也较早提出了社会信息学的概念。但是，由于社会信息学理论问题研究受到整个信息科学基础理论严重滞后的限制，在美国的科学主义与实用主义传统的影响下，他们对建立社会信息学知识体系深入不够，在信息科技的社会应用和教学方面有显著的成果。日本东京大学新闻研究所1992改名后的日文名称是"社会情报研究院"，英文名称是"InsttituteofSocio-InformationandCommunicationStudies"，汉语是"社会信息与传播学研究所"。如该所所长滨田横一说，这次改名,在努力摆脱"新闻无学"的舆论压力方面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它也对日本其他与信息及传播有关的教育产生了积极的影响[4]。第一个作出直接反映的是群马大学。群马大学此后迅速设立了一个社会信息学院,下设三个系,它们是:社会与信息行为系,政策与行政信息系和经济与经营信息系。日本人非常希望它们的新闻传播学研究和八十年代下半叶在美国出现的"信息传播学"相协调。另一个特点是日本人在"信息"之前加了"社会"一词来修饰普通的"信息",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举措,因为直到九十年代,立足于对一切信息加以研究的普通信息科学,一直没有取得有效的进展,而对各种分支"信息"加以研究,就有可能成为推动信息科学向前发展的一种有效办法[5]。他们感到在理论信息学的发展上难有进展，遂退回到应用信息学的研究轨道，与企业合作研究，于是和美国的社会信息学研究就同出一辙了。

2俄罗斯的社会信息学途径

从总体上看，为了独树一帜地发展，与美国争夺国际领导地位，前苏联和俄罗斯，都从国家的战略利益出发研究社会信息学。他们注重关于社会的信息学与关于自然的信息学之间的区别；他们非常地关注社会信息学的概念、原理和方法论；他们在整个信息科学体系的框架中确立社会信息学的学科地位；他们提出建立人文信息学。所以，俄罗斯的社会信息学研究开始得比较早，研究得比较深入，研究成果纳入了大、中学教学内容，在其国内影响很大，受到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重视，在全球范围处于先进行列。

2．1直接服务于国家发展战略的社会信息学1971年列宁格勒国家文化学院信息学教研室索科洛夫和曼科维奇在论文"未来的信息学"中提出社会信息学这一概念。他们提出信息学应该研究的不仅是科技信息，而且还有所有的其它各种社会信息，包括各种社会认知、心理认知和交流。所以他们提出了一个新概念：社会信息学。这意味着把研究领域扩大到全部社会信息。他们认为这一概念能避免专业片面性[6]。但是，А.В.索科洛夫等提出的社会信息学I，并没有引起学界和政府的关注。从总体上看，俄罗斯的社会信息学得以蓬勃发展，主要原因是受到执政党和政府的重视。1988年7月15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在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下通过了《关于制定社会信息化设想》的决议。决议责令苏联科学院等制定《关于社会信息化设想》，即在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广泛传播信息技术。专门研究该领域问题的专家卡贝洛夫总结实现信息化的三种草案。但在1989年召开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所提出的三个草案都没有通过。在这种背景下，乌尔苏尔院士提出了社会信息学Ⅱ的概念。他《论社会信息学的形成》和《信息化的系统活动观》，指出三个方案的主要问题在于没有明确一致的方法论。他认为，应当形成新的信息学的社会作用理论，"这种被定名为社会信息学的新学科正在形成。"1990年，由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了他的专著，《社会信息化：社会信息学引论》。于是，А.Д.乌尔苏尔提出的社会信息学II，引起强烈反映。随后，К.К科林提出社会信息学III，则是一呼百应。他们很快地出版了一大批论文和专著，建立了相关的专业，设置了社会信息学的院系，纳入大学与中等教育的轨道，设置研究生培养计划，受到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好评。这样，在俄罗斯，建立和发展社会信息学，主要不是一种学者个人或研究组织的学术行为，而是一种行政行为，是执政党的政府实现与美国争雄的战略目标的重大举措，所以，能够由国家科学院和著名院士牵头，组织浩浩荡荡的"官办"团队，设计与苏联"登月计划"相类似的社会信息学行为，来实现国家的目标和意志。所以，俄罗斯的社会信息学发展的途径具有独特的政治优势和国家资源，它是"国家主导型"的途径。相比之下，日、美、中的社会信息学发展只是在单位和学术组织的水平上进行。

2．2信息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对社会信息学研究的指导作用2001年，科林在第6期俄罗斯《科技信息杂志》上发表题为《信息革命与基础信息学》的专论，提出了一个建立全球信息社会、信息科学知识体系、信息科学世界观、信息科学方法论的发展纲领，论述了信息科学的哲学基础以及新的教育哲学。他说："在众多科学知识领域进行研究的国内外学者近年来出版的研究著作表明，在未来几十年内，可以期待具有普遍科学意义的新的重大成果出现，而这些成果很可能允许形成新的完整的世界科学图景、新的科学世界观以及科学研究的新方法[7]。"科林说，可以把基础信息学的对象领域分为6个基本的部分。第一，理论信息学(信息学的哲学原理和信息的一般理论)研究信息最一般属性和信息相互作用过程在自然界和社会中的规律的科学。第二，技术信息学，研究信息一般规律表现的特点和信息过程在人工建立的技术信息环境中表现的特点。第三，社会信息学，研究信息在社会中，即在完全不同的具有社会本质的信息环境中运动的形式和规律。第四，生物信息学，研究信息过程在生物圈(动物和植物)中表现的一般规律和特点。第五，无生物界信息学，研究信息属性在无生物界的信息环境中的表现特点。第六，能量信息学(энионика)，研究所谓能量信息相互作用过程在生物界和无生物界客体之间表现的规律性。上述的信息科学基本结构与中国学者的观点大体相同。在理论信息学作为整个信息科学基础理论的认识上两国的学者完全一致。理论信息学的主体是关于信息的一般理论，其基础的部分是信息的哲学原理。理论信息学的目标是研究自然和社会中信息最一般属性和信息相互作用规律。这样，理论信息学自然是社会信息科学的理论基础。欧阳康教授说，提出社会信息科学的首要因素是理论信息学向具体信息学的延展。在社会信息科学的理论思维方面，中国学者走到俄罗斯学者的前面了。

3中国的社会信息科学途径

与俄罗斯和日本美国相比，中国社会信息学的产生和发展有着不同的途径。这种推动主要是学术研究和理论发展的动力，而不像美国那样，有众多企业的参与，有经济学领域专家的努力；也不象俄罗斯那样，纳入国家发展战略，由政府指令引导。中国社会信息学途径的的主要特征是三股学术思想潮流的汇聚而产生的一种涌现现象。"社会认识论"，"理论信息学"，"社会信息论"等三个方面的研究潮流，在华中科技大学形成了合力，推动着中国社会信息科学研究传统的形成与发展。在一定的意义上说，中国社会信息科学学术界的三种潮流分别与国际学术界的图书馆信息科学、计算机信息科学与通信信息科学三种不同的信息学研究传统遥相呼应。

3．1社会认识论的研究潮流20世纪80年代，中国社会认识论研究几乎与美国斯蒂夫o富勒等等同时展开，随后形成了较大的研究潮流，华中科技大学欧阳康教授是其中的主要代表。1988年1月,他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通过题为《社会认识论导论》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标志着社会认识论研究的开始。随后，社会认识论也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学科或研究领域而不断得以拓展,成为博士和硕士生的培养方向。20多年来，欧阳康出版的相关著作有《社会认识论导论》、《哲学研究方法论》、《社会认识论》等；主编的相关著作有《社会认识方法论》、《人文社会科学哲学》、等。他的20多位博士和30位硕士参加到了社会认识论的研究队伍,形成了一个非常和谐协调的社会认识论研究共同体。研究生们不仅积极参加到社会认识论的课题研究中,也以社会认识论作为学位论文的主攻方向,提出和研究了一系列的新问题,推动了社会认识论的研究。他们分别写出了《社会本体论》,《社会理想论》《,社会心态论》《,社会理解论》《,社会评价论》,《社会风险论》等一批论文和专著，形成了几百万字的研究成果[8]。2004年8月，欧阳康组织关于国家985项目二期工程申报，即申报建立华中科技大学"科技进步与人文精神"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吸收李宗荣作为理工科专家的唯一代表参与起草申请报告。随后，欧阳康担任了李宗荣的理学博士论文的评审专家，对论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2004年10月，欧阳康担任李宗荣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的主席。他在答辩会议的总结讲话中，首次提出了"世界的信息统一性"问题，对理论信息学的发展提出了重要的指导意见。2005年11月，欧阳康派《华中科技大学学报》副主编蔡虹主任参加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信息科学交叉研究研讨会，为中国社会信息研究中文理结合打开了通道。2006年4月，学校党委副书记欧阳康教授应邀出席一个系统科学全国研讨会，在会议开幕式上做了关于信息系统复杂性的讲话。随后，他在同济医学院主持召开了关于成立华中科技大学社会信息科学研究中心的筹备会议，与会者有欧阳康，李宗荣，闫学杉，邬，蔡虹，金新政等六人。会后，李宗荣与蔡虹提出成立该研究中心的申请报告；5月，报告获得学校批准，欧阳康出任研究中心主任，孙秋云、李宗荣、闫学杉任副主任。这样，由于这位学者兼官员型的专家的努力，中国学者关于社会信息学研究的学术潮流实现汇聚，与华中科技大学的文科发展捆绑到一起，兼具了一种单位的行政行为的性质。2006年12月，欧阳康组织了该研究中心成立暨学术研讨会，发表长篇重要讲话，论述社会信息科学的学科定位和研究思路[9]。他指出"社会认识就是对社会信息的采集、识别、处理和传播的过程，社会认识论研究的任务就是揭示社会信息的复杂性并帮助人们更好地处置社会信息。社会认识论与社会信息学研究的具体对象和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其目标是一致的，二者研究的甚至可以说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同侧面，它们的研究可以互相补充，相得益彰。"2007年6月，他主持召开了中国首届社会信息科学研讨会。2007年7月，欧阳康教授主持审查了26个关于社会信息科学的科研课题，他作为"科技发展与人文精神"国家创新基地主任，批准了其中的14个课题立项。2008年3月，他批准组织跨学科、跨单位的研究团队，对国外社会信息学研究历史与现状展开调查研究；7月，在全国社会信息科学培训班上老师们汇报了俄罗斯、日本、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国的情况；10月，他派员赴俄罗斯参加关于"人文信息学"的全俄学术大会，通报中国学者的研究进展，邀请俄罗斯科学院院士K.K.科林教授等权威学者来华参加"首届国际社会信息与系统科学研讨会"，推动中国社会信息科学研究走向世界。

3．2理论信息学的研究潮流有的专家在2007年评述"计算机与信息科学"流派时说："不论使用'计算机科学'或'信息科学'、'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到今天为止，我们几乎没有看到计算机科学界对'信息'发生过实质性的理论兴趣[10]。"此说在学界有一定影响，但是完全与事实不符。它无视或忽略了计算机科学家们在建立统一信息理论中所起到的主导的和实质性的作用。正如没有计算机科学技术的引领就不可能有信息科学的历史一样，不承认"计算机与信息科学"流派的成就自然就对已经产生、不断成长的统一信息理论视而不见，悲叹连连，很难写出信息科学发展的正史。计算机已经被证明有效地模拟了人脑的功能与机制，为人们理解自然和社会的信息过程提供了最佳模型，精通计算机理论与实践的专家作出独到的贡献是他们的知识结构和学术背景使然。建立和发展信息科学基础理论是所有信息学专家的共同需要。在探索统一信息理论或一般信息学的努力中，实际上几乎包含了所有学科的专家。《探索统一信息理论》的主编、奥地利维也纳技术大学WHofkirchner教授所列的学科顺序是：计算机科学、物理学、生物学、数学逻辑学、系统科学、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语言学、哲学，等等。美国韦恩州立大学计算机科学系康德拉（MConrad）和密西根大学计算机与信息科学系卡姆扑夫勒（RRKampfner）等人1994年开始倡导寻求整个信息科学的理论基础。在发起和组织关于信息科学基础研究的第一、二次国际会议的少数几个最重要的人物中，都有美国韦恩州立大学计算机科学系康德拉教授。以第二次国际会议的代表为例，除了康德拉教授之外，还有德国HamburgandCesellschaft大学信息系Fuchs-Kittowski教授，英国Kingston大学计算机系PAMGelepitis教授，美国Misgen大学计算机与信息科学系Kampfner教授，德国不莱梅大学数学与计算机科学系KHaefner教授等。在中国，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李宗荣教授的研究经历也能说明问题。他开创的关于理论信息学体系的研究是对国际"计算机与信息科学"成果的直接继承和发展。1987年以前，他曾在武汉大学计算机软件工程研究所任副所长，从事软件工程的教学与科研。那以后，逐渐地走上了计算机信息学与医学、生物学、社会科学、哲学相结合的道路。他在武汉大学参加国家攻关项目WPADT系统的开发，在湖北医科大学开发出肺鳞癌细胞学诊断专家系统，在美国密苏里大学研制成功医疗质量管理系统QFES。1995年回国后，先后在湖北医学院、湖北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组织跨学科的研究团队，开展关于信息科学的跨学科讨论，编印出30余期研究通讯。这些实际经验和研究经历，为理论信息学的综合积累了素材，也为关于信息的哲学思考打下了基础。在新世纪之交，中国信息科学理论研究者中间弥漫着一股浓重的悲观主义情绪。物质世界观转变的艰巨，还原论习惯的根深蒂固，自然、生物、人类、机器中信息现象的高度复杂，物理学范式渗透的学术刊物、学科建制、基金分配中的强烈排他，等等，让学者们真正体会到建立统一信息理论的困难。可惜，如果有影响力的学者带头去宣传悲观论调，必然对信息科学基础研究造成负面影响。在华中科技大学张勇传院士的指导和帮助下，李宗荣逆潮流而动，于2004年写出题为《理论信息学：概念、原理与方法》的博士学位论文，全文发表。2005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的"信息科学交叉研究研讨会"上，会议只是热烈地讨论领域信息学（或部门信息学），对一般信息学则认为不合时宜。但是，李宗荣不仅立即主持出版《理论信息学导论》，而且继续研究，发表题为《论信息科学的世界观》的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对中国学者的理论信息学和信息世界观研究成果，加拿大专家M.邦格和俄罗斯专家K.K.科林十分看重。在华中科技大学社会信息科学研究中心成立暨学术研讨会上，欧阳康教授做了题为《社会信息科学的学科定位与研究思路》的长篇发言[11]。他提到："李宗荣老师在取得了管理科学与系统工程的博士学位后，又到哲学系来攻读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二个博士学位，这给我以很大的影响。他自己长期进行信息科学研究，取得了很多的成就。在与他的学术交往中，我进一步认识到对于当代科学和当代文化与当代哲学的研究都还有一个重要的锲合点，这就是社会信息科学。"关于社会信息科学问题的提出，他说：既包含"理论信息学向着具体信息学的延展"，也包含"深化社会认识论的研究"。中国社会信息科学研究传统之所以形成于华中科技大学并向全球辐射，有它自身的内在逻辑。北京大学闫学杉教授自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关注信息科学知识体系，提出它的六个分支：电讯信息学、计算机信息学、光信息学、生物信息学(细胞信息学)、动物信息学和人类信息学。1997年，发表了《论普通信息科学》，提出作为统一的规律性理论，必须同时适合于任何一种部门信息科学。1999年发表《关于21世纪信息科学发展的见解》，提出三个部门信息学：机械信息学、细胞信息学、人类信息学。2000年，他发起并参与组织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单位的学者关于信息科学的交叉研究。2005年11月，他参与组织在北京师范大学召开了全国研讨会议，在会议报告中将他过去的称谓"人类信息学"改称为"社会信息学"。2006年2月，他在发表《人文与社会科学中的信息考察》。2007年7月，他在题为《信息科学的历史、现状与未来》中，明确地提出了信息科学的"1+3"体系结构，即："信息科学的体系=（一般信息科学/统一信息理论/理论信息学）+（工程信息科学+自然信息科学+社会信息科学）"。

3．3广义信息论的研究潮流《信息科学原理》的作者钟义信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北京邮电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人工智能学会理事长，中国科协联合国信息技术咨商委员会主席，中国邮电高校学报编委会主任，IEEE美国纽约科学院院士。1979年至1981年作英国伦敦大学帝国理工学院访问学者。他长期从事通信理论、信息论、信息科学、人工智能、神经网络、知识理论、信息经济学等领域的教学和研究。在上述领域先后提出和建立"全信息理论"、"全信息自然语言理解理论"、"理解理论"、"信息-知识-智能转换理论"、"机制主义人工智能理论"、"人工智能统一理论"以及"机器知行学"理论，出版学术专著16部，450多篇。钟教授是我国信息科学学术界的一位重量级的专家学者，为中国广义信息论、信息科学、信息科学的社会应用的研究起到了相当重要的推动作用。尽管对他的理论体系时有批评的声音，但是他仍然坚持不懈地带领着他的研究团队，沿着发展香农信息理论、建构人工智能理论和信息科学知识体系的思路继续前进。自1980年以来，西安交通大学邬焜教授近20余年来坚持信息哲学的探讨，社会信息论是他长期关注和研究的一个领域。他已出版学术及科研成果主要有专著《哲学信息论导论》、《信息哲学》、《自然的逻辑》、《信息世界的进化》、《哲学的比附与哲学的批判》、《信息认识论》、《信息哲学问题论辩》等16部，译著《进化与信息》，在《中国社会科学》(中、英文版)、《哲学研究》、《光明日报》、《自然辩证法研究》、《自然辩证法通讯》、《哲学动态》等刊物发表相关学术论文250余篇。他将信息概念作为哲学的最基本范畴之一引入哲学，建立了信息哲学，在信息本体论、信息认识论、社会信息论、信息生产论、信息进化论、信息价值论，以及信息思维方式等领域都进行了独创性的研究。在对现代系统科学中一些哲学问题的讨论中，在自然哲学、价值哲学、信息经济与信息社会、信息科学、熵理论、复杂性问题研究等一些极为广泛的哲学、经济学和科学的领域中，也曾阐发过一些颇有影响的独到见解，被学术界誉为"信息哲学的开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