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批评: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另一新路径

时间:2022-07-15 11:40:36

媒介批评:中国新闻史研究的另一新路径

美国著名大众传播学者威尔伯・施拉姆曾形象地断言:传播就像血液流经人们的心血管系统一样流过社会系统。确乎如此!现代社会的人们,如同须臾离不开空气、阳光、流水一样,离不开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大众传播媒介。大众传播媒介有如一双无处不在的慧眼。恪尽职守地为人类守望着风云变幻的大千世界,向人们报告万事万物的一举一动。媒介是人类的产品,人类是媒介的动物。大众传播媒介以其翻云覆雨的巨大力量,推动型塑着人类生活面貌,万物之灵长的人类也以其吞天吐地的雄伟气概鞭策、驾驭着媒介驶往预设的目标,实现对自我本质的确证。历史就是人类与大众传播媒介相互规制、挟裹前行的绵长进程。

媒介是开展社会批评的工具,同样,媒介也要接受来自社会各界的批评。媒介诞生以后,社会里就充满着对它的批评声音。来自于社会各方面的批评,与媒介同生共长,相互依伴着发展起来。媒介无与伦比的威势权力来自社会的赋予,而当媒介成长为一种新的权力,并与传统的政治经济权力体系互相结合,在更广的范围内和更深的层次上对社会施加影响,甚至在某些时空领域犹如脱缰野马,狂放不羁,造成对社会的冲击与危害之时,社会同样赋予了自身干预和规制媒介的权力和手段。媒介批评作为社会干预和规制媒介的一种重要方式,缘自社会对媒介健康发展的关切,它通过对传媒系统及其各个具体要素的运作和状态的或感性或理性的观念性评价,臧否功过,褒贬得失,协商规范,建构标准。在主体与主体之间的生动交流中生成新的媒介观念和传播意义。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大众传媒对人类令人惊叹不已的作用诱使人们不断地回首过去,希图从以往的活动中为当下的传媒实践提供历史和理论的根据。在自觉的历史感和强烈的时代感结合的基础上,焕发出更多的期望、激情、智慧和勇气,发挥更大的才能和创造力量。在汗牛充栋的新闻史研究中,人们在追索新闻传播的发展道路为什么如此而不如彼的各种原因时,目光更多地聚焦在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技术等显在因素方面,而相对忽略了潜隐其后的媒介观念性活动,尤其是对媒介批评在新闻的生产和传播中所起的特殊作用。以及这种作用是如何悄然规制和改变着传媒生态等相关问题关注不够。事实上,以观念性生产方式运作的媒介批评已经使传统的新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中外新闻传播发展过程中,显示媒介批评存在及其效果的例子不胜枚举。

20世纪60年代,媒介批评在西方学术界兴起并成为一门有生命力的学科,备受学界注目。改革开放后,港台有关学者的媒介批评研究成果传人大陆,从1995年起,国内部分学者开始尝试建立我国的媒介批评学理论体系,一批有分量的专著和教材相继问世,初步搭建了我国媒介批评学的学科理论体系,并显示了媒介批评理论研究的学术实绩和诱人前景。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媒介批评理应涵盖媒介批评理论、媒介批评实务和媒介批评史三个方面的内容,但由于各种主客观的原因,媒介批评在这三个方面的推进显得极不均衡,相对于缤纷的媒介批评理论和喧哗的媒介批评实践,媒介批评史的研究园地一直显得冷清寂寞。不仅中国媒介批评史的研究性专著尚未出现,即便以具体的人物或媒介、媒介现象、媒介观念为批评客体的个案性研究成果数量也非常有限。中国是世界上媒介批评活动开展最早的国家之一,媒介批评有着优良的传统和丰富的内容,但这方面的历史资源一直缺少系统的梳理、总结,这不能不是一个令人遗憾的学术缺陷。

媒介批评史的研究除了具有整体提升媒介批评学的学科建设水平、为媒介批评实践提供历史镜鉴资源之外,还将为中国新闻史的研究提供新的动力和视角。中国是当今世界上新闻史研究的大国,但无可讳言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新闻史研究仿佛进入了一个相对迟滞期。叙述视角单一、研究范式陈旧,不能不是造成这一状况的重要原因之一。大众传播媒介作为一个社会子系统,无时不在与社会其他子系统进行信息和能量的交换,并在这种交换过程中获取生存和发展的资源。社会其他系统在为大众传播媒介提供资源的同时,也在向它施加压力或索取维持自身生存的资源。在大众传播的发展进程中,社会各个子系统都有所参与,有所贡献。因此。描述大众传播发展进程的历史线索和视角理应是多维和立体的,众多的历史线索和叙述视角互为补充,互为辉映,共同推进大众传播史的研究走向深入。在媒介批评的生动话语中,蕴涵着甚为丰富的社会景观、时代风貌、意识形态症候和文化遗存。解读该时期的媒介批评文本,将有助于把中国新闻史研究相应地引入到一个不同于既往的崭新视域,使原来新闻史叙述范式中很多不应被遗漏的生动细节得到复原和呈现。

胡正强著《中国现代媒介批评研究》以史论结合的方式,系统梳理了中国现代媒介批评发展的历史轨迹,对关涉中国现代媒介批评的诸多传播元素。如中国现代媒介批评的主体、客体、载体、文体、中国现代媒介批评的主题和内容、中国现代媒介批评的方式和方法、中国现代媒介批评的效果等,进行了较为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与评述。论述范围全面系统。篇章结构舒卷大气,资料大多采自近现代报刊的第一手资料,论证信实有征,观点翔实可靠。

当然,由于时间所限,这篇博士论文也还存在着一些可供商榷的细节。如关于中国媒介批评史的历史流变及其分期问题上,作者以1901年作为中国现代媒介批评史的开端,将1901―1949年间的中国现代媒介批评划分为五个历史阶段,有关论断给人耳目一新之感,显示出作者力求突破成说、勇于创新的学术勇气,但在五个历史阶段划分的标准或依据的阐述上略嫌不足:另外在某些具体的媒介批评文本的定性和解读上,也有进一步推敲的空间。有关中国现代媒介批评与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也可进行更深入一些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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