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7-14 08:23:50
关键词： 《新唐书》；《旧唐书》；《资治通鉴考异》
摘 要：《新唐书》在撰写时大量使用了野史、笔记、碑志、传状、小说等，很大程度上造成《新唐书》史料运用不精或史料记载错误。这与编撰者对原史料理解有误或失于考证等有很大关系。
中图分类号： K242
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9－4474(2012)01－0082－06
Examination of the Historical Facts in Xin Tang Shu
WANG Dong
(Institute of Classical Literature,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 China)
Key words: Xin Tang Shu； Jiu Tang Shu; Zi Zhi Tong Jian Kao Yi
Abstract: Many unofficial historical records, novels, tablets, and notes were used in the composition of Xin Tang Shu, and the historical facts presented were not accurate. In addition, the author did not comprehend historical data correctly and committed many errors as indicated in the third example in this paper. As Yan He was not so famous, the author mistook his name for Yuan He. The author made similar mistakes in the seventh and the twentieth examples. In the ninth example, for historical data, the author failed to understand the historical data and mistook Gong Du for Ying Yun. The fourteenth and the fifteenth examples are mistakes derived from false historical data. This paper lists twenty places and makes corrections of some errors in Xin Tang Shu.
一
五代刘的《旧唐书》，因撰写时间较短，制作较为粗糙，存在着一人两传、一文复见等现象。宋初，在欧阳修、宋祁等主导下，便重修唐朝国史。相较《旧唐书》，《新唐书》更以严谨的笔法、丰富的材料而著称。列传方面，通常来说，《旧唐书》有传的，《新唐书》便在其基础之上改写，并增加了一些材料；若《旧唐书》无传，《新唐书》便使用野史、笔记、碑志、传状、小说等加以补撰。总的来说，《新唐书》的史料运用比较复杂，若选择不当，则会出现错误。如卷一八八《杨行密传》，《资治通鉴考异》卷二六曰：“近修《唐书・行密传》全用《吴录》事迹……盖承《庄宗列传》、《五代史》之误而不考正也。”①甚或出现前后抵牾现象，如卷一八八《朱宣传》，《新唐书纠谬》卷九曰：“然则以《本纪》言之，天平军节度使自乾符四年丁酉至中和四年甲辰，凡八年，历薛崇、张、崔君裕、曹全、崔用、曹存实、朱宣七帅也。以《朱宣传》言之，即自薛崇、崔君裕、曹存实，至于朱宣，止四帅而已，此其大概俱已不同。至于《纪》称黄巢陷郓，薛崇死，韩简寇郓，曹全死，《传》乃云韩简寇郓，存实迎战而死，《纪》称朱宣逐存实而自称留后，《传》乃云存实与韩简战死，宣婴城而简不能拔，乃拜节度使。其舛谬至于如此，岂可以垂之后世乎。”②由此可见，《新唐书》的撰写存在着一些错误。笔者近来校点《新唐书》，有所发现。现罗列如下，求教于大方之家。
二
1. 卷九《僖宗本纪》（271页）：“（中和元年二月）戊戌，清平镇使陈晟执睦州刺史韦诸，自称刺史。”
按：“中和元年二月”，《新书》③卷一八六《周宝传》作“四年”〔1〕。按本书卷一曰：“（光化三年十二月）睦州刺史陈晟卒。”〔1〕再据《新书・周宝传》“陈晟据睦州十八年死”，可推知“中和四年”应是。
2.卷一八六《周宝传》（5418页）：“陈晟据睦州十八年死，弟询代立，畏忌已，因徐绾乱，与田通。割桐卢隶杭州，询遂绝，攻兰溪，使方永珍击询。”
按：《严州图经》卷一曰：“光化三年，钱割桐庐隶。”④《新纪》卷一曰：“（光化三年十二月）睦州刺史陈晟卒。”〔1〕《吴越备史》卷一曰：“晟在郡十八载而卒，子绍权嗣，询黜绍权而自立。”⑤以此推断，钱割桐庐时陈晟尚未去世，即使去世，与钱断绝关系者也应为其子陈绍权，而非陈询。
3.卷一八七《李罕之传》（5444页）：“城中食尽，言纳孥于汴求救，全忠遣丁会、葛从周、牛存节来援，战沅河聚。”
按：“沅河聚”，《旧五代史》卷一五《李罕之传》作“流河店”〔2〕，但其注曰：“‘流河店’，殿本同，刘本作‘河店’。按本书卷五五《康君立传》谓：‘与卞将丁会、牛存节战于河。’《欧阳史》卷二一《葛从周传》作“败晋兵于河。’”《新五代史》卷一曰：“败河东兵于河。”〔3〕卷四二《李罕之传》曰：“败于河。”〔3〕卷四五《张全义传》曰：“败罕之于水。”〔3〕《册府元龟》卷三四七曰：“与汴将丁会、牛存节，战于河。”⑥《册府元龟》卷一八七、《旧五代史》卷二五作“温县”〔2〕。《山西通志》卷二八曰：“水即济水，故《禹贡》曰：‘导水东流为济。’夫济之为水，莹洁如玉，性下劲疾，贯大河而不浊，故释名曰济源也，言源出河北，济河而南也。”⑦济水流经温县，以此推，“沅”当为“”之误。
4.卷一八八《杨行密传》（5452页）：“既又谋趋洪州，袭不可，曰：‘钟传新兴，兵附食多，未易图也。孙端据和州，赵晖屯上元，结此二人以图宣州，我绰绰有余力矣。’”
按：“赵晖”，《资治通鉴》卷二五七作“张雄”〔4〕，同卷曰：“（光启三年十一月）赵晖据上元，会周宝败，浙西溃卒多归之，众至数万，晖遂自骄大,治南朝台城而居之，服用奢僭。张雄在东塘，晖不与通问。雄江而上，晖以兵塞其中流，雄怒，戊午，攻上元，拔之。晖奔当涂，未至，为其下所杀，余众降雄，悉坑之。”〔4〕而“图宣州事”在文德元年八月，时赵晖已被张雄所杀。因此，此时据上元者应为“张雄”。
5.卷一八八《孙儒传》（5467页）：“杭州钱将沈粲自苏州奔儒，行密诸将在润、常者，皆为建锋所逐，仁义、弃润州走。”
按：“苏州”应为“杭州”。《通鉴》卷二五八曰：“苏州刺史杜孺休到官，钱密使沈粲害之，会杨行密将李友拔苏州，粲归杭州，欲归罪于粲而杀之，粲奔孙儒。”〔4〕《吴越备史》卷一记载略同。由“粲归杭州”可推知，粲应由杭州归孙儒，而非苏州。
6.卷一九《钟传传》（5487页）：“次子匡范为江州刺史，怨兄立，挈州附淮南，因言兄结汴人图扬州。”
按：“次子匡范”，《新五代史》卷四一《钟传传》及卷六一《杨渥传》〔3〕、《通鉴》卷二六五〔4〕、《九国志》卷一《秦裴传》⑧均作“养子延规”，《考异》卷二七曰：“《实录》：‘初钟传养上蓝院僧为子，曰延圭，补江州刺史。传卒，遂召淮师陷其城。’今从《十国纪年・吴史》。”①那么，匡范其人呢？《说郛》卷三二上《传载略》曰：“江西钟氏既灭，第二十子匡范同母氏遂归于国城。”⑨因此，作“养子延规”是。
7.卷一九一《吴保安传》（5509页）：“时保安罢义安尉，未得调，以仲翔里人也，不介而见曰：‘愿因子得事李将军，可乎？’”
按：“义安”，《太平广记》卷一六六作“遂州方义”，其卷下文又曰：“仲翔颇有干用，乃以为判官，委之军事。至蜀，保安寓书于仲翔曰……”〔5〕“义安”，《元和郡县志》卷三五曰：“潮州：今州即汉南海郡之揭阳县也，晋安帝义熙九年于此立义安郡及海阳县。隋开皇十年罢郡省海阳县，仍于郡廨置义安县，以属循州。十一年于义安县立潮州，以潮流往复，因以为名。大业三年罢州为义安郡，武德四年复为潮州。”⑩据本传下文“未得调”可知吴保安罢官后，一直未离蜀地，因此，“方义”是。
8.卷一八五《张浚传》（5413页）：“发五十二军、、宁、、夏杂虏合五万。”
按：“五十二军”，《旧传》作“五十二都”〔6〕，《册府元龟》卷三二三同。《旧纪》卷一九下曰：“（光启元年四月）时自蜀中护驾，令孜招募新军五十四都，都千人，左右神策各二十七都，分为五军，令孜总领其权。”〔6〕因此，“都”应是。
9.卷一九三《高沐传》（5557页）：“欲杀英昙，贾直言讽师道嬖奴曰：‘高沐冤气在天，祸且至。英昙复死，是益其祟也。’乃止。逐于莱州，俄杀之。”
按：“英昙”，《旧传》〔6〕、《册府元龟》卷七五九、《通鉴》卷二四皆作“公度”〔4〕；“逐于莱州”，据上述三书，被驱逐者乃“英昙”。再据本传下文，“刘悟既平师道，捉臂欷流涕，辟置义成节度府，亦请公度为僚属”。可知，公度在此事中没死。因此，“公度”为是，“逐”字后脱“英昙”。疑本处是《新传》撰者见史料“逐英昙于莱州”句，便改上文“公度”为“英昙”，从而致误。
10.卷一九三《贾直言传》（5558页）：“监军刘承偕与悟不平，阴与慈州刺史张汶谋缚悟送阙下，以汶代节度事。”
按：“慈州刺史张汶”，《新唐书》卷二一四《刘悟传》作“都将张问”〔1〕，《通鉴》卷二四二作“磁州刺史张汶”〔4〕，《樊川文集》卷八《上李司徒相公论用兵书》曰：“杀大将磁州刺史张汶，因劫监军刘承阶……汶既因依承阶谋，欲杀悟自取，军人忌怒，遂至大乱，非悟独能使其如此。”〔7〕因此，“张汶”是。“慈州”，《上李司徒相公论用兵书》作“磁州”，此文还曰：“唯昭义一军于临城县北同果堡下大战。”据此可得知此战事发生在临城县北，靠近临城县乃磁州，因此，“磁州”是。
11.卷一九四《阳城传》（5569页）：“寡妹依城居，其子四十余，痴不知人，城常负以出入。”
按：“四十余”，《韩昌黎文集校注・外集》下卷同〔8〕，《册府元龟》卷八五二作“十三”。据《柳河东集》卷九《国子司业阳城遗爱碣》〔9〕可知：阳城于贞元四年拜谏议大夫，十四年出为道州刺史，那么，死时应于十四年后。再据《新传》，阳城死时为七十岁，据此推，拜谏议大夫时应在五十左右，再往前推，在家中与寡妹居则更早，而此时外甥就已经四十余，于情理不合，因此，“四十余”应误。
12.卷二六《武攸暨传》（5843页）：“延秀之诛，降楚国公。攸暨沈谨和厚，于时无忤，专自奉养而已。景龙中卒，赠太尉、并州大都督，还定王，谥曰忠简。”
按：关于此事，《新唐书纠谬》卷四曰：“今案《武延秀传》，延秀以韦后败时，与安乐公主同斩，则是景龙四年六月中事也，是岁六月壬午，韦后弑中宗，甲申改元唐隆，庚子，临淄王以兵诛韦氏及安乐公主、武延秀等，甲辰，睿宗即位，七月己巳，改元景云。由是言之，延秀既诛之后，何缘复有景龙年号乎？”②因此，这里涉及到了武攸暨卒年问题。关于其卒年，《旧传》作“延和元年”〔6〕，考《通鉴》卷二一，则作“延和元年六月丁未”〔4〕。《通鉴》卷二一曰：（景云二年正月）“与姚元之密言于上曰：‘……太平公主请与武攸暨皆于东都安置。’”〔4〕《旧纪》卷七曰：“（景云二年）五月庚戌，复武氏昊陵、顺陵，仍量置官属。太平公主为武攸暨请也。”〔6〕据此可推知，“延和元年”之前，武攸暨尚在人世。因此，“延和元年”应是。而关于“降楚国公”之事，《旧传》同《新传》，《旧纪》卷七则曰：“（景龙二年）夏四月庚午，左散骑常侍、乐寿郡王、驸马都尉武攸暨让郡王，改封楚国公”〔6〕。
13.卷一八三《崔彦昭传》（5381页）：“伶人李可及为懿宗所宠，横甚，彦昭奏逐，死岭南。”
按：谏李可及事，《旧唐书・曹确传》载其在僖宗年间。《新唐书纠谬》卷一九曰：“今案《彦昭传》，彦昭懿宗时为户部侍郎，由河阳节度使徙河东，僖宗立，授兵部侍郎、诸道盐铁转运使，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又案《僖宗本纪》，彦昭以乾符元年八月始为相，时僖宗已即位期年矣。又案《曹确传》云，懿宗咸通中确为相，时帝宠优人李可及，可及凭恩横甚，人无敢斥，擢为威卫将军。确谏帝不听。至僖宗立，始贬死。方懿宗宠可及，势盛之时，曹确以宰相言之，尚不纳，而彦昭是时又非宰相，何由一言而可及遂贬死，此可疑者一也。况《确传》云，僖宗立，可及始贬死，而《彦昭传》则云彦昭奏，逐死岭南，即未审彦昭以懿宗时言邪？以僖宗时言邪？若以懿宗时言，则曹确以宰相言之尚不从，而彦昭身非言事之官，又无评弹之职，何由一言便逐？若以为当僖宗时言之遂逐，则当懿宗时可及已为众人所憎，《确传》已具载其事，岂容僖宗即位之后，曹确返无一言，直候期年之后，彦昭为相言之，然后贬逐乎？此可疑者二也。然则《彦昭传》所书殆皆妄诞可疑也。”②
据本传，崔彦昭懿宗时口碑极好，再据《旧纪》卷一九下，僖宗继位后，二月葬懿宗，三月便拜崔彦昭为尚书兵部侍郎充诸道盐铁转运等使，四月以本官同平章事，可见此时崔彦昭深得内廷信任，而大臣们也深知葬懿宗后才能清算李可及，谏李可及之事崔彦昭必然去做，因此，疑僖宗年间应是。
14.卷一八五《郑畋传》（5402页）:“乾符六年，黄巢势盛，据安南，腾书求天平节度使。帝令群臣议，咸请假节以纾难。畋欲因授岭南节度使，而卢携方倚高骈，使立功，乃曰：‘骈才略无双，淮南天下劲兵，又诸道之师方至，蕞尔贼，奈何舍之，令四方解体邪？’畋曰：‘不然。巢之乱本于饥，其众以利合，故能兴江、淮，根蔓天下。国家久平，士忘战，所在闭垒不敢出。如以恩释罪，使及岁丰，其下思归，众一离，巢即机上肉耳，法谓不战而屈人兵也。今不伐以谋，而怖以兵，恐天下忧未艾也。’仆射于琮言：‘南海以宝产富天下，如与贼，国藏竭矣。’天子内亦属骈，乃然携议。畋曰：‘安危属吾等，而公倚淮南用兵，吾不知所税驾。’会骈奏：‘南蛮方强，请如西戎，以公主下嫁。’携又议从之。畋以为损国威灵，不可，即抗论，至相诟。携怒，拂衣去，裾蔑于砚，因抵之。帝以大臣争口语，无以示百官，乃俱罢，以畋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俄召拜吏部尚书。”
按：本段记叙两件事：一为郑畋、卢携争论是否授黄巢天平节度使；二为畋、携争论是否以公主下嫁南蛮之事。
关于争论公主下嫁南蛮之事，《通鉴》卷二五三曰：“（五年）五月丙申朔，郑畋、卢携议蛮事，携欲与之和亲，畋固争以为不可。携怒，拂衣起，袂砚堕地，破之。上闻之，曰：‘大臣相诟，何以仪刑四海。’丁酉，畋、携皆罢为太子宾客、分司。”〔4〕其《考异》卷二四曰：“《实录》：‘五年五月丙申朔，是日,宰臣郑畋、卢携议南蛮事，携请降公主通和，畋固争以为不可，抗论是非，携怒,拂衣而起，袂染于砚，因投而碎之。丁酉，以畋、携并为太子宾客、分司。’”①《新书》卷二二二中《南蛮传》曰：“乾符四年，遣陀西宝诣邕州节度使辛谠请修好，诏使者答报。未几，寇西川，骈奏请与和亲，右谏议大夫柳韬、吏部侍郎崔澹丑其事，上言：‘远蛮畔逆，乃因浮屠诱致，入议和亲，垂笑后世。骈职上将，谋乖谬，不可从。’遂寝。蛮使者再入朝议和亲，而骈徙荆南，持前请不置。宰相郑畋、卢携争不决，皆赐罢。”〔1〕《新纪》卷九曰：“（乾符五年）五月丁酉，郑畋、卢携罢。”〔1〕因此，争论公主下嫁南蛮之事应发生于乾符五年。
那么郑畋、卢携争论是否授予黄巢天平节度使之事又如何呢？《旧纪》卷一九下曰：“（乾符六年）五月，贼围广州，仍与广南节度使李岩、浙东观察使崔书，求保荐，乞天平节钺。、岩上表论之，诏公卿议其可否。宰相郑畋、卢携争论于中书，词语不逊，俱罢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6〕《旧书》卷一七八《郑畋传》曰：“六年，陷安南府据之，致书与浙东观察使崔求郓州节钺……携曰：‘高骈将略无双，淮土甲兵甚锐。今诸道之师方集，蕞尔纤寇，不足平殄。何事舍之示怯，而令诸军解体耶。’……上亦望骈成功，乃依携议。及中书商量制，畋曰：‘妖贼百万，横行天下，高公迁延玩寇，无意剪除，又从而保之，彼得计矣。国祚安危，在我辈三四人画度。公倚淮南用兵，吾不知税驾之所矣。’携怒，拂衣而起，袂染于砚，因投之。僖宗闻之，怒曰：‘大臣相诟，何以表仪四海？’二人俱罢政事，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6〕《册府元龟》卷三一四记载亦同。因此，郑畋、卢携争论是否授黄巢天平节度使之事应发生于乾符六年。
据上文可知，二事均载有郑畋、卢携罢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之事，《旧书》卷一九下《司空图传》曰：“乾符六年，宰相卢携罢免，以宾客分司，图与之游，携嘉其高节，厚礼之。”〔6〕因此，可以确定，六年二人均被罢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考异》卷二四记载的《注》曰：“《旧史》洎杂说，皆云畋、携议黄巢节制忿争赐罢，而郑延昌撰《畋行状》乃云议蛮事，无可证之。然当时所述恐不谬。”①因此，疑郑延昌所记有误，后世修史者无以分辨，遂相递误。疑五年争论公主下嫁南蛮之事时二人均遭训斥，六年，二人纷争又起，僖宗于是罢二人为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新书》在撰写时，未加分辨，遂将二事合并，卷一八三《卢携传》所述亦同。
15.卷一八五《王徽传》（5408页）：“别将孟方立杀广，因取邢、、磁三州贰于己。”
按：“广”，《旧传》作“成麟”〔6〕，《新纪》卷九曰：“（中和元年九月）己巳，昭义军戍将孟方立杀成麟，自称留后。”〔1〕《新书》卷一八七《孟方立传》曰：“中和元年，昭义节度使高浔击黄巢，战石桥不胜，保华州，为将成麟所杀，还据潞州，众怒。方立率兵攻麟，斩之，自称留后，擅裂邢、、磁为镇，治邢为府，号昭义军。”〔1〕而《册府元龟》卷三五九曰：“安文佑为潞州牙门将，光启中，潞州军校刘广逐节度使高浔，据其城，僖宗诏文佑平之，既杀刘广，召赴行在，授州刺史。”⑥《北梦琐言》卷一三曰：“广明中，潞帅高浔攻诸葛爽于河阳，方立出天井关为前锋，时浔为大将刘广所逐，广忌方立，留戍于关，后广为潞人所杀，三军乃以方立为帅，因有首丘之思，遂移军于邢州，用法平正，人皆附之。”〔10〕《新五代史》卷四二《孟方立传》略同〔3〕。但《旧五代史》卷六二《孟方立传》曰：“中和二年，（方立）为泽州天井关戍将。时黄巢犯关辅，州郡易帅，有同博奕。先是沈询、高相继为昭义节度，怠于军政，及有归秦、刘广之乱，方立见潞帅交代之际，乘其无备，率戍兵径入潞州，自称留后，以邢为府。”〔2〕《考异》卷二四曰：“《实录》：‘泽潞牙将刘广据潞州叛，天井关戍将孟方立帅戍卒攻广杀之，自称留后，仍移军额于邢州。初高浔援京师，广率师至阳平谋为乱，不行，还据潞州，自称留后，用法严酷，三军畏之。方立乘虚袭杀焉。’又曰：‘贬昭义节度使高浔为端州刺史。’中和三年《实录》又曰：‘初，孟方立杀高浔自立。’”①由此而推，杀刘广与杀成麟是两件事。
据《册府元龟》与《北梦琐言》，刘广逐高浔后，死于安文佑之手。再据《新纪》及《新书・孟方立传》，成麟杀高浔，而后孟方立杀成麟。因两件事混在一起，史料记载便比较混乱，《旧五代史・孟方立传》误高浔作高。时间方面，据《新书》，中和元年，成麟杀高浔，恐误。《新书》卷二二五下黄巢传曰：“（中和二年）其五月，昭义高浔攻华州……高浔击贼李详，不胜，贼复取华州。”〔1〕再据《实录》，刘广据潞州叛后，高浔被贬为端州刺史。再根据《考异》，“中和三年《实录》曰：‘初，孟方立杀高浔自立。’”可见，成麟杀高浔应在中和二年，据此推，再据《北梦琐言》，刘广逐高浔应在中和元年。
16.卷一八七《李罕之传》（5444页）：“全忠表罕之昭义节度使，命丁会援之，与嗣昭战含口，嗣昭不利，葛从周取泽州。”
按：“葛从周”，《通鉴》卷二六一作“丁会”〔4〕，《考异》卷二七曰：“《实录》：‘丁巳，葛从周复取泽州。’按《编遗录》：‘丁巳，河桥丁会收复泽州。’《实录》云从周，误也。《唐太祖纪年录》：‘三月，周德威败氏叔琮于洞涡驿。先是逆温令丁会将兵助李罕之戍潞州，至是，葛从周复入潞州，以代丁会，贼复陷我泽州。’《梁实录》、《薛史・梁纪》皆云：‘六月，方遣从周入潞州。’纪年录于此连言后事耳。”①按：“嗣昭不利，葛从周取泽州”，《旧五代史》卷五二曰：“李罕之袭我潞州也，嗣昭率师攻潞州，与汴将丁会战于含口，俘获三千，执其将蔡延恭，代李君庆为蕃汉马步行营都将。进攻潞州……汴将泽州刺史刘屺弃城而遁。”〔2〕据《旧五代史》卷二六，“光化元年十二月，李嗣昭下泽州”，“二年正月，李罕之陷沁州”，“三月，汴人复陷泽州；五月，李君庆将兵收泽、潞，为汴军所败而还，以李嗣昭为都指挥使进攻潞州”〔2〕。《通鉴》卷二六一曰：“（光化二年三月）丁巳，朱全忠遣河阳节度使丁会攻泽州，下之……（五月）李克用遣蕃汉马步都指挥使李君庆将兵攻李罕之，己亥，围潞州。朱全忠出屯河阳，辛丑，遣其将张存敬救之，壬寅，又遣丁会将兵继之，大破河东兵，君庆解围去。”〔4〕由此可以得知，被丁会打败者乃李君庆，非李嗣昭，而泽州在含口之战前已陷。
17.卷一八八《杨行密传》（5453页）：“初，行密有锐士五千，衣以黑缯黑甲，号‘黑云都’”。
按：“黑云都”，《旧五代史》卷一三四《杨行密传》曰：“行密即并孙儒……所得孙儒之众，皆淮西之骁果也，选五千人豢养于府第，厚其衣食，驱之即战，靡不争先。甲胄皆以黑缯饰之，命曰‘黑云都’。”〔2〕《新五代史》卷六一《杨行密传》记载略同〔3〕。据《通鉴》卷二五九，景福元年八月，破孙儒军后，“选其尤勇健者五千人,厚其禀赐,以皂衣蒙甲，号‘黑云都’”〔4〕。据此，“黑云都”在破孙儒之后。但《新书》卷一八八《孙儒传》曰：“儒军围之数重，黑云将李简以骑驰之。”〔1〕《九国志》卷一曰：“（简）奔行密，补黑云队长。大顺二年，孙儒寇广德，行密将逆战，会夜屯于行密栅。及旦，儒军围之数重，率百余人挺身突战，自外破栅援行密以出，迁黑云都指挥使。”⑧据此推，破孙儒之前，杨行密便已组建黑云都，破孙儒军后，更选勇健者五千人加入，“黑云都”由此声名大振。
18.卷一八八《时溥传》（5462页）：“泗州刺史张谏闻溥已代，即上书请隶全忠，纳质子焉。溥既复留，谏大惧，全忠为表徙郑州刺史。谏畏两怨集己，乃奔杨行密。”
按：据《通鉴》卷二五九，“景福元年二月，诏刘崇望充感化节度使，以溥为太子太师，溥恐全忠诈而杀之，据城不奉诏”〔4〕，“九月，时溥迫监军奏称将士留己”〔4〕，“十一月，泗州刺史张谏以州附于朱全忠”〔4〕，“乾宁元年十一月，朱全忠遣使至泗州，陵慢刺史张谏，谏举州降杨行密”〔4〕。《新纪》卷一亦载：“景福元年二月，刘崇望罢”，“十一月辛丑，武宁军将张燧、张谏以濠、泗二州叛附于朱全忠”〔1〕。据此可知，张谏降朱温之时，时溥早已决定“复留”，因此，《新传》“张谏闻溥已代，即上书请隶全忠”之说应为非；再据《通鉴》卷二五九：乾宁元年十一月，张谏降杨行密；此时，时溥已被朱温所杀。因此，《新传》“谏畏两怨集己，乃奔杨行密”之说便不能成立。
19.卷一九三《黄碣传》（5561页）：“刘汉宏遣兵攻之，兵寡，不可守，弃州去，客苏州。”
按：“攻之”非“攻黄碣”，乃“攻王镇”。《新纪》卷九曰：“婺州将王镇执其刺史黄碣，叛附于董昌。”〔1〕《通鉴》卷二五五曰：“婺州人王镇执刺史黄碣，降于钱。刘汉宏遣其将娄赉杀镇而代之，浦阳镇将蒋环召兵共攻婺州，擒赉而还。”〔4〕《吴越备史》卷一曰：“婺州王镇执刺史黄碣，请降于王。汉宏闻之，使其下娄赉杀镇而代之。”⑤因此，《新传》记载颇误，应为王镇攻黄碣，刘汉宏攻王镇。
20.卷一九七《韦丹传》（5629页）：“丹蚤孤，从外祖颜真卿学，擢明经，调安远令，以让庶兄，入紫阁山事从父能。”
按：“安远”，《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二五《唐故江西观察使韦公墓志》作“远安”。“安远”，据《太平寰宇记》卷一八，其属虔州〔11〕；“远安”，据《太平寰宇记》卷一四七，其属峡州〔11〕。《韦公墓志》曰：“选授峡州远安令，以让其庶兄。”〔8〕因此，“远安”是。
注释：①
此见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四部丛刊》影宋刻本。
②此见宋吴缜《新唐书纠谬》，《四部丛刊・三编》影明本。
③《新纪》指《新唐书・本纪》，下同。按本文中《新唐书》简称《新书》、《旧唐书》简称《旧书》，《新唐书・列传》简称《新传》，《旧唐书・列传》简称《旧传》，《旧唐书・本纪》简称《旧纪》；又，《资治通鉴》简称《通鉴》，《资治通鉴考异》简称《考异》。
④此见陈公亮《严州图经》，丁氏八千卷楼影宋抄本。
⑤此见范垧、林禹《吴越备史》，《四部丛刊・续编》影清钞本。
⑥王钦若等《册府元龟》，明刻初印本。
⑦此见《山西通志》，《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⑧此见路震《九国志》，清道光《守山阁从书》本。
⑨此见陶宗仪《说郛》，宛委山堂藏本。
⑩此见李吉甫《元和郡县志》，清武英殿聚珍丛书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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