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决定翻译策略

摘 要： 本文分析了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和霍克思翻译《红楼梦》书名时采取不同策略的原因，指出了目的论在翻译行为中的作用。

关键词： 《红楼梦》 书名翻译 目的论

《红楼梦》是我国18世纪的一部著名长篇小说，具有深厚的文化历史内涵和精湛的艺术成就，是我国文学领域的经典作品，享有崇高的地位。作为这部鸿篇巨作的书名，《红楼梦》数易其名。它原名《石头记》（《红楼梦》第一回），也作《情僧录》、《风月宝鉴》、《金陵十二钗》（《红楼梦》第一回），也有作《大观琐录》、《情界真铨》和《金玉缘》的。以上几种书名各有各的侧重点，但至今广为流传的是《红楼梦》，其次是《石头记》这两种书名。在《红楼梦》的英译本中，由杨宪益、戴乃迭夫妇和大卫・霍克斯翻译的两个译本是译界公认的优秀译本，受到广大读者的喜爱和欢迎。但是两人在选择书名时因为目的不同，采用的是不同的书名。杨宪益采用的是《红楼梦》，译为A Dream of Red Mansions，大卫・霍克斯用的是《石头记》，译为The Story of the Stone。

为什么两位翻译大家会选用不同的书名呢？本文试图从目的论的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分析。

1984年赖斯与威米尔在其合著的《转换理论的基本原理》一书中提出了翻译应主要受控于占主导地位的功能，或者受控于原文的“skopos”（希腊语，意为“意图”、“目的”、“功能”）之后，汉斯・威米尔（Hans. J. Vermeer）正式提出功能翻译学派的主体理论――“目的论”（Skopostheory）。目的论者认为，翻译是一种交际行为，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目的决定整个翻译行为的过程，即“目的决定手段（ the end justifies the means）”［1］。就文学翻译而言，“即使某一原作本来并没有任何特定的目的或意图，译文却总是针对某一类读者而译的（不论这类读者多么的不确定），并且试图对这些读者产生一定的作用”［1］。由此可见，无论是创作行为还是翻译行为，两者都是有目的的行为。

杨宪益、戴乃迭夫妇翻译的英文译本是世界上最早出齐的《红楼梦》一百二十回全译本。杨、戴夫妇倾向于采用较为保守的直译法，尽量忠实于原文的形象。杨宪益强调：“翻译的时候不能做过多的解释。译者应尽量重视原文”，否则，“就不是翻译，而是改写了”［2］。基于向西方介绍中国、让西方了解中国的立场，杨、戴夫妇期待向西方世界传达原汁原味的中华文明，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华文明的精髓，包括中华文化的价值观、人生哲理等。从其译本的书名选取上看出来其良苦用心。

在中国人的心目中，“红楼梦”这三个字所表达的意蕴是无尽的。唐代诗人笔下的“红楼富家女” 、“美人一笑赛珠箔，遥指红楼是妾家” 、“美人情易伤， 暗上红楼立”、“长安春色谁为主，古来尽属红楼女” 这种意境和气氛只有对中国文化有深入了解的人才能领略。而贯穿全文，乃是全文的主线的“红”字在中国文化中也有着丰富的含义。在中文中“红”意寓兴盛、繁华、朝气、活力、幸福、热烈、喜庆、吉祥、闺阁等，甚至指女子。“红楼”一词也有多种意思，代表着“尘世的显赫”、“奢侈”、“豪华的生活”、“富家女儿的金闺绣阁”，在《红楼梦》中既指众多红颜居住的大观园，又指大观园居住的众多红颜。这些都是西方文化中所没有的，而正是因为其缺失，所以这种东方文化的传播更为必要。俗话说，书名是作品之目。一个好的书名，只需寥寥数字即可传神地揭示出全书内容及作者的匠心意图，引导读者曲径通幽，渐入佳境。杨宪益当然也明白这个道理，在传播中华文化这一目的的驱使下，他采用了A Dream of Red Mansions作为全译本的书名，就是想让读者感受一下纯正的“异国风情”，同时也留出让读者细细回味的空间。这个译文对于深富中国文化底蕴的读者而言，自然就像是吃橄榄，越嚼越香；而对于那些对中国文化知之不多的读者，至少也能让其一望书名而对神秘的东方产生无尽的浪漫的遐想。

另一个公认的具有影响力的《红楼梦》全译本是由大卫・霍克斯翻译的，分五卷出版。霍克斯以一位具有较高学术水平的汉学家的身份从事《红楼梦》的翻译，所以对小说进行了精深的研究，译文也具有较高的艺术性。他不仅忠实地翻译了《红楼梦》，而且在每卷卷首都写了序言，并在每卷卷末作了一些帮助欧美人阅读小说的附录。1976年，香港《明报周刊》连载了宋淇的一篇评论霍克思英译本的文章，对霍克思的译本作了比较详细全面的评价，且多赞誉之词。宋淇在文章中说：“霍克思与众不同的地方，当然是把原作全译出来，一字一句都不遗漏，包括几乎不可能译的双关语。这非但牵涉到忠实于原作的‘信’的文体，同时也牵涉到译者向原作和读者负责的问题……”，“译文非常流畅自然”。［3］然而这位倍受赞誉的北大研究生在翻译此书时选用的是一个非常朴实的名字――《石头记》。作者为什么为这一鸿篇巨著选用一个这么朴实的甚至“愚蠢”［3］的书名呢？如果将《石头记》和《红楼梦》这两个书名稍加比较的话，我们不难看出它们是有差别的。

俞平伯先生主张：“红楼梦”是“大名”，“石头记”是“小名”。“曹雪芹计划中的全书，从开头到结尾，每一个字都是‘红楼梦’，……都在这‘红楼梦’大名的范围以内。‘石头记’却不然。”“‘石头记’好比个小圈子，‘红楼梦’好比个大圈子，小圈包括在大圈之内……”［4］“石头记”在提示结构线索方面虽然稍胜一筹（并不否认也有其巨大的象征意义），但它似乎显得过于平实，缺乏一定的吸引力，很难在书名上先声夺人，也难以表达作者人生如梦的慨叹之意。“红楼梦”中的“红楼”二字虽说过于艳丽招摇，易令人误以为是才子佳人小说一类，沦入《绮楼梦》、《青楼梦》之流，但它毕竟在主旨意境方面略占上风，全书处处观照着人生如梦之感。且“红”字作为全书的主线，始终贯穿全书（宝玉是怡红公子，黛玉是绛珠仙草，“红”还指众红颜，可谓一“红”到底）。而事实上，在几百年流传过程中，最终以“红楼梦”的典雅含蓄、隽永深刻、内符作者主旨、外契作品内容而作为正名保留下来。

作为一个汉学家，霍克思对“红楼梦”这三个字在中国文化中的含义是清楚的。他在第一卷的序言中写道：“有一点比喻，石头爱好者可能会在我的译本中忽略过去，这就是小说中到处可见的‘红’字。小说标题之一的开头第一个字，就是‘红’字，红是一种象征，它有时代表春天，有时代表青春，有时代表好运或繁荣，在整个小说中一再出现。不幸，在英文中，红除了代表青年们玫瑰色的脸和朱红色的嘴唇以外，没有那么多的涵义。我觉得中国的红，可以译成英国的金色和绿色（‘春天，绿色的春天’，‘金色的青年男女’）。我知道这里有一点损失，但我没有本领采取其他办法。”［4］他同时还写道：“我坚持一个原则，把每样东西都译出来，甚至包括双关语……但我如能把这部小说给我的愉快传达一点点给读者，我就可以算是没有虚度此生了。”［5］从中不难看出，霍克斯的目的就是向西方读者（大部分中文读者不会看英译本）传达他阅读《红楼梦》时的愉悦感，他更注重的是读者的感受。由于“红”字在西方文化中没有中国文化中的这些意象，因此在选择书名时，他充分考虑到了东方和西方的文化差异，选用《石头记》作为书名，译作The Story of the Stone。其目的一则是为了照顾西方读者的感受，使他们更容易理解，二则是为了照顾故事情节，更重要的是为了避免英美读者对《红楼梦》中的“红”字的文化误读。从翻译和文化的角度看，霍克斯的译名与其中文书名可谓丝丝入扣，吻合严实，虽然显得有些朴实平华但却避免了文化误读，同时也强调了文章的故事性。

基于这些目的，霍克思在对《红楼梦》进行翻译时，对“红”字作了相应的处理。例如把“怡红院”译成“The House of Green Delights(快绿院)”，把“悲金悼玉的红楼梦”译成“This Dream of Golden Days(金色年华的梦)”。

霍克思的英译本普遍有较高的评价，大家都认为译者对《红楼梦》有较深的研究，因而能较好地把握原文，进行大胆而灵活的处理。译文比较流畅，意思也比较确切，其间还有不少妙译。有人甚至说，读了霍克斯的英译本才真正理解了《红楼梦》的佳处。

从杨、戴夫妇和霍克斯对《红楼梦》翻译可以看出，翻译过程并非始于构筑译文的表层结构，译者应首先分析译文的语用意义，即原文作者借助译文意欲达到的交际目的［6］。《红楼梦》两个译本的译者为了实现不同的目的，选取了不同的书名。而二人的全译本也因不同的目的而采取了不同的翻译策略。霍氏更多地遵循了读者至上的原则，因而为了迎合普通英美读者的阅读心理，强调译文的可读性，其译本的译文流畅易懂。相比之下，杨、戴夫妇的全译本则本着传播中国文化的观点，其译文更加地凝练持重。从西方读者接受的角度来看，霍译以其文字优美、语言地道更受青睐，而从传播中国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则是杨译略胜一筹。正如郭建中所说：“对学习汉语的英美读者，对想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英美读者，他们阅读杨先生的译本将大有裨益，一般英美读者阅读中国文学作品只是为了猎奇和消遣，他们阅读霍克斯的就能达到这一目的。”［7］由此可见，根据不同的翻译目的，不同的读者对象，译者会采用不同的翻译手法，以期达到预期的目的。

参考文献：

［1］Nord，Christiane.Translating as a Purposeful Activity-functionalist Approaches Explained［M］.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1.

［2］翻译中国..

［3］姜其煌.欧美红学［M］.大象出版社，2005.

［4］俞平伯.《红楼梦》解./Show Article.jsp?aid=215.

［5］David Hawkes.The Story of the Stone［M］.New York:Penguin Group，1973.

［6］陈刚，胡维佳.功能翻译理论适合文学翻译吗？――兼析《红楼梦》咏蟹诗译文及语言学派批评［J］.外语与外语教学，2004，（2）：43-45.

［7］郭建中.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异化与归化［J］.外国语，1998，（2）：12-19.

［8］Yang Xianyi and Gladys Yang.A Dream of Red Mansions［M］.Beijing：Foreign Languages Press，2003.

［9］曹雪芹.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