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产性收入形成机理研究

一、财产、产权与收入之间的关系

在经济学理论研究中，收入分配问题一直是一个重要的话题，有的经济学家把它视为经济学的核心部分，费雪甚至认为：“收入是经济学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字母”，他把收入定义为“一连串的事件”，即“由资产提供的服务”，张五常对此解释道：“果树会结果，农地有收成，结果与收成都是收入。然而，这收入可不是在果熟或稻熟时才得到的。果树或农作物每天都在变，不停地变，而每一小变都是收入（或负收入），所以收入是一连串的事件。”

但是费雪观点的核心在于引入“产权”概念，科斯认为“产权安排确定了每个人相对于物时的行为规范，每个人都必须遵守他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或承担不遵守这种关系的成本”，因此资产是“可利用的经济资源，资产的价值无非是作为收入源泉的价值，资产的现值是把预期的资产收入折现而成的”，当对财产实施了产权的认定才能定义为资产，“资产的权利界定（产权）影响产出的市值，而产出的市值，又决定了资产的价值。何去何从，财产权利怎样界定，始终是关键的、基础性的事件”。但是资产无法直接形成收入，“资本是现在和将来收入流的源泉”，因此，凡是可能产生未来收入的资源都是资产――包括人的劳动能力和知识存量，而资本不过是资产的市场现值。资产的自用权利一旦可以有偿放弃和让渡，资产所有者就拥有一个未来的收入来源，可以独立提供与本人劳动无关的权利租金的资产，方为资本。

这种财产所有权以及由此产生收入的思想传承已久，从古典经济学派到边际学派，再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认识到了财产、财产所有权与收入之间存在的联系。萨缪尔森甚至认为：“收入差别最重要是拥有财富多寡造成的，和财产差别相比的个人能力差别是微不足道的；财产所有制是收入差别的第一位原因，往下的依次是个人能力、教育、训练、机会和健康等。”

社会个体以其财产为基础，实施了产权的界定后，财产成为了资产，社会个体将资产的一束财产权中的一项或几项在产权交易市场上进行交易，获得的权利租金即是收入，这个收入，就是所谓的“财产性收入”。可见，财产性收入是“收入――财产――（资产）――资本――收入”的一连串循环的事件。

二、从收入到收入的循环

（一）收入形成财产 收入既是各个社会主体按照法律赋予的分配依据获取的分配结果，也是各个社会主体在既定的社会形式中进行生产消费和生活消费的经济基础。没有收入，分配原则与分配依据就没有任何意义；没有收入，就没有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索取权在经济上的实现，从而也就没有社会经济活动的可持续进行。起初的收入形成财产，主要是指社会个体收入在居民、企业和政府三者之间的分配的比例及其相互关系，也称之为国民收入分配。从理论上说，国民收入分配分为两个层次：一是物质生产部门和生产型劳务部门创造的国民收入，首先在本部门内通过初次分配被分解成为生产劳动者的收入和剩余产品两部分。生产劳动者的收入是企业职工的工资。而剩余产品部分又分为企业纯收入（即企业利润）和国家纯收入（企业上缴利润或税收）两部分。国民收入经初次分配后形成生产劳动者收入、企业纯收入和国家纯收入；二是政府作为调控主题将以财政或投资等形式通过对国家纯收入的再分配对国民收入进行调节。

公平与效率是国民收入分配两个层次的不同取向，初次分配更倾向于效率，而再分配则更倾向于实现社会公平和公正。在初次分配中，适度的收入分配差别既是市场效率的源泉和动力，也是市场效率的结果，但若收入分配的差别过大，既有悖于社会公平，也同样损害市场效率，因此必须由政府在经济活动之外，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进行有效的宏观调节，弥补社会公平的“市场失灵”。

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必然会对居民个人的收入分配产生一定的影响。从初次分配来说，国民收入（居民部门收入）当然与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收入成相对作用，如果政府部门和企业部门收入相对增多，必将挤占国民收入，相反亦然；而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不仅考验了社会公平与公正的程度，也将对国民收入的最终形成有决定性作用，可以适当调节收入差距，维护社会公正与和谐。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直接决定了居民财产积累程度，如果向政府和企业倾斜，居民收入最终分配比率不断下降，政府财政收入与企业利润呈现快速增长状态，而居民收入将被“税收和利润所侵蚀”，这将直接导致居民财产的停滞甚至缩水。

（二）财产形成资本 产权，即财产权利，“是由社会强制执行的对资源的多种用途进行选择的权利”，正如“经济问题总是与选择联系在一起的”。财产权利是关于经济资源多种用途的选择权，最基本的权利是使用、收益和交易。任一财产均具有一束产权，可以分别行使。选择成为了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参考指数，而在权利的选择成为了产权兴起的必要条件，只有在实现多项选择的情况下，产权才能真正实现，正是因为选择的兴起，才能形成多种多样化的经济模式。财产通过资产向资本的转化，包含客观和主观两个层面。

（1）客观层面上，财产资本化反映出一国普遍私有产权保障程度，以及普遍社会个体主张财产权利的难易程度，这些主要通过对普遍私有产权保障的法治进程体现。首先，是宪法的保护，比较我国的历次宪法会发现，1982年前的两部宪法对公民合法财产权的承认仅限于生活资料范围，1982年宪法承认了公民生活资料之外的“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成为一个开始弱化意识形态的信号，其后每次修改都涉及了私有财产权的修改，这也牵扯到“私有经济成分”在市场经济的今天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地位问题；其次，是民法和各个单行法的保护，就一些共同性的，基本性的内容来进行保护，完善有效保护财产权的法律体系。建立合法的财产保护制度，让公民能够安全、放心、明白地拥有财产和赚取财产性收入是政府应承担的责任；其三，是对普遍私有财产权侵犯后的充分合理的保护和救济。

（2）主观层面上，“无恒能者无恒产”，财产资本化反映出社会个体的主动性和目的性。在现代经济理论看来，居民经济行为的根本目的是实现消费效用最大化，财产通过资产转化为资本行为只不过是获取最大消费效用的中间过程，因而要服从消费效用最大化的最终准则。按照这个准则，居民财产的资本化应该体现三个目的：一是平滑消费。消费效用最大化要求消费者在一生中平衡分配其所能占有的资源。也就是说，为了追求终生的最大效用，消费者应该尽量使消费平滑化。由于经济运行、社会生产、社会个体的生命经历以及收入都具有周期性，总是在萧条与繁荣的交替中向前发展，其与消费平滑化之间的矛盾只能通过财产资本化来解决。即在收入高的年份进行储蓄以备未来之用，在无收入或者收入降低的年份通过借贷消费或动用储蓄以实现消费的平滑。二是资产增值。在现实经济中，资本表现为多重形式，不同的资本具有不同的风险收益，人们在实际选择中，总是权衡利弊，寻求预期收益最大的品种，在经济学中，认可了这样一个事实：对某一特定物品来说，居民更偏好于今天的消费而不是明天。因而，居民为追求消费效用最大化而选择财产资本化的时候，必然要求财产具有最大的增值能力，以确保未来带来的效用至少不低于现期消费带来的效用。三是预防风险。如退休后收入水平的降低之类的可预期风险，以及如突发疾病，财产被盗等无法预期之风险，社会个体的财产资本化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为了应付未来不确定性的存在。

（三）资本产生收入 资本是现在和将来收入流的源泉，也是资产的市场现值，资本的财产权利的选择是通过市场交易的方式实现的，任一商品的一束产权中的某项权利可以商品化，或以此项权利为资本，进入消费和财富增殖环节，参与商品交换和市场竞争，谋取金钱和物质利益。这正是经济学中的所指一种生产要素的所有者获得的收入中，超过这种要素的机会成本的剩余，即称之为“租”，或者“经济租”。权利通过市场的交易产生权利租金，财产产权通过市场的交易产生财产权利租金，这个过程就是如同社会主体将其资本，无论流量资本或是存量资本，投放在市场之中，交易的是流量或存量资本的某项或某几项权利，获得的收入即称之为财产性收入，而这个收入，也正是财产权利租金。资本产生收入的核心是“资本、市场和信息”三个重要因素。

（1）对资本而言，需以社会个体拥有的合法资本为参与基础。合法资本不能只局限为社会个体拥有的自有财产转化为的资本，还应该包括通过借贷、接受赠予等各类方式获得的资本。在以借贷方式形成的资本中，社会个体作为借贷方，承担了获得财产的使用权而形成资本，同时为了行使使用权而付出成本（利息），希望能够将这些资本在交易市场中获得收入，当收入大于付出成本，则获得正收益，而当收入小于付出成本，则获得负收益。此外，非法财产不受法律保护，当然也不能凭借非法财产来获得法律保障的收入，非法财产也不可能成为社会收入政策的着眼点，因为非法财产的持有人没有受法律保障的相应财产权利，只要持有非法财产的情形被发现，就应当受到法律的相应制裁。即使持有合法财产，如果运用非法方式来取得收入，其收入也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2）对市场而言，为特定权利交易市场。传统意义上认为这个权利交易市场比较狭义，只是认为是银行的商业储蓄市场――获得利息，股票市场――股息、红利、买卖差价，外汇市场――获取差价利润，期货市场――通过做多或做空获取利润，房屋买卖市场――获得差价利润，房屋租赁市场――获得租金。以上的市场都是社会个体将流量资本或存量资本中的某一项权利（使用权、收益权或交易权）在市场中交易，获取收入。任何一个类似的权利交易市场，都可以成为获得财产性收入的中介市场，称之为金融市场和类金融市场。金融市场包括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是资金供求双方运用各种金融工具调节资金盈余的交易市场。类金融市场是指除金融市场以外的以特定商品权利为标的的交易市场。如19世纪的荷兰郁金花市场、如今的花市、古董市场、旧货市场、书画市场、钱币市场、租房市场、二手车市场、二手房市场等，均是人们自发组合形成（或是政府组织规范）的一个中介市场，在此市场中，任何特定商品都可以成为投资产品，社会主体一般以流量资本形式参与，通过低买高卖，获取利润。

（3）对信息而言，有效信息是重要参考。信息作为一种资源，是对人类社会而言，各种可资利用的信息汇聚。社会个体参与到权利交易市场中，大多采取“低买高卖”的方式获取利润，而决策“买卖”的重要依据是社会主体所能搜集到的各类信息。社会主体所搜集的信息资源多种多样，真假难辨，无法准确辨析信息是否有效，唯一的验证结果是将此种信息资源放入市场中实施考验和比较，如果符合市场发展趋势，则评估为有效，如果不符合市场发展趋势，则评估为无效，对于财产性收入中涉及的信息资源，称之为“有效信息”和“无效信息”。正是因为有效信息和无效信息的存在，才能使得投资者对市场作出正确或者错误的判定，从而得到不同的财产性收入结果。市场信息具有时效性，在时效内，越早越多知道有效信息的社会主体，能够获取更大的利润。市场越规范，有效信息的公开性越高，风险越小，利润越少，市场越不规范，有效信息的公开性越低，风险越大，利润越高。内幕信息等形成了信息的扭曲，构成了内幕交易，导致了财产性收入的扭曲。

和其他类型的收入不同，社会个体一般将会把获得的财产性收入再次投入到交易市场之中，以其获得更多的利润。这样，就完成了收入到收入的循环，并周而复始，永无止境。

三、财产性收入的扭曲与规范

（一）财产性收入的扭曲 正是因为财产性收入是一连串循环的事件，因此但凡在一个节点上出现问题，就会导致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滚雪球，通过不断的循环导致问题越滚越多，越来越厉害；另一种情况是坏死，致使环节的停滞并最终导致财产性收入循环的阻断。这两种情况都将造成财产性收入的扭曲。财产性收入的扭曲分为两类，一类是基于产权扭曲，一类是基于因素扭曲。

（1）基于产权扭曲是指从权力对权利挤占的角度出发，通过公共权力而实现的公共产权挤占私有产权、特定私有产权挤占公共产权和普遍私有产权的结果，造成寻租机会主义，导致权力租金挤占权利租金、公共产权租金挤占私有产权租金、特定私有产权租金挤占公共产权租金和普遍私有产权租金的结果。尤其是资本、市场和信息三种因素在产权扭曲的基础上所实施的自动组合配置，通过这种组合配置，实现了“分工”原理，在一系列的权力配置之中，不同的权力负责不同的区域，并将寻租的潜能和效能发挥到最大。

（2）基于因素扭曲则是指在产权归属正常情况下，因为资本、市场、信息这三类信息中个体因素出现的扭曲而造成的财产性收入形成的扭曲。因素扭曲有可能是单个因素出现的扭曲而造成的结果的扭曲，也可能在某种特定条件下三种因素的组合配置所造成的结果的扭曲。对于私有产权保障措施有力的西方国家来说，产权扭曲问题已经获得了较好的解决，但仍然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如2008年的美国次贷而引发的金融危机，再如目前国内争议较多的民间资本问题等。

（二）财产性收入的规范 对照财产性收入扭曲的情况和种类，可以提出规范财产性收入的各类方案，包括：建设保障普遍私有产权的法治市场经济社会，化解租金挤占行为；改善分配制度，加强社会保障力度，确保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向社会个体倾斜；规范民间资本流动；抓紧建设高效稳定的金融和类金融市场体系的；规范信息传导机制；完善财产性收入课税体系，加强居民理财教育等。

参考文献：

［1］欧文、费雪：《利息理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美】R.科斯、A.阿尔钦、D.诺斯：《财产权力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拍译文集》，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3］周其仁：《收入是一连串事件》，中国发展出版社2004年版。

［4］保罗.萨缪尔森：《经济学原理》，机械工业出版社2006年版。

［5］Milton Friedman 1962 Price Theory， Aldine Publishing Company， Chicago

［本文获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规范收入分配秩序研究”（项目编号：07JZD0011）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