预防社区矫正服刑人员重新犯罪探究

时间:2022-07-14 08:26:48

预防社区矫正服刑人员重新犯罪探究

[摘要] 《刑法修正案(八)》首次从法律上明确肯定了社区矫正制度,社区矫正服刑人员的矫正工作从此有了法律依据。目前监外执行罪犯已基本纳入社区矫正,随着非监禁刑监管方式的变化,社区矫正服刑人员重新犯罪呈现出新的特点,从社区矫正工作的角度对矫正人员重新犯罪的原因进行分析,对预防社区矫正对象重新犯罪,促进社会管理创新和社会和谐无疑具有重大意义。

一、 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概述

社会管理,是指以维系社会秩序为目标,通过政府主导、多方参与,运用多种资源与手段,规范社会行为、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正、应对社会风险、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的活动和过程[1]。社会管理创新,是指要用全新的思维和理念来谋划,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完善[2]。作为法律监督机关,检察机关对部分社会管理活动负有监督职责,既是创新的主体,又是推进创新的力量。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深入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管理创新、公正廉洁执法的实施意见》对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内容作了具体规定,即:积极参加社区矫正工作,监督监管场所依法、文明、科学管理,协助做好特殊人群的服务管理,积极参加社会治安重点地区综合治理,积极参与网络虚拟社会的建设管理,加强检察网络建设和检察宣传工作六项内容。本文主要针对社区矫正工作展开。

当前深刻认识社会管理创新对社区矫正工作提出的新要求,创新社会管理途径和手段是监所检察部门面临的新挑战,按照理念人性化、机制社会化、手段信息化的思路,寓社区矫正工作发展与完善于服务社会管理的创新之中,充分发挥监所部门在社会管理中的职能作用,着力提高社会管理水平,切实保障社会安定有序。

二、参与预防社区矫正服刑人员重新犯罪社会管理创新的意义

社区矫正是对罪行较轻、主观恶性较小、社会危害性不大的罪犯或者经过监管改造、确有悔改表现、不致再危害社会的罪犯在社区中进行有针对性的管理、教育和改造工作。我国为了适应政治、经济、社会及文化的发展需要,减少监禁刑,开展社区矫正工作,积极探索刑罚执行制度改革的新途径。这也是社会管理创新的一个方面。社区矫正的五类对象,这些人在形式上没有被监狱等监管场所看管,是活动于社会的“自由人”,但其行为、活动等均要受到执行机关的制约和限制。对这些矫正对象开展有效的帮教和管理,帮助其矫正犯罪心理和行为恶习,并促使其顺利回归社会,对于保障社会稳定,促进社会和谐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为此,同志在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强调,要解决好特殊人群的帮教管理问题,并将此作为深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的一部分,列入三项重点工作之中。因此,加强对社区矫正工作的法律监督,保障特殊人群的帮教管理工作依法、顺利进行,是检察机关参与社会管理创新的一个重要方面。

然而,社区矫正制度在我国刚刚入刑法,相应的社会制度和法律制度尚不完善。在社会和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社区矫正服刑人员(以下简称“矫正人员”)重新犯罪现象在某些地方有所抬头。开展矫正人员重新犯罪预防,可以将社会管理和权力监督的关口前移,促进社会化大预防格局的形成,促进完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管理体系,积极回应人民群众的新要求、新期待,不断提升社会管理效率水平,以保障社会安定有序,促进构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新格局。

三、社区矫正工作现状和矫正人员重新犯罪特点分析

(一)厦门市某区社区矫正工作现状

1.为组织、协调与指导全区的社区矫正工作,区政府成立了社区矫正工作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各镇街也成立了相应的工作机构,社区矫正工作站形成了政府牵头,司法行政部门组织,相关部门协调配合,司法所具体实施,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社区矫正工作体制和工作机制。区政府每年都定期听取社区矫正工作汇报,并进行专题研究与布置,及时解决工作涉及的人员、经费等问题,为开展社区矫正工作提供了保障。根据社区矫正工作要求,区综治委把镇(街)社区矫正工作纳入年度综治考评内容,有力推进了社区矫正工作的深入开展。法院、检察院、公安、司法行政部门、民政、劳动与社会保障等部门、工青妇联组织都积极参与,有力地推动了社区矫正工作的社会化。

2.成立了全市首家阳光社区矫正服务中心。这是一个公益性社会组织,该组织的设立为进一步参与探索社区矫正工作规律,参与社会管理创新,推进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提供了重要平台[1]。

(二)矫正人员重新犯罪特点分析

本文以厦门市某区2009-2011年矫正人员重新犯罪现象为实证研究。根据笔者对该地区近三年的社区矫正工作进行分析发现,矫正人员重新犯罪呈上升趋势,如2009年累计接收152 名,累计解矫 8 名,没有发现重新犯罪现象;2010年接收128 名,解矫96名,其中矫正人员再次犯罪的案件有2起;2011年以来接收80名,解矫46名,其中矫正人员再次犯罪的案件有3起。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矫正人员重新犯罪的情况已逐步成为影响社会安全与稳定的一个重要因素。笔者在此对矫正人员重新犯罪的特点、原因进行分析并提出一些粗浅的预防对策。

从社区矫正工作实践看,重新犯罪的矫正人员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一是被判处缓刑的矫正人员重新犯罪的多,因为大多数缓刑罪犯在刑事诉讼中没有羁押过,对刑罚的严厉性认识不足。二是年龄偏低且均为男性青少年。“80后”重新犯罪的矫正人员有1人,“90后”有4人,占重新犯罪总数的80%。三是文化程度较低。重新犯罪的矫正人员大部分是初中以下文化程度,对是非善恶的辨别能力较差,易受到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缺乏自我控制力。四是缺少在社会立足的技能,没有正当的职业,有些甚至没有生活来源。五是犯罪类型以侵犯财产犯罪和侵犯人身权犯罪为主。六是矫正期间常常不积极主动配合社区矫正管理。在社区矫正期间经常不报到或让社区矫正工作人员找不到人,在面对矫正工作人员的教育劝导时态度唯唯诺诺等。

四、矫正人员重新犯罪的原因剖析

一个人犯罪或者重新犯罪最根本的因素还在于犯罪者本人,但与家庭、社会因素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下面从矫正人员个体角度和社会角度对矫正人员犯罪原因进行分析。

(一)个体原因

1.缺乏必要生活技能。由于部分矫正人员在犯罪前已经养成了游手好闲、贪图享乐的恶习,很少掌握必要的生存技能。因此,当他们回归社会后,往往因为缺少必要的劳动技能而找不到工作,不能及时顺利地融入到现实社会中,不能获得基本的生活条件和保障,感觉自己已经被社会抛弃,继而开始逃避生活、仇视社会,甚至产生了破罐子破摔的想法而重新走上人生的不归路。

2.反思不足、悔罪不深。有的矫正人员对所犯罪行没有进行过深刻的反思和忏悔,没有真正吸取教训。特别是一些缓刑对象,由于没有受到过监禁刑的惩处,没有亲历失去自由的滋味,体会不到政府宽大处理和人性化措施的可贵,领悟不到重在教育挽救的法律精神,认为犯罪判刑也不过如此,满不在乎,又重蹈覆辙。如同安区西柯镇1992年4月出生的林某某因寻衅滋事罪于2010年12月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年1个月,缓刑两年,期间年幼无知、不知悔改,又因贩卖,数罪并罚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6个月,并处罚金1000元。

3.成长环境较差。有的父母对孩子过于溺爱,对孩子的品性、行为不加以正确引导,“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乃至无限制地攀比,缺乏自我担当的孩子长大后必然会通过包括偷盗抢等各种途径去满足自己的贪欲;有的父母由于长时间工作在外或者父母离异导致的单亲家庭,客观上对孩子缺少监管,在孩子实施越轨行为时不予充分重视、教育, 使孩子缺乏自我控制的能力。如同安区大同街道的苏某某,与父亲一起生活,母亲下落不明。家中无耕地,也无低保,其父靠捡垃圾为生,苏某某本人也无工作。苏某某从小没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其父也不懂得教育他,致使苏某某生活习惯不好,找工作不能坚持,往往半途而废,还沉溺网络游戏,其父无法满足他对金钱的需求,所以苏某某养成小偷小摸的陋习。2009年12月因盗窃罪同安法院判处拘役四个月缓刑十个月,2010年3月再次因盗窃被判刑。

笔者认为,除了家庭教育缺失外,部分学校对差生的放弃态度以及矫正人员结交的游手好闲之友,也是对矫正人员潜移默化的不良影响。

(二)社会原因

1.审判机关、监狱管理机关和公安机关在监外执行工作中未按规定送达法律文书。根据2009年6月25日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制定的《关于加强和规范监外执行工作的意见》规定,人民法院对罪犯判处管制、单处剥夺政治权利、宣告缓刑、决定暂予监外执行、裁定假释的,应将相关法律文书抄送罪犯居住地县级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部门;监狱管理机关、公安机关决定罪犯暂予监外执行的,应将相关法律文书抄送罪犯居住地县级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部门。从开展社区矫正工作试点以来,审判机关、监狱管理机关和公安机关均未将有关罪犯的相关法律文书抄送本区监所检察部门,而经调查了解,实际上有的机关已有需要社区矫正罪犯却未将有关罪犯的相关法律文书抄送本区监所检察部门。本地区的几起矫正人员重新犯罪案中,审判机关均未将矫正人员第一次犯罪和重新犯罪的裁判文书抄送本区监所检察部门,显然违反了上述规定。

2.社区矫正教育制度未落实到位,导致矫正人员改造质量不高。社区矫正教育的本意就是让矫正人员纠正错误,重新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矫正因犯罪给社会和个人留下的阴影,回归到正常的社会生活轨道。所以社区矫正制度中规定了许多教育矫正内容,如组织矫正人员参加公益劳动,集中学习,为矫正人员提供心理矫治,为矫正人员提供免费技能培训和就业指导以落实就业安置等等,但在实践中,限于条件,这些制度都没有按照规定的要求完全落实到位,导致矫正人员虽然经过社区矫正却不能得到真正改造。

3.监外执行日常检察机制有待进一步细化完善。虽然监所部门能够按照高检院《人民检察院监外执行检察办法》和本省市社区矫正相关文件规定,开展监外执行法律监督工作,按规定制作业务台账,在收到有关单位关于监外执行罪犯的法律文书后亦及时予以登记。由于平时是实行日常重点信息交互、定期或不定期与公安机关、司法行政机关核对监外罪犯台账,以致未能及时梳理发现漏管的问题并及时履行监督职责。

4.社会上对犯罪人员普遍的歧视效应,造成矫正人员产生不良的社会归属感。社会上有相当一部分人对犯过罪的人员心存鄙视和厌恶,产生所谓“一朝偷窃终身是贼”的心理和看法,更多地是给贴上罪犯的标签,使矫正人员在社会人际交往上处于被边缘化状态。这样的社会歧视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把他们推向不良的社会交往领域,使得他们更容易陷入“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规律,形成狐朋狗友的交际圈,为他们日后重新犯罪埋下隐患。

五、参与预防矫正人员重新犯罪社会管理创新的途径和方法

美国犯罪学家威尔逊(James Wilson)与柯灵(George Kelling)于1982年提出“破窗理论”,原指在建筑物窗户上的玻璃被打碎之后,若不及时予以修复,久而久之,就有可能给人以暗示性纵容,认为该社区无人关心而破坏更多玻璃,继而各种涂鸦及垃圾便会铺天盖地[1]。对于矫正人员而言,如果对矫正人员早期犯罪或偏差行为不予及时预防和矫正,那么久而久之就可能重新犯罪甚至发展成为更严重的团伙犯罪甚至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因此预防和治理矫正人员重新犯罪,不仅要惩戒教育犯罪人,更要防微杜渐,从根源上治理矫正人员的种种偏差和犯罪行为。

(一)加强对矫正人员的帮教工作,提高其适应社会的能力

1.加大对矫正人员的培训力度。创造条件加强对社区矫正对象劳动技能的培训,有针对性地组织培训班,建立劳动实验基地,通过劳动技能培训使之改变好逸恶劳的恶习,掌握一技之长而立足于社会。如我区在有关部门积极协调下,祥平司法所在祥福市场建立同安区启航公益劳动基地和启航过度安置基地,作为安置矫正人员和刑释解教人员的公益劳动和就业场所,为开展社区矫正和安置帮教工作提供更好的平台。

2.加强对矫正人员的法制教育和心理疏导。公安机关可以在矫正人员到案时或者采取强制措施前教育;检察机关可以利用审查批捕、阶段,法定人可以到场的机会,加强情感教育;法院可以充分利用法庭组织庭审教育,拓展教育的形式、拓宽教育的载体,在判处监外执行的同时,宣明监外执行的法律意义和违背相关规定的法律后果,让矫正人员充分认识到监外执行的宽容性和严肃性;司法行政机关在矫正人员的平时汇报、利用走访进行法制教育,同时加强对矫正人员的心理矫正,通过心理学讲座、心理辅导等活动,组织专业力量对社区矫正对象普及心理健康知识,帮助其疏导心理,树立自尊、自强、自信的健全人格。

(二)加强对矫正人员的监管,运用科技手段做好重点预防

1.建立全程化网络管理和监控制度。建立社区矫正工作,有关部门矫正人员信息网络共享平台,其他分支作为支平台,信息中心应该将全国所有矫正人员的资料输入,包括犯罪分子个人的基本情况、犯罪的性质、罪名、所判的刑罚种类、刑期或罚金数额、审判机关、前科、主要社会关系情况等等,并与检察机关的预防职务犯罪信息预警网联通,刑罚执行过程不断形成和收集资料。且资料是动态的,随着执行的发展不断得到增加和充实,实现资源互动,便于监管监控,有利于破解社区矫正漏脱管难题。

2.运用电子手段加强对被判处禁止令和有再犯可能性的矫正人员的监管力度。在这方面,上海地区推行酷似腕表的“实时监管器”,浙江省海宁市采用类似手机的LBS手机定位系统。在国外,也有类似的社区服刑人员定位设施,监管部门会给社区服刑人员手腕上套上一个电子环,这个环必须经监管人员的专门工具才能解下来。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刑法修正案(八)》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四家颁布了《关于对判处管制、宣告缓刑的犯罪分子适用禁止令有关问题的规定(试行)》,为了使禁止令得到有效实施,可以推广上海地区的做法,人民法院对被判处适用禁止令的矫正人员强制配发“实时监管器”警报系统,实时监控是否涉足被禁止的区域、场所或禁止接触的人,在矫正期内必须随身携带“实时监管器”,不得人机分离并保持24小时处于开机状态,如接到矫正机构发送的短信、指令和电话后,必须及时回复或接听,否则将被视为不服从教育监管而受到警告、记过、延长实时监督管理期限直至撤销缓刑,执行原判刑罚的处分。需要强调的是,该“实时监管器”警报系统的使用,不能妨害被宣告禁止令的矫正人员的正常生活。

对虽未被判处禁止令但矫正期间行为异常、有重新违法犯罪势头 的矫正人员,评估其再犯可能性,采用电子定位等技术手段,对其进行实时方位监控,掌握其行踪,同时对矫正人员起到威慑作用,反思自身行为再次构成犯罪的可能性和危险性,必要时采取相应处罚手段,防止其继续滞留社会造成更大危害。

(三)构筑社区、学校及家庭对矫正人员的关爱、帮助平台,减少矫正人员心理与行为不良趋向的时间与空间死角

1.据调查,家庭对矫正工作的实施非常重要。矫正人员家庭是否配合矫正机构对矫正人员的工作,是矫正工作是否有效实现的关键之一。因此,我们要在对矫正人员进行矫正的同时,让家庭成员也积极配合,对其关怀、爱护和诚恳的帮助,以消除其各种心理适应障碍。

2.社会上要保障矫正人员的权益。建议从立法上规定,工厂、企事业单位、非国家保密单位和要害部门,对本单位犯罪人员, 一般不予开除,解矫后可改变其工种和待遇而继续留用,这种接收矫正人员工作的义务,类似有关单位须履行接收残疾人工作的义务; 社区(村)可安排矫正人员从事社区环保等工种,使矫正人员通过合法收入养活自己;学校不得轻易开除在校生,特殊情况也应征得司法机关的同意,做好教育工作,“善者,一日不教,则失而入于恶;恶者,勤而教之,则可使至于善”[1]。对矫正人员的最低生活保障,要做出明确的规定,防止具体工作存在打折扣的现象。

(四)相关部门要明确职责分工,各司其职,形成社区矫正强大工作合力

1.立法机关:完善立法,为规范开展社区矫正工作提供法律依据。我国《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2009年中央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制定的《关于加强和规范监外执行工作的意见》等文件,虽然对社区矫正工作有了若干规定,但条文原则、笼统,有的权威性不足、层次不高,对一些具体问题的规定也不甚详细和科学。《刑法修正案(八)》规定的社区矫正制度也尚未规定社区矫正的具体内容和具体的程序、方式等。为了顺利开展社区矫正工作,加强对矫正人员的监督管理,确保社区矫正的有效性,实现刑罚的目的,有必要制定一部统一的《社区矫正法》及其配套的《实施社区矫正工作实施细则》。

2.审判机关、监狱管理机关和公安机关:及时准确送达法律文书,明确职责分工,各司其责、各尽所能,加强配合协作,做好衔接工作,杜绝本该纳入社区矫正的罪犯脱离教育改造而造成漏管现象。建立社区矫正联席会议制度,为多部门定期探索刑罚执行监督的新思路、新途径,及时通报有关情况,共同分析交付执行、监管活动中存在的问题,为研究改进工作措施提供沟通交流平台。

3.司法行政机关:认真落实帮教安置各项措施。司法行政机关是社区矫正工作的具体实施者,要及时向公安、法院、检察、监狱等部门进行通报矫正情况,积极开展帮困扶助。把矫正人员的重新违法犯罪率作为衡量社区矫正工作的首要标准,加强对社区服刑人员的思想教育、心理健康教育、法制教育、社会公德教育,有针对性地分类教育和个别教育;对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符合最低生活保障条件的矫正人员,要积极协调相关部门将其纳入低保范围;积极协调相关部门为生活困难和就业需要的矫正人员,提供免费的就业培训和职业指导。

4.检察机关:加强检察监督力度,重点倒查渎职失职责任。进一步健全完善监所部门监外执行工作机制,加强内部监督制约机制建设。针对已经发现的监督漏洞,及时完善现有工作机制。一是在社区矫正点设立派驻检察机构。目前我国检察机关对刑罚执行的监督偏重于“监内执行”,对于社区矫正这种“监外执行”方式,基本没有规定派驻检察官。鉴于此,检察机关可以在社区矫正工作较多的一两个点分别派驻1名社区检察官,其他点的监督仍由检察院内设监督机构专门负责为妥。检察机关对社区矫正点派驻监督机构对于有效开展法律监督工作比较有利。二是建立督导回访制度,定期对矫正档案和台账进行检查督导,及时纠正问题。同时,对矫正过程中相关部门未做好衔接工作等执法不规范行为的,及时提出检察建议,督促纠正,确保矫正人员“不失控、不脱管”[2]。三是建立监外执行罪犯重新犯罪逐案调查机制,从监外执行的裁决、交付、列管、矫正、教育等各个环节,以及监外执行罪犯在刑表现,逐一排查再犯原因,重点倒查相关部门执行监管失职失察责任等。如针对我区社区矫正服刑人员重新犯罪率有所抬头的现象,区院监所检察部门加大与公诉科、侦监科的联系力度,参与对重新犯罪矫正人员的讯问工作,深入了解分析重新犯罪的原因,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对策,以遏制重新犯罪现象。

此外,财政、民政劳动和社会保障、工商、税务、工会、共青团、妇联等部门要全力支持配合,形成“党政领导、政法牵头、部门联动、分工负责、相互配合、全社会广泛参与”的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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