摊丁入亩四

十八、盛京、吉林

盛京和吉林，都是清朝的“龙兴之地”。清初，由于大量的八旗兵丁带着家属、壮丁移居关内，富庶的松辽平原是州县废没，户丁缺编。

顺治十五年(1658年)，清廷在沈阳设奉天府，接着康熙五年(1665年)，又改广宁为锦州府，政权建设才稍具规模。然而户丁编审还要再迟一些，到七年(1667年)才开始实行。当时“奉天府属每丁征银一钱五分，锦州府属每丁征银二钱”①，正式征收丁银。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以后，奉天、锦州二府也奉诏：“以五十年编审为定额”②，但“摊丁入地”却没有马上实行。雍正时，户部专门作出决定：“奉天府所属丁银，以入籍民人增除不定，仍照旧例，地丁分增，不摊入地亩。”③奉天等府的“摊丁入地”是从道光二十一年(1841年)才实行的。《户部则例》载，“奉天省

注释：

①②阿桂：乾隆《盛京通志》卷三十五，《户口》一。

③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一百三十三，《户部》，《户口》，《丁银摊征》。

人丁，每口征银一钱五分至二钱有差。收入无籍民人及出户家人，每口征银二钱。共丁税银二万三千四百七十四两九钱五分，内无业穷丁银四千一百五两零，摊入地粮征收。其余银两按丁交纳，遇闰均不加征。”①上述所称的“摊丁入地”，仅指其中的“无业穷丁”，至于有产之家，仍不在其内。这是因为在当时，奉天、锦州等地，都是地多人稀的宽乡，一般民人谋生较易，丁银矛盾相对并不突出，所以封建国家对于“摊丁入地”的关注，也稍逊于其它地区。

吉林的情况与盛京相仿，不过设置州县和编审户丁的时间，就更晚了。乾隆四年(1739年)，户部允准：“省直百姓情愿入籍者，准其入籍”，并“于户口册内照奉天所属民人，每名征丁银一钱五分”②。三十六年(1771年)又确定，吉林各属，除开户入籍家奴和官庄年满幼丁外，“以三十六年编审为定额，以后永不加赋”③。至于吉林的“摊丁入地”，则是光绪九年(1883年)的事。当时经户部咨准，全地区除优免七十一丁外，“每地银一两，摊丁银三钱三分八厘六毫。都伯纳地钱一两，摊丁银一钱零三厘九毫六丝”④。吉林的“摊丁入地”，是清代开展摊丁活动以来，在全国最晚的一个地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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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①咸丰《户部则例》卷六，《田赋》下，《丁银定额》。

②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二百三十四，《户部》，《户口》，《流离异地》。

③阿桂：乾隆《盛京通志》卷三十五，《户口之一》。

④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一百六十二，《户部》，《田赋》。

根据以上所述，我们将康熙末年以来各省“摊丁入地”情况列表于下：

(六)匠班银摊入田赋

清代的“摊丁入地”，除了上面所说的民丁以外，匠班银的归入地粮，以及灶丁、屯丁的“摊丁入地”，也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学术界过去很少涉及，因此很有必要一并加以考察。

匠班银是明代沿袭下来的一项代役银，它征自匠户。原来从明初以来，封建国家为了确保统治阶级的生活和统治的需要，把全国的工匠编入匠籍，分为轮班和住坐两大类，定期为其服役劳作。大致住坐匠集中于南、北两京，并享有月粮、直米的待遇。轮班匠则散居于各省州县，分一年到五年，轮班赴两京从事役作。由于轮班匠分散在全国各地，有的还要经过成月的长途跋涉，才能按时服役，这不但对绝大多数工匠来说，是一项十分沉重的负担，而且由于解送“失班”和大量途次逃亡，对于保证封建国家的徭役需要，也非常不利。因此，从成化时候起，统治者改变办法；准许轮班工匠以银代役。到嘉靖四十一年(士562年)，明朝政府

正式规定，凡“班匠通行征价类解，不许私自赴部投当”①。这种“征价类解”的办法，就是匠班银的制度。

清朝统治者入关以后，鉴于明季匠籍混乱和简化户丁编审，于顺治二年(1645年)下谕废止匠籍，“除免匠价”，把匠户编入民籍，“照民一例当差”②。但是不久，工部就以“工程尚烦，需用不赀”，奏准朝廷，自十五年(1658年)起，又恢复对匠班银的征解③，大致开始均摊于各里甲，康熙初年才归匠户完纳。《嘉兴府志》载：匠班银，“顺治十五年奉文均摊各里，康熙六年仍归匠籍完纳。”④广东《香山县志》也说：“南工部匠银银两，康熙元年始行派纳，赋役之外，征及于工，亦会计者一时权宜之术也。”⑤

本来，清初的废匠籍、免匠价，这是符合明清之际大变革实际情况的。而清朝政府又已经把明代的匠户编入了民籍。在这样情况下，重新征收匠班银，不但等于回复到明末混乱的老路，而且势必造成匠户们既要缴纳丁银，又需负担匠价的一身两供的境遇。象海盐县，早在明代，匠户的逃亡就非常严重。到清代，他们因编入民籍，需要认纳丁银，而“班银”又不得豁免，结果“匠户日有逃亡”，“而里甲之赔跛无穷”⑥。安徽广德州，也因匠籍“各户子孙赔累”，或“其子孙故绝者，又累里长赔纳”，而“实费追呼”⑦。湖南湘潭县原有工匠一百五十七

注释：

①万历《明会典》卷一百八十九，《工匠》二。

②《清世祖实录》卷十六，顺治二年五月庚子；顺治《江西赋役经制全书》，《更订凡例》。

③《清世祖实录》卷一百一十八，顺治十五年六月辛卯。

④许瑶光：光绪《嘉兴府志》卷二十，《户口》。

⑤申良翰：康熙《香山县志》卷之三，《食货志》，《杂办》。

⑥陈世倭：乾隆《海盐县续图经》卷二，《食货篇》，《户口》。

⑦《桐川纪事》续《征解匠班银两示》。

名，康熙二年(1663年)仅存五十五名，到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减少到只有二十九名了。这些不断减少的工匠，大多因为不堪封建国家的双重压榨而逃亡了①。福建漳浦县在康熙年间，真正属于明代匠户子孙的不过十分之一，其余“十之九”的匠班银，则“包赔于里户”②。

因此，从恢复征收匠班银开始，不少官员就发出呼吁，要求进行改革。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任济宁知州的吴柽说，“窃惟今无匠籍、民籍之分。要之皆民籍，既征丁银，宜豁除班匠，否则派入条鞭之内，每亩所增不过渺漠之数，于国课无损，而贫艺有济”③。山西永济县令潘某在谈到该县的匠班银时也说，“永邑应征匠价银七十九两六钱有奇，向系旧匠一百七十七名公同办纳。但历世已远，昔之丁匠丁亡籍换，间有一、二子孙，未必世传其业，而额故在，不得不于其名下追赔。无子孙可追者，即辗转指攀，甚至着催办之匠头代纳。……且工匠亦民丁也，既征其丁，又征匠价，是力役之征，人供其一，而匠供其二。”所以他认为，匠班“亦当与丁徭一体均摊以苏其困者也”④。

其实象吴柽等人所说的把匠班银派入条鞭的做法，早在明末已有人试行了。安徽灵壁县，因匠户“虽逃绝，册籍未除”，“辗转折连”，“岁以为累”。县令别如纶“申请派入条鞭之内”，计“每两不过丝忽之加，而害得免”⑤。江西乐平县，也因此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将全县匠班银八十一两二钱，照一条鞭法“编入四差”。不过乐平县的做法是，从此“各匠止当民差”，匠班银则“取给通县人户征解”⑥。清初从新征收匠班银以后，这些县大多仍恢复“照旧征解”。

在清代，正式把匠班银摊入地银的，开始于浙江省。《大清会典事例》载：“(康熙)三十六年复准，浙江匠班银七千四百九十两有奇，均摊于通省地丁下带征。”据有关地方志的记载，各州县真正实行是在三十七年(1698年)。在这以后，湖北巡抚年遐龄，也以该省匠役班价银“缺额无征”，“官民交困”，请求照江、浙二省之例，“自康熙三十九年为始，亦归地丁征收”⑦。山东省的“额征班匠银四千四百余两”，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午归地亩⑧。接着，湖南省的匠班银，也在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摊入田亩⑨。

注释：

①吕正音：乾隆《湘潭县志》卷十，《赋役》上。⑧⑨

②陈汝咸：康熙《漳浦县志》卷之七，《赋役》上。

③《牧济尝试录》，《杂税论》。

④陈仪：《陈学士文集》卷四，《赠永济令潘苍企叙》。

⑤贡震：乾隆《灵璧县志略》卷二，《经制》，《赋役》。按：别如纶，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以举人任灵

⑥杨人杰：乾隆《乐平县志》卷之五，《食货志》一，《役法》。

⑦《清史列传》卷十二，《年遐龄传》。

⑧《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九和《大清会典事例》均载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请准该省匠班银归入地

丁征收。但据各府州县地方志记载，正式摊入地亩是在四十二年(1703年)。

⑨只有个别州县，如沅州府属芷江县，是在雍正七年(1729年)与民丁银一体摊入地亩。见白塘珠：乾隆《沅州府志》卷十二，《田赋》上。

在康熙年间实行匠班银归于地粮的，还有江西省。有关江西省匠班银归入地粮的明确时间，我们从《实录》、《会典》和地方志中，都没有查到。伹福建康熙《漳浦县志》中却有这么记载：匠班银“唯江西省就地丁均匀，而浙江省前年亦经题请，业有成例。”①雍正六年(1728年)，广东布政使王士俊在奏请该省匠班银“摊入地丁”时，也提到“请照江西，浙江等省之例”②。又前引湖北巡抚年遐龄的奏疏中，亦有援引江、浙二省之例。这里所说的江、浙，就是江西、浙江。因此，可以推断，江西省匠班银摊入地丁的时间，可能还在浙江省之前，至少不会迟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

雍正年间全国“摊丁入地”的高潮，对于匠班银的摊入地丁也起着促进的作用。直隶的匠价银就是在雍正二年(1724年)与丁银一起摊入地粮的。江苏、安徽则于七年(1729年)全部摊入田亩③。此外，广东省始于八年(1730年)④，福建省则在十三年(1735年)⑤。稍迟的象陕西、甘肃两省，它们到乾隆二年(1737年)也摊入“民粮”⑥。山西省因为“摊丁入地”的时间拉得很长，所以匠班银匀入地粮，也比其它省份复杂一些。比如长治县的匠价“乾隆二年摊入地粮征收”⑦，寿阳、介休、沁州等州县是在三年(1738年)⑧，阳曲是四年(1739年)⑨，河曲是六年(1741年)⑩，孝义县则迟至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才“均入地丁内征收”11。至于还有些省份，因为没有看到记载，暂时还不清楚。

匠班银的摊入地丁，也与民户“摊丁入地”一样，形式上很不一致。浙江、广东等省是按照通省地亩均匀摊征。象广东，每亩一律以银一毫三丝零起征12。直隶虽然也是通省均摊，但与民丁混合一起，以田赋银计征，每地粮银一两，摊入丁匠银二钱七厘零。至于其它的不少省份，多采取以“该州县之匠价均摊于该州县”的方式，但其中也有按粮银或按地亩的区别。

福建、河南、山西、陕西、甘肃等省都以银粮计征。比如：福建莆田县“照现征钱粮科算，每粮一两匀征银四厘四毫八忽四微13，长汀县每粮一两匀征银六毫四丝二忽零，宁化县一厘五丝

注释：

①陈汝咸：康熙《漳浦县志》卷之七，《赋役》上。

②《朱批渝旨》，雍正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广东布政使王士俊奏。

③尹继善：乾隆《江南通志》卷六十八，《食货志》，《田赋》。

④乾隆《广东赋役全书》，《省总》上卷。

⑤乾隆《福建通省赋役总册全书》，《福建省总》。

⑥《清高宗实录》卷三十六，乾隆二年三月丁卯；卷四十六，乾隆二年七月戊戌，卷八十，乾隆三年十一月辛亥。按，据有些地方志记载，甘肃匠价摊入地粮是在乾隆三年(1738年)。

⑦吴九龄，乾隆《长治县志》卷七，《赋役》。

⑧张嘉言：光绪《寿阳县志》卷三，《赋役志》，《田赋》，叶士宽，乾隆{沁州志》卷三，《贡赋》，徐品山：嘉庆《介休县志》卷四，《田赋》。

⑨阎士骧：道光《阳曲县志》卷七，《户书》。

⑩邓必安：乾隆《孝义县志》，《田赋积贮》。

(11)曹春晓：嘉庆《河曲县志》卷三，《丁徭》。

(12)郝玉麟：雍正《广东通志》卷之七，《编年》。

(13)宫兆麟：乾隆《兴化府莆田县志》卷六，《赋役》。

六忽零，清流县四厘一毫一丝零①，等等。安徽以及江苏、湖南的不少县分，按照田亩进行征收。如芜湖县，每折实田一亩科摊带匠班银二毫五丝二忽零②，高邮州，上田每亩摊征匠班银四丝零至河淌田每亩六忽零不等③。在江苏苏州府所属的县分，采取了以本色米粮进行匀摊的方式。如长洲县每石摊征匠班银一厘三毫有奇，常熟县每平米一石征银一厘一毫有奇④，等等。从上述各种形式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匠班银的“摊丁入地”；或者是民户的“摊丁入地”，它们在实质上都是一样的。

当然，匠班银的“摊丁入地”，比起民户的“摊丁入地”来，毕竟要简单得多。首先，它的数额很小，根据我们见到的材料，较多的象江西，不过七千九百八两零，遇闰加银六百五十九两零⑤。江苏七千六百多两，浙江七千四百多两，其余有几千两，或者千余两的，最少的甘肃省仅只七百六十余两。因为银数不多，摊入地亩或地粮后，对有地之家增加的负担也少，所以在推行时阻力也比较小，尤其是某些“摊丁入地”在前的省分，更不过是一种顺势而行的举动。

匠班银的摊入地粮，在当时还是有相当作用的，它解决了长期以来使“官民交困”的一个麻烦问题。特别是那些身为匠户的子孙们，更消除了封建国家强加在他们头上的一道人身枷锁，使之稍有喘息，这也具有积极的意义。

(七)灶丁银摊入灶地

盐与食粮一样，是人们的生活必需品。在我国封建社会中，统治阶级为了增加财政收入，一直实行官盐制度。因此，封建国家对于直接从事制盐生产的劳动者，也牢牢地加以控制。在明代，他们与军、匠等户一样，有专门的户籍，叫做灶户。灶户中年十六以上六十以下的男子成丁，称作灶丁，他们必须定额向封建国家缴纳盐课。由于灶户所从事的制盐生产，都是在封建国家严密的组织下进行的，因此，统治者为了保证生产的顺利进行，还常常分配或允许拥有一些必要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在明代，灶户除了盐田以外，还有草荡甚至耕地。草荡和耕地是需要缴税纳赋、支应差役的，因此，灶丁也要缴纳丁银。

清朝代替明朝以后，取消了军户和匠户，一律编入民册，但灶籍还是保留了下来。清朝政府对于灶丁的编审，虽然不如民丁那样频繁，然而为了保证盐课和征收丁银，对它也并不

注释：

①李绂：乾隆《汀州府志》卷之十，《田赋》。

②陈春华：嘉庆《芜湖县志》卷之四，《田赋志》。

③夏之蓉：乾隆《高邮州志》卷之三，《民赋志》，《地丁》。

④习寯等：乾隆《苏州府志》卷九，《田赋》三。

⑤于成龙：康熙《江西通志》卷之第十二，《户口田赋》。按：匠班加正脚银共七千九百七十一两零，遇闰年份加银六百六十四两零。

放松。

康熙中期开始的匠班银摊入地丁，以及接着民户的摊入地，促进了灶丁银摊入灶地的进程。雍正二年(1724年)，署江苏巡抚何天培在奏疏中说：“窃丁银归地，洵为良法，惟江、浙之松、嘉、杭、绍等府有灶丁一项，必宜归在灶地。查明初灶户烧盐，其地谓之盐场，乃取卤烧盐之地，但征税银，不征粮米。而灶丁之税，特重其丁，立定户册，子孙承袭有增无减，人经数十世，已经改业，并无灶地者甚多。又有祖遗数丁，著落山人完纳者，尤为可悯。”①第二年，朝廷就议准了两浙盐场的“摊丁入地”②。

当时，两浙的灶地有课荡、税荡之别，“课荡者，煎盐办课之荡，征丁而不征税。”税荡是“其地潮水不至，无由乱煎，只种花豆，征税而不征丁甲③。灶丁的摊入灶地，主要是指“摊归课荡”④。至于有的盐场，如宁海县的长亭场，“虽有荡地山沙，俱系瘠土”，黄岩等县的黄岩场，向“无额征樵煎之地，且丁多荡少”，乐清等县的北盐场，“实系无地”。类似上述的特殊情况，清朝政府规定，仍“照旧输纳”丁课，待有“涨垦升课”地亩，再陆续抵补⑤。

两浙盐场的灶丁摊入灶地，是采取各盐场分别均摊的方式，其中有按亩均摊，也有按粮均摊的。如上虞县的金山场，每灶田三亩三分六厘零派灶丁一口，实行按亩匀摊。会稽县则以粮均摊，每银一十八两一钱二分，米四石九升六合一勺才派灶户一口。⑥

山东省灶丁的“摊丁入地”，是分两次完成的。第一次是雍正四年(1726年)，只将应征丁银一半三千一百二十八两零，“摊入各场灶地及各州县民佃灶地之内”，计每地银一两加丁银三钱六分零。第一次摊丁后，因为每个灶丁还保留了应纳银一钱四分五厘，这对无地的贫苦灶丁仍属苦事，他们往往“经催征，仍致逃避，欠课累官”。所以经巡盐御史准泰奏请，从乾隆二年(1737年)起，将剩下的另一半灶丁银也摊入了灶地⑦。当时，清朝政府在议准山东灶丁摊入灶地时，还规定“遇有升课地亩，仍照例加摊丁银，即将丁银遁核减收”⑧。这与该省民户摊丁入地的做法是相同的。

在两浙、山东的灶丁摊丁入地后，直隶长芦盐场的灶丁也于雍正六年(1728年)摊入灶地。长芦盐场的原额灶丁五千四百二十三丁，共征丁银三千四百一十四两零⑨，实行各场按

注释：

①《朱批谕旨》，雍正二年闰四月二十六日署江苏巡抚何天培奏。

②嵇曾筠：乾隆《浙江通志》卷五十八，《盐法》下。按：关于浙江灶丁摊入灶地，在明代巳见试行。彭润章：光绪《平湖县志》卷六，《食货》上，《户口》载：灶户“万历初核实八千七百八十四户，八千八百一十丁，万历间逃亡殆尽，四十二年巡盐杨鹤釆诸生赵志奎等议，以丁课归入荡地征输，其原征数目无考，

国朝因之。”

③《清盐法志》卷一百六十一，《两浙》二，《场产门》二，《灶地》。

④《清盐法志》卷一百六十一，《两浙》二，《场产门》二，《灶地》。

⑤嵇曾筠：乾隆《浙江通志》卷八十五，《盐法》下。

⑥平恕等，乾隆《绍兴府志》卷之九《田赋志》一。

⑦⑧《清盐法志》卷五十二，《山东》三，《场产门》三，《灶丁》。

⑨《清盐法志》卷二十五，《长芦》十六，《征榷门》三，《灶课》。

亩匀摊，计每亩征银六厘至一分不等①。

山西解池是著名的河东盐产地。从明初起，解池盐的生产组织就与两浙、长芦等海盐各场不同。当时，朝廷专门规定，从万泉、安邑等十三州县编审盐户八千五百八十五户，盐丁二万二百二十名，“以供捞釆”②。顺治六年(1649年)，盐归商人“自行浇晒”，免除了盐丁的捞采之役，但他们仍必须缴纳丁银。乾隆初年起，万泉等县的民丁陆续“摊丁入地”，盐工的徭银才随所在州县的民丁一起归入地粮。如安邑县盐丁二千七百三十四丁，征银三千零七十七两零，乾隆元年(1736年)1随民丁归入地粮。同样，夏县的一千二百一十二丁，银九百三十三-两零，是在乾隆十年(1745年)归入民田粮银的⑧。

云南井盐区的灶丁银，一般也都摊入民赋田地。如安宁州的安宁井，“灶丁每丁编银五分，该银五百七十八两九钱二分，业于条陈地方等事案内，摊入民赋田地项下征收”④。

至于还有一些盐场，由于情况不同，所以采取的形式也不一样。广东省的某些盐场，自清初以来，因迁海等各种原因，灶丁缺额一直十分严重。乾隆时，清朝政府规定以新垦灶地抵补缺征丁课。比如乾隆四十年(1785年)，海晏场灶户林成业等，垦复灶地八十七顷二十亩零，每亩编征银六厘零，共征课银五十二两九钱九分零，按照“灶税移抵丁课”例，“计抵缺丁六十五丁”⑤。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惠州府属上川司盐场灶户赵隆业等，垦复灶地六十五顷九十九亩零，共征税课银四十两零，也照例抵补缺丁四十九丁⑥。广东省的做法，虽然不是原来意义的“摊丁入地”，但是，用新垦田地的税额来抵补人丁缺额，毕竟比单纯地签补人丁要好得多。因为这样既可以减少对灶丁很多的骚扰，而且对于保证清朝政府的财政收入，也是有利的。

(八)屯丁银摊入地粮

清代的屯户就是前明时候的军户。在明代，凡军户都是世袭制，其军籍分辖于各地的卫所，并实行军屯。清初，“军制已更”，“军丁改为屯丁”，又陆续裁撒卫所，归并到地方州县中去。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军户和民户的编制各不相混，他们间承担的封建义务也轻重不等。所以，虽然各地的卫所纷纷并入州县，实际上仍单独进行编征。且以人丁为例，比如河南郑州⑦：

注释：

①李鸿章：光绪《畿辅通志》卷九十四，《经政》一，《田赋》。

②《清盐法志》卷七十六，《河东》三，《场产门》，《盐丁》。

③曾国荃：光绪《山西通志》卷五十八，《田赋略》二，卷六十四，《田赋略》七。

④段昕：雍正《安宁州志》卷之九，《田赋》。

⑤⑥《清盐法志》卷二百三十三，《两广》二十，《征榷门》八，《场课》。

⑦张钺，乾隆《郑州志》卷之四，《食货志》，《户口》。

由于卫所的屯地散居各地，往往在同一州县的辖境内，可以归并几个不同卫所的屯地、屯丁，而这些不同的卫所，它们的人丁科则也是不同的。如广东东安县，民丁“每丁例派征差、壮均平，盐课银三分三厘九毫九丝三忽，遇闰每丁加银二分五厘零五丝二忽”；归并肇庆卫屯丁“每丁征银三钱四分八厘四丝三忽，闰银一分五厘七毫三丝二忽”；收并德庆所屯丁“每丁岁征银五钱二分四厘七毫七丝六忽，遇闰每丁加银二分七厘七毫八丝三忽”；归并阳春所“屯丁一丁，照例岁征银二钱七分零五丝六忽，闰银一分二厘六毫八丝三忽”①。

至于民地和屯地，它们之间的科则，也存在着差异。稍有不同的是与丁银的情况恰好相反，在同一州县中，屯地的科则一般总要轻于民地。

正因为民丁和屯丁之间存在着上述差异，所以在各省州县摊丁入地时，屯丁银也往往要单独处理。不过就时间而言，除广东等少数省份外，大抵都与民丁的“摊丁入地”同时进行。在有的省区，象直隶、山东，它们都不分民丁、屯丁和民地、屯地，通按同一则例进行征收。陕、甘两省原来也照此办理。但是，由于这两个省的屯地“额赋本重于民田”，按同一则例均摊，屯地的负担就大大增加。象陕西多加二万五千两，甘肃加九千余两，使“屯民甚属苦累”。因此，从乾隆二年(1737年)起，经朝廷允准，决定将多摊银两“暂为豁除”，“俟下届编审之时”，将“所属各州县新编人丁应完丁银，均匀摊入民地粮内，渐次补额”，“俟补足之后，即行停止，永不加赋”②。这样，陕、甘两省的屯丁银，实际上后来就以屯粮单独计摊了。象陕西，大致是每银一两，每粮一石，应载丁银四分三厘四毫零，遇闰四分三厘八毫零③。比民丁银少匀摊一半还多。

湖北、江西两省也是实行全省屯丁银摊入全省屯地银内方式进行征收的。雍正七年(1729年)，湖广总督迈柱在奏请湖北丁随粮派时说：“又有武昌、襄阳等十卫所，共征人丁一百二十三两八钱，以通省成熟屯银四万八千七百二十八两二钱一分零摊派，每两该征银三厘，……自雍正己酉年(七年)为始，照通省摊匀地丁数目，饬令各州县卫所造册征收”④。江西省则从雍正五年(1727年)开始，各卫所原编完赋军屯余丁六千千百九十丁，编银一千二百

注释：

①庄大中：乾隆《东安县志》卷二，《赋役志》，《岁派》，《屯赋》。

②《清高宗实录》卷十九。二十八，乾隆元年五月庚申，同年十月丁卯。

③王如玖：乾隆《直隶商州志》卷六，《田赋志》。

④吴熊光：嘉庆《湖北通志》卷十八，《政典》一，《户口》。

七十四两零，“一并均摊通省有屯粮属县带征”，每五年编审后“仍查明升减数目，照例均摊一次”①。

河南、湖南、江苏、安徽、福建等省的屯丁银，各按归并的州县进行均摊。河南“就一邑之丁粮均派于本邑地粮之内，无论民、卫绅衿富户，“不分等则，一例输将”，即与民丁同一则例②。湖南的情况也与河南一样，不过在有的州县也有“摊入屯粮内带征”的③。在湖南的屯丁中，还有一种叫闲丁的。闲丁是前明卫所制度中，“设指挥、千户、百户，其袭爵者为正，不袭者为闲”④。闲丁的数额不少，甚至超过正丁数。清泉县正丁二十四丁，闲丁五十一丁⑤。祁阳县正丁十六丁，闲丁七十七丁⑥。零陵县实在屯丁三十八丁，而闲丁多达二百五十六丁⑦。雍正七年(1729年)，该省屯丁摊丁入地，所指的只是正丁，至于闲丁的丁银，到乾隆二年(1737年)经巡抚高其倬题请，才“摊入各州县地粮征收”⑧。福建省的屯丁银，据《大清会典事例》载：“屯地每两征丁银八厘三毫至一钱四分四厘八毫零有奇”⑨，与民丁摊入地粮的科则也不相同。江苏，安徽两省的屯丁，分为驾运屯丁和当差屯丁。驾运屯丁指专司漕运的屯军，他们“领种屯田，驾运不纳丁银”。真正承担丁银的是当差屯丁⑩。到乾隆初年力止，这两省的卫所，多数已归并到所在州县，但他们的“摊丁入地”，却并不与民丁一例，而是各按所在州县的屯地，分别进行匀摊。

广东省民丁的“摊丁入地”是在康熙晚年，可是屯丁银归并的时间要晚得多了。根据乾隆《广东赋役全书》记载：自“雍正十年为始，将额派屯户丁银按照额征屯粮米石匀派”。当时该派屯丁六千五百四十丁，编征银一千六百八十两零，闰银六十五两零11。计每屯米一石，派纳丁银一分八厘九毫12，实行全省统一匀摊。

浙江省的卫所直到乾隆时期，多还没有归并州县，所以屯田和屯丁也仍由卫所官员单独“经理”13。《温州府志》中记录温州卫的屯丁银，从乾隆元年(1736年)摊入屯地，并实行以亩计摊。凡屯丁自种田和民佃田，每亩一律均摊四厘六毫三丝14。

在屯丁的摊丁入地中，山西省的情况仍然比较复杂。这不但因为与民户的摊丁入地一

注释：

①乾隆《江西赋役经制全书》，《省总》。

②龚崧林：乾隆《重修洛阳县志》卷之四，《田赋》，《户口》《丁银》。

③⑦刘沛：光绪《零陵县志》卷四，《田赋》，《户口》。

④⑤江恂，乾隆《清泉县志》卷九，《食货志》，《人丁》。

⑥李莳：乾隆《祁阳县志》卷之三，《赋役》，《丁役》。

⑧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二百六，《户部》，《漕运》。

⑨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一百三十三，《户部》，《户口》，《丁银摊征》。

⑩尹继善：乾隆《江南通志》卷七十五，《食货志》，《屯丁》。

(11)乾隆《广东赋役全书》，《省总》上卷。

(12)黄堵芳：道光《新会县志》卷五，《经政》，《户役》。

(13)嵇曾筠：乾隆《浙江通志》卷八十二，《漕运》下。

(14)齐召南：乾隆《温州府志》卷之十，《田赋》，《屯田》．

样，延续了很长时间，而且摊入的形式也不一致。大体说来，屯丁的摊丁入地往往与民丁同时进行。但是也有迟于民丁的，象凤台县民丁是乾隆元年(1736年)归入地粮的，汾阳县和孝义县是在乾隆十年(1745年)，而它们的屯丁则迟至光绪五午(1879年)才完全“推丁入地”①。绛州所属的河津县，当民丁于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归入地粮后，屯丁却始终随丁办纳，直到光绪五年(1873年)屯丁全部逃绝，才予以豁免②。在摊入的形式上；多数是与民地地粮通同匀摊。阳曲等个别县分则与民地按亩摊征③。少数州县，比如象榆次、交城等，采取了屯丁归入屯地的方式。归并永宁州的太原前卫的屯地，封建国家一直只征收折色牛具银两，因此，道光八年(1828年)，当屯丁摊丁入地时，也就以牛具银的形式加以摊征④。

另外，还有的省，如云南，由于原征丁银过重，“难与轻额民丁一概均摊”⑤。它们中除了一部分以“自首报垦”田土的科额进行抵补，其余过重丁银，都在雍正、乾隆年间陆续予以豁免。如蒙化卫，共征屯丁银四百五十五两七钱，除自首田地抵补银四十两五钱零，剩下四百余两，于雍正十年(1732年)“奉旨豁免”⑥。广西府原征军丁银一百七十两八钱，雍正四年(1726年)“查出影射民屯、田地，科征条粮抵作丁银一两九钱(零)”，“仍应征银一百六十八两(零)”，也在乾隆三年(1738年)“概予豁免”⑦。

屯丁银的“摊丁入地”，使清初以来已在泯灭的屯丁和民丁之间的界线，进一步趋向消失，这对于松弛封建国家对屯丁的人身控制，显然是有意义的。

(九)“摊丁入地”的意义

通过以上论述，我们知道，“摊丁入亩”自明末一条鞭法开始，前后经过了漫长的时间，特别是在清代，几乎贯穿了整个历史时期。由于这项赋役改革，不仅涉及到封建社会晚期经济领域中的一系列变革，而且还与当时社会上各阶层的利益紧密相连。因此，整个变革的过程，必然会充满各种矛盾和斗争。

早在明朝末年，一些保守的官僚士大夫就竭力反对“摊丁入亩”。湘乡人洪懋德在《丁粮或问》中说：“民者国之本也，田者民之天也。无丁，则赋役之事委于田，而民遂视其田如荼毒，去之唯恐不速。田一去，则脱然为世外之游民，而天子不能使，邑宰不能令，是隋利而勤

注释：

①曾国荃，光绪《山西通志》卷六十、六十一，《田赋略》三，四。

②曾国荃，光绪《山西通志》卷六十四，《田赋略》七。

③阎士骧：道光《阳曲县志》卷七，《户书》。

④曾国荃，光绪《山西通志》卷六十，《田赋略》三。

⑤《清世宗实录》卷二十九，雍正三年二月丙申。

⑥徐时行，乾隆《续修蒙化直隶厅志》卷三，《赋役志》，《户口》。

⑦周埰：乾隆《广西府志》卷之九，《户口》。

之害，民何利而不相率以为游惰乎。”①礼部尚书李腾芳认为，“以丁银加之于粮”，“考图册、索户口，问逃亡、侦隐匿，何时而完乎”②他们所哓哓不休的最大理由，就是怕“摊丁入地”后，户丁编审失去作用。地方政府无法控铡离开土地的农民群众，而使封建统治秩序遭到破坏。

由于“摊丁入地”免除了城镇工商业者的丁银，客观上有利于工商业者的发展，这也是某些守旧官员所不能允许的。他们争辩说，“尝总四民论之，士工商赖农以养。……若工商既资农矣，而其应该之差，不使农民代焉，何其不情如此?今夫工日可佣银几分，终岁而应一、二钱之差，既为王臣，有何不可?况富商大贾，列坐市肆，取利无算，而差役反不及焉，是岂可通乎?”③有的人还打出捍卫旧道统的架势，煞有分事地说：“今随粮派丁，巳失先代古意矣。如果再对“水陆舟车商贩为业”者，以“册上无粮”，“必尽蠲除”，这样必然是“抑本扶末，非先王重农之意”，“不可不慎也”④。其实这些人所反对的，正是当时整个社会前进的趋势。

到了清代，因为“摊丁入地”的潮流更加汹涌，因此反对者的言词也更失去其伪装。有的人公开为乡绅富户作辩护，说“丁粮除而冒籍多，田粮加而置产困”⑤，“遂使富户坐困于役”⑥，所以千方百计“阻遏其请者”⑦。陕西鄂县明末“摊丁入地”后，“有田之家”一直于心不甘，他们把广大无地农民和工商业者辱骂为“游手梗化之徒”，竭力进行所谓“改正”活动，有的人甚至煽动“有田之家同心协力赴上台力辩”，以图逼使官府再回复按丁征银⑧。直隶肃宁县有的地主自“摊丁入地”后，就借此“事端”，“每亩加租二分”⑨，把摊入地粮的丁银重新转嫁于贫苦农民的头上。

在有的地区，还因此发生暴力行动。康熙时，鄞县乡绅仇兆鳌，因为顽固地阻挠“摊丁入地”，引起群众的愤怒，他们“群聚兆鳌宅，毁其外墙”，表示对仇兆鳌的警告⑩。雍正初年，浙江全省“丁归粮办”，省城杭州府的一些“田多丁少”的地主富户，竟先后两次聚众闹事。第一次是在雍正三年(1725年)的春天，他们“蛊惑百余人，齐集巡抚衙门，喊叫拦阻摊丁。”接着次年七月，又乘全省“十一郡贡监劣衿俱在省下场”，进行乡试的机会，由“劣恶”金济路带头，“暗中雇出土棍闻尚德等，复挟故智，聚众进城”11。他们甚至“鸣锣执旗”，“喊叫罢市”，以阻

注释：

①刘履泰：康熙《湘乡县志》卷九，《词翰》。

②吕正音：乾隆《湘潭县志》卷之四，《赋役》中。

③葛守礼：《葛端肃公文集》卷三，《宽农民以重根本疏》。

④刘履泰：康熙《湘乡县志》卷九，《词翰》，龙吟：《均图谋野议》。

⑤李菶：嘉庆《连江县志》卷之二，《田赋》。

⑥《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户政》五，《赋役》二，邱家穗：《丁役议》，

⑦《朱批谕旨》，雍正元年七月十二日直隶巡抚李维钧奏。

⑧康如琏：康熙《鄠县志》卷之四，《田赋志》，《赋役》。

⑨尹侃：乾隆《肃宁县志》卷七，《人物》。

⑩钱大听：乾隆《鄞县志》卷十七，《人物》。

(11)《朱批谕旨》，雍正四年八月初二日浙江巡抚李卫奏。

挠“摊丁入地”的进行①。地主阶级这种倒行逆施的行动，也遭难广大群众的反击。在地主们第一次闹事以后，就“被有丁无田情愿均摊者窥破伎俩”，当时，不仅城外的“乡民”“聚集”一起，“围辕吵闹更甚”，而且城内的“一班门面丁差，亦为效尤”，他们还“打街罢市”，响应贫苦“乡民”们的义举②。从浙江省所发生的事例中，我们看到，围绕着“摊丁入地”，地主阶级和广大群众之间，存在着多么深刻的矛盾。

那么，怎样看待地主阶级国家推行“摊丁入地”的这一行动呢?清朝的一些官僚士大夫们，往往把它归结为“圣清”统治者“爱民如子”的“德性”。是“圣祖仁皇帝”“至仁之政”，和雍正帝“优惠于贫民”的“恩恤旷典”。这些当然都是颂扬帝王恩德的无稽之谈。浙江《嘉兴府志》对“摊丁入地”总结了四点好处：“因田起丁，田多则丁多，田少则丁少，计亩科算，无从欺隐，其利一；民间无包赔之苦，其利二；编审之年，照例造册，无烦再为稽核，其利三；各完各田之丁，吏不能上下其手，其利四。”③《嘉兴府志》中所说的四点好处，归结起来，就是减少头绪，简化税则，保证赋税的足额。这才是封建国家推行“摊丁入地”的真实目的。《永宪录》的作者萧奭也说，“自摊丁之法立，穷民免累，而国赋无亏，此编审所以缓行。”④所谓“穷民免累”，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为了保证“国赋无亏”，而后者才是它的落脚点。

由于，“摊丁入地”的基本原则是“因田起丁，田多则丁多，田少则丁少”，而且“无论绅衿富户，不分等则，一例输将。”这对地多的绅衿富户们当然有所不利。但是，不断调整地主阶级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之间的矛盾，正是封建国家行施其国家职能的一种表现。在我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社会里，地主阶级国家为了维护和扩大统治基础，总是一方面给地主缙绅以各种政治、经济特权，保护他们的剥削权益，另一方面，又不允许他们过分地膨胀势力，以损害其本阶级的根本利益。清朝统治者推行的“摊丁入地”，就是利用政权的力量，调节地主阶级和农民群众之间的矛盾，力图“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⑤的一种手段。在“摊丁入地”中，他们通过将绅衿富户中的一小部分剥削物转化为国家赋税，用以抵偿无地贫民因不纳丁银而失去的税额，从而既保证了赋税足额，也缓和了因征收丁银而引起的社会矛盾。这不仅有利于封建统治秩序的稳定，而且也是为了维持地主阶级的长远剥削利益，是失小利而得其大益的。

从历史发展的总趋势看，“摊丁入地”有它不容忽视的积极意义。

首先，它使全国的赋税制度进一步趋向统一。大家知道，在我闰封建社会中，赋和役之间，相对说来，役给人们带来的痛苦更多。长期以来，广大劳动人民一直为摆脱或减轻各式

注释：

①《朱批谕旨》，雍正四年九月初二日浙闽总督高其倬奏。

②《朱批谕旨》，雍正四年八月初二日浙江巡抚李卫奏。

③吴永芳：康熙《嘉兴府志》卷之九，《户口》。

④《永宪录》卷一。

⑤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出版，第166页。

各样的劳役差派，向封建国家进行了艰苦的斗争。明末一条鞭法的改革，在某种程度上确实也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斗争成果。但是正如前面我们提到的，由于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特别是明清之际的长期战乱，一条鞭法在各地的贯彻情况是相当混乱的。因此，清代的“摊丁入地”，对于封建国家来说，不仅是一条鞭以来赋役内容的继续简化，即所谓“视明条鞭之制更简而易”①，更重要的也是各地赋役制度的一次再统一。乾隆《济宁州志》在评论“摊丁入地”的意义时说：“济之改九则(即三等九则制)行条鞭已百年矣。……然时役在赋中，时或役在赋外。《会典》云：直省丁徭有分三等九则者，有一条鞭者，有丁随甲派者，有丁从丁派者，一省之内，则例各殊。……至此始归划一，从古未有之善政也”②。这种在全国范围内赋役制度的相对统一，不仅有利于封建国家财政法令的贯彻，而且对于促进各地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是起作用的。

“摊丁入地”对于一般无地贫民，确实也带来某些好处，首先在经济上就免除了丁银的追比。随着赋役内容的简化，一般百姓受到的骚扰也相对有所减少。因为在庞大的官僚机构下，往往每一项赋税征收的中间环节，都可以成为官员吏胥搞贪污中饱的机会，所以简化税则、减少头绪，不但对于广大无地贫民有利，而且也受到自耕农民、甚至中小地主们的欢迎。山东《夏津县志》提到该县“摊丁入地”后，虽“较诸原额为过之，然一切杂办丁徭尽为除豁，民止知有田赋一项，而吏胥不得以为奸，则浮费省剔无算，岂不名增而实减哉”③!类似《夏津县志》中的说法，我们在其它记载中也见到不少。

因为“摊丁入地”取消了丁银，这样，长期以来束缚着贫苦百姓人身自由的户丁编审，也开始松动了。雍正四年(1726年)，直隶总督李绂，就以“直隶丁银业已照粮均摊，是编丁之增损与一定之丁银，全无关涉，而徒滋小民繁费”，上疏请求停止户丁编审④。李绂的奏请，虽然没有立时得到允准，但因为户丁编审，实际意义已经不大，各地州县“不过沿袭虚文”以应付上司，所以到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朝廷终于谕令各省直督抚，将“编审之例，”“永行停止”⑤。当然，封建国家在停止编审的同时，也严令编排保甲以加强对百姓的控制，但比起过去毕竟不同了。

由于丁差摊入田地，封建官府只要认定田主，就可以保证赋役的征收，所以对于一般人户的流动，也不如以前引起惊恐了。在清代的史籍中，有不少资料描述了这种变化。经济较发达的江南地区，自“摊丁入地”后，“贩夫牧竖优游于光天化日之下，无征输之苦”⑥。其它象陕

注释：

①钟赓华：乾隆《柏乡县志》卷五，《户口》。

②胡德琳；乾隆《济宁直隶州志》卷五，《舆地》。

③梁大鲲：乾隆《夏津县志》卷之四，《食货志》，《田赋》。

④《穆堂初稿》卷三十九，《请通融编审之法疏》。

⑤《清高宗实录》卷九百十一，乾隆三十七年六月壬午。

⑥言如泗：乾隆《常昭合志》卷之三，《户口》。

西，“虽或逃丁，以鬻贩邀厚利，而官曾莫得敛而役焉”①。湖南，“民不知役，……百工执艺闻蓉鼓至者，皆计佣受值”②。甚至象贵州这样的省分，也因“赤贫无田特手而食之，夫悉得免于追呼”，而有“通古今之变而除其积弊”③的说法。因为人们有可能从封建的统治下获得较多的人身自由，这样，农村和农村，农村和城镇之间的联系也比过去增加，人们谋生的出路也比过去扩大。它促进了城镇的发展，也使商业、手工业获得更多的回旋余地，这些都在客观上有利于当时已经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

最后，“摊丁入地”还促进了我国人口的大发展。在清代“摊丁入地”以前，各封建朝代，虽然因天灾人祸，以及实际管辖范围大小等缘故，人口有增有减，但据政府帐籍的记载，一般都在五，六千万上下摆动，从来没有超过一亿。清代的顺、康、雍三朝，人口统计以丁为准，直至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全国人丁额二千四百六十二万余④。由于丁和口存在着差别，所以我们又选录了地方志中有丁有口记录的一些府州县，求得平均每丁带口数如下：

注释：

①《皇朝经世文编》卷三十，《户部》五，《赋役》二，邱家穗：《丁役议》。

②陈永图：嘉庆《宜章县志》卷之八，《田赋》上。

③周作楫：道光《贵阳府志》卷四十四，《食货略》一。

④《清圣祖实录》卷二百五十二，康熙五十一年十二月。

根据以上二十个府州县的统计数，大致得出丁与口之间的比例为1：3．16，那么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的人口数为24,623,524X3．16=77,810,335口。当然这只不过是个近似值。但是即使这个近似值，已足够说明当时的户口增长相对处于停滞状态。

所谓户口长期停滞，在当时可分两种情况。一是因为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使广大劳动人民无法生活，从而影响了人口的增长。另一种是户口统计中的问题，比如前面我们在“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一节里所说的，编审不实。也就是说，封建国家在户丁编审中存在着各种隐漏，其中包括因不堪丁银重压而造成的隐漏。而后一点则更加重要。有人曾以十分感慨的语调谈到，因征收丁银对人口统计和人口增长所造成的影响：“余闻之诸长老所传丁银之害，甚于明末之季，当是时缙绅势重，横征杂派，惟乡懦是枕，力不能支，则挟田产投豪右以资福庇，故绅益富、民益贫者，求为厮役不可得，至有以生子为不祥者，可哀也已”①。因为“丁银之害”，不但逼得“乡懦”百姓到处寻求托庇，甚至“以生子为不祥”，直接影响到人口的增殖。

道光《巢县志》对比了从明末到“摊丁入地”以后的户口变化说，“明令：甲十年一审户、一编丁，皆视税粮为登耗，故其(户口)数无大盈缩，……雍正六年始更法，丁随田办，田多则丁增，田少则丁减，田尽则户不空存而无当丁之累。此皇仁之最溥者，于是七十年间，户口之繁十倍于前”②。《夏津县志》也说：“自钦奉恩诏永不加赋，又奉文丁徭并入地粮，法令划一，百姓之扰累尽蠲，户口之实数亦出”。③因为“摊丁入地”免除了人头税的摊派，隐漏已无必要，尤其对于那些丁银偏重的地区，广大贫苦百姓再不必为生男而苦恼，这样也加速了人口的增长。乾隆六年(1741年)，全国人口一亿四千三百四十一万余，到五十五年(1790年)不过半个世纪，已突破三亿大关，到道光二十年(1840年)，竟至四亿一千二百八十一万余。这种惊人的人口增长，是我国已往历史上所从来没有过的。有关此类内容，地方志里有许多具体的记载，因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引述，但从中确实可以看出，“摊丁入地”对于我国人口增长的影响是很大的④。

自“摊丁入地”以后，由于地丁钱粮统归田土，所以封建国家对于土地的控制较前更加重视了。不仅如此，清朝政府为了保证赋税的征收，还常常把其它课程也并入田地。雍正八年(1730年)，将山东登、莱二府所属十八州县的盐课银“摊入地亩，总征分解”⑤。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议准“自乾隆五十七年为始，山西、陕西、河南三省之盐课、杂项，共银四十八万余两，在于三省行盐完课纳税之一百七十三厅州县地丁项下，统计酌量摊征”⑥。在各地方州

注释：

①董鹏翱：嘉庆《禹城县志》卷五，《食货志》，《丁徭》。

②舒梦龄：道光《巢县志》卷之六，《食货志》一，《户口》。

③梁大鲲：乾隆《夏津县志》卷之四，《食货志》，《户役》。

④自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下诏停止编审后，接着封建国家规定以保甲稽考户口，凡绅衿等优免人丁、寄居客户，均与民户一体编入，原来例不编丁的边疆地区，也多编排保甲。当时，清朝政府还一再强化保甲制度，严禁脱户、漏产，这些做法，都增加了人口统计中的真实性。

⑤岳浚：乾隆《山东通志》卷之十三，《盐法》。

⑥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二四二，《户部》，《盐法》，《河东》。

县里，也有将某项税额摊入地亩的。如浙江鄞县、定海等州县的渔课钞①，湖南善化等县的茶引银②，山西代州把“酒课摊入地亩”③，大同县有“宾兴银六十两，于乾隆五十九年详奉奏允全数同丁银一并归入地粮征收”④。

清朝政府把许多本来与田地无关的课税，也并入田赋，这说明到了清代的雍正、乾隆时期，尽管中国的封建生产关系已经更加腐朽没落，资本主义的萌芽也有所发展，但从赋税征收上，仍然没有突破土地作为基本的对象，可见在当时，商人，手工业者以及手工场主所掠取或所创造的财富，在整个社会中还只占很少的分额。中国的基本经济结构仍保留着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形式。农民依旧是社会的基本生产者，他们缴纳地租，成为地主阶级腐化享乐生活的源泉也负担赋税，支撑着地主阶级国家的存在。中国的封建社会还没有发生本质的变化。

注释：

①钱大昕：乾隆《鄞县志》卷六，《田赋》，陈侨：光绪《定海县志》卷十六，志三上《田赋》。

②魏成汉：乾隆《善化县志》卷之五，《赋役》。

③俞廉三，光绪《代州志》卷五，《赋役志》，《田税》。

④崔允昭：道光《大同县志》卷九，《赋役》，《税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