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城:我确信中国有中产阶级

几个月前，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记者魏城来到中国，用一个多月的时间走遍了北京、上海、重庆等中国城市。他比行的目的是为了搞清楚―个自己心中长久以来的疑惑：中国有没有中产阶级?什么样的人才能算中产？中国的中产者正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魏城的采访成果是12篇调查性报道。这些稿件以《中国中产阶级调查》为题刊登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www．ftchinese．com)上。

这是西方媒体第一次专门针对中国中产阶级所做的深度采访。魏城也由此成了贴近中国中产者、了解其生存状况的媒体人。本刊记者最近通过电话采访了远在英国伦敦的魏城。

几年前，我在BBc(英国广播公司)工作的时候就对“中国中产阶级”这个问题很感兴趣。后来由于种种原因，采访未能成行。后来，我到了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工作，我又想到了这个话题，就报给了《金融时报》中文网主编，得到了他的支持。今年5月份，我来到了中国，主要在北京、上海和重庆三个城市采访了50多人，写出了一些关于中国中产阶级的稿件。

凤凰生活：为什么会选择北京、上海和重庆作为主要采访地呢?

魏城：当时，我主要考虑到中国经过了近30年的改革开放，人们越来越富裕。假定中国有中产者的话，会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至少是省会以上城市，以及东部沿海地区。但为了让这次有关中国中产阶级的调查、采访更全面，我想在东部沿海地区、大城市之外选一个西部的城市，后来就选择了重庆。因为重庆也是直辖市，相对来说，经济等各个方面在西部算比较好的。当然，我也去了济南、青岛等其它一些城市。

确信中国中产的存在

凤凰生活：您在稿件里写到“在与50多位至少在我看来属于中产的白领、杂领或金领人士交谈之后，我对这个问题(中国中产阶级)的认识反而越来越糊涂了。”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对中国中产者的印象会随着采访、调查的深入而越来越模糊?

魏城：首先，我确信中产阶级在中国是肯定存在的。

我在采访中确实出现了对中国中产者印象越来越模糊的现象。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在于在中国国内，人们对中产的认定标准是模糊的。中产阶级自己自我认同比较飘逸，他们不认同自己是中产阶级。

我们知道，“中产阶级”的概念是从西方过来的。中国的中产阶级可能会认同“小资”等概念，但对“中产”的概念却缺少认同。他们觉得“中产”应该指的是富人，而不是自己。对中产的期待过高是当前最普遍的现象。另一方面，对中产阶级的社会认同也比较混乱。中国国家统计局有个家庭收入6万至50万区间的标准，不少专家也有自己的标准。这主要是因为“中产”的概念传入中国时间不长，还很混乱。

凤凰生活：尽管你很确信，可是有很多人认为“中国中产”并不存在?

魏城：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对外开放不断扩大。在沿海地区，新的经济、职业不断产生，出现了很多收入不错的群体，这些群体是什么，怎么解释?

还有一个问题，比如在北京、上海等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如果没有有一定财力的中产阶级支撑，房价也不会这么高。现在房价实在是太高，如果把北京、上海某些高档住宅的房价换算成英镑，在英国也可以买非常好的房子。我觉得如果说中国没有中产，中国社会、经济中的很多事情将无法解释。

我坚信中国有中产阶级，但也必须看到中国的中产阶级比较少，从全国范围内看，比例非常小。不管按照哪个判断标准来看，中产阶级都不会超过人口的20％。而按照西方的标准，西方社会的中产者会占到全部人口的80％左右。

中国中产生活很舒服

凤凰生活：你采访了很多人，在选择这些采访对象的时候，你以什么标准确定他们是你要找的人，是属于中产阶级的呢?

魏城：我基本上以职业来确定采访对象，简单说，就是白领，从事脑力劳动的人。我也会参照国家统计局的“家庭年收入在6万至50万之间”这样一个标准来选择受访者。

在西方，中产阶级也是指脑力劳动者。一般来说，从事体力劳动的人不被认为是中产，一些上层的管理者也不会被认为是中产。而私营企业是一个很特殊的群体，西方企业的大老板不能算中产，但一般会把一些中小企业的老板算作中产。中国也不一样，一些民营企业主可以算作中产，但一些个体户，他们的经营很艰难，生活也不富足，便不能算作中产。中产应该还是以主要靠薪资收入的雇员为主。

我在采访中采访了一些民营企业主，也采访了一些自由职业的文化人。这些文化人靠专业技术吃饭，也有不错的收入。我想中国的中产的主体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白领受雇者；二是靠专业技术吃饭的人，比如会计师、律师、一些文化人等等。一些民营企业老板可以算作中产，但他们不是主体，中产的主体是受雇者。

凤凰生活：通过采访，你觉得中国的中产主要集中在哪些行业，在消费文化、生活方式，以及下一代的教育等问题上有些什么样的倾向?

魏城：从职业来看，中国中产者主要集中在一些新行业，比如lT产业、金融业，还有一些专业技术比较强的行业，比如律师、会计师、金融评估师、教师、医生等等。中国的公务员应该也算作是中产阶级，但他们的收入分配形式很特殊，所以在这次采访中没有采访他们。而我确实想过去采访一些公务员，但他们不愿意接受采访。

中国的中产阶级生活中融入了很多新观点，生活的新理念，比如买房按揭等等。他们一般对未来比较有信心，现在收入也比较好，花钱还是很大方的，也是一些奢侈品的消费者。按照中国国家统计局“家庭年收入在6万至50万之间”标准来看，很多人疑问“家庭年收入6万就能算中国的中产阶级吗?6万怎么能生活得好?”的确，如果家庭收入是在这个“6万”的下线肯定不行，但一般中国中产者家庭收入会比普通民众高很多。

我在英国、西方生活很多年。就我的观察，客观地说，中国中产阶级的上层比西方一般的中层要过得潇洒，他们生活相当不错。西方的有些中产其实生活并不好。

在子女教育问题上，我在采访中感到中国的中产不惜花大价钱投资，很多人愿意把孩子送到国外。根据我了解的情况，如果把一个孩子送到英国读书，每年至少要40万人民币左右，但他们都愿意出。尽管有很多中产者也是含辛茹苦地强撑着，但还是义无反顾。其中的原因一个是中国的传统观念，另一个是中国目前都是独生子女，如果有多几个孩子，可能也不会这样。

凤凰生活：你觉得，中国中产阶级的压力主要来自于哪里?魏城：如果谈到压力，必须要对中产阶级进行内部区分，比如中上、中中、中下。

应该说，中产阶级的中下群体生活很拮据。而且由于中国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教育、医疗改革并不到位，中下群体的生活万一出现一些问题，比如生病等，他们就可能很快从中产跌入到下层。这样的压力还是很明显的。

缺少安全感的中国中产

凤凰生活：你去了中国很多地方采访，不同地域的中产有差异吗?主要体现在哪里?

魏城：差异太大了。这跟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有关，北京、上海经济都比较好，特别是上海，经济远远超出国内其他地区。我感觉北京、上海情况可能差不多，但西部的重庆就很不一样。如果把重庆的一个高薪收入者放到北京、上海，可能他只能算中下收入，不过重庆消费也便宜，房价平均每平方只有3800块。而在北京，一个月收入1万块也不是特别好，不能很潇洒。

上海的情况更明显。同样两个人，在收入差不多的情况下，有房和没房的生活就差异很大。老一代中产和新一代中产的差别更大。因为老一代中产的住房当年是以低房价买入的，而新一代中产今天进入房市的代价就远远高出老一代。在上海月收入5000块的话，老一代可以生活不错，新一代中产可能很拮据。应该说，房子、房价已成了现在中国中产阶级生活的一个中心了。

凤凰生活：英文称中产阶级是“the middle class”，中国的中产可以成长为一个独立的class(阶级)吗?

魏城：中产阶级其实是一些社会阶层的大杂烩，他们似乎并没有共同的阶级利益。这个阶级可能包括作为雇主的中小企业老板、职业经理人、受雇的普通白领、自由职业者等，其经济利益在微观的层面上有时甚至是对立的。学者谈论“中产阶级”这个概念，可能更多地着眼于其宏观的社会功能、经济功能和政治功能。

如果仅仅泛泛地谈论中产没意义，因为尽管中产一般都收入稳定，没有温饱的压力，但在中产之间，他们之间的生活差异还是很大的。我想与其去讨论中国的中产能不能成为一个class，还不如讨论中国的中产群体阵容是不是会壮大。南京大学周晓虹教授认为，中国的中产约占全部人口的11％多，如果按照麦肯锡的标准，可能这个比例更大一些。但中国人口多，基数大，农民就有好几亿。所以，如果单纯看这个比例数值，可能会觉得中产这个阶层还很弱小，但如果算人数的话，10％就有一亿多人，虽然仍是一个弱小的阶层，但应该能够构成一个class，西方早期的贵族阶级在整个人口中占的比例更小，但似乎没有人否认它是一个阶级。

凤凰生活：中国的中产和国外的中产阶级有什么不一样

魏城：我前面说过，中国的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所以我在采访中感到中国的中产阶级大多心里不踏实，他们担心有一天出点儿事，很快就把自己打回原型。而西方中产阶级这方面的担忧并不大，因为西方社会的社会保障体系很健全，比如英国，存在着公费医疗和中小学义务教育制度，西方中产阶级唯一担心的就是失去工作，尽管失业后可以领取失业金，不至于生活无着落，但一般来说，失业者找到一份待遇比从前好的工作的几率，远远低于找到一份待遇不如从前的工作。

所以中国的中产和西方的差别可能主要在于安全感，中国中产阶级生长的土壤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凤凰生活：如果现在让你给中国的中产下一个定义，会是什么?这个标准是什么，仅仅是收入吗?收入多少算中产呢?

魏城：我想，收入并不能算做全部的标准。职业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量因素，还有教育背景等等。从职业来说，中产者基本上从事白领职业，而教育程度一般要在大学本科以上。但任何标准都不是绝对的，比如一些私营企业主也可以算作中产，但他们可能没有受过大学教育。

凤凰生活：你还会继续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吗?

魏城：这次在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做出的专题已经和国内的一家出版社谈好，会出一本书，内容包括我这次采访中撰写的文章，以及一些采访实录稿。

我可能会继续关注“中国中产阶级”这个话题，这是我的个人兴趣。但做记者不能反复关注一个选题。以后我可能会关注中国中产阶级成长前景如何，对中国经济、社会和政治生活能够发挥什么作用等等。但我近期内可能不会再做类似的专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