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城镇化是未来改革的纽带

时间:2022-07-13 07:22:31

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城镇化是未来改革的纽带

《债券》:刚刚过去的2012年是我国经济增速相对放缓的一年,不过自去年四季度以来,经济回暖和温和向上的趋势已比较明显。这种趋势是可持续的么?您如何判断当前我国经济所处的发展阶段?

潘向东:这需要从短期和中期两个视角来分析这个问题。

首先,从短期来看,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但相较去年前三季度,进入四季度后经济表现出暂时性“弱”回升。

一是先行指标PMI在四季度回到了荣枯分界线50%以上,连续3个月小幅回升,预示着工业产能开始小幅回升,经济暂时企稳。领先指标新订单反弹对PMI贡献最大,其缓慢回升有助于PMI企稳。伴随着订单增加,产成品库存继续减少;而随着库存的消化,生产持续回升,采购量增加的同时原材料库存继续大幅减少。

二是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名义增速率稳步回升,扣除价格因素,实际消费增速依然保持回升态势。与房地产和休闲相关领域的消费回升明显。去年9月份以后,随着房地产市场销售形势回暖,与买房活动密切相关的家电等销售活跃;汽车市场经过一年多的调整,10月份也有所逐步恢复。

三是去年四季度,进出口贸易有所回暖。今年全球经济增速预计会有小幅回升,出口增速将小幅反弹,同时受国内需求扩张影响,进口增速也将回升。

其次,从中期来看,我国经济正处在“混沌增长”阶段。所谓“混沌增长”,即指在新的制度释放之前,将很难看到新一轮经济周期的启动,整个经济运行过程较为复杂,体现出典型的“混沌”特征。这些特征主要有三点:一是增长路径呈现出“随机”特征,很难进行预测;二是经济系统是不稳定的,发生“黑天鹅事件”的概率较高;三是经济增速下台阶的结果是确定的,经济在不断回落的过程中寻求新的均衡点。

《债券》: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混沌”状态?

潘向东:改革开放以来,资本、技术和制度释放的“后发优势”激发了巨大的增长潜力。但随着已有制度红利和人口红利的衰竭,资本拉动的经济增长目前正遭遇各种瓶颈制约,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面对经济下滑,政府又推出一系列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一方面是经济的自然衰退,另一方面是人为的刺激,这就导致产生了一个“混沌”的状态。如果允许经济自然衰退,其路径应该是很明确的,但实际情况是,外部力量改变了经济运行的正常轨道,使路径变得不确定了。

《债券》:在什么情况下会走出混沌状态,进入一轮明确、清晰的新经济周期?

潘向东:必须要有新的改革、新的制度释放,产生新的红利,来激发新的增长要素,这样经济才能被重新激活,步入一个新的周期。

从经济学的理论来看,拉动经济增长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斯密式增长,通过释放生产要素来实现增长;二是熊彼特式增长,就是创新式增长。后一模式受制于一个经济体的教育水平,在美国发挥得比较淋漓尽致,但目前来看,中国离这种增长模式还有一定的距离。而回顾过去30多年间,我们的经济增长主要采取前一种模式,通过改革不断推进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的释放过程,以及成熟技术的应用,来不断提高劳动生产力。

未来10年,我预计经济增长还是会围绕生产要素来展开。虽然目前来看,我国的中低端劳动力供应量在下降,但中高端劳动力在全球而言是充足的,而且劳动力价格比较便宜;伴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我国还会出现一个产业往中高端制造业转移的过程。这些方面都存在劳动要素释放的空间。

因此,当前这个“混沌”状态持续的时间与国家推动改革的进程密切相关。如果改革进程推动得比较快,结束“混沌增长”阶段就相对快一些;相反,如果改革进程推得比较慢的话,那这个时间估计就会拉得长一些。

《债券》:在2012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您觉得有没有释放一些改革方面的政策信号?

潘向东:有。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释放了两个突出的信号:第一个是直接提到了改革,会议要求“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推动下一步改革;要落实好已经出台的改革措施,同时从解决当前突出矛盾出发,及时推出改革新举措”,要求改革有路线图、时间表,允许摸着石头过河。这让我们看到了希望。第二个是明确提到要“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指出“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也是扩大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

国家提出“城镇化”这一发展的概念,是因为它是未来改革的纽带。很多制度性变革都与它密切相关,也都会促进它的发展。因此理解城镇化加快,应该去理解其背后的深层次经济体制改革,如户籍制度改革、土地流转制度改革、服务行业管制放开、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等。加快城镇化的核心在于进行制度释放,提升经济增长率和人均收入水平,让经济发展得以持续。

当前,我国的城镇化率只有50%,离发达国家70%左右的水平还有很大差距,城镇化道路远没有走完,资本积累的后发优势还没有充分释放出来。

《债券》:您刚才提到,城镇化是未来改革的纽带,这足以说明城镇化在这一轮改革中的重要性。十首次提出“新型城镇化”概念,意味着接下来要推进的城镇化将重在“新”这一特色。较之传统城镇化,“新型城镇化”有何不同?

潘向东:主要有两点不同。

第一,传统城镇化主要受工业化“拉”动,是被动的过程,“新型城镇化”变被动为主动。改革开放后,我国的城镇化率水平开始加快提高。在农业生产率提高较慢的背景下,这种结果主要是由于非农部门劳动生产率相对较快的提升所致。对外开放和加入WTO 让我国企业有机会在快速增长的对外经贸合作中大量引进、消化、吸收国外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和制度安排,使得我国制造业生产率迅速提高。持续吸引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而由于二、三产业多在城镇,就使得农村人口不断涌入城镇。因而过去我国城镇化率的提高主要受工业化“拉”动,是工业化程度不断提升的结果。产业集聚带动了人的集聚。

“新型城镇化”下,人的集聚对产业集聚的带动会明显增强,从而加快城镇化进程。世界银行的研究表明,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市民化,城市投资的边际成本会逐渐降低,从而有利于企业获得更大的市场和更高的利润,这又会吸引更多的人来到城镇。随着城镇需求的迅速增长和多元化,专业化分工还将进一步提高经济的效率。同时,许多新型业态,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如金融和保险业、信息和计算机服务业等,必须依托城市的发展才能得到扩张。不仅如此,城市产业的繁荣和高回报也将吸引更多的资本、技术和人才,这些要素的整合又会进一步诱发新的技术创新活动,并促进新兴产业的形成。城镇化将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量。

第二,“新型城镇化”之“新”也体现在发展思路的变化上。与传统城镇化不同,“新型城镇化”不仅仅是城市人口的增加和城市面积的扩大,而是要在产业支撑、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生活方式等各方面都实现由“乡”到“城”的转变。“新型城镇化”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在于不以牺牲农业和粮食、生态和环境为代价,着眼农民,涵盖农村,实现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共同富裕。

《债券》:基于“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思路,未来的改革将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

潘向东:在“新”的发展思路下,未来的改革将围绕以下几方面展开:

一是解决“双二元结构”,即城乡之间和城市内部的二元结构。城乡和区域之间的社会保障制度、土地管理制度、劳动就业制度、行政管理和公共财政制度等均建立在户籍制度的基础之上,并成为限制人口在城乡之间转移、限制人口跨地区转移的刚性结构。因此,解决“双二元结构”需通过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配套性制度改革,在城乡一体化、区域一体化乃至国家国民待遇体制的整体思路下确立制度改革新逻辑,重建制度体系的新框架。

二是推进农业现代化、提高农民收入。“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其根本在于农村生产力和工业生产力的趋同。这就要求必须加快农业规模化生产,建立现代化的农业经营体系。要规模化农业生产,第一步则是农村土地的确权和流转。在以往的征地补偿工作中,因为程序不完善、补偿办法存在缺陷、标准偏低、被征地农民长远生计保障不足等原因,一些地方违法违规征地、强占乱占农民土地的现象时有发生,威胁到社会稳定。要保证农村土地流转的顺利实施,则必须从制度上保证各方的合理利益,在土地流转过程中遵循等价交换原则和自愿原则。去年12月24日,国务院提请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初次审议的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对“土地补偿”作了重大修改,为农村土地管理改革开启了一道想象的门,不过改革之路还任重道远。

三是加快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第二产业的效率与质量。这是化解城镇化进程中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约束两者矛盾的关键。要求中国的工业化从以往的“粗放型”逐步过渡到“集约型”的发展方式。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优化产业结构,鼓励企业做大做强。立足全局和长远目标,推进战略性的产业调整,有效实现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建立现代产业体系,鼓励“创新型增长”。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坚持走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能充分发挥的道路。

四是进一步发展第三产业。过去中国依靠工业化来推动城镇化,导致第三产业发展比较滞后,而第三产业的加速发展对经济总体保持平稳较快增长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目前我国仍有部分服务行业在政府的管制之下,如传媒行业、教育、医疗等,这些领域都存在着快速发展的潜力。

五是城市发展区域化与产业集聚相结合。未来城市发展与产业发展都将突出规模化、区域化。将着力发展以特大城市为依托、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新型城市体系。城镇化带来了区域化的发展,需对城市群进行综合规划、综合设计、综合引导。加强交通网络和产业体系建设,增强城市功能,提高辐射能力。加强区域中心城市建设,注重发展壮大省际边界地区中心城市。着力抓好县城和中心镇扩容提质,充分发挥小城镇在联结城乡、辐射农村、扩大就业中的重要作用。

六是建设“美丽中国”。这对“新型城镇化”下我国经济的发展质量和效率提出了更高要求,是对在资源环境约束下继续推进城镇化进程的挑战。严格的节能环保目标和政策有助于约束企业行为,实现资源环境友好型的经济增长。

《债券》:这样看来,未来的改革是个庞大的系统工程。那么,您觉得当前有没有一个具体的突破口?

潘向东:个人觉得,最先应该下手的点是房地产业。

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认为未来经济平稳发展的核心就是进一步深化城镇化,城镇化进程加快的具体表现是修路建房等相关城市建设投资的加快和城市消费的提升,这将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修路建房和城市消费的纽带就是房地产业。

目前来看,我国房地产业的一些问题对城镇化进程带来的阻碍。一是房价过高,大多数想进城的人买不起房,这会抑制城镇化进程;二是限购政策,没有在本地纳税就买不了房,这也与城镇化背道而驰。要推进城镇化进程,应逐步取消这些限制性政策,与此同时,可以推进户籍、政策。

从更宏观的方面来看,畸形的房地产市场绑架了当前经济,制约了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效果,也阻碍了城镇化进程。在房地产市场没有实现“着陆”之前,经济政策容易患得患失,所带来的经济的回升也是偏弱的,很难形成所期盼的小周期。因此,理顺房地产市场是改革突破口。

《债券》:理顺房地产市场也是多年来我国经济建设中在努力的一个方向,但受制于各种原因,一直还没有做到。您认为有哪些可行的办法来实现这一目标?

潘向东:通过税收手段理顺房地产市场,应该是一条有效的途径。

税收手段主要有开征房产税和提升交易环节的所得税。从目前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处的阶段来看,提升交易环节的所得税要比征收房产税更能使房地产市场“着陆”和更具有操作性。

房产税本质就是财产税,与资本利得税和遗产税一样,在经济和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从社会公平的角度来看,迟早会推出。但目前,且不说目前中国国民的税负已经很高这一现状,就从税收本身来看,这一看上去比较完美的政策由于所处发展阶段的问题很容易使这些政策产生“水土不服”。例如,对非自住房屋实施累进房产税的方式,虽然可以直接抑制对房地产的投机,但若在全国实施同样将面临多方面的挑战:

其一,一直以来,由于养老保险体制没有完全有效建立,而投资渠道又极度缺乏,老百姓都是通过购房来实现财产性收入的增长和消除对未来养老与医疗的忧虑,其现金流并不一定充裕,一旦对存量房开征房产税,反对声可想而知,而且征收的难度也可想而知。

其二,由地方政府实施对相当多的房屋征税,是否会出现像上世纪90 年收农业税一样的结果,地方政府进行税费绑定,无形之中放大了居民的税费负担,从而与政策出台初衷相背离?

其三,税收一旦开征,各级财政将对其形成收入依赖,一旦房地产市场低迷,也很难有调节的余地。

其四,由于房地产发展的大周期仍然没有结束,那么房产税就很容易被转嫁给购房者,从而可能变相推高房价,与开征的初衷相背离。

提升交易环节所得税的可操作性更强,因为交易过程的现金流充裕,而且向增值部分征收高税收还很难转嫁。既然增加税收是为打击房地产市场投资和投机,那么在增税的同时也需要对刚需群体进行减税,可以考虑对只拥有一套房者进行个人所得税抵免购房信贷还款。

假若出现目前部分人所担心的房地产税收政策的出台导致宏观经济更加低迷,那么可以考虑通过积极货币政策的方式促进市场的供需平衡。同时,以房地产市场调控作为突破口,加大土地流转制度和户籍制度等一系列深层次体制的改革力度,促使城镇化进程加快,从而打破当前宏观经济困局,启动新一轮经济增长。

《债券》:城镇化与金融市场将怎样互动?

潘向东:一方面,城镇化推进的速度加快,能够促进金融、教育、医疗、保险等服务业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金融业的资金流向决定着资源配置和经济的发展方向,城市、城镇的建设都需要金融业来提供资金支持,具体可以包括股权、债权或者银行贷款等多种形式。

当前正在进行的金融体制改革,将理顺金融业的市场化机制。债券市场在去年推出了中小企业私募债等创新产品,股票市场应进行诚信建设,增加股市对优质上市公司的吸引力。保险业、银行业也有望打破垄断,更多的中小金融机构将兴起,实现为中小企业服务这一目的,弥补多年来金融业主要为实体经济中的大企业服务、难以惠及中小企业的空白。中小企业发展得更好,也有助于城镇化的推进。

在过去一年中,股市很低迷,债市涨幅较好,债券市场规模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在今年,我相对更看好股市的投资机会。相信这也会推动股市更多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

专家介绍:

潘向东,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董事总经理,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博士后。《经济研究》和《世界经济》审稿专家。

主持和参加过国家社科重点项目、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博士点基金、博士后基金等。历任中信建投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2011 年加入中国银河证券任首席经济学家。2011年底,率领银河宏观团队发表题为《混沌增长》的年度策略报告,创造性地对中国经济未来三五年走势作出“混沌增长”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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