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兴》:从小说到电影

摘要：电影《高兴》是根据贾平凹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它符合电影艺术的特点，突出了动作性和画面感，但在人物形象塑造、情节安排和结局的处理等方面与原著有着明显的不同。电影叙事“动”的形态和“快”的要求，影响了小说的含蓄和意境氛围，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作品的张力和内涵。

关键词：高兴；电影；小说

小说跟电影属于两种不同的艺术媒介，小说以语言文字为叙述媒介，电影是以声音画面为叙述手段，这两种不同的艺术通过改编巧妙地联系在一起。古今中外有很多根据小说改编的影视作品，在改编的过程中，既有编剧导演对原作的理解，也有其对影像艺术的考虑，更有个人风格的融入。在中国，根据小说改编的电影数量众多，电影《高兴》就是根据贾平凹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它由阿甘编剧、导演，郭涛、苗圃、田原等人出演，表现了进城拾荒农民酸甜苦辣的生活。笔者认为，电影《高兴》并没有把原作丰富深刻的内涵诉诸银屏。

在小说《高兴》中，贾平凹以写实的笔法再现了一幅幅真实的生活画面，透过这些画面，我们看到了一个乐观、宽容、自信的主人公——刘高兴。作家关注的是进城农民的心路历程，反映的是城乡生活、经济、文化差异给农民带来的心理、情感和情绪上的变化。刘高兴的形象是通过一系列具体生动的情节表现出来的，有着坚实的现实基础。比如收铜管被欺诈，被胖妇人称为“破烂”，嫌脚脏不让进宾馆，替翠花讨回身份证，拦截肇事逃逸车辆，替五富讨回尊严等等。这些具体的事件让我们看到，小说呈现了底层民众的苦难，却不是单一地呈现 “苦难”，而是重点表现了这些人对幸福的追求和奋斗，它也不只写出了生活中的种种现象，而且还揭示了主人公的内心世界并反映了造成这种现状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原因。

电影是对小说的再创造，它必然要对小说中的人物和事件进行重新取舍和组合，电影《高兴》也不例外。电影《高兴》符合电影艺术的特点，如突出了动作性和戏剧性，重视视觉效果，突出了画面感、镜头感。但在情节的安排上电影《高兴》过于简单，很多地方一带而过，缺少背景的交待和人物内心的挖掘，且情景之间缺少必要的过度和联系，人物形象也由圆形变得扁平。尤其是导演阿甘把刘高兴的爱好吹箫改成了喜欢玩遥控飞机，而且还用收来的废品自己制造了一架飞机，这种改编不仅有失真实，而且失去了原作所蕴涵的深厚文化内涵。试想，一个农民，且是为生计所迫进城谋生的农民，为了做人上人，竟然想到了组装高度现代化、工业化、科技化的飞机在西安上空飞，这本身就不可思议，它不符合进城拾荒农民的身份。[1]另外，孟夷纯身份的改变，也影响了作品的内涵。小说中的孟夷纯是为了替兄伸冤而卖身，反映了一定的社会内容，但电影中孟夷纯出卖肉体却是为了实现精神上的乌托邦——攒钱上大学，这本末倒置的行为缺少合理的现实基础，让人匪夷所思。

在结局的安排上，二者也有着明显的不同。小说中的高兴想凭个人的能力，在城市开辟出自己的生存空间，改掉农民身上的一些缺点和不足，靠自己的能力弥合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距离。但七个月的西安生活，他处处体验到的是城市对他的拒绝和冷漠。作品结尾，五富死在了城里，孟夷纯被抓，杏胡也因收赃物而被公安局抓获。虽然刘高兴说自己要留在西安，但茫茫然何处是归宿？[2]小说充分展现了城市化、现代化历史进程中乡村及乡土生活方式的瓦解以及城市边缘人在城市/乡村二元对立中的梦想和挣扎。电影的结尾是患脑疝“死去”的五富没有死，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并与刘高兴坐飞机在西安上空盘旋，“高兴”地为成为“人上人”而欢笑。各行各业、男女老少也都为他们齐唱《欢乐颂》，一派祥和，一片美好。因弟弟把放在自己房间而被公安局抓去的孟夷纯也被刘高兴救出，真正做到了大团圆结局。作为贺岁片，导演的出发点是好的，“我希望刘高兴和刘高兴们（的）故事能为都市里那些忙碌而迷失的人们带去一些启发”，给更多人带去希望，但电影消解了原作的批判意义，不能给人以更多更深层的思考。

读过小说的人还应该注意到，贾平凹一方面运用圆熟的写实技法叙述了草根阶层的执著和热情，同时，为了解决“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的问题，作家又在传统写实的基础上建构意象，使生活中许多琐屑的东西具有一定的象征意义。

首先，小说中的一些情节是充分写实的，这些情节表面看来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实际上具有一定的隐喻，它已经超越了对日常生活的写实而具有了象征意蕴。在小说中，刘高兴卖肾就是一个极具隐喻性的情节。为了能盖房娶媳妇，刘高兴把肾卖给了西安人，并由此认为自己已与西安有了血肉联系，产生了浓浓的西安情结。但在西安，他没有找到接受自己肾的人，西安需要他的肾，却容不下他这个人，这个情节很容易让人产生丰富的联想：西安（城市）接受了农民有生命力、有价值的东西，却不想接受付出这一切的农民。换句话说，农民用自己的劳动甚至生命供养着城市，但城市却不肯接受农村人。肾在小说中成了连接城市与乡村的一个纽带，而且这个纽带尚不完整，也不完美。在这里，事件的实与内蕴的虚达到了完美的融合，肾承载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在电影中，卖肾这个情节完全不存在，导演这么做想必是有他的道理，但却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其丰富的文化内蕴。电影中虽然也有西安钟鼓楼、明城墙、吃泡馍等浓郁的地域特色，但我们感受不到刘高兴“活着是西安的人，死了是西安的鬼”的西安情结以及“咱既然来西安了就要认同西安……咱要让西安认同咱，要相信咱能在西安活得好”的向上精神和理想追求。虽然电影中的刘高兴说“遇人轻我，必定我没有可重之处”，他也做了一些好事，如把阳光下坐轮椅的老伯推到阴凉的地方，送花给老人，但这些显得是那样虚无缥缈。

除此之外，小说中还运用了很多意蕴深厚的意象，使生活中琐屑的东西具有了一定的象征意义。这些意象在作品中多次出现，目的是引起读者的关注，并由此引发追问与思考。比如“红色尖头高跟皮鞋”“锁骨菩萨”“箫”等等，这些意蕴深厚的意象使作品中写实的生活片断上升为富有文化哲理的层面，使作品更具艺术感染力和心灵震撼力。但电影除了高跟鞋外，其他的都没有出现，电影叙事“动”的形态和“快”的要求，造成了对小说含蓄感和意境氛围的放弃，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作品的张力和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