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法发放贷款罪的罪过形式探析

【摘要】本文通过对学界对违法发放贷款罪的罪过形式的各种观点的分析总结，提出从“违反国家规定发放贷款，未达到数额巨大标准，但造成重大损失的”，“违反国家规定发放贷款，数额巨大且造成重大损失的”，“违反国家规定发放贷款，数额巨大，但未造成重大损失的”三个方面来分析违法发放贷款罪的主观罪过形式。

【关键词】违法发放贷款罪；罪过；故意；过失

关于违法发放贷款罪的罪过形式，历来是学界争议较大的问题，在《刑法修正案（六）》出台后，刑法第186条将违法发放贷款罪的结果要件由违法发放贷款造成“重大损失”变为“数额巨大或者造成重大损失”，且原本的违法向关系人发放贷款罪也被合并入本罪，其罪过形式由此变的更加复杂，本文认为，关于本罪的罪过形式应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违反国家规定发放贷款，未达到数额巨大标准，但造成重大损失的”情形下的罪过形式

关于该种情形的罪过形式，主要观点有：

第一种观点认为，本罪的罪过形式只能是过失，一些学者认为：“行为人对于其非法发放贷款的行为可能造成的重大损失是出于过失，这种过失一般是过于自信的过失。至于行为人实施的发放贷款行为本身则是出于故意，尤其，更是故意而为，但本罪仍属于结果犯，行为人对行为的故意并不影响其对结果的过失，因而本罪仍属于过失犯罪。[1]

第二种观点认为，此种情况下本罪的罪过形式可以由过失构成或者间接故意构成。如有的学者认为：“判断行为人主观上的故意和过失，应以其对所造成的危害社会的结果的认识与意志因素为标准，而不是以对其违法发放贷款行为的认识与意志因素为标准。就本罪而言，多数情况下，行为人是出于疏忽大意的过失或者过于自信的过失而犯本罪，但也不能排除在一定情况下对损失后果存在放任的态度，即出于间接故意而犯本罪。”[2]

第三种观点认为，此种情况下本罪的罪过形式括故意和过失两种情况，如有学者认为：“金融机构工作人员违法发放贷款是一种渎职行为，渎职无非表现为和，而违法发放贷款罪虽然较多地表现为一种的行为，但也并不排除有的存在。……由此分析，认为本罪的罪过形式既包括故意也包括过失比较合理。”[3]

第四种观点认为，此种情况下的本罪的罪过形式是故意，但在实践中，一般是间接故意。论者主要认为只要行为人具有违法发放贷款的故意就具备了该罪的主观要件。[4]第五种观点认为，此种情况下的本罪的罪过形式是间接故意和过失结合的犯罪，[5]如有学者认为，就本罪造成的“危害结果”而言，是双重的，既表现为对国家贷款管理秩序的破坏，也体现为行为人对违法发放贷款后造成的“较大损失”。相应地，行为人主观上对上述危害结果的心理态度都可以成为本罪罪过的评价对象。对违法贷款行为造成的国家贷款管理秩序遭受破坏的心理态度，行为人主观方面是故意；二是对造成损失的心理态度则只能是过失。[6]

从以上争论可以看出，问题的根源首先在于，罪过的评价标准问题，即罪过是行为人对自己行为的心理态度还是行为人对自己行为的危害结果所持的心理态度抑或是行为人对自己行为及其危害结果所持的心理态度；其次，这里的危害结果是指对金融管理秩序的抽象结果，还是指造成重大损失的结果？

笔者认为，罪过是行为人的一种故意或者过失的心理态度，就认识要素而言，行为人应该对自己的行为有违法性认识，本罪中行为人对违法国家规定发放贷款这一行为的违法性认识应当是明知的，这也是以上各学者所赞同的。首先，罪过的评价对象只能是危害结果，根据刑法第14条和第15条的规定，故意或者过失在认识因素上都是对行为会发生危害结果的认识，意志因素上都是针对“危害结果发生”的态度而言的，因此从我国刑法中关于犯罪故意和过失的规定中，一个明显的结论即无论是犯罪故意还是犯罪过失，其评价对象只能是结果。

其次，就“违反国家规定发放贷款，未达到数额巨大标准，但造成重大损失的”情形下的此罪而言，危害结果较为复杂，不仅包括了危害金融管理秩序的抽象结果，也包括了具体的“重大损失”的结果，那么，罪过形式是应该针对危害金融管理秩序的抽象结果还是具体的“重大损失”的结果？

对此，有部分学者认为：“犯罪行为对客体造成的破坏既有物质性结果，也有非物质性结果时，可能只要求行为人认识到其中的一种结果，而另一种结果只是一种客观处罚的条件，它表明行为的严重程度的一个情节，其本身不能作为罪过的评价对象。行为人对金融管理秩序的破坏具有希望或者放任的态度，就可以认为这种犯罪的罪过形式是故意；行为人对金融管理秩序的破坏持过于自信或疏忽大意的态度，就可以认为这种犯罪的罪过形式是过失。”[7]

笔者认为，首先，本罪中如果既有具体的侵害事实的结果即“重大损失”，又有对金融管理秩序侵害的的结果时候，对金融管理秩序的侵害结果确并不能作为认定罪过形式的评价依据，即行为人的故意或者过失针对的是“重大损失”的结果而言，事实上这里涉及到一个价值选择问题，即刑法在金融犯罪领域这个特殊的领域内，如果将犯罪结果视为对金融管理秩序的危害结果必然会有利于保障金融秩序的正常运行，但是必然将扩大本罪的适用情况，不利于人权保障，对此，笔者认为刑法应该是一部保障权利的法律，其目的不是惩罚犯罪人，而是保护广大公民的合法权益和社会秩序，保障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顺利进行，因此应该不应当将金融管理秩序的侵害作为罪过评判的依据。

其次，在本罪中，将“造成重大损失”作为客观的处罚条件并不合适，“客观的处罚条件”作为大陆法系刑法学中的概念，并不属于犯罪构成要件，而“造成重大损失”是衡量违法发放贷款行为是否达到刑法上要求的严重社会危害性程度的标准，是成立犯罪不可缺少的条件；因此，此种情况下行为人的罪过形式可以是既可以是间接故意，也可以是过失，而行人人如果对“重大损失”的结果是直接故意，则可能构成其他犯罪。

二、“违反国家规定发放贷款，数额巨大，但未造成重大损失的”情形下的罪过形式

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在发放贷款数额巨大时，对自己违法发放贷款的行为的“违法性”应当是明知的，而不可能是过失，因此此种情形下的罪过只能是故意，而且是直接故意。

三、“违反国家规定发放贷款，数额巨大且造成重大损失的”情形下的罪过形式

该种情况下，事实上会先有一个“违反国家规定发放贷款，数额巨大的”的行为，此时已经构成直接故意的罪过形态，之后“造成重大损失”笔者认为不能再作为罪过评价，它只是前一个犯罪行为延伸出来的后果，只能作为量刑考量因素，理由是：首先，刑法对一个行为不能进行两次评价，否则违背了“禁止重复评价”原则，行为人实施了“违反国家规定发放贷款，数额巨大”的行为后，已经构成违法发放贷款罪，之后造成的重大损失的后果，事实上仍是由违法发放贷款的行为导致的，不能对此再次进行刑法评价。其次，行为人实施了“违反国家规定发放贷款，数额巨大”的行为，事实上已经构成犯罪的既遂，该行为的刑法意义上的“罪过”已经评价完毕，对犯罪既遂之后的“严重损失”当然不能再成为罪过的评判依据。

事实上，很多学者认为刑法修正案前条文中规定的，违法发放贷款罪和违法向关系人发放贷款罪的罪过并不一致，例如一些学者认为前者可以由故意和过失构成，因为违法发放贷款罪存在和两种可能，而向关系人发放贷款必然是的行为，的行为只可能是故意，包括间接故意和直接故意。[8]笔者对此持赞同态度，但《刑法修正案六》出台后，两罪合并为一罪，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违法国家规定发放贷款就构成本罪，无需再区分其究竟是或者，或者说新罪里的“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违法国家规定发放贷款”的行为既包括或者向关系人发放贷款，也包括向关系人发放贷款，但无论哪种情况，都应该包含在本罪的罪过形式的范围内即本罪的罪过形式即包含故意也包括过失。一些学者因此而将本罪的罪过形态仍然按照“违法发放贷款”和“违法向关系人发放贷款”分别处理，[9]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实际上混淆了本罪的定罪和量刑问题，如前所述《刑法修正案（六）》已经明确将违法向关系人发放贷款的行为作为违法发放贷款罪的法定从重处罚情节，由此违法向关系人发放贷款的行为实际上是违法发放贷款罪的情节加重犯，具备该情节只是在量刑上加重处罚，并不影响罪过形式。当然，《刑法修正案六》将主观罪过并不同的情形不加区分地混合规定在一起且合并为同一罪，是否会导致实践中不分罪过形态而客观归罪的问题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

参考文献：

[1]谷福生,胡耀民,杨振祥.金融、税务、工商移送涉嫌犯罪案件标准及认定界限[M].北京:中国检察出版社,2003:74.

[2]利子平,胡祥福.金融犯罪新论[M].北京:群众出版社,2005:154.

[3][7][8]刘宪权,卢勤忠.金融犯罪理论实践与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54,65,365-366．

[4]李西亭等.金融领域犯罪的预防与打击[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84;张军主编.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366.

[5]高铭.刑法学原理(第2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3.

[6]孙国祥,魏昌东.经济刑法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362.

[9]薛瑞麟.金融犯罪再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170-176.

作者简介：赵岩鹏（1988―），男，河南南阳人，华东政法大学2010刑法学专业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刑法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