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烟物语 46期

烟草变迁史：战争，使得香烟迅速走向国际化

“饭后一根烟，胜过活神仙”，这是百多年来烟民们的口头禅。这一“烟民信条”，本是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于19世纪末在报纸上为“白金龙”香烟打的广告。

中国几千年文化传统中原本没有烟的地位。自从1492年哥伦布从美洲把烟草带回欧洲种植，随后，“烟雾”蔓延世界。16世纪中叶，经欧洲大陆传入亚洲，16世纪末由菲律宾传入中国。迄今为止的数百年里，烟草未征服的地球角落已经不多。

烟草进入中国，首先被着眼的就是其药用价值，从“还魂草”的美称可见其功效非同一般，美洲使用烟草的祖师爷就是这样看待它的。1560年，法国驻葡萄牙大使尼古特以可观赏和药用为目的种了几株烟草，用其治疗钱癣、烂疮和羞病等。回国后，他力劝太后嘉赛琳把烟叶细末当作鼻烟来用，治好了太后的头痛病，于是烟草在法国被大肆传播，广为种植，被称为“大使草”、“嘉赛琳太后草”。后来，烟草被定为尼古丁属，烟碱被命名为尼古丁，就是为了纪念尼古特的贡献。

尽管盛行吸鼻烟的法国曾一度表示抗拒，但经拿破仑一世到三世，吸食热烟的风尚最终以风卷残云之势征服了整个法兰西大地：无论高贵的君王、时髦的绅士，还是平凡人家乃至风尘女子，似乎大家指间都夹着一支雪茄。

烟草被用来做香烟产生于近代，大量生产出现在克里米亚战争。这次战争在某种程度上帮助了香烟的大量泛滥。英国士兵从土耳其士兵中学会了吸食方法，之后传播到不同地方。

战争，使得香烟迅速走向国际化。

在一战和二战间，各国的军方将香烟大量分发给官兵。二战时，在前线的美军司令约翰・珀尔兴将军写信给美国国防部长：“你问我赢得战争需要什么？我要告诉你，我们需要香烟，更多的香烟――甚至比食物更多！”

随着时间的推移，香烟制造从最初的作坊加工演变为工业化生产，香烟外形也逐渐变为尺寸一致的圆柱体。二战时期的美国大兵们将扁平烟盒包装引入了欧洲，彩色缎带捆扎的传统包装形式由此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烟草与阶层文化：一个“戒不了”的社交“成人礼”

英国学者盖特莱在一本名叫《尼古丁女郎》的著作中描述期间的中国烟民：“对于那些关在劳改农场的教师、工程师、诗人以及‘’分子来说，烟的重要性仅次于食物，对这些饥肠辘辘的犯人来说，连找到一个白菜根或是抓到一只蛤蟆都是可喜可贺的事，他们居然还有心情享受一种连当时的西方人都视为奢侈品的消遣物……烟抽光了之后，犯人们试过一切能燃烧的东西――树叶、灌木叶、草叶。”

中国的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食文化，烟酒茶非同小可，影响至深，在此三者中，烟又名列前茅。

过去，旱烟袋是普通百姓的烟具，水烟袋是有身份的人的烟具，烟嘴用来吸烟卷，层次更高，鼻烟壶甚至发展成为艺术品。今天各种烟具几近绝迹，香烟，在某一个同龄人团体中却成为“成人礼”与“入伙”的标志。你吸烟的动作娴熟与否，意味着你对这个团体规则的熟悉程度。

工作之后，吸烟者获得最大的好处是社交优势。在很多场合，递上一支烟是表示亲近的最好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吸烟者之间的分享甚至可以称之为一种仪式。这个仪式通过物质的对等达到双方身份的对等，而身份的对等是友好与合作的基本前提。

中国人在社交礼仪上尤其与外国人不同，外国人可以拥抱、亲吻、碰鼻，却很少有人会取出香烟来与人分享，而我们是避免身体接触的。于是，递烟成了打破社交僵局的有效办法之一，给人递烟是尊敬和友好的表现。

东方与西方文化精神的差异之一，是西方更注重个人，而东方更注重集体（社会）。当烟草成为全人类的消费品后，东方与西方在消费烟草方面表现出的一些差异，很明显就是文化精神差异的翻版。

在国外，几乎所有的烟都在一个层级上，万宝路就是万宝路，除了因口味香型差异而有不同的品种之外，不会有什么极品万宝路出现。而在中国，烟和茶酒一样，具有广泛的社交、礼俗作用，递烟、泡茶、敬酒，几乎就是最基本的人情交往三部曲。

香烟之外，我们如何逃避“过得太辛苦的自我”？

上世纪30年代，法国摄影家布拉塞的作品中那些巴黎的，大多衣着保守，昭示其职业性质的，往往是她嘴上叼的那支吊儿郎当的香烟，那明灭的火光，像海妖塞壬的歌声的诱惑。香烟很多时候也是艺术家必不可少的标签。60年代曼哈顿的一次聚会上，桑塔格为推销自己，设计了个很炫很高调的出场。她带着两名“副官”，“把一支香烟撂在客厅地毯上，一抬脚将它灭”。

如果说女性吸烟在某些人眼中仍停留在“不正经”的暗示里，男性吸烟则顺理成章成为一种情绪表达的道具。紧张，焦躁，茫然，闲散，性感（“喜欢你身上淡淡的烟草味道”），或某种象征意义（“某一天，他出门去买烟，再没回来。”）。

但人类学家德斯蒙德・莫利斯却认为，人们热衷于吸烟，不仅事关尼古丁和姿态问题，也是一种本能诉求。香烟就像妈妈的，而从头到尾慢慢燃烧、沿着喉腔往下吸就像吸乳。而那些迷恋雪茄的人，则是对“超级”情有独钟。说到底，别看我们衣冠楚楚人模狗样，不过都是一个个没有断奶的巨型婴儿。

国际医学大师安德鲁・韦尔博士则认为，每个人都与生俱来拥有一种想要转换自己正常意识的冲动。日子过得无聊痛苦的人比忙碌满足的人更容易想要转换精神状态。被囚禁的动物也远比野外自由的动物更容易去食用麻醉物。

其实，文明社会也可以算是一种囚禁状态。人类本来是小群人结队狩猎、采集，过着居无定所的生活。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多数人从事农耕，生活在拥挤的、受压迫的、疾病不断的社群里。近代早期90%的人口陷于痛苦贫穷之际，正是烟草等新兴瘾品成为大众消耗品的重要时机。这些东西是对抗难堪处境的意想不到的利器，是逃离现实桎梏的新手段。克兰认为：“如此逃避‘过得太辛苦的自我’，不惜代价换取解脱重负的幸福感――哪怕只是一时的体验。再也没有比从这方面着眼，更能深刻了解历史演进的了。”

梁实秋说：“无益之事有许多是有甚于吸烟者，所以吸烟或不吸烟，应由各人自行权衡而定。” 凤凰卫视名嘴窦文涛提出了一个挑衅式的说法：“将来人们对自己的健康与心灵的关系认识得更高深时，也许能提出一个问题：有多少肺癌是吸烟引起的？有多少肺癌是吸烟导致肺癌的宣传引起的？”窦文涛振振有词地宣称：“我不是鼓吹吸烟，我是不同意非吸烟者在吸烟者面前有道德上的优越感；我也不是说吸烟无害，我是讨厌给人制造罪恶感的说教。”

一部随欲望而来的香烟史，对应着的几乎就是人类理性的成长史。吸与不吸，说到底就是选择欲求满足还是精神自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