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朝时期中外高僧的旅游行为浅析

摘 要：南朝时期，由于当时佛教兴盛，加上相对安定的社会环境，使得原生活在战乱的北朝的中外高僧纷纷选择来到南朝弘扬佛法。同时，东南亚国家随着佛教在国内的飞速发展，使得高僧作为使节出使南朝进行佛法交流成为一种急切的需要。高僧们为了到南朝传经布道而有意识地完成了一次次的旅游行为。如今从中还可探析到他们纷繁复杂的旅行路径，和僧人对繁荣海上航行的贡献。

关键词：南朝时期；佛教；高僧；旅游行为；旅游路径

中图分类号：K235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1）35-0243-03

南朝时期，在宋齐梁陈四个朝代诸帝对佛教的大力提倡下，在皇亲贵族竞相礼佛的氛围中和士族阶层争相奉佛的形势里，佛教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到梁武帝的时候形成了一个高潮。当然，佛教的发展离不开传道布经者，也就是佛教高僧。慧皎的《高僧传》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部名著。它记述了南朝梁以前历代高僧的生平经历，以及他们在佛经翻译、义解、习禅、明律等方面所作出的贡献。通过对这部佛教著作的研读，我们可发现，当时来到南朝弘扬佛法的高僧不仅数量非常多，而且多是从北朝或者东南亚各国出发，历经旅途的各番磨难而来。到达南朝后，他们也往往不安身与一处，常游历南朝各地，或暂居某个寺庙进行讲经或译经。在这里，笔者把高僧从其他地方到达目的地（南朝）的过程都作为旅游主体（即高僧）的一次完整的旅游行为。从高僧进入南朝的途径来分，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西来高僧纷纷南渡，他们由北而进南朝；另一种是东南亚各国的高僧充当使节，渡江而来。

一、自北朝南进的高僧的旅行行为

南北朝时期，是佛教在中国发展的一个高峰期，也是佛教逐渐本土化的一个时期。佛教的传入，最早是由西向东传播的，沿着丝绸之路而来。因此，在这种大背景下，当时西来的高僧多在北朝的佛教中心洛阳、长安、河西走廊等地活动。但由于此时北朝的战乱不断，以及某个时段统治者采取的灭佛活动，再加上南方社会的相对稳定状态和统治者对佛教的扶持提倡态度等原因，原居于北朝的中外僧侣纷纷辗转流亡来到南朝。南朝时期，从北朝而来的高僧有昙摩密多、释玄畅、法献、释超进、昙机、释超辩等人。

昙摩密多是大乘佛教发源地宾（今克什米尔）人，在中国的法号叫法秀。他由宾游历龟兹，进至敦煌，在闲旷之地建立精舍，进行建寺传教活动。后来又从敦煌到达凉州（今甘肃威武）传教。不久，又从凉州入蜀，继而出三峡至荆州，于长沙寺建立禅阁。接着他又沿江东下，到达京师建康（今南京），居中兴寺，后居祈洹寺译经，号称连眉禅师。当时的会稽太守还曾邀请昙摩密多到会稽建寺传法，使得佛教信仰在民间也流行起来。昙摩密多最后于元嘉十九年（442）卒于京师钟山上的定林寺中。

南朝宋、齐之际的释玄畅，遭战乱辗转到凉州出家，后又拜在名僧玄高之下。445年，北魏太武帝灭佛，玄高被杀，玄畅由平城出逃，经过上谷，跨太行山，南下至今河南孟津，最后以葱叶插鼻孔渡江，到达扬州。玄畅洞晓经律，深入禅要，声名远播。因此被宋文帝所器重，来到了建康。不久，宋文帝逝世后，玄畅又来到荆州长沙寺译经传法。刘宋末年，还向西到过成都。至齐武帝时，他泛舟东下，又回到建康，不久后在灵根寺逝世[1] 。在玄畅的弟子法期的传中，有一段描写玄畅的话：“吾自西至流沙，北履幽漠，东探禹穴，南尽衡罗……”可见，玄畅生前确实从北方来到南朝，在南朝的时候也游历各地，不仅在京师建康等地弘法，还到过浙东的会稽等地。

南朝宋之际的法献，曾是主持建造新昌大佛寺的高僧僧的授法之师。“释法献，姓徐，西海延水人……先随舅至梁州，乃出家。”[2] 西海就是指东汉时期在今内蒙古自治区设立的一个郡。梁州应该多是指今陕西汉中一带。后来，在元嘉十六年（439），法献从梁州东下到达建业，久居定林上寺中。

释超进，本姓颛顼氏，长安人。然而勃勃赫连攻陷长安后，超进为避乱而南下，到达京师建康。后来，他又进至姑苏弘扬佛法。当时的会稽太守听闻他的名声，就派遣使者请超进到山阴灵嘉寺讲经论法。“至宋太始中被徵出都讲大法鼓经。俄而旋于会稽。” [3] 当时超进经常在京师与会稽等浙东地区巡游宣扬佛法。在《高僧传》中提及释超进的时候，还写到一位昙机法师。“本姓赵氏，亦长安人。”[4] 在关中战乱不断的时候，避乱东下游观山水，郡守琅琊王琨曾请他居住在他祖辈建造的嘉祥寺中。

释超辩，姓张，敦煌人。听闻京师佛法鼎盛，“乃越自西河，路由巴楚，达于建业。顷之东适吴越观瞩山水。”[5] 途中停留于山阴城傍寺一段时间，后来回到都城的定林上寺，足不出户三十多年，在齐永明逝世，被葬于寺南。

当然，南朝时期由北而进的高僧远远不止以上提及的六位，这里只是提出了几个有代表性的来加以说明。关中纷乱的社会环境和南朝浓厚的佛学氛围是导致北方的中外僧侣不顾旅途困苦纷至而来的主要原因。这里所说的“中外僧侣”，是指当时沿着丝绸之路到达北朝的外籍高僧，像来自宾（今克什米尔）的昙摩密多，他们在到达北朝的关中、洛阳等地后，再沿江南下，来到建康、庐山；另一种就是直接从北朝南下的中国僧侣，像敦煌人超辩，长安人超进、昙机等等，他们有些直接渡江南下京师，有些先过梁州、成都，再沿江东下到建业。虽然僧侣们的旅程长短有很大的不同，但是他们最终的目的地都是南朝佛教文化盛行的中心城市：建康、姑苏、会稽等地。由于南朝佛教文化浓郁的地方不仅仅在都城，所以僧侣们又开始在南朝领域内游历各郡县，像当时以会稽为中心的浙东地区。在旅途中他们往往居住在各地的寺庙中进行聚众宣讲，或者从事译经、解经等活动，对佛教的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二、由东南亚北上的高僧的旅行行为

南朝时，与中国一海之隔的东南亚地区上也存在着一些佛教国家，像扶南国、狮子国、婆国等。特别是在扶南国，佛教文化非常发达，培育出了一些佛学修养极高的僧人，经常会有邻国闻风遣使要请之。比如，梁朝与扶南国在佛法上的交流就很密切，朝廷甚至专门设立了名为“扶南馆”的译经道场，用来接待来自扶南国的译经沙门。冯承钧先生曾说：“五世纪与六世纪的时候，扶南为佛教东传的一大站，其重要与西域之和阗、龟兹等也。”[6] 如此可见，扶南的佛教文化对南朝的影响可见一斑。

其实，在当时，以扶南国为代表的其他东南亚佛教岛国也纷纷与南朝有着佛教文化上的交流。要实现这种宗教文化的沟通与传承，必然得依附于精深佛学的高僧们。因此，他们有的肩负着弘扬佛法的重任，有的为了能研习到更高深的佛学，漂洋过海，历经艰辛，来到海洋彼岸的其他佛教国家。

求那跋摩是北印度宾国僧人，往师子国观风弘教，后至婆国，道化之声远播遐迩。时京师名德沙门慧观、慧聪等远挹风猷，以元嘉元年（424）九月面启文帝，求迎跋摩。宋文帝即敕交州刺史令，泛舶延致之，又遣沙门法长、道冲、道俊等往彼祈请。故“求那跋摩‘以圣化宜广，不惮游方，先已随商人竺难提舶，欲向一小国，会值便风，遂至广州……文帝知跋摩已至南海，于是复敕州郡，令资发下京。’”[7]

继求那跋摩之后来刘宋的是求那跋陀罗。“求那跋陀罗‘前到师子诸国，皆传送资供，既有缘东方，乃随舶泛海……元嘉十二年（435）至广州，刺史车朗表闻，宋太祖遣信迎接。’”[8]

齐建初年从海路来华的有谙究大小乘的求那毗地。“求那毗地……齐建元初（479―480），来至京师，止毗耶离寺，执锡从徒，威仪端肃，王公贵胜，迭相供请……毗地为人弘厚，故万里归集，南海商人咸宗事之，供献皆受，悉为营法。于建邺淮侧，造正观寺居之，重阁层门，殿堂整饰。”[9]

从古籍中我们很明显地看到求那跋摩和求那跋陀罗都是随船舶泛海而来，最后在广州登岸。而后面的求那毗地“齐建元初来至京师”，没有明确说是直接来齐都，还是从广州港登陆后才往齐都的。但后文说道：“南海商人咸宗事之，供献皆受，悉为营法。于建邺淮侧，造正观寺居之，重阁层门，殿堂整饰。”据即此判断，求那毗地应该是在“南海”（即广州）登岸，并在这一带弘法有一定的影响，在“南海商人咸宗事之”后，才前往齐都的，否则南海商人不可能在求那毗地到齐都建业之后，也前往建业为其建造寺宇。可见，当时从东南亚岛国到广州港的航线已经被人们所熟知。从众多沿海路来华传教的古印度僧人中看出，广州港已经成为高僧由海路进入中国的最重要的通道。

其实，南朝时候的海路港口除了当时最为人所熟稔的广州港外，往来于南朝和东南亚的僧人还开辟了其他的航海路径，发现了几个别的港口。

萧梁时，真谛（即拘那罗陀）应梁武帝的延请来华弘传佛教。据载：“（真谛）于大同十二年八月十五日，达于南海，沿路所经，乃停两载。以太清二年闰八月，始届京邑。……建陈武永定二年七月，还返豫章，又上临川、晋安诸郡……（永定）三年九月，发自梁安，泛舶西引，业风赋命，飘还广州。……谛顾此业缘，西还无措……”[10] 也就是说，真谛经海路来到南海（即广州）登陆，两年后到达梁都。后来，他由于种种原因，来到晋安郡（今属福建福州一带），因“飘寓投委，无心宁寄”从晋安郡“泛小舶”至梁安郡（今属福建泉州一带）。他到梁安郡的目的是欲返西国。可惜，命运捉弄了他，真谛被风飘回了广州港。虽然真谛法师没有从梁安郡乘船顺利返国，但从中我们可知，当时从梁安郡到扶南国的海上航线已经被人们所开辟，这个港口应该就是泉州港了。

东晋高僧法显在隆安三年（399）由陆路前往印度求法，阅时十一年，最后从师子国乘船舶返华，本来预计在广州港登岸，可是后来在途中“举帆二十余日，夜忽大风” [11]，船只偏离原本航线，抵达山东青州长广郡界。另，《高僧传》中载，宋太祖遣沙门道普“西行寻经，至长广郡舶破伤足，因疾而卒。”道普西行由青州长广郡出发，想乘船循海路而行，因足伤而卒。可以看出，道普的西行路线与法显东还的路线是一致的。故刘宋年间的青州已经成为一个港口，从这里可以沿海路西行到东南亚各国。

总之，南朝时期外国名僧或本土僧人由沿海进出的地点约有如下几处，即青州、梁安、广州。上面所列的僧人中，明确取道青州的2人，取道梁安的1人，取道广州的最多，有4人。所以，当时从印度、师子国、扶南国至广州、青州、梁安的海路航线均已通。这不仅大大充实了原本只将广州港作为始发地与东南亚、阿拉伯和印度进行对外贸易的单一海上航线，而且把梁安、青州这两个快被人们淡忘的港口重新放到世人的眼前。也说明了当时佛教僧人的旅行线路不再呈现单一化，而是趋向多元化的。

从东南亚沿海路而来的外籍僧人在到达南朝港口后，最后往往总是选择奔赴南朝各小朝廷的首都建业，因此江苏是其译经弘法的主要区域。像求那跋摩“路由始兴，经停岁月……后文帝重敕观等复更敦请，乃泛舟下都，以元嘉八年（431）正月达于建邺，文帝引见，劳问般。”[12]还有求那跋陀罗“既至京都，敕名僧慧严、慧观于新亭郊劳”[13]等。此外，也有一小部分僧人由于各种原因，不得不经常变换居所和地点。像真谛，由于战乱，足迹由北至南遍布了南朝各郡；而求那跋摩，除了最后定居建业，其间也曾因为受人之邀，前往各个佛法盛行之地布经传道。

三、总结

综上所述，南朝时期高僧的旅游行为是确实存在的，而且这些高僧从出发地进行区分是一部分从北朝南进，一部分从东南亚国家北渡而来。对他们的旅游行为进行总体剖析可见，有如下特点：首先，高僧有同一的旅游目的地。虽然他们各自的旅游途径呈现纷繁多样的状态，我们甚至不能将他们的路径在地图上描绘出一条统一的路径：由北而进的昙摩密多是先沿丝绸之路到洛阳，再南下至建康；超进、玄畅等则直接南下京师，又抑或先到成都，再沿江东下。南渡而来的东南亚僧人则可选择三条不同的海上航线抵达南朝沿岸。但是粗略却准确地讲，他们最终的目的地却是同一个――南朝境内。其次，高僧的旅游目的很明确。由于受当时的客观物质条件所限，他们必定要历经旅途的重重困境，是什么让其战胜了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那就是僧侣们内心对佛教的忠诚以及弘扬佛法的决心。诚然，到佛教兴盛的南朝传经布道是高僧们进行长途跋涉的最直接目标。像僧业讲经论法从不怠倦；超进“进为性笃好经典看寻苦至，及老失明，犹使弟子唱涅经”；求那跋摩最终译出《优婆塞物戒威仪经》、《菩萨善戒经》等佛教经典等等。最后，不得不说，高僧的旅游行为对南朝佛教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加快了佛教在中国的本土化进程。

参考文献：

[1] 释慧皎，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卷八[M].《齐蜀齐后山释玄畅》.北京：中华书局，1992：314.

[2] 释慧皎，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卷十一[M].《齐京师多宝寺释法献》.北京：中华书局，1992：488.

[3] 释慧皎，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卷七[M].《宋山阴灵嘉寺释超进》.北京：中华书局，1992：297.

[4] 释慧皎，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卷七[M].《宋山阴灵嘉寺释超进》.北京：中华书局，1992：298.

[5] 释慧皎，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卷十二[M].《齐上定林寺超辨》.北京：中华书局，1992：471.

[6] 冯承钧.中国南洋交通史[M].北京：北京商务印刷馆， 1947：34.

[7] 释慧皎，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卷三[M].《宋京师洹寺求那跋摩》.北京：中华书局，1992：107.

[8] 释慧皎，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卷三[M].《宋京师中兴寺求那跋陀罗》.北京：中华书局，1992：131.

[9] 释慧皎，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卷三[M].《齐建康正观寺求那毗地》.北京：中华书局，1992：139.

[10] 道宣.续高僧传：卷一[M].陈南海郡西天竺沙门拘那罗陀传，新丰出版社，1983：109-110.

[11] 章校注.法显传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171.

[12] 释慧皎，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卷三[M].《宋京师洹寺求那跋摩》.北京：中华书局，1992：107-108.

[13] 释慧皎，汤用彤，校注.高僧传：卷三[M].《宋京师中兴寺求那跋陀罗》.北京：中华书局，1992：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