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体制改革:告别土豪模式

当下关于科技体制改革的讨论大多纠缠于某些技术性环节，如经费如何使用与监管，怎样吸引人才等微观层面，不能说这些问题不重要，但是从全局来讲，这类研究容易陷入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认知陷阱中，为了局部的优化而牺牲了整体的改进，这是短视的行为，只有整体的改革才有期望的未来。

明确科技体制改革所要解决的宏观性问题是什么？这是整个科技体制改革的纲领性问题。简而言之，在我们看来主要有以下三个问题：首先，确立合理科技发展目标的体制建设问题；其次，寻找一种能够有效合理配置各种科技资源的制度结构问题；第三，结构运行的规则问题，即满足群体的公平正义原则与资源的最优效率原则。

确立合理的科技发展战略目标，这是整个科技活动中居于头等重要的事项。因为一旦科技发展战略目标确立，就意味着各种科技资源会随之跟进，然后科技共同体就被引领到这个既定的方向上去，毕竟这是大科学时代的特点：紧跟经费的指挥棒起舞。如果战略目标选择失误，那么其后果不言自明。那么是谁来决定一个国家的科技发展战略目标呢？这个问题很少有人去想，甚至根本就不知道，然而它却是最重要的。以美国为例，美国在制定国家科技发展战略目标时，首先是通过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提交最初的研究报告，然后由总统签署、议会通过后才得以确立的。而我们则选调几十名部级官员再装饰性地加入几个学者，就构成了战略目标编写人员的框架，然后编写报告，上报国务院，由此就决定了国家整体科技发展战略。这个环节的对比很耐人寻味：美国的科技发展战略是经由科学家们充分调研与分析产生的，受权力的干扰比较少；而我们的决策模式则基本上是权力决策模式，领导的偏好对于战略目标的选择有最直接的影响，这种差异的后果影响深远，即少数人的智慧与多数人的智慧的区别。所谓决策的民主化，其实质就在于摆脱或最大程度上减少权力对于决策过程的影响。笔者以前曾撰文，建议设立国家科学顾问委员会，初衷也在于此。

下面还需清理一个认识误区，即顶层设计。近来国内学界以及整个社会又一次开始迷信顶层设计理念。其实，所谓的顶层设计理念是精英治国论的现代翻版。我们可以想想为何欧美发达国家不提倡顶层设计？如果这真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我想是没有人会去拒绝的。从历史上看，源自柏拉图的精英论是有进步意义的，在人类普遍处于蒙昧状态的背景下，精英们具有超越常人的知识与远见，他们会做出更好的决策和判断。但是随着整个社会知识水平的快速提升，精英与常人之间的知识差距在快速缩小，此时精英论的作用也就随之降低。再加上社会分工的高度发展，各行各业已经发展得相当完善，此时，精英也开始出现分工，按照法国哲学家布尔迪厄的说法，在整个社会中存在着三类精英：政治精英、经济精英与文化精英，他们分别具有相对较高的政治资本、经济资本与文化资本，此时需要按照分工原则，各司其责，这样才能造成各领域的比较优势。如果一个社会民主化程度不高，制度切割不明确，那么就会形成某些领域被其他领域的精英垄断，然后这些具有高兑换率的资本（精英）就会向其他领域扩展，完全无视分工带来的比较优势，从而造成社会总体福祉的降低。很遗憾，当下的中国社会就处于这种状态，官本位现象仍然是人们行动的金律，权力精英具有最高的资本兑换率，从而可以轻松突破分工带来的比较优势与隔离作用，造成整个社会的效率损失。各类高官可以轻松地到大学或企业谋得一个职位，反之，一个大学教授无论怎样努力也不敢保证能做到高官，其中的原因就在这里。基于这个道理，不难发现美国在科技战略目标的设定上采用的是学术精英为主，政治精英为辅的模式，最大程度上利用了学术精英的比较优势；我们采用的则是政治精英为主，学术精英为辅的模式，加上中国民主化程度不够，学术精英根本没有能力制约政治精英的草率决策，导致决策完全落入政治精英主导的模式。遗憾的是，政治精英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是政治资本，而非学术资本，这种诡异的决策结构，导致中国的决策总是处于次优状态。决策上就落后一步，余下的路程去追赶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笔者见到一个文献，那里说中国科学家是世界上最勤奋的。也正是由于科技共同体的勤奋弥补了决策上的先天不足，造就了中国科技界非常繁荣的表象，但是底层的纠偏能力毕竟有限，这就是困扰中国科技界的老问题。因此，我们更愿意提出“中层设计”理念，这样便于把上下层的偏好进行很好的沟通与整合，同时也能最大程度上实现决策的民主化。

目标确立后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如何把科技资源合理配置，以使其发挥最大的效率。这就是科技体制的结构问题。不同的结构安排会有完全不一样的状态与绩效，这点应该已经成为我们的常识。做个简单类比：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同样的土地和人力，其产出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产出具有天壤之别，究其原因，就在于不同的结构安排让资源要素实现了不同的组合方式，从而调动了作为个体的人的积极性，也创造了效率奇迹，科技体制同样如此。因此，在中观层面如何让科技资源的诸要素合理配置是产生不同状态与绩效的关键。

由于科研管理机制的整体水平提升的严重滞后，导致现有的管理架构无法有效地配置快速增加的科技资源（人才与经费），结果就是管理部门只简单地按比例提升项目的资助幅度，以此消化科技增量，并减轻评审的负担，以及维持原有的管理框架，只重视资源投入与产出，而无视或者轻视科技发展的现实需求与科研基础环境配套的建设，带来的就是目前这种华而不实的畸形发展状态。这就是我们在科技界常见的现象：土豪模式，没有技术含量，只是经费多。管理部门的土豪思维，造就了科技界对于土豪的追捧。管理部门的支持就是通过增加投入来表达的，其实，这种原始的简单要素的投入模式只能维持低端知识生产，而国家所追求的原始创新是这种模式下无法实现的。毕竟知识生产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仅有钱是不够的，否则的话海湾国家就将是科技最发达的地区了。在知识生产的环节，我们用一个简单的线性模型来表征这个环节，即人、资源与环境的有机结合。在这些要素中人是第一位的，而我们原有的科技评价体制中对于人的评价一直是我们科技管理部门最为薄弱的环节，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二：其一，由于才能的隐性特征，如何评价那些个体所具有的隐而不显的能力呢？这里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现象，为了解决这个困境，管理部门通常把隐性才能显性化，即通过论文（如SCI等）来表征这种能力，这就是当下论文崇拜产生的根源，这种评价模式严重缩减了科技的内涵，导致科技发展的畸形化。其二，如何为能力定价也是管理部门一直没有解决好的问题。为了绕过这个障碍，管理部门通过简单类比替换模式对水平梯度高的地方给予高估，水平梯度低的地方给予低估的做法来为人才能力定价。这就是我们在生活中常见的身份承认的歧视现象，由于海外发达国家的整体水平梯度比我们高，因而基于类比替换思路，那里来的人才的水平也比我们这边的高，但这仅具有统计学意义，而不具有现实意义。关键是这种简单的类比替换，造成了普遍的能力承认的不公平现象，从而危害到中国整体的教育体系的可信性，最后导致中国的人才市场会出现“柠檬市场”的糟糕局面。土豪模式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功利主义的“不见兔子不撒鹰”，总怕吃亏，一切都是即时交易，不考虑未来。只有耐下心来培养人才，才会有可持续的知识产出和创新。靠土豪模式的购买是买不来科技强国的。

2013年中国的R&D（研发）投入约占GDP的2%，科技管理部门有钱了，如何让这些宝贵的科技资源创造出更多的高质量的知识产品，从而实现从科技大国向科技强国的转变，中国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原有的管理模式是不行的。这就需要科技体制改革从结构入手，以此带来状态与绩效的根本性改变，原有的靠砸钱的土豪模式显然难当大任，也是不可持续的，当下的众多所谓重大项目大都在此列。我们课题组这几年对此曾做过很多研究，有一些发现很令人震惊。下面我们拿中部的河南省与湖北省作对比，两省都是产值超万亿元俱乐部的成员，科技投入差距不大，但科技产出差距巨大，什么原因促成了这个结果？这个案例内涵非常丰富，下面简单列出近两年两省的对比图：

这个图标的前两列是两省投入对比，后两列是论文产出对比。从这组数据中可以发现，在投入接近的背景下，科研产出反差强烈。问题出在哪里？为了简化表格，人才总量对比没有列出，显然湖北省由于高校密集，人才众多，是导致产出率差异的一个主要原因，但这里又可以引申出两个更深层次的问题：其一，人才的集聚效应；其二，如果湖北省的人才总量远远大于河南省，那么也就意味着湖北省人才的人均科技投入远低于河南省，人均投入低的地方效率反而高？这才是问题的关键。这也间接证明本文的推论：告别土豪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