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利行使与敲诈勒索罪的界定

摘要：行为人为了维护自己的所有权、债权或者损害赔偿请求权等一系列自救行为，其所采用威胁、要挟等超过必要限度的行为手段和外在表现，会与构成敲诈勒索罪的行为手段极为相似，此种情形应充分考虑其主观和手段的相当性。以行为人在法律上有取得对方财物的权利为前提，行为人在行使自己的权利范围之内，以行使权利为目的原则上是不成立敲诈勒索罪的，但不可否认的是行为人的手段行为仍然有可能构成其他侵害人身的犯罪。如果行为人利用主张权利的名义，试图实现非法获利的目的，则应构成敲诈勒索罪。

关键词：敲诈勒索罪；行使权利；维权

权利是现代法学构架的基石，其本义是规定或隐含在法律规范中，实现于法律关系中的主体以相对自由的作为或不作为的方式获得利益的一种手段①。随着现代社会法制日趋完善，权利意识已深入人心。当权利主体受到侵害时，应首先考虑通过正当的法律程序维护自身合法的利益，但现实情况中，权利侵害形态多样，司法程序因其固有的滞后性导致并不能全面及时地保护每一个公民的权利。在公力救济不力或期待无望的情况下，应适当允许理性权利主体选择自力救济从而维护自己的合法利益。自救行为源自原始的自然法准则，因此具有两面性：一方面，自救行为是从行为人既有的权利中派生出来的维权行为；另一方面，自救行为是一种违反法定秩序、损害他人权益的行为，破坏了法秩序的安定，且容易超过必要限度而造成不必要的损害。

从社会宽容度以及容忍度的角度出发，现代社会仍在一定程度上允许自救行为的存在。面对这一复杂而超常态的社会现象时决不可不加区分一概而论，应结合行为侵害的法益和社会秩序进行综合考量。笔者通过对中外各理论观点进行比较与借鉴，试图勘定权利行使与敲诈勒索之间的边界，进而对特殊情况下的权利行使是否构成敲诈勒索问题进行探讨。

如何定性行使权利与敲诈勒索罪的界限

笔者在此探讨的是正当权利下的敲诈勒索行为定性，即假设以行为人在法律上有取得对方财物的权利为前提。当权利受到损害时，维护权利行使的形式复杂多样，涉及行使权利的与敲诈勒索罪界定的权利大致可分为有争议的权利和无争议的权利，所谓无争议即权利所指向的标的是确定且明了，权利基础明确无争议，以下略分为“针对物权以要挟、威胁等手段行使权利”（所有者行使胁迫手段取回他人非法占有的自己财物）和“针对债权以要挟、威胁手段行使权利”（债权人采用胁迫手段迫使债务人偿还已到期限的债务）；有争议的权利指权利指向的标的界限模糊、数额不确定如消费者索赔维权过度等。本部分将主要从行为人权利行使的目的正当性、行使权利的手段方式相当性、数额认定等方面分别对上述情况进行定性分析。

（一）对行为人采取敲诈勒索的手段取回他人占有的财物应如何定性

对于采用胁迫手段取回他人合法占有的财物，我国刑法理论界普遍认为构成敲诈勒索罪。本人认为我国刑法中敲诈勒索罪的犯罪客体为复杂客体，既包含公私财物的所有权，还包括他人的人身权利或者其他权益。刑法的重要职能是保护法益，但刑法上的法益又不应机械的局限于民法上严格细致的分类。因此合法占有的情形不仅包括基于所有权的占有，还应包括基于他物权（用益物权、担保物权）的占有。当然，无论哪种占有，只要是物权的合法转移，都是“平稳的占有”，正如日本学者平野龙一认为“并不是任何占有都是财产犯的保护法益，只有平稳的占有才是保护法益”②。因此以暴力、胁迫手段取回他人合法占有的自己的财物侵犯了敲诈勒索罪所保护的法益，即成立敲诈勒索罪。

对于怎样定人采用过度的手段取回他人非法占有自己的财物又如何定性？学界普遍认为是不构成敲诈勒索罪的。首先，从权利行使的目的是否正当性来分析，从占有说的立场看，只要不存在自救行为、正当防卫等违法性阻却事由，应成立敲诈勒索罪，此观点仅从敲诈勒索罪保护的是财产的占有角度出发，并未综合考虑行为人主客观的正当性。笔者认为，从主观层面来讲，行为人主观上确信自己的过度行为是在主张自己的权利，并且实际实施的手段也只是为了取回被他人非法占有的财物，正如当行为人采用威胁、胁迫的行为方式从盗窃犯手中取回自己的财物的场合，行为人并未有侵犯他人财物的意图，也就谈不上有侵犯他人财产的主观上非法占有的目的；其次，从手段相当性角度看，“财产罪是侵犯他人财产性权益的罪名，归根结底是侵犯他人的财产权，但当行为人的财物被他人非法占有，由于对方非法占有所以有义务交付行为人其财物，此时非法占有人被行为人胁迫等交付并没有产生实质上的财产损失，也就谈不上侵害非法占有人的财产权。据此，行为人的手段并未实际上造成财产性损害。综上所述，行为人采取威胁、胁迫手段索回他人非法占有的财物原则上不构成敲诈勒索罪，但不可否认行为人的手段行为仍然有可能构成其他侵害人身的犯罪。

（二）对于债权人胁迫债务人履行到期债务的行为应如何定性

我国刑法未对胁迫手段进行规制，没有类似于日本刑法典中针对个人法益的胁迫罪，在司法实践中一般采用无罪说。在行为人具有合法债权的情况下，应当充分考虑行为人是否有必要主张自己的权利、在主观上占有的目的是否相当以及手段是否相当。通常情况下，债权的实现虽应通过民事法律程序解决，但由于债务人无合理的抗辩理由拖欠到期债务，在债权范围内且其手段行为本身不构成刑法规定的其他犯罪场合下，债权人即使使用威胁、要挟手段也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债权，并无侵犯债务人财产法益。正如前面所述，行为人采取过度手段缩回他人非法占有的财物一样：一方面，债权人有获得债务人偿还债务的权利，并且债务人也有义务向债权人交付财物，因此行为人采用非法手段主张自己的债权实际上并没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另一方面，债务人被迫交付财物实际上也是履行了本应履行交付财产的义务，所以并没有侵犯债务人的所有权，也未损害债务人财产上的权益。故不应构成敲诈勒索罪。

（三）行使有争议的权利

所谓有争议的权利，是指权利基础明确但是权利内容尚有争议的权利，即双方对权利的有无没有争议，而对权利的内容存在争议。此类情况在现实生活中时有发生，最典型的莫过于消费者维权。在我国商品交易环境中，往往出现过度维权，漫天要价的行为，最后甚至身陷囹圄。

1.威胁、胁迫手段的目的是否是真实意思表达

目的的正当性是指行为人在行使自身权利时无非法占有的目的。如果行为人行使正当权利并且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那么即使使用了威胁、要挟手段，仍然不成立敲诈勒索罪。

要判断行为人的目的是否具有正当性，首先应考察权利的来源是否正当。消费者维权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赋予广大消费者的一项法定权利，如果行为人是在正常消费过程中因产品质量问题而引起人身或财产损失，那么消费者就有权利向产品或服务的提供方主张损害赔偿，即侵权事实的存在构成消费者维权的先决条件。

其次，手段是否必要。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详细规定了在消费者和经营者发生消费者权益争议是可以采取的合法途径。笔者认为，当双方发生争议时应当首先考虑诉诸法律途径救济权利，只有当诉诸法律途径而无法解决时方可诉诸适度的私力救济，私力救济并非消费者维权的必经途径。即司法救济和私力救济之间是递补关系，而非并列关系。因此威胁、胁迫行为并非消费者维权的必要手段。

再次，行为人是否具有行使权利的真实意思。如果行为人不是要求合理赔偿，而是以抓住对方把柄来威胁、要挟高额赔偿，则表明行为人不具有行使权利的真实意思。此处应当说明的是，消费者维权有权主张较大数额的赔偿请求，“天价赔偿”多数只是和解谈判中的一种技巧手段，即使超出合理范围，消费者更多的是寄希望能与对方有谈判协商的余地，其内心真实意思往往是期望得到更多赔偿，并不能就此孤立的判断行为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应与是否具有威胁、胁迫手段进行综合考量。

2.要挟手段是否属于恐吓行为

成立敲诈勒索罪要求恐吓行为能够使相对人产生心理恐惧，否则不构成敲诈勒索罪。在现实维权过程中，敲诈勒索往往表现为谈判条件。本人认为应以相对人是否产生恐惧心理为评判标准。对方会否产生恐惧心理，主要是看行为人通告的恶害内容是否涉及对方重大利益。

现实中，消费者采取维权的手段往往是试图以“投诉、或向新闻媒体曝光”等威胁手段迫使对方不得不去赔偿，这些威胁的手段是否应视为敲诈勒索罪的恐吓行为呢？消费者拿向媒体曝光、消费者协会投诉或向法院为要挟，笔者认为这只是消费者为了维权、促使对方满足自己的要求而采取的一种措施，并不是意图损害对方的权益。因为客观来看，从在侵权行为产生之日起，双方的权利责任事实上就已基本确定，只是赔偿数额尚不明确。此时，可将消费者协会和司法机关看作是是客观公正的第三方评判机构，通过此程序得出的评判结果应被认为是合理且适当的，不会偏袒任何一方，也不会明显损害某一方利益。因此即使消费者诉至法院也不意味着能够实现超额索赔请求。至于现实生活中赔偿方选择接受消费者的条件“私了”而不是通过消费者协会或司法途径解决纠纷，往往是出于“厌讼”情绪作出息事宁人的妥协，而不应理解为产生了恐惧心理。因此，向消费者协会投或法院的行为不应认定为敲诈勒索行为。

但是，对于消费者采取的“不支付巨额赔偿，就通过新闻媒体、网络曝光”的场合，应与上两种行为区别对待。与投诉、不同，通过新闻媒体或网络曝光产生的后果和影响往往具有不确定性。现代媒体缺乏自律，网络监管缺失，在报道某一热点问题时，通常产生“发酵效应”，报道和传播产生的结果难以控制，其影响更是难以预知。向新闻媒体或网络曝光的行为本身虽然并不违法，但敲诈勒索罪只要求“以未来的某种恶害相通告并足以使其产生心理恐惧”即可，要挟内容合法与否在所不问。

3.索赔金额与恐吓行为是否具有关联性

前文已述，远高出侵权行为所造成损害的超额赔偿通常只是一种谈判技巧，因为法律并未明文规定不允许提出巨额赔偿。赔偿额度只是一种请求，只要不违反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序良俗，都在可协商范围内。若赔偿方甘愿支付巨额赔偿，消费者因此额外获利也无可厚非。因此高额索赔行为本身与非法占有目的并无直接关系。但当高额索赔与恐吓要挟伴生时，就是另外一种情形了。即只有当行为人以要挟、胁迫等方式申请损害超额赔偿时，才能认定为敲诈勒索罪。（作者单位：上海政法学院刑事司法学院）

参考文献

[1]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3：82.

[2]刘明祥.财产罪比较研究[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1：91，98，106，310，309.

[3]陈明华.刑法学[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908.

[4]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11：871

[5]张明楷.法益初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3：505.

[6]张明楷译.日本刑法典[M].北京：法律出版社 2006：269.

[7]王礼仁.盗窃罪的定罪与量刑[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1999： 82.

注解

① 张文显：《法学基本范畴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82页

② 张明楷《法益初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修订版，第51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