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伦理观

摘要：我与刘宗贤、刘长明两位教授合作的《和谐伦理学宣言》发表后，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褒贬不一。作为一种新伦理观，和谐伦理当然是也仅仅是伦理学链条上一个发展的环节，自有其不完善之处。为了使这一新的伦理观更加完善，有必要再作如下说明：人类的自私与冷漠是地球生态系统失衡之源；“三者”——仁者、智者和贤者，只是一种爱心大写意；“三爱”——爱人、爱生兼爱万物，是有差等的爱；和谐伦理内涵着和谐之善与和谐之美；使非生物生物化，使生物人格化，不仅必要，而且可能；和谐伦理学不是一般地反对科学技术，而是反对科学技术的滥用；能者多劳，在维持和恢复生态系统的平衡中，人类应担负起更大的责任；和谐伦理学固然相对超前，但她代表了伦理学发展的方向，是实实在在的伦理学指归，而不是伦理乌托邦。

关键词：和谐；万有价值定律；博爱；和谐伦理

我与刘宗贤、刘长明共同完成的《和谐伦理学宣言——为了所有生物和非生物存在的和谐发展》中，提出了一种新的伦理观——和谐伦理观。文中指出：“所谓和谐伦理学，就是关于调节人与人之间、人与其他生物之间、人与所有存在之间以及所有存在相互之间关系并使之和谐相处、互动共生的行为准则的学问。”[1]文章发表后，很快在学术界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反响，毁誉不一。毋庸置疑，和谐伦理作为一种新伦理观，自有其不完善之处，这也是预料中的事。因此，对涉及和谐伦理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有必要再作进一步拓展和深化。本文拟重点探讨有关和谐伦理的九个问题，并以此作为对《和谐理论学宣言——为了所有生物和非生物存在的和谐发展》的补充。

一、人类与非人类存在：互为主客体的对等的权利主体

如上所述，整个宇宙天地是一个流衍创化、浑然统一的生命系统，这些生命各有其存在的理由与价值。如果非要问她们为什么存在？那我只能说，存在本身就是存在的理由。同人类有存在权利一样，非人之生与非生之物也有与其存在级次相适应的存在权利。每一种生命形式在生态系统中都有发挥其正常功能的权利，都有“生存和繁荣的平等权利”。“虽然就局部而言，生物间出现共生、寄生、伴生、抗生等复杂关系，但就全局而言，生物间的关系是相互利用、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共生性关系。这种共生性告诉我们，整体地球生态是一个活生生的利益整体，其中任何物种的存在都是目的与手段的统一。作为目的，表明某种生物存在着，并需要其他生物也存在着；作为手段，则表明某种生物存在着，其他的生物需要它的存在”[2]。只有大家都在，并和谐相处，互动共生，才是自然世界意志的根本体现。人类与非人类存在，互为主客体，都享有对等的权利。

既然人类与非人类存在是互为主客体的对等的权利主体，那么，我们就应当尊重所有方式的存在，力倡所有存在的和谐共处。虽然处在生态系统顶端却与其他所有存在荣辱与共的人类，没有自己特殊的权利，不应该随意伤害其他无辜的存在，自觉维护与其他所有存在共同结成的利益共同体。

如同所有存在在质上没有价值等级之分一样，人类同非人之生和非生之物在存在的权利上没有也不可能有贵贱之分，任何一种存在都享有神圣不可剥夺的权利。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倡导“人——物齐一”。由于诸种存在在量上有价值大小的差异，而且诸种存在的价值大小与其在存在链条中的级次与关联系数成正比，因而，诸种存在总是享有与该种存在的级次与关联系数相适应的权利。现实中，我们经常在各种权利之间做出选择。有时，基于存在链条的有序和共生的需要，会为了一种存在而牺牲另一种存在，为了保障一种权利而牺牲另一种权利，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譬如，为了提高人类生存质量，我们要消灭苍蝇、蚊子等，并且要吃菜、吃肉等，但这种情况恰恰是为了更好地维护整个生态系统的和谐发展。这实际上是为了寻求各种存在权利的平衡与和谐，在诸种存在的权利之间寻求平衡点。只要这种牺牲是为了更有价值的存在，那么，一物对他物的适当侵害就不应当受到谴责。但即使是这样，我们也必须“对牺牲者怀着一种责任感和同情心。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是出于某种需要，在杀死另一个生命时也必须尽可能采用仁慈的手段”[1]。

由于人类与非人类存在是互为主客体的对等的权利主体，人类是地球大家庭中的一个较高级次上的独特成员，但不是唯一的成员，因此，人与人之间应当建立一种平等的伦理关系，而人与自然之间也应建立一种合理的伦理关系；人对人负有道德义务，人对人之外的自然存在物也负有道德义务。

二、人类的自私与冷漠：地球生态系统失衡之源

在我们这颗美丽的星球上，已经和正在发生的事实让我们触目惊心：地球曾经美丽的充满生机的绿色皮肤——植被被大面积地毁容；曾经健壮的肌体被迅速掏空；江河湖海漂浮着死亡的阴影；我们的动物兄弟在死亡线上挣扎；我们的植物朋友正在荒凉的大地上无奈地……这个曾经是生命乐园的地球方舟，如今已千疮百孔，面目全非。

有良知的人们不禁要问：是谁伤害了这颗孕育生命的生机勃勃的星球？是人类！人类的自私与冷漠是地球生态系统失衡之源。全球变暖、臭氧层破坏、酸雨、淡水资源危机、资源与能源短缺、森林锐减、土地荒漠化、物种加速灭绝、垃圾成灾、有毒化学品污染被称为当今世界的十大环境问题[3]，试想，这十大环境问题有哪一个不是由自私而狂妄的人类造成的！

开始于17世纪的工业革命将人类带入了一个全新的历史命运中。大地不再是神圣的生命之源，成了一个飘游着的物质星球；人成了万物之所以存在的理由，成了一切事物据以评价的尺度，而事物则丧失其神圣的自主性成了人的对象和客体。黑色的煤和石油从地下被开采出来，转化成开发地表生命系统的能源，再转化成黑色的废气、污水和垃圾。市场经济则加速使钱转化为产品，使产品加速转化为钱，使货币和产品均处在滚雪球式的增长过程中。人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专业化、快节奏、高效率使人的存在方式变得越来越单面化。建立一个以人类为中心的支配、控制、征服自然的体系成了单面化人的唯一目的。于是，生命体系在人的意志伟力之下被逐步裂解。为了得到物质和能量，为了支撑滚雪球一样指数增长的经济发展，工业文明不惜毁灭整个大地生态系统。作为高智慧生物，我们掌握着蓝色星球上的一切，所有的植物和动物，都是或都应是为我们服务的工具。这种自豪，我们不知道要维持到哪一天？

人类面临的生态危机，本质上是文化危机，其根源在于我们旧有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根源于人类私欲的膨胀和对物质的不可遏止的需求。欲望的深壑是永远无法填平的，人类永远不会满足从自然那儿所获得的一切。自从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被破坏之后，便穿越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挺进，但这“自由王国”的面目已横遭涂改，信仰被抽空，美学被扭曲，理想被玷污。为了个体、集团的利益，为了社会学层面的成功，把人与人、集团与集团的激烈矛盾转而变为对自然资源的近乎疯狂的攫取，而这一过程通常是在追求幸福生活的名义下进行的。完全不同于其他生命种群万代不变的自然欲望，也不同于在天人共生式相对和谐的情境下人们对物质资源的占有和利用。这种非自然的消费欲望不仅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而且使人类多维度多层面的“幸福”只剩下对物质的占有和对商品的消费，除了扭曲的物欲，其他所剩无几了。环视我们的现实，除了人类的利益，有谁顾及到其他和人类一样的生物和非生物存在的利益；除了狭隘的民族、国家利益，有谁顾及全人类的未来；除了小集团利益，有谁顾及民族、国家的整体利益；除了一己之利，有谁顾及集体利益；除了一己之物欲，有谁还有精神等方面的追求。这种不同层次的自私心态，在和谐发展之路上预设了重重陷阱，实际上是地球生态系统失衡之源。

人与自然的对立和个人与社会的疏离最终导致了整个生存环境的恶化，也使得人类向自然以及个人向社会的回归成为一种优势需要和重要的生活目标，而这也正隐藏着重建生活价值目标的契机。自然生态的失衡和人文生态的断裂促使我们思考这样一个也许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问题：经济社会中人们是否真的比前人生活得更好，或者说，我们为了物质消费上的潇洒自如究竟付出了多少代价？人们的幸福是否与财富的多寡成正比？生态失衡，以外在强制的方式敦促人类重新审视和修正自己对大自然的主观认识和价值观念。

三、“三者”——仁者、智者和贤者：一种爱心大写意

关于“仁者”、“智者”和“贤者”的称谓，不是死抠字眼的结果。“三者”的称谓只不过是一种爱心大写意。我们无意去咬文嚼字，而是致力于给人类展示一种以仁爱为线索的梯级升华的人类伦理境界。

仁，是孔子提倡的社会学说和最高道德准则。甲骨文和西周金文均无“仁”字。春秋末年，孔子把“仁”加以概括，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仁学思想体系。仁者，也叫仁人或仁士，在儒家典籍中指具备仁德的人。而爱他人是对仁德精神实质的基本规定。《论语•颜渊》：“樊迟问仁。子曰：‘爱人。’”“人”，泛指一般人。孔子认为，仁者的基本要义和精神实质就是爱人，故具备仁德者应坚持“忠恕”之道，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卫灵公》）。爱人从“我”出发，自己怎样对待自己，也就应该怎样对待别人。

智，是儒家认为君子必备的基本品德之一。《论语•宪问》：“仁者不忧，知（智）者不惑，勇者不惧。”《中庸》认为：“好学近乎知（智）。”智者通晓事理，故不惑。儒家把智称为“天下之三达德”之一[4]（p676）。

在儒家典籍中，贤的意思是指德才兼备；贤人，谓德才皆美之人。《荀子•哀公》：“哀公曰：‘善！敢问何如斯可谓贤人矣？’孔子对曰：‘所谓贤人者，行中规绳而不伤于身，富有天下而无怨财，布施天下而不病贫，如此，则可谓贤人矣。’”荀子假借孔子之口，说明贤人言行的标准，以及使天下获益的原则[4]（p699）。只有贤者，才能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贤者的美就在于把自己融入天地万物之中，因而，能够博爱万物。

不难看出，“仁者爱人、智者爱生、贤者博爱”中的“三者”虽然与儒家典籍中的“三者”基本吻合，但并不完全一致。作者无意去追求与典籍的一一对应，大体上用的是一种易于为人接受的爱心写意手法。

四、“三爱”——仁者爱人、智者爱生、贤者博爱：爱的明明白白，而不是糊里糊涂

有人认为，“三爱”即仁者爱人、智者爱生、贤者博爱是糊里糊涂的爱。而我认为，“三爱”是基于物有不同而实施的梯级升华的爱。

因为物有不同，所以爱有差等；因为诸种存在在整个存在链条上所处的级次和关联系数不同，所以，这种爱应该梯级升华。

仁者就要爱人，爱人是仁者的必备条件。仁爱亦有各种层次。男女之间的爱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爱是亲爱，朋友之间的爱是友爱，大众之间的爱是类爱。人是万物之灵，是自然界开出的最美丽的花朵，理应互爱。不道无德，排斥同类，实际上是人类在精神上的“返祖现象”。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同类都不爱，缺乏最起码的同情和怜悯之心，他就没有资格做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对所有人施以相同性质和相同方式的爱。譬如对罪犯，就对他们施以特殊的爱——带有惩罚性质的爱。当然，仁爱与正义的惩罚并不矛盾。理由有三：犯罪是对仁爱的违背，是对和谐的破坏，因而不应得到仁爱的照顾；惩罚罪犯恰恰是为了使罪犯重新做人，是教育他（她）如何去为仁，是仁爱的一种特殊表现，至于对罪大恶极的罪犯处以极刑，那是为了在诸种爱之间寻求一种平衡；对罪犯的惩罚就是对一切善良人的仁爱，这是一种由社会来实施的仁爱。

智者爱生也是同理。我们总是针对不同生命存在在整个存在链条上的级次和关联度大小施以不同的爱。我们爱大熊猫、金丝猴、白暨豚、青蛙、啄木鸟、猫头鹰等，但我们会不会爱苍蝇、蚊子、老鼠呢？谁如果这样问，我只能告诉他，请你抛弃这种两极对立的思维方式。为什么我们硬要在“爱”与“恨”之间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呢？事实上，就是苍蝇、蚊子、老鼠，也不能完全消灭。如果这些看似有害的动物消灭了，与此相关的寄生类与衍生类物种也将随之失去存活的条件。譬如，以这些动物为食的鱼类、鸟类、兽类就将无法生存，从而影响到人类自身，并最终打破生态系统的和谐。因为我们都是生活在一个共同的生态系统之中，每一种生物都对生态系统的平衡与稳定发挥着自己特定的作用，都在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能量流动和信息交换中发挥着自己的特殊功能。生态系统是一张庞大的、由形形的生物交织而成的立体式网络，每一种生物都是这张网络中的有机环节，并且环环相扣，彼此关联。况且，现在的苍蝇、蚊子、老鼠之所以多得使人讨厌，与人类的过度活动有关。人类的滥捕滥猎和滥施农药，消灭了制衡、控制这些动物的天敌，才造成这些动物的恶性发展。如果苍蝇、蚊子、老鼠有朝一日真的濒危了，我们也应该保护它们，拯救它们。因为抛开人本主义的狭隘观点，我们很难说清每一个物种的益或害。盲目地想当然地把物种分成益、害两类，是人类幼稚病的典型表现。同样的理由，“保护就是为了利用”这种目前流行甚广的说法，也是出自人类本位思想，是狭隘的和不确切的。保护自然的目的包含着利用，但不仅仅为了利用，我们的目标比利用要广泛和深刻得多。显然，保护一个物种，就意味着保护了与该物种关联度强的若干物种，这也就意味着保护了一个生物群落，从而保护了一个生态子系统的和谐；反之，破坏一个物种，就意味着破坏了与该物种关联度强的若干物种，这也就意味着破坏一个生物群落，从而破坏了一个生态子系统的和谐。有位生态学家打了个比方：消灭一个物种，就好比拔掉飞机上的一个铆钉，看来似乎问题不大，但从某种意义来说，这架飞机已经不安全了。纵观世界的种种急剧变化，现在应该说，地球这架曾经性能优良的飞机已经变得危机四伏。地球本来是个有机的统一体，一切生物都生长、繁衍、进化在这个统一体之中，各个物种在漫长的进化过程中共同维持着自然界的稳定、和谐与发展。在这个五彩斑斓的生物圈中，谁能适应从而成长为优势物种，谁不适应从而被淘汰出局，这是在自然历史的长河中物竞天择、不断演化、不断优化的结果，既非上帝所创造，更不能由人类来主宰。这就不难理解，大自然为什么拥有物种的多样性、遗传的变异性和生态系统的复杂性。放眼宇宙，大小星球无数，又有哪个可以和地球相比？过往历史无穷，又有什么样的奇妙想象可以比喻现在的世界？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第一个登上月球，当站在38万多公里的远处看到小小的地球时，他深切地感到地球不仅是一个绿洲，一个孤岛，而更重要的是，直至目前所知，它是唯一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他说：“我从来没有像此时此刻那样突然警觉到，保护和拯救这个家园是如此的重要。”我们作为生物界的精华而又是芸芸众生中的一员，来到这个宇宙间仅有的地球，很偶然，很幸运，也很自豪。所以，人类理应爱与我们息息相关的生命现象，爱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爱这个统一和谐的大自然。

博爱万物是贤者的胸怀。任何存在都有存在的理由。如果有人硬要打破沙锅问到底，万物存在的理由分别是什么？我只能回答：存在本身就是存在的理由！存在的理由也就是爱的理由。爱及万物，就要融入万物之中，去感受万物，理解万物。博爱万物，方显贤者胸怀。而今天的我们离大自然已越来越远，现代科技越来越飞速地发展，同时越来越专业化、学科化、纵深化的格局，使人类变得越来越狭隘，越来越跋扈，越来越唯利是图，越来越在观念上陷入误区，把自己从所属的自然界中“拆卸”出来，甚至凌驾其上。殊不知，人类只有重新回到自己的位置上，从大自然中来认识大自然，认识人类自己，懂得只有在总体上协调好人类与其生态环境的相互关系，并在这个基础上重新调整好人类自己的观念和生活，人类社会才会有光明的前景。所以人类应正视当前快速生产、大量消耗、畸形消费的病变现实，摆脱物质富裕、精神贫乏的困惑，提倡追求一种精神自在、不受物役、天人共泰的潇洒生活。因此，贤者的博爱，既不同于“提笼架鸟”、“养猫养狗”的爱，也不同于宗教“普度众生”的爱，更不同于“只爱益鸟益兽”、“保护就是为了利用”那种人本位的爱，而是从生态学和和谐伦理的观点出发，保护生态系统，保护生物的多样性，不随意去改变大自然诸种存在的存在状态。自然万物是相互关联的，这种保护和破坏，必然会影响到地球的稳定和人类的未来。

所以，博爱万物，“物我同舟，天人共泰”，应当成为地球人生存的共识和追求的目标。正是基于这种思考，我们才谨慎地提醒世人：不要简单地以人的视角和标准把对象物划分为益与害，并以此为标准对其施以爱与恨。如果我们换一个视角，洒向存在都是爱，那么，其他存在必然会对人类“报之以李”。正如刘长明指出的，仅仅“解放动物”是不够的，“我们应当解放的是所有方式的存在。对于不同方式的存在，我们都应当给予应有的尊重。作为掌握了威力无比的工具系统的人类，不要轻易试图去改变其他存在的存在状态”[5]。只有对其他所有存在施以与其存在级次相适应的爱或尊重，人类才是合格的地球公民。

五、善与美的统一：和谐之善与和谐之美

和谐即伦理，而且是伦理的至高境界。与自然界的其他存在重归于好，握手言和，是人类走出困境的唯一出路。大自然是无私的。无论人类自身多么强大，多么富有智慧，但只要一脱离大自然，脱离对其他物种的依赖关系，也就失去了存在和发展的可能。爱人、爱生、爱所有存在，不仅直接体现了整个自然和人类一样具有生存和发展的权利，而且从根本上代表了人类的最高利益，是保证人类发展的基本条件。因为人类自身所具有的自然属性就决定了其生活和劳动都离不开自然环境，离不开自然中的所有存在。因此，人类在开发和利用自然的过程中不应只是为了谋取和扩展人类自己的“私人”的特殊利益，而应站在更高的层次上创造一个既属于自己又属于“大家”的生存空间。

或许有人要问：既然和谐是伦理的至高境界，那么，是不是意味着为了追求和谐之善，为了尊重所有的存在，我们苛刻地要求人类去过“苦行僧”式的禁欲生活呢？回答是否定的。我们要求人类节欲而不是禁欲。事实上，只要人类存在，就必然要消费，也就必然要破坏或剥夺一些生物或非生物存在的资格，改变其存在状态。所以要保证自然界中每一个生物和非生物个体的存在都不受到破坏既不现实，也不可能。但是，如果这种破坏并没有危及该存在的灭绝，没有造成某一区域的生态失衡或影响生态稳定，并且是为了更高层次的和谐，为了所有存在的良性循环和发展，还是非常必要非常值得的。我这样认为，决不是为人类对大自然的过度侵害寻找借口，也不是为“人定胜天”式的狂妄构筑避难所。相反，我一再强调指出，为了所有存在的和谐发展，人类必须立即停止对大自然的任何过度侵害；人类为了准确地进行自我角色定位，必须彻底反思“人定胜天”之类的虚妄。

值得一提的是，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过程中，对“人定胜天”的思想和实践，有的学者认为“人定胜天”不是人类的盲动和狂想，而是天人关系的一个进步，是人类的自觉和自信。“人定胜天”不是可以任意破坏自然，而是要在适应人类发展的需要改造自然的同时，科学地保护自然，以求得人和自然的协调发展；是要在更高的科学和工业的水平上取得人和自然的更加协调的发展。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笔者认为，理论上不妨承认这一观点的假想，但事实毕竟不容忽视。人类是自然之子这已是不争的事实，自然这一伟大的造物主，既不偏爱也不歧视她的任何成员，任何生物和非生物存在都不可能获得超越生态规律之上、之外的权利。自然既不是由人类创造的，也不是为人类所创造的，所以人类永远无法成为自然的主人。假如人真正能够胜天的话，便意味着不再是人类服从于自然的意志和法则，而是自然服从于人类的意志和法则，这显然是不可能的。从逻辑上讲，大自然既然孕育了人类，人类就永远是自然之子。正如马克思所说：“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一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6]。自然是人类满足需要的对象，更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应切记：人类每一次对自然的开发和改造并不意味着是对自然的战胜和脱离，而是对自然的剥夺和享用。享用自然是人类和其他存在共有的权利，不同的是其他生物和非生物存在是以本能的方式享用自然，而人类则是以实践的方式享用自然。但剥夺就构成了对自然的侵害，殊不知过度侵害自然就等于间接的毁灭自己。所以万物和谐才是人类最根本的福利，也是人类所追求的最高境界。

和谐与均衡不仅是善的，具有至高无上的伦理学意义，而且是美的，极具美学价值。大自然处处充满了美，而自然之美美在和谐。生态系统充满了无形的秩序，展示着她的和谐之美。从太空中遥望地球，她恰似一颗生机勃勃的宇宙蛋，而“地球之美主要体现在和谐之美和发展之美：和谐之美是静态美的最高境界，而发展之美则是动态美的极致”[7]。自然界内置着一个十分可爱的程序，一个与她的复杂性匹配的程序。当年，“诺亚受上帝的指派把每样物种中的至少两个个体带到他的方舟上，以使它们免遭灭顶之灾，使得物种的多样性得以保持，地球之美得以延续；今天，在人类一手导演的地球悲剧面前，使和谐与发展的因果链条得以维系，以永葆地球之美，已变得刻不容缓”[7]。一样的生命，同样的存在，理应共享地球和谐之美。草原、鸟儿、溪流、鱼儿、花儿等悠游自在，共同在大地的怀抱里体验神奇的生机，享受奇妙的和谐，那是何等的美丽！

六、以人格化的方式爱及非人之生与非生之物：“使非生物生物化，将生物人格化”何以可能？

和谐伦理学“旨在使非生物生物化，将生物人格化，以便将狭隘的人类伦理法则扩展到生物之间，进而将物种伦理法则扩展到所有存在之间。”[1]针对这一观点，有学者提出了不同意见，认为地球上40多亿年的漫长进化才分化出非生物、生物和人，并借用了列宁的话说这是自然界“自己运动”的结果，你和谐伦理学决不可能通过“两化”就把非人的世界万物都变成有人格的，如果世界万物都人格化了，那么人又缘何以生？尽管疑问者自己也清楚，我们的意图是将爱的准则施之于非人之生，非生之物，但是，还是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使非生物生物化，将生物人格化”何以可能？

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搞清楚“使非生物生物化，将生物人格化”的终极意图。就是说我们是想通过“使非生物生物化，将生物人格化”使所有存在都变成作为人的存在呢？还是旨在使人设身处地地为其他存在着想，与其他存在换位思考，以人格化的思维方式赋予世间万物以生命？显然，后者是我们的本原意图。我们就是想通过对世间万物以人格化的思维方式，先他物之忧而忧，后他物之乐而乐——当然，这同时意味着我们赋予了所有存在以灵性。作为处在存在链条更高级次上的人类，善待万物，尊重其他存在的存在方式和存在状态，怎么就不可能呢？以灵长类自居，飞扬跋扈，才是绝对不可能，也是绝对不应该的。有鉴于此，我们建议把“人所不欲，勿施于物”作物处理人与其他万物关系的金规则。

把地球作为一个生命个体来观察、来认识，说地球是人类的母亲，不仅是文学的一种修辞手段，也不仅仅因为地球的庞大躯体和她对人类及万物的世代不竭的生殖力，更因为地球既是物质的又是精神的，她的物质性表现为四季的更替、草木的枯荣、动植物的繁盛、山川河流和自然中的一切；她的精神则充满了神秘。我们不知道海洋的波动是不是她的呼吸，岩浆地火是不是她的血脉，冰川相撞、地震雪崩是她的欢乐还是痛苦，大陆漂移、造山运动是她的俯仰还是抽搐。“天何言哉”，“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是古人眼中美丽绝伦的大自然。但是，天真的不言吗？实际上，天地有言，只是目前我们尚未破译而已；天地有知，只是目前我们尚未探知而已；天地有情，只是目前我们尚未感知而已；天地有爱，只是这种爱博大得我们感觉不到。万物是极其微妙与错综复杂的，天地有大美而人未察，天地有大爱而人不觉，天地有情怀而人无意。譬如，在古往今来的传说里，海豚就是与人类十分友好的海洋动物。近两千年前的古罗马作家老普林尼，在其巨著《博物志》里，就记载了这样一个事例：一只海豚游进了卢克林湖，与一个贫穷家庭的孩子建立了深厚友情。后来，孩子因病去世，海豚便常来湖边凭吊，不久，也郁郁而终。而在古希腊历史学家普鲁塔克的记述里，海豚表现得更为高尚，感恩图报：希腊帕洛斯岛有个人名叫柯里亚诺，看到渔民们捕获了一些海豚，便劝说渔民将之放生。不久，柯里亚诺出海办事，所乘小船遇浪翻沉，船上其他人都葬身鱼腹，唯有柯里亚诺死里逃生，被一群海豚推送到岸边峭壁上一个岩洞里。这就是他所救下的那群海豚所为。更让人感动的是，当柯里亚诺去世，尸体在海滩火化的时候，这群海豚竟赶来叩别，面向沙滩围成半圆，俯首发出声声长叹，直到尸体化为灰烬，才郁郁离去。其情其义至于此，让我们人类社会有些成员也觉得汗颜！法国的帕斯卡尔•诺亚•贝柯维奇的纪实作品《神奇的海豚——奥利娜》，记述的是一只野生海豚与一个聋哑人八年多友好交往的全过程，给人类与海豚的交往记录添上了最生动、最翔实、最让人感动的一章。这些鲜活的故事，也许能够让我们展开想象的翅膀，去憧憬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美好前景[8]。

迄今为止的所谓文明史，不过是或主要是人类逐渐掌握工具与武器的历史，我们增加了对大自然局部的肤浅认识，对她的整体的感受与爱，却丧失了许多。当清华的刘海洋把硫酸残忍地泼向可爱的狗熊时，他的同情心实际上已经泯灭了。尽管可怜的动物无法用人听得懂的语言说出它们的痛苦，但看到它难以名状的痛苦动作，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到那只被伤害的狗熊所遭受的煎熬。可悲的是，类似的情况还在发生着，千千万万个刘海洋的“好奇心”正在威胁着其他存在的存在状态。

只知索取不思回报的人类，建构起了一个貌似庞大的物质系统，却丧失了自己的尊严与地位。有一位署名“哲夫”的网友在《21世纪谁将与人类同行？》一文中充满深情和哲理地写到：

时间是一部金色列车，发车时乘客中还没有人类，人类是后来强行从树枝上跳到飞驰的列车之上的一位不速之客。众多旅客友好的接纳了人类，并让出了一个最好的座席给它。那时的人类还是一支刚刚学会直立行走的猴子，与车上的乘客们相安无事。这些不速之客在列车上除了不遵守乘客守则喜欢调皮捣蛋外基本是无害的。等到越过一座座世纪的高山，穿过一座座时间的遂洞之后，人类开始说话唱歌和耍把戏。人类的歌声和花言巧语以及把戏吸引了众多的乘客，它们都围拢过来看人类表演拿手的节目。当人类的节目告一段落时，那些看过节目的乘客们回身再想坐回原位时，却发现原本属于自已的那个座位，已经被滚雪球般不断膨胀的人类侵占了。它们这才发现上了人类的当。它们傻了，它们只好站着。人类起初还有点不好意思，后来就俨然以先来者和主人自居了。人类不再花言巧语而开始厉言疾色，呵斥役使并吃喝它们，当然也偶尔居高临下的施一些恩惠给它们。当时间的金色列车喘着粗气不堪重负地穿越20世纪的遂道，驰入21世纪的高山时，许多原本的乘客，连同它们的衣服以及携带的行李等，都已经被人类成功地侵占并消耗掉或是据为己有，人类以为没用的则永远丢下车去了。人类在年复一年的庆祝自己的胜利，但不知道这样的胜利还能庆祝多久？不妨猜猜看，21世纪的金色列车上，谁将与人类同行？

完全可以想象，如果人类继续一意孤行，不是以人格化的思维方式对待其他存在，与其他存在为友，那么，人类就再也没有伙伴，没有同行者，成了一支地地道道的“独行侠”。其命运可想而知：踏上死亡之旅，孤独地死去，成为太空的游魂野鬼。

七、科学技术的原罪与非罪：我们不是一般地反对科学技术，而是反对科学技术的滥用

任何科学技术都内涵着反噬自己的种子，科学技术的弊与利如影随形，我把这种现象称为科学技术的原罪。但是，科学技术本身无罪，有罪的是对科学技术的滥用和无限夸大科学技术力量的科学技术万能论者。因此，如果我们简单地把生态系统失衡的原由归罪于科学技术，就如同科学技术万能论者一样犯了同样的错误。

毫无疑问，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利，一个个科技梦想的实现使人们陡然产生出傲立于尘寰之上的巨人之感。人类借助于科学技术“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但是，人类在享用科学技术成果的同时也不得不面对同样是科学技术结出的苦果。工业的发展带来水体和空气的污染；信息科学和生命科学的发展，不仅使人类面临涉及人自身尊严、健康、遗传以及生态安全等问题，而且使人类遭遇了一系列空前的伦理尴尬……。

种种迹象表明，随着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人和自然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天地万物都沦为技术改造的对象和被技术加工的原料，人类征服自然的欲望也在不断膨胀。然而，不幸的是，正当人类为自己的成果沾沾自喜忘乎所以时，忍让至极的大自然却开始发出了愤怒的吼声，人类为此付出了远比得到而高昂的多的代价。温室效应、资源匮乏、物种灭绝、环境污染、土地沙化、水土流失、沙尘暴……这一切使得人类迫近生死存亡的危机关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学家爱德华•泰讷曾写到：就在我们欢庆又把自然世界的混乱削减了几分之时，我们制造的新机器开始脱离我们的控制，获得自身生命，通过“报复效应”让我们尝到屈辱的教训[9]（p57）。根据泰讷的推论，人类在技术上的每一次努力都旨在提供对现实问题的解决办法，但同时也暗藏着抵消这些努力的隐患。例如生物技术的开发和运用，曾为农业的发展展示了一个广阔的前景：一是农业生物技术将为生产新型、高附加值的农产品提供有效的方法，能创造新品种以提高农作物的产量和质量；二是有利于改善生态环境和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据预测，农业生物技术领域的突破将为解决粮食问题和环境问题打下坚实的基础。然而，生物技术的生态缺陷却象上帝有意放在瓶中的一个妖魔，如果贪心的人们打开瓶塞，这个妖魔便会飞出来危害人间：一是生物技术改变了自然造物的方式，有史以来第一次按照人类的意志来创造和改变了物种，而这种变革是建立在人类对自然界一知半解基础上的，这首先就从哲学的意义上注定了人与自然关系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二是生物技术工程式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产出物的标准化、规范化和相对的单一性，其结果是过分简化了自然界的生物链和一定程度上破坏了生物的多样性；三是生物技术及其产品本身对生态安全构成了威胁。“造物原本是大自然——上帝的权利，但是，愈益发达的基因工程使得人类对‘上帝’取而代之。问题在于，人类虽然正在取代上帝造物的权利，却没有相应取得‘上帝’的造物智慧”[5]。由此可见，日益复杂的技术文明常常会带来无法预料的结果，而这些结果与人们当初的良好愿望大相径庭。导致这种后果的根本原因是人们在使用某种科学技术时，往往缺乏对该项技术各个方面的系统了解，盲目的依赖和崇拜科学技术。这种对技术控制能力的缺陷和对新技术的非理性滥用，使得人类永远陷入了人与自然恶性循环的怪圈不能自拔。这绝不是鲁莽的黑色预言，而是正在发生的事实种种。实际上，生态环境问题的最终解决需要从根本上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新技术的目的不应该仅仅是忙于应付已经出现的生态和环境问题，更应该是用来防止新的生态和环境问题的出现。

我们一方面尽情地吮吸着科学技术发展所带来的甘露，另一方面又饱偿科学技术的误用和滥用而酿就的苦酒。但是无论怎样，科学技术仍以不可阻挡之势迅速发展，科学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越来越大。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知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20世纪初仅为5%至20%，而目前在一些发达国家已上升到80%至90%。过去10年间，信息产业取代传统产业上升为世界头号产业。信息技术的发展前景依然十分诱人，而以基因和纳米等为代表的高新技术将日臻成熟。今年初美国又提出了“国家纳米技术促进计划”。这是继信息高速公路和人类基因组计划后美国政府的又一项全国性科技促进计划。随后，中、日、法、英等国也都加大了纳米技术的攻关力度。专家们认为，纳米技术具有彻底改变物质生产方式的巨大潜能，它有可能在新世纪引发一场新的产业革命。由此可见，科学技术已成为时代的象征和支柱，它的缺失必然会导致文明的荒芜，导致人类生活失去根基。那么，现实生活中我们究竟应当对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怎样的规定和价值期望呢？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必须以谨慎的态度对待科学技术，趋科学技术之利，避科学技术之害。面对科学技术这把双刃剑，人类有责任在打破一切阻碍科技进步的羁绊、卓有成效地推进科技发展的同时，坚决制止或尽可能减少科技发展可能带来的危害和负面影响。

人类是聪明而伟大的，依靠自己的智慧创造了一切的人类，应当而且能够依靠自己的智慧防范一切。

八、能者多劳：人类在维护和恢复生态平衡中的责任

不能否认，在自然万物之链上，由于人类“可以借助于语言文字等符号进行思维活动、借助于完备的工具系统进行复杂的创造活动”[5]，这使得人类处在较高的存在级次上，“与众不同”。人类的“与众不同”并不是人类能够享有和滥用特权的理由。正如刘长明所说，“人类在思想和活动方面的这两点‘与众不同’……只是为人类履行自己的职责提供了可能”。“除了作为整体的生态系统的权利，人类没有也不应该有自己特殊的凌驾于其他存在之上的权利。但是，由于人类在思维和活动方面的特长，使得人类在实现人文生态与自然生态的宏观和谐中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可见，人类的‘与众不同’意味着也仅仅意味着人类应当也有条件在实现人文生态与自然生态的宏观和谐中履行更多的职责，自觉担当起大自然守护者的责任”[5]。就是说，人类的这种独特地位赋予他的，不是掠夺的权利，而是保护的义务。能够超越生物与生俱来的本能而狭隘的自私自利，把生命的价值从麻木而黑暗的深谷中提升到同情的光明峰顶，自觉地关心和爱护其他生命，尊重其他方式的存在，这是人真正优越于其他生命之所在，是人所具有的独特价值的体现，是人应该追求的完美境界。人为“天地之秀”，是大自然的神经和良知，他应当成为地球的守护神，而非占有者。他的尊严和价值应当在护卫地球这叶扁舟的行动中，在爱惜其他存在的“大慈大悲”中体现出来。地球是人类的母亲，我们是地球的儿女，维护地球生态系统的和谐是我们必须履行的道德义务。

否认人类的特权而强调责任与义务，并不意味着人类降低了自己的身份，辱没了人之为人的尊严。相反，确立人类与其他存在的平等地位，“恰恰能够真正体现人的尊严，不断在和谐中实现人的价值”。“人类真正的尊严就在于用脑思想和谐的意义，用手创造和谐的事实，借助于语言唱响和谐的主旋律；在于独有的精神家园”[6]。

从历史的角度看，人类文明已逐步实现了对“部落中心主义”、“种族歧视主义”、“民族中心主义”的超越，我们为什么要为人的道德关怀划定一个不可逾越的界限呢？理性、道德自治力和自我意识也许是获得道德权利的充分条件，但不是获得道德关怀的必要条件。许多不具备这些条件的人（如）和组织（公司、社团、国家、联盟）同样也拥有权利，尽管他（它）们不能亲自捍卫其权利或用语言来表达其要求。但对于这些权利主体，我们通常是指定或选定一个人来捍卫他（它）们的正当权利。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这种“权利”的做法推广到非人类存在物身上去、并承担起维护它们的道德权益的“道德人”的使命呢[10]（p62-78）。也许，智慧的大自然——上帝，进化出人类的目的（我想，任何看似偶然的自然进化都有其进化的理由和目的，目的性在人类进化这一个案中同样存在）就是为了使人类行使这种“和谐人”的角色。如果人类拒绝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准确地进行角色定位，那么，人类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踏上一条不归之路。我们没有权利辜负“上帝”的期待！

九、在理想与现实之间：和谐伦理学是实实在在的伦理学指归，而不是伦理乌托邦

相对超前的和谐伦理究竟是一种伦理臆想，还是经过努力人人能够达到的境界？我认为，和谐伦理既是一种美好的理想，也是人人能够做到的现世伦理。

和谐伦理学固然超前，但她是实实在在的伦理学指归，而不是伦理乌托邦。她的产生意味着人类的伦理视野发生了新的变化，是一种把道德关怀扩展到人之外的各种非人类存在对象上的伦理学说，其道德关系从单纯的人与人之间拓展到人与其他生物之间、人与所有存在之间以及所有存在相互之间。这可以说是对传统伦理学的一次超越或革命。但这种超越并不意味着对传统的否定或脱离，而是在传统基础上的更高层次的升华和突破。从表面看，传统伦理学所研究的人与人之间的道德，旨在规范人的行为准则，但从深层次看，它却是从形而上的意义上来关照人类的生存，赋予人类进行价值评价的权利和尺度，使人类在善与恶的抉择中实现人性的升华。如果说，传统伦理学是一门使人光荣的科学，它充满了哲学和价值学的意蕴的话，那么和谐伦理学则是一门使人升华的学问，从更高层次上使人性得以张扬。虽然她的伦理视野发生了转换，但她的功能仍然要规范人的行为，并且要求人类从更广阔的空间来思考人与自然的价值和意义，以及反思自己在对自然的错误行为中因维护人类自身的价值和尊严而牺牲了其他存在的价值和尊严，或者干脆说人类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损害甚至毁灭了其他存在，这才是最大的伦理和道德。而对自然万物的尊重是每个正常的人都能做到的。用和谐伦理规范自己的行为，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所以说和谐伦理学不是空穴来风，子虚乌有，而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需要和标志，既是人类最高伦理智慧的超前起飞，也是实实在在的伦理学指归。

当然，我们提倡和谐伦理并不是要吹捧极端的生态主义神话，不是要建立凡生命（甚至包括蚊子、病毒）和凡自然之物（包括洪水、沙漠）都必须崇拜和保护的现代泛神论，也无意全盘否定工业文明和人类追求适度的日益舒适的物质生活的合理性。但是，人与自然的相对和谐、经济发展与优化生态的相对平衡，不也是“舒适”的应有之意吗？而且，这种质朴的天人和谐，在历史上屡见不鲜，在现实生活中也有很多成功的范例。今天，无论是在云南、湖南，还是在新加坡、瑞士，我们都可以看到某些局部地区有很多和谐发展从而增进了当地人民福祉的生动事例。自古以来，丽江民间和东巴经中就有不破坏生态环境的风俗习惯和乡规民约，如不能在水源头洗脏东西和杀生，忌把痰吐到水中，早晨不能在河中洗嗽。而丽江古城中的三眼井被认为是纳西人利用自然、保护自然的典范：第一眼井汲水饮用，第二眼井洗菜，第三眼井洗衣物。水资源循环利用，各得其所。新云南十八怪中有一怪说：“云南十八怪，木石来崇拜。”古老的东巴经把人以外的所有精灵称为“署”，亦即今天我们所说的大自然，它们与人一样，有生命，有感识。人与署（自然）是兄弟，不能互相残杀，人类必须对自然履约。这一美丽的民俗约束着一代又一代的纳西人。居长江上游的丽江，今天的森林覆盖率接近74.5%，是云南省第二大林区，被称为“长江上游最后一座绿色堡垒”；在国际植物学界，以丽江的山、水、地命名的植物新种和变种就达上百种。如今的丽江，远离都市的喧嚣，万物和谐共进。可见，和谐伦理并非高不可攀，而是每个现实的人经过努力随时可以达到的境界。

纵观社会发展的历史，人类之所以把上下内外的高度和谐作为真善美的最高境界、生活的最佳状态和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而矢志不渝地追求，中国儒家之所以把普遍和谐作为处理各方面关系的一贯原则、治国安民的最高目标、有道社会的理想模式而不懈的为之奋斗，这不仅仅是由于他们厌恶无休止的倾轧和暴力，向往和谐和安宁，而主要是因为，人类主观上的这种愿望和期盼，是以人类对于客观世界的科学认识与实践体验为前提和基础的。换句话说，客观世界向人类展示了一幅幅和谐存在与发展的美好图画，表明和谐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和趋势的必然结果，是不断在实现而又可以不断去追求的现实目标。和谐实实在在地存在于事物的属性和功能之中，存在于事物之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之中，存在于事物的运动、变化和演进之中。谁不向往青山绿水、蓝天白云、鸟语花香；谁不理想人我共生、天人合一、日月同辉！可见，和谐是经过努力随时可以得到的幸福。这不仅是我们对未来的期盼，对子孙的贡献，更是对生存价值和生命意义的最好诠释。

和谐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前提，人类与其他方式的存在共享同一个地球，若强行破坏万物的平衡关系，掀翻和谐的天平，必将导致不可逆转的生态灾难，最终走上一条不归之路，恰如当年不可一世的恐龙。有一则童话，叫《猎人海力布》，讲述的是优秀小猎手海力布得到了一根神奇的雀翎，这雀翎使他听懂了鸟语兽言，起到了沟通人类和动物世界的作用，从而消解了大森林中的杀戮，使人类和自然界和谐相处；无独有偶，日本的玩具生产商takara及其余两个机构推出的狗语情绪翻译机，能通过测量狗吠的声调来了解其情绪，于是，“搞笑诺贝尔奖”委员会把2002年度的和平奖颁给了他们，以表扬他们对促进人狗和谐共处所做的贡献，该机已在日本上市，其英文版的“bow-lingual”也将在不久的将来推出。这意味着人类力图理解自然万物，产生了和谐的伦理内需。和谐伦理观，旨在给予每一个地球人这样一根能听懂所有物语的“雀翎”和这样一台理解他们的情绪翻译机，提供一把能读懂大自然的钥匙，进而达到一种平实而伟大的和谐伦理自觉。亿万个地球儿女对和谐的伦理追求，将奏出和谐发展的主旋律，叩开和谐文明的大门。

参考文献：

[1]苏宝梅，刘宗贤，刘长明.和谐伦理学宣言——为了所有生物和非生物存在的和谐发展[j].济南大学学报，2002，（5）.

[2]刘湘溶.论环境伦理教育[j].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96，（4）.

[3]本报记者.当今世界的十大环境问题[n].社会科学报，2002-12-19⑤.

[4]赵宗正.儒学大辞典[z].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1995.

[5]刘长明.和谐是生产力之祖[j].济南大学学报，2003，（1）.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7]刘长明.发展的革命——从可持续发展到和谐发展[j].济南大学学报，2002，（1）.

[8]管筱明.旷古奇闻有必然[n].春城晚报，2002-12-01.

[9]贾放.报应——人与自然的失衡[m].北京：中国林业出版社，1999.

[10]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m].费城，19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