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础教育阶段课外辅导

一、支持课外辅导的观点

1、人们有获得教育的权利。未成年人的可塑性比成人要高得多，对未成年人的养成教育的投资更有价值。国家不能剥夺个人寻求私人教育资源的权力，如，接受课外辅导。第六，教育投资是一种人力资本投资，对个人发展有很大的影响。课外辅导投资属于私人教育投资。在基础教育阶段，相对于公共投资，私人投资虽没有公共投资占的份额多，但是也占有相当大的数量。在此阶段，日本和韩国的私人教育投入分别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2%、0.9%，教育总投入分别占GDP的5.1%、7.6%；美国的私人教育投资、教育总投入分别占GDP的0.3%、7.3%；OECD国家的平均值分别为0.3%、6.3%。据2013年1月份的报道，在我国，“历时近20年首次实现教育投入占GDP4%”。所以，我国与上述国家地区相比而言，差距很大。一般来说，私人的教育投资不管在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是对国家人力资源储备的支持。

2、家庭教育投资是社会资本发展的自然产物。课外辅导作为家庭教育投资的非选择性教育支出部分，也是社会发展的自然产物。

3、家长忙于工作，没有时间和精力监管孩子的学习和成长，课外辅导机构帮助家长解决了问题。如，帮助家长接孩子；帮助学生复习、预习功课，检查作业，签字等。

4、课外辅导给学生带来好处。首先，可以帮助学生培养某一学科技能，提升兴趣，培养专长。其次，激发学生学习某一学科的兴趣，发挥特长，丰富学生的精神生活。再次，促进学生良好个性的发展。最后，便于因材施教，发挥学生的潜能。

5、课外辅导可以提高学校的升学率，有利于减少社会治安和未成年人犯罪问题。

二、反对课外辅导的观点

第一，破坏平等。有一种说法，认为课外辅导是对公共教育的伤害。首先，公共教育的目的是让所有的孩子都有平等地享受教育资源的机会，不管你是贫穷还是富裕，学习相同的课程，都有机会往各专业领域发展。课外辅导是个人行为，这就造成了机会分布的不平等。富裕家庭的孩子有更多的接受教育机会，可以更好地学习相同的科目，也将更容易得到更好的发展。由于课外辅导质量和数量上的不同，加大了学生之间实际上的不公平。

第二，课外辅导导致了学校教师教学行为的贬值，学生因在学习之前在课外辅导机构教师那里学习过，就会无视班级教学，不认真听讲，甚至会扰乱教师正常的教学进程。

第三，有些课外辅导学校和公办学校对学习的行为规范要求不同。例如，打架斗殴是违反公办学校规定的，在课外辅导学校可能是司空见惯的事。这就给回到公办学校正常上课的学生带来很多不良影响。

第四，课外辅导加大了社会的分层，并在代际之间传递。社会分层机会拉大。高额的课外辅导费用给家庭带来很大的压力。课外辅导容易引起政治和社会冲突，比如前苏联。

第五，课外辅导在帮助学生提高分数的同时，带来很多负面影响。首先，课外辅导占据学生大量的时间，填鸭式的教学，在短时间内快速地讲题、讲知识点，不注意对学生进行学习方法、创新思维、行为习惯的培养，不符合教育教学规律，对学生学习习惯的养成不利。学生接受知识的过程非常被动。直接向学生供给所需要的信息，扼杀了学生的想像力、创造力。课外辅导导致学习成为考试的附庸。其次，长时间的课外辅导，加重学生学业负担，给孩子的身体和精神上带来很大的伤害。造成学生精神紧张，压力很大，会出现头痛或睡不着觉等现象。再次，影响孩子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学生没有时间做家务，没有时间和家人在一起。本应该看看电视、参加一些音乐会、锻炼身体、参加聚会、常规阅读、拜访亲朋好友的时间全都被挤出来用于课外辅导了。容易养成学生自私的本性。既然在高考中1分能产生天壤之别，孩子不愿意分享他们在课外辅导机构所学到的那些“小技巧”。给孩子辅导的老师，甚至也鼓励他们不要和同学分享所得。

第六，课外辅导可能对社会的凝聚力构成很大的障碍。它影响了社会公平，影响到个人的自我价值的实现，对没有特殊社会背景的人的影响尤为明显。事实上，课外辅导可能恰好是人力资本理论假设的相反面，它可能降低社会福利而不是增加。第七，政府和学校以及课外辅导机构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加大了教育腐败。

三、课外辅导乱象的治理

课外辅导存在了一百多年，还将继续发展下去。消除课外辅导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政府政策需要区分课外辅导中积极的因素和消极的因素。这些因素都有哪些特征，必需明确地区分他们。针对课外辅导的治理，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首先，制定相关的法律条文规定约束学校教师。比如，课外辅导可以被允许，但是不能允许某个班级的任课老师在课外辅导班再教他的学生，或者直接颁布法令不允许在校教师参与补课活动。因为这种利益冲突违反了教育工作者的职业道德，这些在法律中都应该明确标明。在校教师不允许在校外补课，应该作为一种制度，很好地宣传，违反者应该处以罚金，或者吊销教师资格证。

其次，要加大对课外辅导统计监测的宽度和深度。政府有责任要求相关学校或机构对教师的相关行为做统计记录并且透明化，也有义务对公众报道相关信息，并向国际机构如UNESCO、OECD或我国的相关部门主动通报，以便于相关机构用这些数据做国际间的比较研究。

第三，不管是公共学校还是在以考试为目的的填鸭式的课外辅导机构，都需要和谐的课堂气氛，要有统一的行为规范。比如，在公办学校体罚是不合法的，那么所有的学校体罚都应是非法的。

第四，取消对学校的排名，取消小学升初中、初中升高中的选拔性考试，减轻学生的负担。可办特色不同的学校，供学生自由选择和申请。

第五，国家要为那些愿意上学但是付不起学费的学生提供平等的机会。国家可以向那些成绩优异而又需要学费的学生提供一些奖学金。第六，国家相关部门应该为课外辅导机构制定统一规则。如，课外辅导每周不能超过10小时；小学生课外辅导每周不能超过6小时；课外辅导的班级人数不能超过40人；半个小时休息一次，连续讲课不能超过1小时；课外辅导教师，不能因此而减损他们在学校的教学质量；学校应对“后进生”以必要的帮助；班主任或任课教师不能歧视不参加课外辅导的学生；允许家长做监督和举报；应该取消中学之间的教育资源投入不平等。当然，减少课外辅导的最有效的途径是减少课外辅导的理由。

在我国，大学入学考试对治理课外辅导班就起到了反作用的效果。因为大学入学考试决定了很多学生一生的命运。如果大学入学考试不仅仅看考试分数，而更多的是基于学生的资质、中学成绩、良好市民的证明、实践经验等等，那么，课外辅导的需求就能减少。为了更好地对中学生使用学术能力评估测试———高考，应让大学自由地使用专业自治权。例如，某大学可以直接宣布他们不接收任何参加过填鸭式学习的学生。我国政府应该给予大学更多的自。（本文来自于《教学研究》杂志。《教学研究》杂志简介详见。）

作者：李艳春 叶忠 单位：石河子大学师范学院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