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型期的金融改革论文

一、中、德经济亟需转型的表现及对金融改革要求

(一)中、德经济亟需转型的表现

从外部看，两国都面临如下问题:第一，出口依赖程度较高。1950～1957年，德国出口依存度平均为17.1%，此后逐年上升，至1973年达24.5%，在发达国家中偏高。新世纪以来，我国的出口依存度平均超过25%，2006年最高超过35%，2012年降至24.9%。第二，国际收支持续顺差。1951～1956年，德国基本保持平稳的顺差状态。顺差主要源于贸易盈余，年均约34亿美元，占GDP的比重约为1.5%。1957年起，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凸显且不断加剧，1969年以后，资本项目顺差取代经常项目顺差成为失衡的主要原因。在国际资金疯狂投机德国马克的1971～1973年，资本项目和经常项目顺差突增至634亿美元和105亿美元，引发了数次货币危机。我国的经常项目持续顺差始于1994年，但直到2004年年均规模仅为265亿美元，2005年经常项目顺差跃至1324亿美元，占GDP的比重为5.9%;2008年最高达到4206亿美元，占GDP比重超过10%。除经常项目顺差外，我国还存在巨额的资本账户顺差(其主要来源是FDI)。我国2002年以来FDI占GDP的比重平均在3%以上。第三，外汇储备不断积累。1960年代，德国的外汇储备平均约为80亿美元，1972年超过200亿美元，1973年超过400亿美元，成为世界上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1973年实行浮动汇率制度以后德国外汇储备增速开始放缓。2002年，我国的外汇储备为2864亿美元，2006年突破万亿美元成为世界第一，2013年底为3.8万亿美元。可见，中、德两国在经济转型期都是世界上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第四，国际政治、经济摩擦频发。国际收支顺差及过多的外汇储备引起国际社会的不满。美国等国家指责相应时期的德国和当前的中国人为低估汇率，通过政治和经济手段施加压力，要求货币显著升值、开放金融市场、取消利率管制等。德国因此承担了所谓的“军事补偿成本”，我国被执行“超级301条款”，并成为遭受反倾销调查最多的国家。从国内看，两国面临如下问题:第一，储蓄率偏高。德国储蓄率从1960年开始上升，1970年最高为29%，1975年以后稳定在20%左右，略高于其他发达国家。2000年以来，我国储蓄率从37.5%上升至2009年达到最高的52.7%，2012年，我国储蓄率仍高达50.8%，远超世界平均水平。第二，通货膨胀压力增大。中、德两国的中央银行为维持固定汇率，投放了大量基础货币，加之本币升值的强烈预期引发的国际资本流入使国内流动性过剩，通货膨胀率显著上升。1952～1960年德国基本生活费用年均增长率仅为1%，1961～1969年约为2%，1970～1972年为4.7%，1973～1974年最高增至7%，1975年以后逐年降低。2000～2006年我国消费价格指数(CPI)保持低位运行，2007年大幅增长至4.8%，2008年创下5.86%的新世纪之最，2013年为2.6%。第三，收入差距扩大。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德国基尼系数虽略有升高，但控制在0.40的国际警戒线以内。我国的基尼系数在1990年代就超过了0.40，2000年以来，基尼系数最高为2008年的0.49，但实际数值可能高达0.61。通过对中、德两国面临的内外经济问题的比较发现，德国内外经济矛盾始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此后10余年不断加剧，1969～1973年达到高潮，1974年起逐渐消解。我国一些经济问题浮现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2000年后愈发凸显，2007～2008年全面表现出来。截至2013年底，上述问题虽有所缓解，但仍相当突出。此外，中国还面临产能过剩、环境污染、腐败等问题，对金融改革的要求更加紧迫。

(二)经济发展面临的问题引发金融改革要求

金融改革对经济问题的消解作用可大致归纳为五方面:一是汇率制度改革。汇率政策主要负责调节国际收支平衡，汇率的市场化变动能改变需求的方向，“使需求从本国产品转向进口，或从进口转向本国产品”，从而自动消除顺差或逆差，并对输入型通胀起到“防火墙”作用。改革固定汇率制度将提升货币政策的有效性，汇率调整还可减轻本币升值的压力，缓和国际贸易摩擦。二是利率市场化改革。利率市场化通过提高资金配置效率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和转型。利率政策具有拉动(或抑制)经济增长的功能，同时也是重要的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利率管制阻碍了上述功能的实现，难以发挥调节经济失衡的作用。市场化的利率与汇率之间存在一种联动机制，利率政策通过影响汇率间接调节国际收支平衡。三是增强货币政策独立性。有效的货币政策能调节总需求与总供给、控制货币供应量、引导信贷资金流向，从而抑制通货膨胀和投资过热、促进经济结构转型。此外，货币政策还可通过收入的乘数效应引起国民收入变动，间接调节国际收支平衡。四是金融体系开放。金融开放可通过消除金融歧视、削减准入壁垒、放宽经营限制、扩大金融市场容量、放开资本管制等方式，引入竞争机制，打破金融垄断，降低国内金融资源扭曲的程度，抑制投资过快增长和产能过剩。其中，放松资本账户管制，允许本国居民和企业海外投资，还能平抑国际收支顺差。五是本币国际化。本币国际化将降低一国货币对世界主要货币的依赖，增强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自主性，还有利于缓和本币升值和通货膨胀压力，并降低外汇储备积累的风险。

二、德国金融改革的做法

自1973年起，德国把价格稳定作为第一目标，通过一系列金融改革，助推了国民经济的结构调整，缓解了内外经济矛盾，顺利实现经济转型。

(一)主动实施汇率制度改革

1973年以前，德国名义上实行浮动汇率制度，实为固定汇率制度。由于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外汇储备不断积累、国内低通胀等因素，马克的升值压力很大。德国中央银行通过买进外汇、提高非居民存款的法定最低准备金率，要求商业银行对非居民存款停止付息等方式来稳定马克汇率，并对其外汇盈余进行冲销干预。然而，这些措施不仅收效甚微，反而缩减了国内货币政策的可操作空间。对此，德国意识到:在对外开放不可逆转、经济内外矛盾的情况下，马克汇率调整是无法避免的，拖延只会造成冲突的加剧和机会的丧失。因此，1973年，德国取消对汇率的管制，真正实行浮动汇率制，并在1979年彻底完成资本账户的开放。固定汇率制的终结意味着中央银行解除了汇率干预义务，可根据国内经济形势独立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并重新掌握货币发行的主动权。

(二)分步推进利率市场化

1962年，德国修改《信用制度法》并调整利率限制对象;1967年，全面解除利率管制。但中央银行并没有完全放弃对利率的干预，转而推行储蓄存款标准利率制，旨在引导市场预期，避免过度竞争引起金融不稳定。1973年底，德国中央银行取消储蓄存款标准利率和信贷规模管理后，利率市场化才真正实现。利率市场化使金融配置资源的效率大为提高，支持了德国经济的转型。

(三)增强货币政策效力

1957年，德国通过了《联邦银行法》，在立法上保证了德国中央银行———德意志联邦银行的预算和人员安排基本不受政府制约，独立性较强。1971～1972年，德国经济出现过热苗头，德意志联邦银行试图提高利率控制通胀，但在固定汇率制度下，这又会引起国际资本的流入，因而只能限制资本流动，如禁止向非居民出售固定利率的债券(1972年)。然而，这些措施未能如愿，1971～1973年德国资本净流入总量由24.7亿美元增至40.1亿美元。1973年德国采取浮动汇率制度后，货币政策开始真正发挥效力，对治理通货膨胀达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德意志联邦银行随即大幅提高存款准备金率，两次调高贴现率和抵押贷款率，将当年的M2增长率控制在10%左右。石油危机期间，又适时调低伦巴德利率和贴现率、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对抑制经济衰退、恢复增长起到关键作用。1974年，德意志联邦银行率先在西方国家中实行货币目标制。稳定的通胀预期，对货币政策意图的实现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加快金融体系开放速度

上世纪六十年代，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进一步提高及国内外汇储备的迅速攀升，在政府的鼓励下，大型金融机构开始海外扩张。截止1970年，德国三大银行(德意志银行、德累斯顿银行和商业银行)在海外的分支机构和参股金融机构共计85家，遍布欧洲、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由于德国政府对金融体系的限制较少，并较早地向国际金融市场开放，德国金融市场的广度、深度及开放度显著提升，促进了国际收支平衡。

(五)推动马克的国际化

德国马克早在1958年便恢复了自由兑换，但资本账户的管制经历了多次反复。在固定汇率制度下，为防止投机资本对本国金融市场的冲击，货币当局对马克债券市场和国际货币市场采取了严格的限制措施，如禁止外资银行发行以马克计价的债券、禁止浮动收益债券等。然而，资本账户管制不能从根本上缓解马克升值和国内通货膨胀的压力。美元资产不断积累和美国过于宽松的货币政策，使陷入“美元陷阱”的德国坚定了马克国际化的决心。经过1960～1970年多次美元危机后，德国马克以稳定的币值逐步赢得欧洲各国的信任。1972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为德国马克摆脱对美元的依赖、成为国际货币提供了宝贵的机遇。1978年，德国联合法国等国提出了以“去美元化”为目标的倡议，得到欧洲各国的呼应，最终于1979年建立了欧洲货币体系。此后，德国马克实际已演变为欧洲的锚定货币，与其他欧洲国家的汇率基本保持固定。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马克占世界外汇储备的比重从约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2%上升到约12%，真正成为国际货币。

三、启示

(一)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

为促进国际收支平衡，2005年中国人民银行启动新一轮“汇改”，人民币对美元持续小幅升值。2010年的接续改革使人民币汇率弹性进一步增强，但人民币波动区间相对较窄，升值压力犹在;对外汇市场的频繁干预致使汇率政策与货币政策之间的矛盾依旧突出。德国金融改革的实践表明，放松汇率管制不会严重冲击经济运行，有助于化解内外经济矛盾。我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可能放弃独立的货币政策。在本币面临巨大升值压力的情况下，要保持独立的货币政策和资本的自由流动，就应继续坚持“自主、渐进、可控”的原则，逐步放开资本管制，完善有弹性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最终实行浮动汇率制度。

(二)加快推进利率市场化及配套改革

2013年7月，我国取消金融机构贷款利率下限后，利率市场化的最后堡垒是存款利率市场化，监管部门应积极筹划利率全面市场化的过渡机制与举措。第一，设置缓冲机制。德国实行的储蓄存款标准利率，实际上是对利率市场化后金融环境突变的一种缓冲措施，我国探索类似的过渡机制有利于减缓金融市场的波动。第二，防范资产泡沫风险。利率市场化一旦完成，更多的资金或将流向股市和房市，如何防范和化解或有的资产泡沫将是监管的新课题。

(三)增强货币政策有效性

德国的金融改革提供了两点借鉴:第一，货币政策应首先考虑国内目标。我国的货币政策应以实现国内目标为第一要务，兼顾与汇率政策的协调，货币政策不能成为汇率政策的附庸。第二，加强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中央银行的独立性是保证一国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前提。具备这一前提，才能根据国内外经济形势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而不为其他因素所钳制。建议从法律上加强中国人民银行的超然性，保证其职能的发挥。

(四)深化金融市场开放程度

2002年以来，我国金融业对外开放全面提速，资本账户管制趋松;金融市场发展迅速，市场体系逐步完善，各金融子市场的广度和深度明显提升，金融理念与技术显著提高。从德国的做法看，金融市场开放的深化可促进储蓄转化为投资，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为本币国际化和汇率体制改革夯实基础，并在一定程度上缓和经济内外矛盾。

(五)推动人民币国际化

人民币国际化是我国加速实现经济转型的根本途径之一。在短期内，金融市场深化和资本项目开放应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基础条件。因此，应扩大与周边、新兴市场国家和地区双边贸易人民币结算，借助香港国际贸易、金融平台，打造人民币离岸金融中心，继续扩大资本账户开放，拓宽人民币和国内外汇的流出渠道(如允许企业和个人投资海外资本市场)，建立健全人民币回流机制，使人民币逐步成为区域货币。在中、长期内，应联合其他亚洲国家探索建立可行的亚洲货币体系，使人民币最终成为真正的国际储备货币。

作者：王年咏刘毅单位：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金融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