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初翰林院职掌范围及其特征刍议

[摘要]元初翰林院经世祖、成宗朝发展，终成翰林国史院、蒙古翰林院并立格局。其中翰林国史院撰写元廷诏书、史书和应制文书、参议朝政、应对询问、参与礼仪活动、出任使节，以及为元廷举荐、储备人才。蒙古翰林院在撰书圣旨、译写诏书与实录、管理蒙古学外，也兼管蒙古、蕃部事务。此时期元代翰林院也形成了翰史合流、专职翰林、蒙汉并存、位高权异等特征，它们不仅反映了元初翰林制度的主要内容，也揭示了元初翰林院的重要历史地位。

[关键词]元初，翰林院，职掌范围，特征

[中图分类号]K2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57-6241（2016）02-0028-08

中国古代翰林院自唐代始现至清末消失延续了近1200年，几与科举制度相始终。唐玄宗在开元初始设翰林院，二十六年（738年）另置学士院，此后翰林院为供奉、待诏所居，学士院参与诏书撰写。宋代学士院主要负责草拟诏书，翰林院转为宫廷服务。金代学士院设品级、定人数后转为正式官署。元代翰林院设于世祖初年，世祖、成宗朝时已成翰林国史院、蒙古翰林院并立格局。此格局不仅承继了唐宋翰林遗制，也因时代需要而有变化，为明清翰林院的发展开启了新方向。故笔者撰作此文以求教于方家。

一、元初翰林院建置简叙

元世祖初年即以身边文士充任翰林官或备顾问或参朝政。中统二年（1261年）七月设翰林院、国史院后即以翰林官兼国史院官，王鹗、王磐、孟攀麟、王恽、雷膺、胡抵通等人即先后任职其中，以致“一时人才，搜罗殆尽”。至元元年（1264年）九月翰林国史院建立，所属人员即包括翰林学士承旨、翰林学士、翰林侍读学士、翰林侍讲学士、翰林直学士、翰林待制、翰林修撰、应奉翰林文字等翰林院官，编修、检阅、典籍、经历、都事等国史院官以及椽史、译史、通事、知印、典吏、典书、书写等“吏员”。初设时其为正三品衙门，八年升从二品，大德九年（1305年）定为正二品。其间学士承旨多为从二品、学士正三品、侍读学士正三品、侍讲学士正三品、侍读正五品、修撰从六品、应奉翰林文字从七品。大德九年起承旨升正二品，其余各职品级亦有调整。至元六年（1269年）该院有学士承旨3员、学士2员、侍读学士2员、侍讲学士2员、直学士2员，十四年增承旨1员，十六年加侍读学士1员，十七年再增承旨1员，二十一年加学士2员，二十三年增侍讲学士2员，二十七年增承旨1员。大德九年时有学士承旨7员、学士4员、侍读学士2员、侍讲学士4员、直学士2员，共17人。吏员则无品级，总人数多于翰林官。

至元五年（1268年）十月和礼霍孙、独胡刺以翰林待制兼起居注，翰林官始兼他任。八年十二月至十八年翰院亦兼太常寺职事。十年九月元廷“以翰林学士承旨和礼霍孙兼会同馆事，以主朝廷咨访及降臣奏请”，二十二年正月始“命礼部领会同馆。初，外国使至，常令翰林院主之，至是改正”。十八年集贤院并入后称翰林国史集贤院，所属官也以“翰林集贤”署名，集贤院职任即为翰院所兼。二十二年集贤院分立后翰院仍其旧。其时“国子学以待制兼司业，兴文署以待制兼令，编修官兼丞”，翰林官时兼国子学、兴文署、秘书监职。然至元十二年三月元廷“分置翰林院专掌蒙古文字，以翰林学士承旨撒的迷底里主之”后，翰林国史院、蒙古翰林院各司其任，前者“仍旧纂修国史、典制诰、备顾问”，后者专事蒙古文事。世祖年间二院同为从二品，大德五年（1301年）蒙院先升正二品，所属人员除写圣旨必阁赤、通事、管勾外诸翰林官名称、品级与翰院同，故《元史》日“品秩并同翰林国史院”。初立时蒙院有学士承旨1员、直学士1员、待制2员、修撰2员、应奉4员、写圣旨必闺赤11人、令史1人、知印1人。大德九年（1305年）时设承旨3员、学士3员、侍读学士1员、直学士1员、待制2员、修撰1员、应奉4员、写圣旨必阁赤11人、蒙古必阁赤4人、知印2人、管勾1员、司直1员、都事1员。因元初其他官署与之无分合之举，其外部关系颇简单。

二、元初翰林院的职掌范围

元初翰林院的职掌范围在世祖、成宗朝亦基本形成。元人李冶曾曰：“翰林视草，惟天子命之，史馆秉笔，以宰相监之，特书佐之。”《事林广记》言：‘翰林国史院管编修国史。”《元史》载翰院“仍旧纂修国史、典制诰、备顾问”。可见，修国史、典制诰、备顾问即为翰林国史院三大职掌。然太常寺、会同馆、集贤院与翰院的分合无疑对其职掌范围也有影响，其实际职任实不止修国史、典制诰、备顾问三项，诸如荐举人才、参议朝政、商定礼仪等即是其基本职任。

其一，翰林国史院负责撰写元廷诏书。世祖初年，元廷诏敕多出翰林官之手，如王鹗任承旨后“诏诰典章，皆所裁定”，王恽任修撰后“诰命宣辞，颇与定撰”。而元廷颁布的诏敕又以“国朝以国语训敕者日圣旨，史臣代言者日诏书”的撰写为要，所谓“建元初，命官犹皆有训，辞简古尔雅，皆出于翰林”，“内则王侯之拜封，百官之制诰，外则遣使四夷，怀柔远人，凡王命，言必以文”。而前代诏敕所实行的内外之制，除至元七八年间略有袭用外翰林官所草诏敕实集内外一体，徐世隆就曾选前代内外制文编为《瀛洲集》以供翰林官草诏参考。至元六年（1269年）元廷颁行蒙古新字后诏敕制度即有变化，“自今已往，凡有玺书颁降，并用蒙古新字，仍以其国字副之”，新字成为诏敕撰写的法定文字，翰院随即增设了新字学士之职。十二年蒙院设置后元廷诏敕多以“圣旨”形式下发，由翰院起草的诏敕大量减少，然汉文诏书的撰写仍由该院负责。至元十四年（1277年）王恽复授待制后即撰写了一批汉文诏书，如《减江南冗员诏草》《诫谕官吏诏草》等。至于颁向全国的重大诏书如登宝位诏、改元诏、立皇后诏及立皇太子诏等亦由翰院撰写并附蒙文、回回文后颁布，所谓“诏诰出于代言者之手，又循文而附诸国语”。

其二，翰林国史院主持元廷史书撰修。中统元年（1259年）时王鹗就以承旨兼修史事，翰林院设立后又以翰林官兼国史官，修史成翰林官“兼职”，翰林国史院建立后史书撰修即成其正式职任。至元十二年（1275年）翰、蒙二院分立后史书撰修之任日益凸显，成为翰院在草诏外的又一重要职掌。此时的翰院尤注意前朝和当代史料的收集和保存。中统二年（1260年）翰林院即收藏了金朝实录，三年八月承旨王鹗请求记录世祖以前各代事迹，四年四月又请采访太祖史事。至元元年（1264年）翰林国史院建立时王鹗上奏强调收集史料的重要：‘自古帝王得失兴废可考者，以有史在也。……若不乘时纪录，窃恐久而遗亡。”十年六月元廷“以翰林院纂修国史，敕采录累朝事实以备编集”。十三年元军攻占临安后翰林学士李、编修王构即将宋廷所藏实录、国史悉数北运，仅注记即多达5000余册，运到大都后即归翰院保藏。至正年间元廷编修《宋史》，该批国史、实录即为重要史料。成宗初年编修《世祖实录》时亦汇集世祖时朝臣奏对于该院。与此同时，当朝史书的编撰也成为翰院史书编修工作的重点。元军攻占临安后，忽必烈“诏作平金、平宋录，及诸国臣服传记”，该院在刘敏中主持下旋撰成了《平宋录》，其编撰体例翰林官员王磐、安藏当时即有讨论。而该院亦根据所集史料编成《圣武亲征录》，对成吉思汗时之征伐记述颇详。由其主持编成的《太宗实录》《定宗实录》也在至元二十七年（1290年）进呈元廷。三十一年六月元成宗下诏撰修《世祖实录》后，该院王构、董文用、姚燧、高道凝、王恽等人皆参预其事，即使位阶较低的编修官阎宏也撰写了271帙，检阅官杨升也撰写了至元二十七年的纪事。全书修成后学士王恽在其基础上撰成《圣训》6卷以呈，大德八年（1304年）二月承旨撒里蛮又进金书《世祖实录节文》1册及汉文《实录》80册。可见，翰院官员始终参与了《世祖实录》的撰修、改编工作，为该实录的撰成无疑作出了重要贡献。当然，翰院的实录编撰也颇负特色即先以汉文撰成初稿，待译成蒙文进呈皇帝审定后再予写定，即使实录撰成后的进奉仪式翰院官员也全程参预。此外，因元初关于辽金宋正统性、辽金宋史撰述体例等问题存在争论，三朝史书的编撰该院没有全面展开。

其三，翰林国史院撰写官方应制文书。元初元廷也有祝文、册文、贺表、碑文、青词等应制文书需由较高文化水平的官员撰写，翰院官员因多由文人出任而满足了该种需要。当时元廷祭祀活动所用的祝文、谥册即由该院翰林官撰写，如王构“世祖崩，构撰谥册……凡祖宗谥册册文皆所撰定”。凡逢元廷朝贺、喜庆、祥瑞、捷报时，该院也需撰贺表进呈。至元十三年（1276年）元军攻占临安后王磐命翰林官撰《中省贺表》以呈，十四年初黄河自灵宝至河南府段清澄后王磐即拟《中省贺表》进贺。帝后寿诞或喜庆、祥瑞之事该院也多撰贺表进呈，苏天爵《国朝文类》即载录不少这类文书。当然，碑文也在该院撰写的应制文书之内。赵良弼出使日本前即向元世祖奏求翰林官为其先辈书写碑文，十四年秋世祖即传旨该院定撰顺德资戒碑及普门塔碑铭。而这些碑文的撰写有时并非小事，如世祖重用桑哥时翰林官撰写了桑哥辅政功德碑，二十九年论桑哥之罪后撰写该碑的翰林官即受牵连。至于元廷祭拜所用青词也多由翰林官撰写，元人王恽《玉堂嘉话》即记载了多篇青词，如《为春旱祈雨青词》《五方帝祭文》等。

其四，翰林国史院也参议朝政和应对询问。元初翰林官员也常参议朝政和应对皇帝询问，实际上发挥了重要的参政议政作用。如王鹗任承旨时就元廷政事多加进言，窦默任翰林时“至论国家大计，面折廷诤”。王磐供职翰林后曾提罢黜转运司之建议，元廷攻伐南宋时亦参与决策，元军进占江浙后即首建安抚之策。至元三十年（1293年）四月承旨留梦炎即向元廷进言“杭州、上海、澉浦、温州、庆元、广东、泉州置市舶司凡七所，唯泉州物货三十取一，余皆十五抽一，乞以泉州为定制”，后为元廷批准。翰林官员上述参议朝政之举无疑为元廷政事决策提供了有益参考，而他们参议朝政的活动也不限于上述方面，上至军国重事如东征日本下及地方事务如儒学教官选派皆有其身影。同时元廷也主动要求翰院参预朝政处理。十六年（1279年）十二月元廷即命翰院参议招收海外诸番之事，十九年四月翰院与中书省、御史台、枢密院集议阿合马理财事。大德元年（1297年）四月元廷会集翰院官议行御史台之事。七年成宗下诏命集贤院、翰林国史院老臣预议朝政。世祖、成宗也鼓励翰林官员为朝政积极进言献策。程钜夫授应奉翰林文字后，世祖日“自今国家政事得失，及朝臣邪正，宜皆为朕言之”，成宗征李谦为翰林学士时日“卿当与谋国政，余不劳卿也”。在此期间，随时应对皇帝询问亦是翰院的重要工作。至元年间翰林待制王恽在接到皇帝关于光禄寺职掌的询问后极迅速查阅典籍以回复，当“镇国寺柏上生芝，中宫有旨令院官究其样以进，因与李受益具事实如左”。③而翰林官员对皇帝询问的回复也会影响朝政事务的处理。如至元十四年（1277年）三月世祖“遣使问便民之事于翰林国史院。耶律铸、姚枢、王磐、窦默等对日：‘足食之道，唯节浮费，靡谷之多，无逾醪醴曲蘖。……宜一切禁止”’，世祖即采纳了该建议。二十四年十月“诏问翰林诸臣：‘以丞相领尚书省，汉、唐有此制否？’咸对曰：‘有之。”’世祖听说翰林官的回答后即以桑哥为尚书右丞相。

其五，翰林国史院参预元廷礼仪和出任赴外使节。元初翰林国史院身逢元廷制度待兴之际且受太常寺并入影响也参预元廷礼仪制定、负责祝文、乐章的撰写。至元初年王磐、徐世隆等翰林官即倡议和制定了元廷朝仪，孟攀鳞在元初宗庙、郊祀仪制的定制中亦居功甚多。大德九年（1305年）二月翰院又与集贤院及太常礼官会于中书省集议祭天礼仪。在祝文撰写方面至元三十年（1293年）十月真金衬太庙时“拟撰祝文、书祝、读祝，皆翰林词臣掌之”。行摄祀之仪迎香祝祀前二天翰林学士即须赴礼部书写祝文，祭告仪式所需祝文亦由翰林学士撰写。自至元三年七月撰定新乐服八室乐章后，三十年六月元廷立社稷所用乐章、三十一年世祖、裕宗衬庙乐章、大德九年郊坛建成乐章也由翰院撰定。元廷诸多祭祀活动也常由该院代行。如至元二十一年正月元廷以蒙古官、翰林官各一人代祠岳渎、后土，二月以承旨撒里蛮祀先农。元太祖、太宗、睿宗的御容，元廷亦“俱置翰林院，院官春秋致祭”，此后诸帝御容祭拜也由该院承担。至于皇帝御前导驾官行列，翰林学士亦有相应位置。可见，在元初该院实兼有礼仪职能。与此同时，翰院官员也常出任外交使节，早在中统元年（1259年）四月世祖即以侍读学士郝经、待制何源为正副使出使南宋，会同馆合于翰院后即以承旨和礼霍孙兼领会同馆事，外国使节来访即由其接待。即使至元二十二年会同馆划归礼部后翰林官员也常出任使节，如二十六年翰林直学士李天英即与张守智同使高丽，督促其支助军粮。二十九年九月编修官陈孚同梁曾一起出使安南，大德三年正月待制贾汝舟与也先铁木往谕高丽，七年九月直学士王约与塔察同使高丽征其国相吴祈，八年十一月直学士林元与忽邻抚慰高丽。可见，此时期由翰林官员出任使节已成元廷惯例。

其六，翰林国史院为元廷荐举和储备人才。世祖初年翰林学士承旨王鹗即曾荐举20余人为各路提举学校官，翰林院设立后其官员如李冶、李昶、徒单公履、徐世隆、高鸣、杨恕等亦由王鹗荐用。王磐任职翰林后即举荐了宋衙、魏初、徐琰、孟祺、李谦等人，徐世隆在任翰林时所荐之人也多海内名士。翰林国史院建立后，上自翰林承旨下至直学士皆有荐人之权，如马绍、李谦荐举李之绍、阎复举荐曹元用等。在此之外，元廷也准许该院以朝廷名义选取人才。如至元十三年（1276年）元军攻占临安后世祖即命翰林学士李椠、编修王构到临安令南宋太学生北上，经姚枢、王磐挑选后即加任用。大德七年（1303年）元廷即规定翰林院“须求资格相应之人，不得预保布衣之士。若果才德素著，必合不次超擢者，别行具闻”，九年二月元廷“令御史台、翰林、集贤院、六部于五品以上，各举廉能识治体者三人”。可见，此时期翰林国史院不仅受命选举人才，且有一定的选取标准。当然，翰院自身也为元廷储备和培养了一批重要人才。如翰林院设立时王鹗即强调“今宜除拜学士院官，作养人才”，世祖随后采纳此议即招揽儒臣任职其中，“自中统之初，稽古建官，庸正百度，一时硕儒元老，屹然立朝，文献彬彬，莫可及也”，实际上为元廷召集了一批重要人才。与此同时，翰院本身也选用了众多年轻有为的中下层官员，如待制王恽在至元五年出为监察御史后又转任各地提刑按察使，雷膺、胡祗通等人的任职经历与之相似。他们在院时尽职尽责，出院转任监察官后亦在各地兴利除弊，不仅继续发挥了自身才智也为保一方安宁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元初官员诠选体系中翰院实际上也扮演了重要角色。

关于蒙古翰林院的具体职掌，《元史・百官三》曰“掌译写一切文字，及颁降玺书，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字副之”，《事林广记》亦云“蒙古翰林院管蒙古文字”，《秘书监志》记日“蒙古翰林院是写蒙古字圣旨”。可见，译写一切文字、书写蒙古字圣旨、管蒙古文字，应是该院的日常职掌。此外，该院在元初亦领有蒙古国子学、国子学等机构，自然也有管理蒙古国子学事务的职任，此处略论之。

其一，蒙古翰林院以蒙文撰写皇帝圣旨。元廷在元初颁布之诏敕多以诏书、圣旨为要，其“以国语训敕者日圣旨”，此国语即蒙古语，圣旨即元廷官员据皇帝之意以蒙文写成之文书。元初此圣旨多由中书省、枢密院经皇帝同意后由蒙古翰林院撰写、翻译并加盖玺印后下发即所谓“蒙古翰林院是写蒙古字圣旨”，其他官署几无此任。元人谙都刺在“成宗时，为翰林院札尔里赤，职书制诰。有旨命书藩王添力圣旨，谙都刺曰：‘此旨非惟有损国体，行且为民殃矣。’……事乃止”。可见，此时皇帝圣旨即由蒙院专人书写且有“国体”之规，不能随意撰写。不过，成宗朝也存在“隔越奏请”圣旨的现象，即元廷怯薛人员经皇帝许可后由蒙院写译圣旨并加盖玺印后直接下发，不须经过中书省、枢密院等机构审核，蒙院因负责“写蒙古字圣旨”自然成为整个流程的关键环节。成宗朝诸多宫廷事务即以此“隔越奏请”之圣旨直接处理，以致大德五年（1301年）七月，元廷即命监察御史检照蒙院案牍，至大二年（1309年）正月塔思不花、乞台普济更进言：“诸人恃恩径奏，玺书不由中书，直下翰林院给与者，今核其数，自大德六年至至大元年所出，凡六千三百余道。”可见，此时期的圣旨基本上皆由该院撰写，其数量之多且影响之大，以致中书省要求“尽追夺之”。

其二，蒙古翰林院译写元廷诏敕与实录。蒙古新字颁行后由翰院起草的诏敕多须附加新字后颁行，尤其是在吐蕃、畏兀儿等地颁行的诏敕，除译成蒙文外更要附上当地文字。至元八年（1271年）至十二年间这项翻译工作即由翰院新字学士负责，蒙院成立后“及颁降玺书，并用蒙古新字，仍各以其国字副之”，译工作自然由蒙院负责。不过，元廷诏敕因其颁布地区的差异在译写方面也有不同，其颁行于汉地的诏敕由汉文译成蒙文时多为音译，而颁行于漠北草原者则须意译。元廷当时设有内八府宰相，“遇有诏令则与蒙古翰林院官同译写而润色之”，其协助的可能就是蒙院所负责的诏敕意译工作。当然，蒙院的诏敕翻译工作也不可小视，其翻译是否准确却关系重大。其时“诸翰林院应译写制书，必呈中书省共译其稿。其文卷非迤远军情重事，并从监察御史考阅之”，这诸翰林院自然包括蒙院在内，其重要制书仍须与中书省共议，次者也要由“监察御史考阅之”，可见，元廷对此项工作的重视。在诏敕翻译外，该院也参与译写本朝实录。如至元二十三年（1286年）十二月“翰林承旨撒里蛮言‘国史院纂修太祖累朝实录，请以畏吾字翻译，俟奏读然后纂定。’从之”。至元十二年起蒙院“掌译写一切文字”，翰院“仍旧纂修国史、典制诰、备顾问”。如翰院备有译写人员，在累朝实录编纂完后可以自行翻译而无须奏请。可见，二十三年时“以畏吾字翻译”实录的工作实际上仍由蒙院实施，此后《世祖实录》的译写工作亦是如此。

其三，蒙古翰林院管理蒙古学事务。至元八年（1271年）正月元廷在上都设蒙古国子学并以翰院兼管其事。十二年蒙院建立后，蒙古国子学即归其下，十四年蒙古国子监设后亦属该院，至此元廷中央蒙古学皆归该院管辖。同时分布在各地的蒙古字学在蒙院建立后基本上也属其管辖：

大德四年，添设学正一员，上自国学，下及州县，举生员高等，从翰林考试，凡学官译史，取以充焉。

八年，定各路教官迳保生徒，不得迳申国子监，须经本处提调，总管府转申翰林院，试验考夺。

可见，当时蒙古字学生员的任用最后仍须经蒙院考试确定。而元初蒙古学必阁赤人员的选用也由蒙院负责，元贞元年三月的一份圣旨即反映了这一情形：

各路里教授、各衙门里必闯赤委付呵，翰林院官人每委付者。……如今依在先圣旨体例里，翰林院官人每根底不商量了，蒙古必闭赤休委付者。

当然，此时期蒙院因其特殊地位也兼管了元廷的蒙古诸王、驸马以及蕃部事务，参与了元廷蒙文史书编修工作。

三、元初翰林院的基本特征

经元世祖、成宗朝的发展，元初翰林院也形成了翰史合流、专职翰林、蒙汉并存、位高权异等突出特征。这些特征不仅反映了元初翰林制度的主要内容，也体现了该制度所处的鲜明时代背景，更揭示了元初翰林院在古代翰林院史上所具有的承上启下地位。因此，对元初翰林院基本特征的分析也是对元初翰林院制度的整体透视，由此可窥其全貌及其历史影响。

其一，元初翰林院实现了古代翰林、国史合流。所谓翰林、国史合流即翰林院、国史院在机构设置、人员任用以及职掌方面合为一体，翰林院成为草诏兼修史的唯一中央机构，国史院作为独立官署不复存在。元初翰林国史院的演变即明显体现了翰史合流这一特征，而此前各朝翰林院、国史院机构仍呈分立之势，尽管彼此间多有人员或事务往来，但皆无隶属关系。如唐代史馆先后隶属门下省、中书省，其官员多由他官兼任。翰林院、学士院自开元年间起一直存在，但与史馆无隶属关系。两宋先后设有史馆、编修院、国史院、实录院等修史机构，但此时翰林学士院与史馆、编修院、国史院、实录院各属一系，“宋则国史有院、著作有局，皆通于秘书省”，馆阁诸官仍是史书修撰主体，翰林学士或参与而已。辽代翰林院因设国史院负责修史事而始兼撰史之任，然国史院仍然存在，翰、史未全部合流。金代学士院官员兼职国史院似成惯例，但翰林学士院、国史院仍各有官署。故自唐至金“其时国史著作之官，仍以文史著述名守职司，别为一署，不相统摄”。中统二年（1260年）七月元翰林院、国史院建立并以翰林官兼任国史官，如王鹗以学士承旨兼领国史院，王恽、雷膺以翰林修撰、同知制诰兼国史院编修官等。至元元年（1264年）九月翰林国史院建立后翰林、国史院合为一体，其人员皆以翰林官任之。如宋子贞于至元二年授翰林学士、和礼霍孙在至元五年任翰林待制、安藏在至元八年特授翰林学士、李冶在至元二年被召为翰林学士等。《元史》所记元初翰林国史院职官设置即可佐证。而蒙古翰林院就职官设置及职任来看，该院在撰写圣旨外也兼部分修史职事。故元初翰林院实际上实现了古代翰林院发展的一大变革即翰林、国史机构至此融为一体，正所谓“前代代言之官，纂修之职，皆号为清华之地。国朝合而为一，势严而势重”。

其二，元初翰林院发展为专职文书机构。元初以前各朝翰林院所承担之事务相当复杂，如唐翰林院为待诏、供奉、文章、书弈、僧道、卜祝等杂流所居，仅待诏即有文词、书法、画艺、弈棋、医官、方士数类且主要为宫廷生活服务，学士院则由学士承旨、学士、学士院使、院吏等员组成而负责草拟朝廷重要诏书。宋代学士院负责草诏之事间或参与史书修撰，先后有学士承旨、学士、直学士院、权直学士院、学士院权直等官。其翰林院下设天文、书艺、图画、医官四局，后发展成翰林御书院、医官院、天文院、图画院，继续为宫廷生活服务。辽代翰林院设有画院、医官院、国史院等部门，在翰林官外仍有翰林画待诏、医官、监修国史、史馆学士、史馆修撰、修国史等人员，集唐翰林院、学士院于一体。金、西夏见诸记载的仅有翰林学士院，据《金史・百官志》所述金代中后期学士院因正式设官定制后才转化为专职机构。迨至元世祖、成宗朝，唐宋天文、书艺、图画、医官等翰林杂流即先后建立各自机构，如翰林医官演变为太医院、惠民局、御药院，天文方面则转为太史院、司天台、回回司天台，书艺、图画部分则归入秘书监，即使僧道、卜祝人员，此时亦有集贤院、宣政院管理之。此前各类翰林杂流至此与翰院、蒙院已分离殆尽且无隶属关系，元初翰林院实质上已演变为元廷专职文书机构以处理中枢文书事务。

其三，元初翰林院形成蒙汉并存的时代特征。在元以前大抵只有辽大林牙院与翰林院、西夏蕃字院与汉字院与元初翰林院蒙汉并存情形类似，元之后清代翰林院也确有满汉共存特色，但它集中表现在翰林院满汉官员同时配置与任用方面而非设汉、满二院各负其责。然元初翰林院却在短短50年间即形成了蒙汉并存的突出特征，这既是元初蒙汉二元时代特征的具体反映也体现在了元初翰林院制度的多个方面。一是即翰林国史院、蒙古翰林院同时存在与发展。自至元十二年二院分立至成宗朝结束30余年间，翰院与蒙院在各自组织机构、内部建置、日常职掌方面各有分工而不交错，没有明显的分合关系。即使各自人员间互有流动，如撒的迷底里、唐仁祖等曾先后在二院任职，但非同时任职二院。二是翰院、蒙院各具有明显的汉、蒙特色。如翰院人员基本上是翰林官、国史官以及吏员的糅合，具有鲜明的翰林院、国史院色彩。蒙院职官设置则保有浓厚的蒙古特色，如该院写圣旨必阁赤、蒙古必阁赤、必赤等皆源于蒙古宫廷所属的必阁赤群体。而在人员选用方面各自的蒙、汉色彩也比较明显，蒙院人员多用蒙古人、色目人，汉人极少翰院人员则汉儒居多半，通经能文即是该院选用官员的基本标准。三是即翰院、蒙院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蒙汉融合的迹象。如蒙院在院名、官名、品级、俸禄、迁转方面与翰院基本相同，具有汉化色彩。翰院人员除汉人外也有不少蒙古人、色目人，尤其是至元五年（1268年）以后，该院蒙古人、色目人人数更多，如独胡刺、和礼霍孙、安藏、徒单公履、撒的迷底里等。这些少数民族人员的加入不仅推动了该院各族人员间的交流，也有助于元廷中央机构内多民族融合趋势的进一步发展。

其四，元初翰林院具有位高权异的突出特点。所谓位高权异即元初翰林院相对前代翰林院而言其品级设置较高，而翰院、蒙院在权力方面又有差别。此前唐翰林院、学士院终唐之世始终为使职性质，二院及人员并无固定品级。宋代学士院官员品级有初步规定，学士承旨、学士约为正三品，翰林院品级未见明确记载。金代学士院及属官品级最高时升至从二品。元初翰院、蒙院及院官品级前后有所调整，大德九年（1305年）时二院品级皆升至正二品，此前二院基本上为从二品，相比此前各朝，元初翰林院及人员的品级可谓最高。即使与当时元廷其他中央官署相比，除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宣政院等机构品级高于翰林院外，其他官署如吏、兵、户、礼、刑、工部品级就低于它。同时，元初翰院、蒙院在职掌范围、地位以及实际权力方面也有区别。具体而言，至元十二年（1275年）三月二院分立后，翰院负责撰写汉文诏诰且撰写完毕后需交蒙院以蒙古新字或其他文字译写，蒙院则专事皇帝圣旨的撰书与译写，翰院不参与。翰院在撰写诏诰外也肩负史书撰修任务，需随时应对皇帝询问、参与朝政集议、出任对外使节、荐举人才等，由其负责办理的元廷文书性、礼仪性事务较多。蒙古翰林院在撰写、翻译蒙文圣旨外也译写汉文诏敕与实录，管理蒙古学及部分蒙古诸王、驸马、蕃部事务，多与蒙古事务有关，民族色彩也相当浓厚。同时，元初蒙院因负责蒙文圣旨的撰书、译写，其官员较接近皇帝，对皇帝的影响胜过翰院官员，“隔越奏请”现象即是一例。元初，翰院也有参预朝政的机会，如参与朝廷集议、出任对外使节、应对皇帝询问等。也就是说蒙院能够直接影响皇帝的决策，翰院则更多地扮演了元廷秘书与智囊的角色。

[作者简介]李江伟，北京师范大学古籍与传统文化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文献学与元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