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民间信贷危机浅析

摘要：本文从政府职责与监管、中小企业经营现状和企业信用等多个角度对温州民间信贷危机爆发的原因进行分析，指出政府在金融体制创新、信贷政策施行、现有金融体制监管方面责任的缺失，以及中小企业产业结构不合理亟待升级、温州实体经济空心化投机猖獗等问题，为深入分析此次危机提供了新的思路。

关键字：信贷危机 政府职责与监管 企业信用 企业融资

温州是我国市场经济诞生最早、发育最快、成熟度最高的地区之一，温州经济曾经作为先进模式被广泛推广和运用。具不完全统计，温州民间流动资金总额至少有8000亿。充足的资金，发达的商业，使得民间信贷在温州得以发展兴盛。然而2011年温州信贷危机的爆发，连续出现的老板“跑路”事件给当地乃至全国的经济和社会稳定带来忧患。

一、从政府职责与监管的角度看温州民间信贷危机

（一）金融体制改革屡不落实，阻碍经济发展埋下隐患

长期以来，温州经济面临两难境地：中小企业没有钱，融资难；民间资本不差钱，投资难。利率管制导致资金价格扭曲和官民借贷双轨，正规金融与民间金融之间长期存在断层，民间借贷、尤其是高利贷因此盛行。

早在30年前，温州人便开始了利率市场化的破冰之旅。那时的温州，银行利率过低，农民存款积极性不高，导致从信用社无钱可贷，月息五六分的高利贷成了唯一的融资渠道。1980年10月，温州市金乡信用社在全国率先实行浮动利率。存贷款利率从最初的4厘2分和7厘6分别上浮到1分和1分5。结果在利率浮动前的1979年，金乡信用社的居民存款只有380元，到1981年存款迅速增至54万元，贷款量也随之增加。正规融资渠道的畅通直接遏制了当时盛行的地下钱庄高利贷。在此基础上，央行于1987年批准率先在温州实行利率改革，但因种种原因改革未能得以深化。

2002年，温州开始新一轮的金融体制改革，成为了全国惟一的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改革内容共有6项：国有银行小额贷款营销“三包一挂钩”；利率市场化改革；改革农信社；改造温州城市商业银行；推动商业银行产品、服务创新（比如推出个人委托贷款）；政府组建两家中小企业投资（担保）公司，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支持力度。随后又在2003年提出建立温州金融港的设想，却都鲜有实质性突破，最终搁浅。原因归结为在新形势下金融体制的全国同质化、一体化在加强，地方要实现金融体制的新突破并不现实。

2011年11月8日，温州市政府高调抛出以“民间资本‘阳光化’”为目标的地方金融改革“1+8”行动方案。“1”是指温州市政府起草并上报的《温州国家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8”是指在前述《总体方案》的框架下，配套8个地方性专项具体子方案，包括创建民间资本管理服务公司、发展小额贷款公司、发展股权投资业、做强股权营运中心、创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温州银行发展规划、农村金融机构股份制改革、创建地方金融监管中心，提出要打造资本集散的“资本之都”，逐步形成民间资本的集散中心。此外温州市计划，允许各类贷款利率在法定贷款利率4倍以内自由浮动，具体利率由借贷双方自行议定，从而缩小正规金融与民间金融之间的利率双轨制差距。

此次温州再提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其实是2011年民间借贷危机背景下的无奈选择，是长期以来经济发展与金融改革进程不匹配的被迫之举。并且时至今日，这项“1+8”行动方案才刚刚获批，何时成为现实更是未知数。三十年来的温州经济运行一直疾呼的金融体制改革迟迟未能落实，最终导致了市场的畸形发展，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二）信贷政策朝令夕改，无视实体经济运行规律

举个鲜明的例子：温州最大眼镜企业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2011年9月21日被传“跑路”，2011年10月10日从美国回归温州。信贷危机的严重性因“眼镜大王”胡福林的跑路被广为传播，他本人也成了温州民间借贷危机中的标志性人物。

事实上，信泰集团的情况属于债权危机，而非资不抵债导致的破产，胡福林“跑路”的根本原因是短期贷款和长期投资发生矛盾。2009年增值税转型允许企业抵扣新购入设备所含增值税，在政府倡导企业转型的大好环境下，很多企业大量贷款后进行固定资产投（资如信泰集团的太阳能生产设备线投资）。当企业仍在基础投资阶段，尚未将投资转换成产品并且进一步变成利润时，银行开始抽贷（像胡福林投资的太阳能行业，从投资到产生盈利，能在四年内收回成本并有所盈利已是奇迹。从2008年银行放贷到2011年银行抽贷，仅过去三年时间）。此时企业的资金还困在新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上，没有现金还贷，只能转向民间借贷。通过民间资金短期借贷的方式还贷之后，银行继续新一轮放贷，企业就可以将银行贷款用于偿还短期的民间借贷资金，如此便可平稳运行。然而2011年连续的紧缩银根政策使得银行拒绝再次发放贷款，直接导致像信泰这样的企业资金链崩断。沉重的还债压力加之当地民间金融组织部分带有黑社会背景，最终导致大量温州老板“跑路”，温州民间信贷危机爆发。

2009年的四万亿投资带来了全面通胀，与此配套的工程放款使得民营中小企业在资金层面受到更多的挤压。为抑制通胀压力，2011年人民银行六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而每一轮政策压缩对中小企业的边沿影响都要大于国有企业和大型企业。政府的信贷政策过于短期，而实业投资是长期性的，短期信贷政策和实业投资的长期性错位，最终拖垮了企业。信贷政策朝令夕改缺乏连续性，无视产业发展规律，不得不归结为政府职责缺失的一种表现。

（三）国有企业和商业银行大量资金注入，为民间高利贷市场推波助澜

近年来，商业银行连续推出名目繁多的理财产品标榜高额的回报率，信托公司发行的信托产品更是成为变相的高利贷，国有控股企业则利用信贷优势成为资金掮客。另外，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等中小银行的兴起在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同时，也在特定阶段推高了中小企业的融资水平。差异化考核背景下，中小银行贷款利率远高过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前者当前贷款利率已达年利率18%，后者仅为12%）。前者的高息揽储又迫使国有大型商业银行走上了同样的高成本揽储之路。